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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弊：WTO与中国“三农”问题的讨论
刚刚我在开场白解题的时候已经讲了，在中国不能单纯地讨论农业问题，我认为现在一些说法并不一定确切，需要反思。
按照国内的提法，“1999年4月8日美国单方面公布了中美‘入世’谈判的文本”，之后学术界曾经有过一些讨论。当时发表观点的经济学家基本上是在原则和理念上来讨论问题的，那些书斋学者中的大多数认为中国“入世”“利大于弊”。而当我根据那个文本分品种给大家介绍我国的承诺，不同农产品的什么品种的不同品质价格差别会怎样的时候，有些学者显得很吃惊，甚至说，我们怎么不知道小麦还有硬麦、软麦之分，还有白麦、红麦、花麦之分？那么，是否允许我提个问题：如果不知道这些具体品种、品质和相关价格的差别，学者们怎么能够讨论WTO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呢？可见，单纯从经济学的理念出发，对条款的利弊和约束是解释不清楚的。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目前中国小麦的总产量中大约40%可以叫硬麦，相对而言，面筋含量还比较高，但完全能跟国际上高面筋含量小麦相比的只占总产量的不到20%，大约80%在品质上不能与美国小麦竞争，连加拿大、巴西、墨西哥这些国家的我们也都比不上；但是在价格上我们高于国际价格的30%左右。这是在1999年的时候，在基本达成了中国跟美国的“入世”协定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大米价格高于国际价格40%左右，我们的大豆价格高于国际市场50%～70%，而这几种重要农产品的品质，我国都比国际同类农产品的品质低。因此，要按照同类农产品质量算价格差别的话，中国的国内价格还要更高。
所以，在形成中美“入世”协定时，我们根据当时在网上看到的协定的文本认为，从基本农产品贸易的角度说，中国的确没有太多的机遇；至于所谓竞争力，中国的农业资源严重短缺，也几乎没有什么潜力可言。
当时有的同志说，尽管中国做了承诺，按照最低关税配额（TPQ），我们应该进口大约2000多万吨粮食，这也只是不到国内总产量的5%，基本上不构成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还有人强调，尽管有按照最低关税配额承诺进口的数量，也并不是一定要进，它只是核定的一个额度。这些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值得进一步讨论。
我们知道，TRQ（关税配额管理）指的是象征性地征收1%～3%的关税。大约150年前，帝国主义列强曾经安排一个叫赫德的英国人主管中国的海关，当时定的是5%的关税率，而现在的TRQ是比这个还要低的关税。关税是一国的主权体现，因此不能不征，只是象征性地征一点儿。TRQ这个配额是各国WTO谈判的技术手段，超过这个配额的部分就按照正常关税（减让以后）的比例来征。比如中国农产品平均关税从40%多减让到14.5%，亦即多于配额的部分，按照14.5%征收；在配额之内的，只能按照1%～3%征收，大体上就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否配额就必须全部都进？有的同志曾经说：即使有配额，是否进口也取决于我的需求。这话说得非常之理性，它里面隐含着极为正确的经济学道理——什么叫需求。所谓需求有两个方面：第一，当然看你有没有消费了；第二，你的价格是否比人家高，如果比人家高，那么按照市场原则，人家的就自然会进来。我们一开始说我们的农产品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尽管有这个配额，你可进可不进，但如果你的价格比人家高，而客观上你国内又有市场需求，那就必然进口。当前的情况下，我们这两个方面都具备：第一，我们的价格比人家高；第二，我们国内有需求。所以按照配额的进口，毫无疑问得进。此外，还有超配额部分，就是按14.5%平均关税（税率分不同品种计算）的进口，就要看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程度，比如小麦价格高于国际市场30%，扣除关税14.5%后；高出国际水平15.5%，把对方的运费打进来；如果不到15.5%，那还得进。近年来的事实是：一方面国内农民饱受“卖粮难”的苦；另一方面，沿海和大城市已经大量使用进口粮食了。
