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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解：“入世”影响的是农业还是“三农”？
我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当面批评，有严重错误的地方请大家当场批判。凡属不符合当前意识形态所宣传的内容，请一律以报纸、杂志、文件为准，请务必如此。
人们既然已经比较普遍地接受了“‘三农’问题”的这个提法，就先得弄清楚中国“入世”到底是对农业有影响，还是对“三农”有影响。
在这几年的讨论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无论有没有WTO的挑战，无论入不入“世”，中国已经面临比较严重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而且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单纯讲中国农业问题似乎不太合乎时宜。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开始把研究中国的所谓农业问题，转变为研究“三农”问题。尽管“‘三农’问题”的提法在中国官方的文件和报纸里排序，还是农业、农村和农民，但是对于做农村政策研究的人而言，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讲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这个排序的差别是明显的。因为我们首先认为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大国，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尽管在说法上学界还有不同意见。新闻界的朋友问到我的时候，我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并不是我提出的，20世纪两个最伟大的中国人——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曾说过，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所以说，是他们把农民放在“三农”问题之首的，我只不过按他们的提法延续下来做点研究而已。
因为农民问题是第一位的，又因为农民居住在农村，而土地这个农村最大的资产，它的产权是以村社为边界的，所以，如果讲农业经济研究，也需要把这种客观现实存在的产权制度作为基础来研究农村的财产关系。如果从理论角度研究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我们也应该首先看到，中国农村实际存在的是“小农村社经济”这样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特殊制度。所以，“三农”问题中，我认为第二位的问题应该是农村问题，也不是农业问题。我在比较不是那么理论化地探讨问题的时候甚至说过，在中国，农业问题是派生的，是因为有了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才派生出农业问题的。
假定中国有9亿农民这样一个世界最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从中长期看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就是说农村的人口数量不可能在中长期会大幅度下降，不可能下降到现在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说下降到10%以下）。那么有限的耕地——过去说14.5亿亩，现在说19.5亿亩——不管统计上说多少，相对于9亿农村人口来说，耕地的主要功能就不可能是生产资料了，而是这么多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因此，这也就决定了另外一个制度基础：谁能向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谁就是这种生活保障资料的所有权主体。比如说，国家向你们在座的这些大学生和学校的老师提供基本的保障，包括医疗、失业、养老保险等，那国家就不仅是这种被称为公共品的社会保障的提供者，而且是税收财政资金的所有者。而在农村，因为我国是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得不到足够的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所以客观上农民的社会保障，也就是它的生存基础，只能是依托于土地的。那么谁来给农民土地呢？是村社，从“土改”以来的50年里，都是村社来给农民分配土地的，因此也就形成了农户有土地的使用权、村社有土地的所有权的双层结构，这就是中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
所以说，首先得搞清楚，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什么。不是一般的农业问题，而首先是农民问题，然后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村社——可以归结为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然后才是前二者派生出来的所谓的农业问题。这个观点和教育界、学术界长期教给大家的理论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在我国的经济科学这个领域中，农业经济学作为一个微观经济科学，已经被当作大学教育内容或者理论规范存在了很多年，我们只有农业经济系，没有农村系，也没有农民问题研究所；我们有农业大学，没有农村经济大学。研究土地问题，我们有土地经济系，那也是把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来研究的。经济学研究土地的要素生产率，研究土地这个要素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当它在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下就会被其他要素替代，等等。但近年来没有人将农村、农民作为教学科研的重点来研究。所以，我们说“三农”问题是农民为首，农业是农民和农村派生出来的一个问题，这对教育界、学术界恐怕是一个挑战。当然，我所说的这种学问能够成立与否尚待实践检验。
我基本上不认为WTO对农业构成单独的影响，而是对中国“三农”问题构成影响：主要对农民构成影响，其次对农村经济构成影响。这显然与其他人讨论问题的出发点不太一样。我们这些长期做农村调查的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首先想的是人，心里面装的是农民。因为我是长期搞农村政策的，长期下乡做调研，我认为能不能做正确决策，第一条取决于你心里面装的是什么。如果你心里面装的是农业，对不起，你错了，你心里面得装农民，否则就没有正确决策产生的可能。
这是进入正题之前说明的一点，我要对演讲题目做不同于既成理论规范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