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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平凡大学生的下乡救赎
人才计划十二期 贾林闯[1]
这世上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成长模式，回想自己读大学以来六年的成长路径，便觉得这经历虽也有一把辛酸血泪，总有幸运可谈了。从高中相见恨晚的方爷进入大学后遥相慰藉获得思想“启蒙”，到进入本校支农社团的“上路”；再从社团里经历困惑之后的“逃离”，到宁波讲习班的重新“引吭”；最后从大四临毕业时的“回归”，到进入蒲韩之后的“救赎”——这些经历都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幸运，但更多的还是经历凄美成长过程中的辛酸。这些故事筑起了自己成长路上的长墙。
启蒙
大一上学期，还在院学生会里混迹的懵懂的我，被远在北京读书的方爷，其社团（北航大学网）经历所产生的思考和困惑点拨了：我开始反思自己所在学生会的环境、宿舍的环境乃至大学的环境，后来从他那里观看到《恰同学少年》这部影视作品，一口气看完，心潮澎湃。从那以后，我慢慢退出了院学生会等社团，但之后大学生活却因不参加任何社团活动而变得单调乏味，加上大学课堂上的空洞，我一下就陷入了初入大学的迷茫之中。
好在大一下学期行将过半的时候，我在学校草坪上邂逅了一群谈论“毛泽东时期的垄断”的师生，刚被《恰同学少年》洗礼过的迷茫少年，听到“毛泽东”三个字就下意识地停下脚步，去探听他们围坐一圈所谈论的话题。于是，当天便加入了自己剩余大学时光都与之有关的南昌大学三农协会。
进入社团之后的第一个小长假就跟着学长学姐们参加了为期三天的下乡调研活动。那次的活动虽时间不长，但它对自己的影响很深刻。我开始反思自己进入大学之后的各种不良表现和见闻，也开始正式跟自己当初反思过的——学生会里小屁孩之间的“官僚关系”，大学宿舍打游戏睡觉的虚度状态，大学课堂的沉闷空洞和考试风气的不正——这一系列并不积极向上的事物做彻底的决裂。
大学行思——贵溪下乡总结（节选）
此次调研，唤鹰队的11个青年男女去了一个叫贵溪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一起挤一辆小三轮，在歌声中感受大自然对这几位“天外来客”的洗礼。在那里，他们围成一桌吃着或东道主或后勤组为大家献上的丰盛的三餐，还记得钱大嫂给炸的虾，还记得谈可同学给拍的黄瓜。在那里，他们分组去各家拜访问询，与村民心贴心地交流，感受他们的苦与乐。在回来的路上，他们有说有笑，互相调侃，那笑声仿佛让少年回到了曾经的高中时代，那段肆意昂扬的青葱岁月。让人不觉感受到，走出来了，大家都在心里想着的那些再也回不来的高中，再也回不来的交情，真的像是做梦一般，快速地重现，却又像流星一般，划过长空，难再见！
……
把话题拉回这次调研，三天的活动有何收获？有对个人语言组织能力的锻炼，对祖国山水见闻的惊喜，一次完美的邂逅。可在很严重的现实问题面前，那都算些什么呢？也许调研就是去发现问题的，也许回来之后就是要反思，就是要在痛苦之中挣扎。本次活动让自己真正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久违的感觉啊！这是很值得庆祝的！Nice to meet all of you，my boys and girls!