在这种压力下，现在农业生产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就现在国内这样的价格水平，农民从事种植业已经是亏本的。特别是农业主产区的主粮产品生产，基本上是不挣钱的，如果算上活劳动投入，那就是负值了。统计数据也证明这一点了。从1997年以后，农户家庭经营条件下的种植业，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产出均为负值，到现在已经是连续多年的现象了，不仅中西部传统农区如此，东部也是如此。所以，按照现在的国内价格水平，农户已经是亏本了，这就决定了我们国内的所谓农业政策空间有限，因为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靠提高价格来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了。大家知道，本来价格是有个弹性区间的，一般把国际市场价格叫“天花板价格”，国内的生产成本叫“地板价格”，但现在我们这个现象已经是很怪了，我们的“地板”在“天花板”之上，你怎么能谈竞争呢？
我们看近两年发生的事情。尽管中国是到11月10日才签订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的，预期应该出现举国欢腾的场面，但不知为何没有出现。在没有加入的情况之下，去年中国已经进口了1200万吨大豆，我们大豆的价格比国际市场的价格原来高70%，近几年大约高50%，已经进口了12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国内正常年份最高产量是1700万吨，个别年份达到过2100万吨，去年国内产量大约1500万吨，而进口1200万吨等于全年产量的80%以上。对国内大豆的生产、加工的相关产业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了。今年上半年，仅1月到6月又进口1000万吨，全年进口估计会接近总产量。
中国市场容量就是这么大，与国际上的价格差别又很大，从个别产业来说，如大豆，还未“入世”，国内生产所遭受的挑战就几乎是灭顶之灾。为什么？很简单，国内价格高，是因为小农经济条件下生产成本高；品质不如人，则是因为国外生产的是转基因大豆，它能使大豆的出油率比中国最好的大豆高4～5个百分点。按照中国在“入世”协定中所做出的承诺，中国按TRQ的配额应该进口的是豆油，如果按国外大豆20%以上的出油率折成大豆，即把我们按照TRQ需要进口的豆油折成大豆，就会比我们国内全年产量还要高。所以，至少在某些品种上，对我们的负面影响是比较清楚的。
但最后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农民都不种大豆了？那倒未必。比如说，可以由在座的学生们宣传宣传，告诉老百姓说，他们进口的都是转基因大豆，虽说好，但谁知转基因会有什么毛病呢？还是吃咱们农民种的土种大豆安全点儿，磨出的豆腐才香点儿。可能只有靠这样的宣传，咱们土种的大豆才有市场。大豆这个东西不像一般的粮食，比如说小麦、玉米、水稻，农民自己可以吃一部分——中国粮食的商品率一般只有百分之三十几，农民自己要消费掉百分之六十几。而大豆的商品率却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民自己除了磨点豆腐，总不能自己加工豆油吧？因此，越是完全商品化的品种，面对国际竞争就越是难以抗拒。所以今年夏天的时候，国家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在讲话中明确表示他很担心，咱们还未“入世”，大豆就已经面临这么严峻的挑战了……
此外，我们看到在“入世”谈判中所说的农业保护，跟实际上我们中国农民需要的农业保护两者之间还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谈判中所说的保护，不管是美国所要求的5%，还是我们提出的10%，抑或是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的8.5%，其实都与中国9亿农民没有直接关系。我甚至认为，这个补贴在中国并不是对农业的补贴。向对方提出补贴问题，是因为我们这几年粮食的库存积压过于严重，把财政的补亏和银行的贷款占压得太多，所以，这几年不得不以政府财政拿钱来补贴出口，事实上是中粮得到出口补贴，国家是补给外贸进出口部门，进出口部门拿到钱来还在银行占压的粮食贷款。所以客观来说，这个钱仍然是在政府垄断部门系统内循环，跟农民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样就导致中国农业从原来的补贴为零或负值提高到现在所说的二点几。
