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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耳其：地缘格局重构中的“土耳其症候”
当美国借助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破坏全球供应链的历史时机发起“新冷战”，老调重弹地提出冷战时期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之际，大多数非核心国家不得不选边站。由此，我们在本章中提出“土耳其症候群”（Turkey Syndrome）[82]的尴尬，对于任何试图被接纳为“半核心”或“半边缘”国家而言，都如同人们本来就知道“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那样值得反思……
西方媒体将土耳其长期面临的经济状况归纳为“土耳其症候群”，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该国在全球化经济分工中由特定角色所决定的经济现象。但我们认为，只有把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占有的特殊地缘政治位置分析纳入“症候群”之中，方能全面理解土耳其的特殊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土耳其的经验教训更多归因于地缘政治。“得也地缘，失也地缘”，这就是“土耳其症候群”原因的概括性表述。图2-1则形象地、直接地说明了土耳其所遭遇的尴尬。
土耳其地跨欧亚大陆、扼守北方国家南下地中海的战略要冲。作为综合国力曾经很强的伊斯兰国家之一，土耳其原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开始推进西方化……按理说，历经近百年从精神到物质的全面西化改革，核心国主导的西方早就应该认可其梦寐以求的半核心国地位，但实际上，土耳其却被核心国及其战略性从属的半核心地区的西方国家一致“排异”。
图2-1 地缘政治、宗教文化与土耳其发展的多元悖论
于是，土耳其虽然拼尽身家，但至今在“核心—半边缘—边缘”的依附性结构中，也只是“半北约+0欧盟”的次级半边缘地位。
这个次级半边缘的尴尬国家，与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解体之后的那些国家类似，只不过被“后冷战”意识形态包装成甘饴美味，使那里的主流们自欺欺人地强调为“享受”新制度。唯有曾经同处于核心地位的俄罗斯人不甘食其残羹冷炙，遂于21世纪做再度奋起之“悲剧性”的努力……
实际上，土耳其之所以被西方当作地缘战略要冲和前沿，根本原因是大力推进西方化改革使其“四面受敌”：其与欧洲之间还隔着被西方势力人为地边缘化了的斯拉夫东正教地区；其与美国构建的亲美伊斯兰国家之间，也隔着被西方势力先培植后抛弃的边缘化的宗教极端主义和不同教派冲突地区。
这一带的复杂宗教族群文化被冷战意识形态长期浸淫，再叠加大国分割控制的地缘政治环境，导致土耳其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目前正面临“东西”两难、回归伊斯兰世界更难的“多元悖论”。其在产业资本阶段或多或少地还算能够占据的地缘优势，反而在金融资本阶段造成土耳其的发展停滞。
“二战”后，土耳其以其地处欧亚大陆之间、扼守苏联南下通道这种独特的地缘位置，成为西方世界不可或缺的战略盟友。一方面，其因为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被纳入北约，长期得到美欧的军事援助，国内也按照西方模式推行多党制议会民主；但另一方面，却遭遇欧洲对土耳其进入“半核心国家”的双重标准：军事利用，经济排斥——无论怎样认同或照搬西方体制，仍因国家政治中的宗教内涵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不被认为是欧洲国家，也不被允许加入欧盟。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土耳其也与中国一样，与经过初步工业化势必融入国际贸易、接受西方产业资本转移的“转轨国家”类似，改变以往发展国有企业的方针，在推行私有化改制的同时朝外向型经济转变；并且，在经历21世纪初的严重金融危机后，2002年上台的正义与发展党（AKP）加快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其主要内容仍然为将国有资产私有化，这使土耳其赢得国际投资者的青睐。
但这比其他国家外资流入造成短期资产价格提升效应的情况更差，因为土耳其是遭遇金融危机、资产价格下跌的时候推进私有化，只能短期得到外资流入带来的资本账户盈余，却并未带来所期望的经济活力提升，反而加剧了国民收入分配失衡[83]，经济发展动力始终摆脱不了金融泡沫化，发展的基础难以稳固。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以来，海外需求持续下降，幅员相对狭小的土耳其难以转为内需拉动，于是经济增速放缓，增长陷入停滞。
以下各方面可以说明土耳其当前经济的脆弱性。
一、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及贸易持续赤字
土耳其数十年来一直录得贸易赤字，如图2-1所示，在2000年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后更加恶化，这说明其私有化引进外资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加强本国产业的生产力。尤其是中东国家在美国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时期，连续向历史期货市场注入过大流动性，造成价格暴涨，并且因食品短缺而导致“颜色革命”和内部战乱以来，大量难民涌入，不仅恶化了财政及贸易赤字，而且使其长期化。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土耳其统计局。
