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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入世”以后的问题在哪里？
最近20年积累的问题，在WTO条件下会加剧。那么，中国“入世”以后的财政支农如何搞？
首先，我们当然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搞财政直接支农。如美国是最典型的保护农业的发达国家，以财政补贴直接保护农业，平均每个农民得到1万至2万美元。我们学不了，美国人口太少，农业人口仅2%。亚洲的发达国家如日本我们也学不了，日本农民占总人口的8%。我国的台湾省农民占12%。因此，我们很难说完全按发达国家、地区模式来搞我国的农业保护。
其次，当谈到绿箱政策时，我们发现中国缺乏操作绿箱政策的基础条件。什么是操作绿箱政策的基础条件？我们没有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因为农村人口、劳动力太多，小农经济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因此，我们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定30年不变，不得不刻意维持这种经济基础。80年代强调15年不变的时候，就放开了城市农产品市场，让农民进城，目的就是要打破城市二元结构。打破要靠先放开城里的农产品市场，因此，1985年就有了“倒蛋”大军，有了“百万雄鸡下江南”等，这些被报纸炒作过的事件，那时出现了很多。但因为城市的农产品供给是和财政补贴高度相关的，比如，从80年代以来，北京大白菜一项每年补贴达3800万元，允许农民放开鲜活农产品进城，意味着财政补贴了差价的农产品没有销路——假如鲜活的猪肉可以进城，谁愿意吃冻猪肉呢？因此，以财政为首的城市各部门反对，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没有被打破。农业没有规模经济主体，西方通行的绿箱政策就难以操作。
1985年提出的第二步农村改革，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设计的就是打破城乡二元关系，以城市市场、鲜活农产品市场为突破口，但遇到了极大障碍。记得1986年我在沈阳调查，那里只开放了20多天的农产品市场，沈阳市财政就受不了，因为商业、供销、所有的基层门店一概向上告急，正常的城市经济流程全部被打乱了，所以像沈阳这样的大城市只放开了20多天。
后来国家体改委（已于1997年9月终止运行）提出，农村第二步改革要从以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入手。但谁拿钱建社会化服务体系？面对千家万户的小农经济，你怎么服务？依靠现有的农机站、种子站、供销社、粮站、信用社、电管所、车管所等政府下设机构搞社会化服务体系？行啊，拿钱！可当时真没钱。1986年正好是通货膨胀上涨，财政赤字增加，财政拿不出钱来的时候。
其三，我们应该认真反思农村改革。当年，第二步改革以市场为突破口，但没有突破，以社会化服务体系为突破口，财政没钱。因此，从那时开始，农村第二步改革就停了，没再走下去。
15年过去了，对我们是很短暂，但对农村来说，累积的矛盾越来越复杂。累积到现在，比如贫困问题，20世纪末完成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但新增了l亿贫困人口——原来扶贫计划内的贫困人口降到3000万以下了，但新增了返贫人口。尤其是1995年以后，每况愈下。1995年，农村人均现金收入在零值以下的，只有1%；到2000年，农民人均现金纯收入在零值到负值的占16%。
这15年的教训告诉我们，农村第二步改革没有财政支持走不下去，而破解不了财政全额补贴城市开支这样的难题，到最后财政自己也走不下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仅是农村不保，城市也不保了，不仅是一般生活消费不保了，连基本的社会保障不是也不保了吗？这种情况下，简单化地要求增加财政支农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我同意农业部同志所说的财政支农一系列的任务，但过去的教训和现在的问题都是清楚的。当年第二步改革没有走下去，就是财政缘故，之后财政连城市都不保了，再让它支农？还是现实一点谈问题吧。也是因此，我才特别强调不要把现实问题意识形态化。
目前我们按发达国家的路子走不了，根据我们自己的现实情况难以真正与国际接轨，可又“入世”了，要遵守承诺，走不了别的路。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亦即宏观方面，看来暂时没有解决问题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