带队
第一次的经历，开了自己走向校外的社团实践活动之先河。由于参加活动的积极性，加上对社团想要引导大家思考的问题又比较对口味的思考成果，社团的学长（并没有指导老师的社团，学长就是指导老师）就开始想着影响我、发展我。我也开始跟随他们学习、开会、聚餐、团建。渐渐地，我被当时社团“带头大哥”的思想状态影响着。
在跟着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学校里发生了一起校园车祸，一辆校外车辆在学校人流比较大的路口撞到了一位大一的姑娘，经抢救无效死亡，后来姑娘的家属到车祸发生现场拉条幅维权。自己在被社团“底层情怀”熏陶过之后，深深地感觉到这种弱势群体的申诉方式很令人心痛，于是就主动联系社团大四年级的原社长，提出要帮姑娘家属维权的想法。后来我们三个人深夜偷偷摸摸地找到姑娘家人在学校后街住宿的宾馆，拿相机拍了一些他们的视角里此次车祸之后，学校对姑娘救助过程的真实故事。然后我们还策划将视频配上字幕，发布到网上，将事情从另一个视角展示出来，为死者家属发声。后来学校跟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我们三个拍摄的“调查视频”便失去了实际意义。但经历这件事之后，自己的所谓正义感被激发了出来，我开始认为自己具备了伸张正义的行动力，而且对于事物的认知模式也极端地发展成为单纯的底层情结，也许就是后来被意识形态研究领域称为“民粹主义”的思维方式吧。
不知不觉就到了大一结束的那个暑假，社团一年一度的长期下乡活动要在这个暑假开展。而我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已经从参加三农协会之前独立思想的“无党派人士”变身为贴着三农协会标签的社团分子。可以说，我的思维模式已经慢慢被社团经历改变了。
从第一次走出校门到第二次带队下乡，自己慢慢有了愤青的样子。这样的转变并不是全拜三农协会所赐，还有大学环境本身引发的思考，有《恰同学少年》影片的影响，以及社会环境的因素。协会的经历使我在大一酝酿了一整年的思想转变开始化为实际言行，它是催化剂，加快了自己这种世界观产生、发展的速度，却并没有改变这种“化学反应”的本质。随着这种变化程度的加深，我也已经开始在反思中走向迷茫，开始在批判与否之中挣扎，开始在理想和现实二元对立之间徘徊，但整体状态还是保留着对于协会的归属感。
春晚
在挣扎与归属感并存的时光中，自己跟随社团的学长又走过了一个学期的社团生涯。那个学期，我们社团的社友会经常去学校附近的建筑工地给建筑工人放电影、发报纸、作访谈，也会向他们分发一些从学校学生那里募捐来的军训服。当然，最令人难忘的是在元旦前夕给工友们组织的一场联欢晚会。在大二上学期期末备考的一次自习走神之际，因为脑海里浮现着下乡搞文艺、工地办晚会的种种场景，内心萌生了年底回家组织一场乡村春晚的念头，最终这样的想法一步步得到实现。后经过一个月的组织沟通，在放寒假回家之前已经组建了一个由在全国各地读大学的小学同学组成的春晚筹备组，我们在筹备组里分工、讨论，回到家后开会、收集节目、拉赞助。因为晚会筹备工作的各种不顺利，还忍痛放弃了和方爷一起去观看“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现场录制的机会。最终，晚会在步履维艰的进程中完成，其效果差强人意。
乡村春晚组织总结（节选）
曾经不止一次听说过，人最幸福的几件事里面有一件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可以很荣幸地说，这样的事情自己在两年前就很疯狂地做过了。在一本书上看到过：“人每天会有上千种奇妙的想法，只是很多想法都没有付诸行动。”对于这台晚会，这也许就只是万千想法中的一种，在众多想法之中，它比较有思想基础，就获得了付诸行动的动力。于是，便不在乎身边的朋友是支持还是反对，做了一件“想做就做”的事。