图2-2 土耳其贸易差额（1995—2020年）
图2-2表明，土耳其的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在2001年美国IT泡沫崩溃危机之后的2002年开始形成逆差，2004年以后逐渐恶化，2009年全球危机导致欧洲债务危机，2011年土耳其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逆差触底。换言之，即便私有化改革当期吸引了国际资金流入，其主要目的是“抄底”获利，但总体而言土耳其十多年来是持续处于资金流失状态的。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土耳其中央银行。
图2-3 土耳其经常账户（1995—2020年）
图2-4中数据表明，土耳其的经常账户逆差在2011年曾经达到GDP的8.9%的规模。贸易差额及经常账户都常年处于赤字的外向型经济对本国的经济必然存在长期的负面影响。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土耳其中央银行。
图2-4 土耳其经常账户占GDP比例
图2-5中，2013年土耳其的经常项目赤字与GDP的比值为6.8%，几乎3倍于巴西、2倍于印度尼西亚，为新兴七国之冠，紧随其后的是南非、印度。
来源：Quartz｜qz.com；IMF估算。
图2-5 新兴国家2013年经常账户平衡与GDP比
事实上，近年新兴七国中只有中国和拥有丰富石油及农业资源的委内瑞拉及印度尼西亚录得较长期的持续外贸盈余。
通过新兴七国的比较研究，我们认识到以下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的规律：
只要存在长期贸易逆差，就会形成巨大外债。并且，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官方的外债，都势必转化为国家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对本国主权货币及与核心国家过剩资金交易的汇率构成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该国接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金融全球化的制度要求，放弃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就必然遭遇热钱投机做空的金融危机。
土耳其的经验教训，恰好验证了我们在新兴七国研究中总结出的这个规律。
二、外债持续攀升
理解土耳其长期录得贸易及资本账户双赤字的成因，就不难明白该国近年的困境其实与很多陷入发展陷阱的边缘国家相似。具体来说，就是高度依赖外债——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国投资，以致累积的外债数额持续攀升。换言之，内生资本缺乏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能力。
在对外贸易长期赤字的情况下，偿还外债资金筹措困难，偿付外债本息压力将不断增大，如图2-6所示。除了用本国的资源和资产抵债之外，只有请求债权国减免债务或债务展期；为此，债务国就得按照债权国的要求做出诸多让步。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土耳其财政部。
图2-6 土耳其外债（1995—2020年）
但这只是一般情况。截然相反的是，美国作为最大政治强权维护的核心国，其对外的国际债务往往是依靠全球霸权的军事实力和操控金融规则而得到无限展期，或者通过汇率操控而达到实质性的免除。这也是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照搬美国“先进”制度的内在原因。
三、外国直接投资与土耳其的外资依赖
经历2001—2002年的多重经济危机后，土耳其以外国直接投资形式注入的流动性在华尔街金融海啸前达到历史高峰，如图2-7所示，主要是跨国公司借助土耳其推进私有化开展并购投资。2008年欧美核心国出现金融及债务危机后，外国直接投资总量曾经急降，其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令国际游资充斥，加上海湾资金补充，流入土耳其的外资问题再次增加。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土耳其中央银行。
图2-7 土耳其国际直接投资
从外国直接投资对象更替的路径上看，前期靠私有化拉动外资带动经济增长的动能耗尽后，随着外商直接投资下降，主要投入的板块从之前的制造业转向基础建设及房地产，而近年土耳其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后者。
如图2-8所示，2003—2014年的12年间，外资公司数量增长7倍多；进入土耳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已经是过去80年总和的近10倍。
21世纪之初外资大规模进入土耳其的客观背景与中国一样，主要是2001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生以IT泡沫崩溃为标志的新经济危机之后，大量产业资本寻求避险流出西方国家，转而投入适合外资，并且基础设施条件好的发展中国家。土耳其得益于其地处欧亚交界之地缘优势和要素价格大幅度低于欧洲工业化地区的比较制度优势，因而有大量外资进入的现象。