经贸部在谈判时当然要保护所属的中粮进出口总公司的利益，将来也还是希望国家财政给中粮进出口总公司出口补贴，因为利益主体明确，所以谈判就显得非常艰苦。我认为，时至今日农业仍然是负补贴，农民并没有得到WTO谈判的任何好处，我们至今仍然是从农业提取积累。从我们现在谈判的条件来看，从承诺的TRQ来看，对于农业主产品的国际贸易是相对不利的。如果以国际价格衡量我们的农业主产品，比如说粮食类产品、棉花、油料等，我们这种小农经济基本上是没有国际竞争力的。
当然，机遇或利益可以是潜在的。也许，将来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我们能够真正参与规则的制定，会制定出有利于中国9亿农民的规则，但这只在将来是可能的。我们，尤其是长期搞农村政策的，特别希望能够给一个解释，比如公布文件的时候，能够逐条说明哪一条是对农民有利的。但到目前为止，一未公布，二未解释，所以，我们只能是从网上看到相关条款，认为对中国农民基本上是不利的。我们得出了一个不叫结论、只能叫印象的东西，就是世贸组织谈判中，农业或农民的利益作为了一种让步。因此，WTO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影响客观上是以负面为主。
有人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土地资源高度稀缺，因此，土地密集型的产品我们没有比较优势，只能依靠进口，这个结论客观上当然是成立的。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说过，如果我们东部土地面积过少的地方能够进口美国、加拿大的粮食，那就等于进口人家的土地。中国土地密集型的产品相对来讲不具有市场优势，逐步退出农业生产领域是一个符合规律的现象。即使没有WTO，在东部相当多的地区，土地密集型的粮食类产品也正在逐步退出农业生产领域。很多地方在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政府下命令不准种粮食，只能种经济作物，这是符合规律的。但因此引发的另外一方面的讨论，其实80年代也已经有过，那就是：中国要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十几亿人口的粮食需求？
有人说，按照我国承诺的TRQ的数量，进口粮食占国内总产量的比重只是4.6%，并没有达到我们国内研究提出的5%的粮食安全线。我对此不敢苟同，在我的文章中，中国和西方国家计算粮食安全所对应的基数不是总产量，而是扣除农民自给自足之后的那35%的商品粮。这是当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提出的我们和发达国家计算粮食安全线的重大差别。
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他们的农民不叫农民叫农场主，生产小麦并不自己吃，他自己也是到商店买面包；他自己并不磨面粉，可中国农民要自己磨面，套上头驴，或用电磨，磨出粉来一筛，拿到家里包饺子、下面条、蒸馒头。我们的农民是自产自销，自给自足。而在发达国家，全部农产品都是商品化的，美国农业人口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二点几，而中国至今以农业户口计算仍然占73%（统计上说法不一样，户口统计是73%，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是64%，按照县改市划入市镇人口的统计，那农村人口只剩下50%多），在全球来说算最高的。因此，我们的粮食自给自足的比例比较高，大约64%粮食产品是农民自给自足的部分，只有35%～36%是商品部分。
因此，中国计算自己的粮食安全线，应该是以什么为基数呢？当然不能以总产量而应以商品量为基数。因为进出口影响的是成为商品的那一部分粮食，而不直接影响总产量。忽视这种国情，又怎能计算出正确的粮食安全线？以为中国是美国啊？“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所以，客观地看，以总产量来对应TRQ的计算法，本身就是值得讨论、值得推敲的，应该计算的是商品量对应的进口量。这是其一。
其二，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进口量也不能按照TRQ来计算。只要国内有需求，只要人家的价格加税率加运费仍然低于国内价格，就会进口，无论是放开还是不放开国有垄断，贸易部门都会进口。