接下来，用自己的信念去找小伙伴，用执着劝那些从来没听说过“乡村春晚”的小伙伴，用自己也没底气的信心去安慰信念摇摆的小伙伴。在学校找学长要材料准备策划，备考之余在群里跟小伙伴报告晚会的进展，询问每个人对晚会事务的兴趣取向，以便安排每一项工作的负责人。为了不让一起长大的小伙伴感到所谓的“独裁”为了做到民主集中，每一项工作的商议拉得很长，一个月的时间，只是确定好了群里面的人员安排表，也很清楚地知道，在学校也就只能干这些事。还不得不提及跨年夜群里出现的争吵（为了抓效率，无意识地边缘化了初中之后便辍学的小学同学，因此激怒了本来积极性很高的同学），这件事虽然对晚会影响不大，但毕竟能看出“屁股决定脑袋”的说法是很对的，在学校里就是学生思维，在社会上就是社会思维，还有人性里面的小弱点，那些不能逾越的鸿沟，也只能有一方作出必要的妥协。
这场自以为胜利的“村晚”搞完，内心虽喜悦但仍对拉赞助时那种如同伸手向人要钱的感受耿耿于怀。在这样的体验中迎来了大二下学期的开学季，我压抑着对钱的重要性重新审视的意识，刻意提醒自己坚持社团“崇尚精神修为，批判拜金主义”的理念，当然也在这样的提醒之中把自己逼到了用理想去对抗现实的对立面上。
逃离
不巧的是，在南下洪都的火车上恰好遇到从天津赶来的社团学长，两人亲切地聊起我在假期办的乡村春晚一事。当我很自豪地说出我们在晚会当天张贴了“大年廿九，和大学生一起办春晚”的条幅时，学长脸色一下变得煞白，为人耿直的他开始痛批这次晚会跟它应有的性质完全背道而驰了。然后两个人在火车上聊到不欢而散：他没有继续解释他对我批判背后的逻辑，我也没有继续询问他所发现的我的问题在哪。他回到自己的车厢，而我就在火车上陷入了对于“社团到底要培养什么精神，金钱到底重不重要”这些问题的苦苦思索之中。
回到学校，我缺席了社团开学初的见面会。感觉一个被拉赞助搞得自觉是在“向人要钱”的孩子，他努力完成的一场让自己身心俱疲的村民活动，却得不到学长的认可，而学长也没有给自己说出社团的思想到底是什么，连最起码的对自己批判的原因都不给，这让人开始怀疑继续在这样的社团待下去的必要性。
那个学期社团学长也会找我聊天，也会拉我继续回到社团里参与学习和实践，但已经难以重建对社团的归属感了。我成了一个没有社团，也没有社团以外交际的孤独青年。而那个学期自己的状态烂到了极点，我再一次踏上了逃离南昌的火车，哪怕一个人在路上，不管去哪，我都一刻也不想待在这座象牙塔里面，甚至是这座城市。
而这一次同样是把终点定在了方爷读书所在的城市，北京。现在看来，我去找方爷发泄内心的苦闷并不是明智之举，因为他作为一个同龄人，在国际化大都市里所遇到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比我要强烈数十倍。他那个时候同样是热锅上的蚂蚁，对于我的到来当然也做不到平和疏导，相反，他把他在自己社团的经历、大学经历中的苦闷发泄到了我的身上。所以我那次逃离的旅程，并没有在终点处得到正面的作用；倒是在往返途中的火车上，一个人身处周围全是陌生人的环境中，内心忽然平静了许多。
回到学校，内心难以平静的状况一直持续着。在那段岁月里，视线里经常出现九姑娘的身影，在我很多次抒发痛苦的QQ“说说”上或是极度茫然的校园游逛时，都能看到九姑娘的名字和身影，她的点赞、评论或是校园偶遇的笑容都能够令人心头振奋。慢慢地自己开始频繁地接触九姑娘，直至将她“勾搭”成为自己此生相伴的人生伴侣。
后来，在南方劳工NGO做学生工作的包子叔叔正好要为当年的暑期讲习班招募学员，我又一次被社团的社友拉到了曾经邂逅大家聊“毛泽东时期的垄断”的草坪上，他们建议我报名参加那一次在宁波的讲习班。
引吭
也正是后来决定参加宁波的讲习班培训，自己的状态才有了一种变化的可能性。在培训期间接受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大牌导师专业的理论讲解，了解了“资本”“阶级与阶层”“商品经济”“广告的本质”等概念；接受了同期学员中认识深刻、理念坚毅的朋友的状态感染，感慨于曾经读过清华、北大的硕士、博士居然能够那么干脆坚定地放弃大好前程，俯首深入底层，在草根群体中搞事情；也接受了在全国各地做农民工组织工作的实践者的行动感召。