注：土耳其改善投资环境使其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磁铁。
图2-8 土耳其引进的国际直接投资
不过，西方产业资本转移到投资条件适宜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会使接受国的产业经济有短期增长，促使其精英集团把外资流入造成的增长当作政绩。于是，在这种粗俗政治倾向及为其服务的庸俗化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下，社会主流几乎一面倒地亲外资。
四、“热钱流入—基础建设拉动”的增长模式成强弩之末
这种外国投资加速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必然使之随经济危机周期的全球化而出现大起大落：受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的影响，2009年全球需求明显下降，直接影响接受西方资本形成本国产业的国家——土耳其跟中国的情况相似，都出现了因外需下降造成的经济增长乏力，随之在土耳其国内演变成经济危机。
据此来看，土耳其的经济发展之路一直跌宕起伏，如坐过山车般大起大落，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涌入，并未使土耳其形成稳健的增长模式，如图2-9所示。
来源：土耳其统计局/土耳其发展部。
图2-9 土耳其的人均GDP增长率
图2-10中曲线表明，土耳其高度依赖外资及外债的外向型经济缺乏内生发展动力，人均GDP增长率跌破0值的年份分别是1994（-4.67%）、1999（-3.39%）、2001（-5.96%）、2008—2009（-4.70%），与欧美核心国爆发的危机有很强的关联性。
来源：https：//www.macrotrends.net/countries/TUR/turkey/gdp-growth-rate。
图2-10 土耳其GDP年增长率（1961—2020年）
土耳其的经济高度依赖外部资本流入，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不稳固。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相继爆发，因外部资本流入减少，土耳其国内经济出现大幅收缩。其后虽然依靠波斯湾地区资金补充、私人消费（基于信贷膨胀），以及政府在基础建设和房地产领域的公共开支的拉动，经济增长曾经大幅反弹，但当前已缺乏新动力，只能主要依靠发展动力亦趋于耗尽的固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见图2-11和图2-12）。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欧盟统计局。
图2-11 土耳其建筑部门产出指数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土耳其中央银行。
图2-12 土耳其房屋开工率
如图2-13所示，“二战”后土耳其急速城市化。目前土耳其的城市化率已达欧洲先进国家的水平（2014年土耳其城市化率为72%，德国为75%）。事实上，国土面积狭小的国家投资空间有限，很难长期靠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维持增长。这也是土耳其在达到72%的城市化率后，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力“换挡”并后劲不足、日渐衰微的原因之一。
来源：《赫里耶特日报》(Hürriyet Daily News)官网。
图2-13 土耳其与德国城市化率比较
五、“土耳其症候”
土耳其的发展不仅过度依赖外来投资，而且未在外资流入、收益有所增加的高增长时期有意识地形成良性产业结构，也没有像中国那样借助国家干预培养出有效的内部发展动力。因此，土耳其的外资撤出风险是新兴七国中最高的。持续多年的贸易逆差及经常项目赤字、外债不断攀升、经济泡沫化，形成“土耳其症候”。
土耳其“二战”之后开始的多年的工业化努力，曾经建立了较好的工业基础，但近年土耳其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是强化及提升其工业产能，而是倾向于金融化主导的资本累积（这一点也与中国类似），导致土耳其经济具有泡沫化的性质。
《经济学人》制定的新兴市场资本冻结指数包括经常账户、外债、信贷增长、Chinn-Ito金融开放度等因素，反映了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出风险。
图2-14揭示了E7各国的风险变化。
来源：英国《经济学人》官网。
注：左图12以上属高风险、7—11属中等风险、6以下属低风险。右图2014年更改了指数算法，300为最高风险值。
图2-14 新兴市场资本冻结指数（2012年、2014年）
根据这一指数，在2012年和2013年，土耳其面对资本突然撤出的风险乃新兴市场之最（2014年才被处于严重政治经济危机的委内瑞拉超越），新兴七国中的其余六国，南非、巴西、委内瑞拉处于危险区，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均属中等风险，唯有中国为低风险。直到2014年，印度才降至低风险（注意：此指数并没有把社会矛盾冲突的因素纳入考虑）。
六、排斥性发展导致社会矛盾
2013年5月美联储试探性地释放结束量化宽松的信号，引发全球新兴国家经济的剧烈震荡，也激发各国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2013年6月，土耳其出现剧烈的社会冲突，伊斯坦布尔政府计划发展塔克西姆广场及盖兹公园、兴建购物中心成为此次事件的导火索。[84]