但现在似乎只有我持这种可以讨论的意见。“入世”对“三农”问题的影响怎么解释？看解释权在谁手里，有人就硬那么解释，那不就类似于指鹿为马吗？不顾中国二元结构的城乡差别，指着总产量就说它是基数，那是不对的；更何况，咱们从来就没有搞清楚过总产量是多少。谁知道总产量有多少？我们是长期搞农村调查的，下到农村去问农民今年打多少麦子啊？他回答18个蛇皮袋。一个蛇皮袋是多少？你去称吗？没法称。这不能怪统计局，要说过去，统计人员还可以靠拉对角线；现在农村都承包到户啦，谁让你去人家的麦子地里拉对角线？抓人家的麦穗过来算千粒重，你给多少钱？不给钱你上农民地里蹚麦子，行吗？过去行，现在确实不行了。现在要把握准确的数据，客观地说是做不到了。
到底现在中国有多少年产量，在统计上可能是模糊的。我们所说的粮食安全线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隐含的东西，也没有人做过测算，我在1997年关于粮食周期问题的分析文章中曾经写过，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网上看：每到中国比较大规模进口的时候，必然造成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大幅度抬升。1995年1月至1996年6月，我们曾经在连续18个月的时间内进口过3000万吨粮食，陡然之间就引起了国际市场粮价的变化，甚至引起了各个发展中穷国的抗议。你们中国人富了，你们吃得起，就把国际市场粮价抬起来了，中国大规模进口的结果是无论现货、期货，价格飙升。中国突然就成了全球最大的进口国，对全球粮价的影响非常之大。现在，只要中国一报粮食减产，国际期货价格马上就抬起来了。只要咱们中粮的工作人员一到那个地方，情报人员马上就跟上了，眼看价格马上就起来了。他知道你们是带计划来的，甭管多贵，你得买，得执行上级指示，你又不是真商人，你是真官员、假商人。在这些问题上，对国际粮食市场乃至于中国和周边国家特别是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会相对而言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恐怕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再进一步说，按照中国目前调整产业结构的速度，粮食面积已经大幅度减少，我们从1996年以后连年粮食总产量下降，而人口还是不断增长。如果做长期曲线会发现，中国的粮食产量基本上是一个伴生的变量，如果自变量是人口，因变量是粮食产量，那么人口增加，粮食增加。而目前这种政策调整思路，所谓农业结构的战略调整，是有意识地要在人口增加的时候不让粮食产量增加。而这个决策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是1996年在政府价格提高的刺激之下，粮食总产量突然大幅度抬升，使我们在1996年就提前完成了2000年的粮食产量目标。这就是说，粮食总产量本来应该是缓步增长的，但是因为我们1994—1996年连续给出了一个特别的价格信号刺激，所以到1996这一年产量是超常规增长的；而粮食增长的长期曲线本来应该是与人口同步的，人口到2000年每年平均应该增长1000多万，如果提前4年实现粮食产量目标，就意味着：人还没有增长上去，对粮食的需求还没有上去，突然粮食产量却超常规增长上去了。于是，就必然造成混乱，出现粮食库存积压。市场价格便宜，农民种粮不挣钱，种地不合算，然后就是弃耕撂荒，大规模涌起打工潮，在全国范围内涌动。且不说同期社会犯罪的增加，这还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问题。
尽管这样的分析太让人不高兴，但是客观上人们应该看清楚，任何突然的政策刺激所造成的粮食产量的突然变动，也就是政策造势所造成的突然变动，对这个农民国家而言都可能是灾难，无论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大家是否知道1984年有一次“卖粮难”？现在你们这儿上点岁数的人不多。当时我们叫作生产力的突破性释放。农村大包干，生产力解放了，造成了大丰收。大丰收应该是好事，1982年到1984年连续3年，粮食从原来的6000亿斤左右，一跃而增加到8400亿斤。陡然之间，粮食大幅度增长，长了2400亿斤，短短3年粮食增长了34%左右。当然，就出现了需求对供给的严重抑制，导致了“卖粮难”，粮食部门就压价，结果是1985年农民不愿意种粮食。人们到现在都还说，1984年的政策是好政策，但对于某一个单一的品种，比如粮食这个品种来说，对于某一个单一产业，比如粮食产业来说，它所造成的影响其实是灾难性的。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粮食亏损也出现了，就是那次，造成国家财政给粮食企业补亏。