后来去湖南尘肺村——双喜村做与尘肺病相关的乡村调查，在村子里很多家庭都看到了一位寡妇带着儿女生活，她们的客厅中都摆放着亡夫的遗照；亦有父死母改嫁的孤儿被寄养到近亲家中的状况，但也不乏男丁因尘肺病去世后母女坚强生活的实例……这些不同的状态背后有着相同的遭遇，那就是家里的壮劳力在去深圳当风钻工之后，由于资方没有提供安全的生产条件而致病，因病发后没有提供及时到位的工伤保障而致贫致悲。
之后又去深圳工业区打了一个月的暑期工，在那的一个月里体会到了整日在生产线上做简单重复劳动的产业工人的状态。渐渐地理解了富士康的工人之所以跳楼，跟其在厂里没有业余生活的异化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进厂打工的那一个月里，我们二十几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社团学生，通过与厂里资方进行合理合法的斗争，经历四次辞职讨薪的过程，终于为全厂的工人们争取到符合劳动法的合法工资标准，使得每位员工最终每月能够多拿到几百元的工资。
进厂实践后的即时总结（节选）
30日下午下班之前，拉长拿着名单过来跟我说，明天你继续上班。当时的反应是大家都在盘点的日子里休息，我终于可以体验加班的“乐趣”了。拉长通知完事情后又大声强调了两句：“今晚加班和明天继续上班的记得自己要干什么，不要忘了。”我当时听完之后
略感事情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样，但也没太在意，继续下班，继续晚上不加班，继续在深圳的夜晚游荡，一如前几日的节奏。
第二天上午8时准时来到车间，看到几个面熟的和不熟的同事三三两两地进到车间来，意外地发现过来的工友都是略显稚气的年轻小伙，小聊几句发现大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刚来这个厂子不久，有的甚至直接是按暑期工进来的，一天80元钱。等大家都集合好，一位挺着肚子、板着脸孔的中年男性握住拳头伸出食指，一个一个地数点站在他面前的我们，确认人员到齐，斜视着旁边那个叫副拉的家伙说了句，“好啦，带过去吧”整个过程眼神几乎没有落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包括那几个副拉。
在下楼梯的时候，微微听到几个不是自己人（一起参加暑期进厂体验的社团同学）的工友在埋怨今天稀里糊涂被安排的不知是不是加班的工作。（其实，这里的加班和不加班是有更深层的区别的：如果这个是加班，那么大家可以选择今天休息，不挣这个加班费；如果是正班，一旦员工擅自不来上班或是请假，按照这个厂子里的规定，这种情况是会被罚掉200元钱的。）
当时我敏感的小神经顿时感觉如果前方有敌情，这次是一个搞行动的良机。从A栋走到B栋，同样是刚才数人的场景，大家被分成了三个小组，我这个小组是人员最多的，有十几个人。当大家被带到要工作的地方，看到高高的货架上摆的全是成堆的纸箱，需要被运到车间里，以及感受到的封闭的仓库里连个风扇都没有的那种闷热，能察觉到大家的怨气在此刻已经比下楼梯的时候更深了一层。于是，便顺水推舟跟身旁的小兄弟说，“我们过来都没告诉我们今天到底是加班还是正班”然后我伺机问了一下一个肥头大耳的同样会指人的男子，“我们今天是加班还是正班？”结果那个男的用一句“这个问你们主管，我不知道”就想敷衍掉。我借机又向旁边的兄弟说，“听到没，他说他不知道。等下我们干完了，再去问主管，主管一句今天周四当然是正班，我们就傻了。这么热的环境，这根本不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后来我直接跑到干活的那几个兄弟身边，拉了一下他们的胳膊，问道：“你想干这个吗？”他们说不想干可是没办法。然后我就对他们讲，“不想干就不干，干吗那么难为自己。我们都不干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一来二去，大家慢慢地都停下来，站在旁边，拿起硬纸板扇扇子乘凉。
看到这么多人都站在那里不动手，管仓库的那个人说了句，“不干也行，到时候四个工时给他们算两个！”听到这句话，大家就更不动手了，都杵在那里。过了20多分钟，仓库主管给我们的主管打电话说你们那边怎么回事，派过来的这些人都不干活！不一会儿我们的主管就过来了，问怎么回事。我见大家都不说话，就问那个主管我们今天干的是算加班还是正班。接着就有工友说，昨天没通知我们今天是过来干苦力的。我又加问了几句，那个主管听后没有对所问的问题做正面回答，而是针对问问题最多的我说，“你这么多问题，你跟我出来一下，我跟你说”。我对另外的工友说，咱们大家都出去听一下吧，然后大家一起走出了仓库，来到了另外一栋楼一楼的门口。我们争取的仍然是是否加班的答复，主管后来说，“今天给你们算加班，另外每人有60元钱的补助”。我不放心这种承诺的真实性，随后要求主管立字据保证，只是其他工友听到这个承诺已经松懈下来，被主管推搡着回到了仓库，我也就跟着回去了。
回到仓库之后，主管打了个电话安排了今天算加班还有补助的事，然后跟仓库主管聊了起来。我从他们聊天的神态和眼神里读出了一丝诡异，担心大家这次被忽悠了，担心他们拿我们当孩子耍，随即问了一句：“哎，我们今天的补助跟工资什么时候能给？”听到是月底发工资的时候给，我就继续要求他们“要么今天就结，要么就立个字据”那个主管听到这个要求就提出要开除我，说我对公司不信任。
其实后来再一想，主管之前已经打电话安排了工资待遇的事情，应该不会是戏弄，只是个人的敏感造成了自己后来被开除的局面，
这是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
刚被开除那几天感觉挺失落的，没帮工人做成什么事，自己倒是丢了工作。尽管后来又找了一家厂，毕竟走了弯路。可是后来听MY说厂里已经规定以后每次盘点日的工作都算加班而且补助金也会按承诺发放，这是值得庆幸的一个结局。而且，这件事对自己也有一些触动。
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反思当时火车上与学长的不愉快交流，自己便稍微意识到了在组织晚会时哪里做错了。我不该站在大学生的立场上，喊出“和大学生一起办春晚”口号，本来是要推动离乡大学生重新融入乡土环境，以及增强同村内百姓和谐互融的活动设计，因为一张条幅把整个晚会的性质给改变了。而之所以这个时候才真正产生这种接地气的认识，跟自己两个月来接受的关注工农群体、体察百姓疾苦的学习经历有必然的联系。
有意思的是，自己的这种“底层立场”的确立，带来的是另一个极端的认识倾向：我开始从行动上站在一个百姓的立场上，去针对权力群体、强势群体，遇事动辄就发出批判谴责强势群体的“叫嚣”。
最典型的一次经历是进入大三上学期之后，学校推出的“自主保洁”新政在全校遇冷时，我毅然拿起笔杆子，站在全校几万弱势学生群体的立场上，利用新媒体公开向校长叫板，还惊动了澎湃新闻、央视13频道《新闻1＋1》栏目，一时成为全国舆论界的谈资。
困境