客观地说，1984年那次，因为农民实行“大包干”，积极性突然上升，一下把粮食生产顶上去了，一顶上去，卖粮难了，因此就造成了粮食这个产业本身的灾难。1996年是第二次粮食突然大规模地增长。从1994年到1996年连续3年，粮食从9500亿斤增加到了l万亿斤以上，这样突然增长的结果就造成了粮食的积压，因此现在是粮食部门压价，农民也不愿意种粮食了。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这从来都不是长期现象。就好比1984年那次“卖粮难”，农民自发地调节种粮面积，1985年减少了7000多万亩的粮田播种，减产了540多亿斤，此后是连续9年的粮食徘徊，相对来讲供需之间的矛盾是有规律的。而这次连续5年的农产品难卖以后，按现在这个结构调整的政策走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不会太久——我估计最近3年之内，中国会出现相对粮食短缺。那么，大规模进口粮食将可能是一个必然趋势。
过去有些事都是怪怪的，要么不进口，要么一进口就是2年到3年连续进口；而再进一步从人口的中长期增长趋势看，中国还是属于粮食供给短缺的国家。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能以某种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保护农民从事基本农产品生产的积极性，也许到不太久的将来，等你们离开学校，走上社会的时候，你们可能会遇上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希望到那时你们仍然记得住那句歌词，“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说过这样的话。那时候你们可能已经记不住了，“恰似一张破碎的脸”。
从长期看，中国的粮食形势其实一直不容乐观，因为我们是土地资源短缺的国家，我们叫作土地要素高度稀缺，客观来看，这是不容乐观的。我们稍微做一点分析。大家知道，农业的收益基本上叫作地租收益，而地租产生于土地资源的多少。土地资源大，至少绝对地租的量就大，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民都拼命节衣缩食想当地主呢？一两代人节衣缩食，起五更睡半夜，背着筐去捡马粪，就是为了置地。而置地就等于扩张了土地资源，就等于扩张了地租的绝对量。新中国成立后咱们农村人口翻了番，土地不得不按人口平均分配，难以再形成规模，因此，中国不可能按照美国的农业模式来运作。
很多人在讲现代化的时候开口闭口谈美国，但是中国农村客观上做不到美国的现代化。为什么呢？美国平均每个劳动力所对应的土地面积是中国的828倍。很多干部到美国去做考察调研，去参观农场，大部分去参观的人都不懂英文，也就是看看人家怎么好啊，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美国做调研的时候去找那些破产的农场主交谈，或去考察那些濒临破产的农场，去研究美国农场为什么也会破产。我发现，在美国800公顷以下的农场基本上不怎么挣钱，越是对应资本密集型的农业，它越得扩充面积，以面积扩充所产生的绝对地租量的增加，来抵补不断的资本密集投入所带来的成本的增加。这话说起来绕口，只是专业人员讨论起来爱这么说话，实际上就是说，你得拼命地扩张你的农地规模，你上的拖拉机、烘干机等设备的成本才能被充抵进去，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我走了几家400公顷左右的农场，都是濒临破产的。小于两三百公顷的就等着被兼并，根本没有利润可言。那么，我们农户的平均农地规模有多少呢？0.4～0.6公顷。我们如果以农产作为一个家庭农场（其实根本不是），它差了几乎上千倍。美国劳动力平均土地规模是我国的828倍，以赢利能力来看的话，恐怕差了上千倍。所以，美国的农场和中国的小农经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再进一步看，我们不仅是农户的农地规模过小，而且在一个户内还是土地分割细碎。家在农村的同学都知道，村里分地，总得好地、中地、差地都分一点，所以一户少说三五块地，多则十几块地，最多的有二十多块地。我们不是老讲这个故事吗——贵州山区的草帽田故事。说一个农户上山整地，他有26块地，整完25块却找不到最后一块了，拿起草帽一看，哦，在这儿呢，被草帽盖住了。你说这地块儿零碎到什么程度呢？扔一个草帽就能盖住了。