不可否认，这次新闻曝光事件让我第一次近距离见识到了舆论的力量，也在成为当事人的过程中品尝到了“伸张正义”的喜悦。自己暑假经历了悲悯式的“看见”，加上新学年开学之初这一走上舆论风口浪尖的经历，自己刚过年时那种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徘徊的状态一下就转为“理想击败现实”了。我开始几近疯狂地投入到工人探访和社会问题理论学习的社团事务中去。社团的组织工作烦琐而低效，自己并没有在接受实践启蒙之后踏踏实实地进行自我的理论学习升华，而是在组织学弟学妹的理论学习时进入了夸夸其谈、不学无术的状态，还自以为是地跟新加入社团的学弟学妹讲述自己对社会问题所谓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大三上学期的经历并不痛苦，我几乎没有考虑过“理想or现实”的问题，靠着刚过去的那个暑假实践启发的余温，支撑着理论储备低下、实践经验缺失的年轻人完成“带社团”的任务。而自己也在这以师者自居的可笑状态里跟九姑娘经历着“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的美妙的恋前暧昧。在不经意的安逸中，更大的忧虑正在孕育。
转眼间到了大四，面临毕业的我一下觉得除了社团经历一无是处；可笑的是，我因为身心全部扎在了社团，于是真的就“死”在了一门专业基础课上：屡次补考不过之后最终面临了延长学制的“打击”。对的，在大多数大学生眼中，不能顺利毕业是唯一能让自己感觉蒙羞的结果；不管过程如何龌龊，只要结果不是这样的，他们都不会把大学的风云变幻放在心上。我当然也有了压力，一部分来自社会舆论，一部分来自前途未卜。需要强调的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已经确立了恋人关系的九姑娘会开导我说，当时的遭遇是“人各有志”，她并不认为延长学制是一件多么丢人的事，也并不觉得拿到毕业证有多么值得骄傲，因为大学什么样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这真是一位让人爱不释手的姑娘啊！
我在退出社团事务的大三下学期尝试考过一次新闻学的研究生，算是为自己对前途的担忧作了一次挣扎，结果不尽如人意。拿到考研分数又面临大四下学期的我，开始又一次纠结起了理想与现实的取舍。有几天痛苦到了想要出家做和尚的地步，在后来走出困境时九姑娘和我姐还会拿自己要出家的想法打趣。
在退出社团事务之后，种种抉择和取舍，尤其是努力学习的考研经历，算是对自己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走向极端的状态作出的一次回归。我开始在激烈批判社会现实的思维中变得理性、坦然，却依旧不知该如何处理自己缥缈的社会理想和杂乱无章的社会认知。
救赎
大四下学期，这种转身回归后却找不到回家的路的状态持续了两个月，那种痛苦到了极点的时候，有过一次彻夜不眠的经历。在纠结到心累的时间节点上，失眠的时候思考的问题是“无论如何都要给自己一个出路，不能再作没有意义的挣扎了”，于是就罗列出了“自杀、出家、下乡”这三条路。当时忽然就释然了，因为相对于“自杀”和“出家”来说，“下乡”好像是最好的选择，不会跟任何一种社会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割裂。于是天亮了就开始联系在宁波认识的两位朋友——园春和小宇，两位姑娘耐心地帮忙讲解人才计划操作的方式方法。而我是先做了下乡的决定，再联系的人才计划项目的相关人员，貌似也没怎么关注人才计划在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的具体操作原则，直接就报名了。后来我又传销式地拉女朋友九姑娘和曾经启蒙我反思社会的北航高才生方爷加入了第十二期人才计划团队。
参加人才计划半年多之后，就已经感觉到了周围环境和自我认识的很多变化：跟家里人的思想斗争最终以老爸和老姐的不置可否和老妈思想上的支持而宣告结束；对引荐旭爷和方爷加入人才计划而被自己坑掉的担心，以两个人都走向了学习教育的道路而暂时缓解；因大学的社团经历而身携杂乱的思想认识和缥缈的社会理想，在这里有了理想的落地和生活化的体现，心态变得从容了许多，踏实了许多，也现实了许多；对于整个社会的认识，从消极反抗转向了积极建设，幸福感和光明感陡然上升；而对于刚来蒲韩时讨论到的以及过年回家时兴奋地想要筹建的返乡计划，也因为蒲韩和外界长达近20年的时空差距碰了一鼻子灰，曾几何时，改变了原有的天真，决定在外面的世界好好学习成长几年，再对返乡做未来现实的规划。