不但土地分割细碎，农户还要兼业化经营。东山上的地种点儿茶，西山上的地种点儿玉米，家门口种点儿菜，院里边养头猪，屋后面还得拴上头牛。不仅普遍兼业化经营，而且还是我们说的一兼户、二兼户，一兼户指的是种养两业兼营，这是普遍的，谁家种地不养点儿猪啊？我们叫作粮猪型小农，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常识性概念，一点儿都不可笑。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小农天然地形成了户内自我平衡机制，过去我国粮食的价格和生猪的价格正好相差一个生产周期，我们叫“粮价高，猪价低；猪价高，粮价低”。农民又养猪又种粮正好自己平衡价格风险，这就是小农经济条件下必然形成普遍兼业化的道理。可是，你问问我们现在这些搞经济学研究的，有几个知道粮猪型小农经济？有几个知道粮价高，猪价低；猪价高，粮价低？有谁认真研究过小农经济？几乎没有。那你凭什么说加入WTO对中国农业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不做农户调查，就这么关在屋里说，连我都听不明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果承认小农经济是土地分割细碎而且是高度兼业化经营，那么请问你怎么能够计算它的商品率？哪些部分，比如农民杀了头猪，哪一部分是他自己吃了？多少商品率，多少自给率，能算得出来吗？书斋学者的困难在于，你不能用现在的统计原则来统计农户经济。我们做了十七八年的农村调查，始终就没能够设计好一个全国通行的调查表，我还是20世纪80年代被中国政府派到美国去学方法的人。客观地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研究，又是比较早地被中国送出去学方法的，我都觉得底气不足，对付不了小农经济研究。
所以客观地看我们所谓的参与国际竞争，至少得知道美国和中国几乎不可同日而语的资源差别：第一，人家的劳均耕地面积是我们的828倍；第二，人家的农场规模是我们的上千倍；第三，我们不仅农户规模小而且分割细碎，再加上兼业化经营；第四，我们的农业没有规模，连自食部分和商品部分都算不清楚。中国为什么得说是农民问题第一？就是因为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生产、生活结为一体，无法区别。你说老太太用刷锅水煮点糠喂猪，那是生产，还是刷锅呢？你怎么计算她刷锅加上煮糠和喂猪的劳动呢？怎么计算她的成本呢？她算不算劳动力呢？按照国家的统计，她属于非劳动年龄人口。小孩子放学回家，一路走一路割点儿草，回家塞进猪圈里，算不算劳动呢？
其实我们所谓的畜牧业生产还有竞争力，恰恰就是由于这些半劳动力的投入不算劳动成本，才造成了我们畜牧产品价格低，才造成计算下来我们畜牧产品的肉料比与发达国家相比都要低，哪怕它有转基因。因为老百姓只把精料，即花钱买的饲料才计算成为成本。所有这些活劳动投入“不算”成本，才造成我们现在的畜牧业有竞争力，才能出口点儿猪牛羊肉。你如果按照美国式的所谓现代农业来搞规模的养殖场，根本是不可行的。你们看看北京郊区，那些上万头牛场、上万头猪场，在国际竞争面前，哪个还活着呢？大部分全死了。
即使现在讲，我们目前有几种产品还有所谓的国际竞争力，但回过头去瞧瞧，国际竞争力是从哪儿来的？根本就不是农业现代化或者叫作规模农业产生出来的。我们客观地看，无论再怎么讲，当这个国际竞争到来的时候会带动结构调整，提升产业层次，技术含量也会提高，规模可能会增加，等等，这些说法大部分似是而非，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学者们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应该客观地看这个WTO影响农民的过程。第一，我们要明白在谈判中农业是做出让步的产业，这从条款上、承诺上都已经很清楚了。第二，从国际对比来看，我们争执的原因在于我们农业人口过多，农村仍然持农业户口的人占73%，这必然造成大家都来分那点儿地，于是乎土地分割细碎。政府号召农民实现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号召了15年，快20年了吧？可是为什么农民不听你的号召呢？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们。你按照所谓现代化理论提出来的东西，不符合农民的实际。他们现在唯一能挣点儿钱的畜牧生产，其实是把家里的半劳力不算账，这才使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的畜牧业有所发展。但这并不是在完全市场化条件下得到的真实效益，不是按照现代方式所形成的所谓农业生产的竞争力，而是小农经济条件下以劳动力对饲料的替代而形成的畜牧业、水产业等方面的竞争力。所以我说，看中国加入WTO承诺的条款，农业是让步的；看中国农业的现状，客观上也不具备所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