当然也有个人在处理感情和情感之能力上的变化：与“旭爷”半年的朝夕相处让一个男孩子更加体会到了爱人的包容，也触摸到了真正去爱的方式；与方爷四年后再一次的相处，让一个经历了大学四年二元对立式交友方式的年轻人，察觉到了非黑即白的交友逻辑，对于自己所定义的“黑”和“白”都是一种残忍——一颗更为珍惜、更为包容、更为从容的心在这不期而遇的半年时光里被呵护着成长起来；在跟几位新的朋友一起过日子的岁月里，一点点发现了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亲人们身上的各种人格：阳刚、谦逊、从容、安静、真诚、务实、坚强、柔软，以及固执、自我、任性、懒惰、依赖、傲娇……这样的感知让人珍惜这华丽的遇见，使在交朋友上面挑剔的人无可挑剔，也使人察觉人性的复杂，从而慢慢地去做到不难为自己，也不难为别人：一切都在觉悟反省时宽恕，在修身塑己中升华。
有言道：没有变化就没有成长，而成长是一个凄美的故事。这种凄美大抵是因为每一次成长中的变化，都是新自我与旧自我斗争的战果吧。凡是有斗争的地方就没有你好我好大家好，也没有一方向另一方完整的妥协：它就像一对太极，在阴阳的两个极端发生斗争，在新我和旧我之间求取阴阳的平衡点，合二为一，再以一个新的整体去寻找下一个新我，再去展开新一轮的斗争。
人才计划对我的影响除了如上述内心的变化之外，还有在蒲韩联合社核算中心实习期间被郑老师教化过后的思路启发，让一个无知的青年开始形成从入户行为之中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意识，慢慢形成人文社科领域认知社会的一般思路，这是自己一年来最大的收获，让自己学会了在入户过程中思考问题的方法，让人从“看山不是山”开始向“看山更像山”的认知状态改变；也有自己通过观察儿童来反观自己的能力养成，慢慢地明白孩子为什么会是成年人的老师，懂得通过向孩子学习来对沉沦的自我灵魂做救赎；也有观察雄哥、鲁锋哥两个家庭的生活状态，启发了自己在生活中学习积累的成长模式，人生一下变得从容了很多，前路也清晰了很多；当然还有对健康食材的感觉的建立，最终落实到对于可持续生活的向往。
结果可以证明，走进人才计划是我有生以来最为明智的抉择，它关乎了自己未来的生命质量和发展方向。
坚持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因为急于成长起来而表现得焦躁不安；但当对自己的过往做一次梳理时却又发现，很多的事情一旦发生了，就终归成为自己成长的垫脚石，只不过每个故事都不会让自己成长得一步登天，它更像是润物细无声般的影响。
很多时候，我们又容易在看不到成长的时候怀疑自己当下的环境，怀疑自己的选择，从而犹豫是否改变选择，换另外一种成长的道路；但当对自己每一份坚持到最后的故事做一次总结时，却又发现每一份坚持都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份感动和继续坚持的勇气。
很多时候我们渴望着成长，渴望着变大变强，而同时我们又能发现，成长的故事也许一直发生着。就像自己现在身处的成长平台——中国扶贫基金会——其组织精神那样：坚持就会改变，只要我们肯坚持，无须理由、无须激励地坚持，我们成长的故事，便一直都在发生着。哪怕命运无法改变，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体验也终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毕竟，任何的经济、人文、政治这些庞大的概念名词，其背后都是在围绕着“生活”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