塔克西姆广场的所在地又称独立大道，是土耳其独立运动的象征性地标，因近年土耳其靠扩张基础建设及地产项目来维持经济增长，故而伊斯坦布尔市区多处进行拆迁重建，遂引发了千名抗议群众的游行示威，并演变为与镇暴警察的对峙和冲突。这场社会运动也是群众对政府多年来一直推动新自由主义而刻意对民族国家去政治化的反弹，但当即遭到当局铁腕镇压，造成多人死亡，并且在驱散群众时使用越南战争时用的橙烟，致使多人单目永久失明。为此，同年12月，全国多个城市又爆发针对政府贪腐丑闻的示威，致使政局持续动荡。
社会矛盾爆发的背后原因是土耳其的发展困局。
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市场化改革带来多次输入型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情况相类似，土耳其1989年以来的自由化改革，导致其20世纪90年代经济急剧波动。经历1994年、1998年两次危机后，在2000年1月—2001年2月爆发双重危机——国际收支平衡危机及银行体系危机。严重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动荡，土耳其遂被迫接受IMF和世界银行主导的结构性改革。
自1999年和2001年的严重经济危机以来，土耳其靠私有化及金融自由化吸引热钱流入，推动并非就业导向的经济增长（就业率仅占劳动力的44%左右，官方失业率在9%—10%，青年失业率约17%），并推行公共财富私有化的结构改革，以此催生投资甚至投机机会以吸引国际资本持续流入，但同时造成国民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题。
田文林指出：“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第一阶段的13年里（1984—1997年），土耳其GDP增长125.8%，人均收入增长60.6%。但接下来的12年中，国民收入增长38.3%，人均收入只增长9.6%，年均增长不足1%。换言之，近30年来，土耳其经济是‘有增长无发展’，经济数量看似增加，实际人均收入却在急剧下降。”[85]而这一点，对于采取私有化导向的经济制度转轨的国家而言，是共性特征。
人均收入增长乏力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两极分化明显。根据瑞士信贷《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土耳其最富有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所占全国财富比例竟高达77.7%，财富分配不均程度全球仅次于俄罗斯（见表2-1）。
表2-1 2000—2014年各国最富有的10%人口占全国财富比例及变化幅度
来源：瑞士信贷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观察者网。
表2-1的数据显示的新兴七国的排序为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印度、巴西、南非、中国（缺少委内瑞拉数据）。任何国家可以有不同制度和维护那些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但只要社会财富分配失衡严重，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就势必成为社会动荡之源。
七、从凯末尔主义到新奥斯曼主义
2002年上台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一方面因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而获得西方的称许及外国投资者的青睐，但另一方面，带有保守主义民粹色彩的新政府调整了土耳其过往亲欧美的外交政策，转向奉行多边主义，加强与伊斯兰世界乃至俄罗斯的关系，因而引起传统西方盟友的不满。
“脱亚入欧，加入欧盟，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欧洲国家”，这曾经是土耳其凯末尔主义者的目标。但欧盟对这个伊斯兰邻居始终抱持文化排异的态度，在欧盟成员身份上设置障碍。虽然土耳其人不满，但不可能改变在同一地区诞生的两种单一神祇的宗教政治对立。随着欧盟发展停滞及陷入债务危机，土耳其近年不再热衷于加入欧元区。
正义与发展党（AKP）倡议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尝试使土耳其从多年追求“现代化/欧洲化”的凯末尔主义转向拥抱昔日作为一个幅员广阔的伊斯兰东方帝国文化价值的新奥斯曼主义，期待挣脱长年作为北约和欧洲的地缘战略前线的角色，成为自主的区内主导性势力。[86]
土耳其这个无奈之中的战略转向，对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本来就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造成巨大不确定性和大国介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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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与现代欧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两个历史悠久而组成复杂的帝国——奥匈帝国及奥斯曼帝国，改写了东欧及西亚广大地区的政治版图，其余波一直影响整个20世纪的地缘政治。
延续了600多年的奥斯曼帝国，在全盛时期是一个覆盖西亚、欧洲东部、阿拉伯半岛、北非乃至延伸到中亚的庞大帝国。在欧洲陷于黑暗中世纪的时期，奥斯曼帝国曾经因垄断了西欧及亚洲之间的贸易而致富，由此带来商业的繁荣，高度发达的科学和文明曾经领先欧洲。虽然伊斯兰的奥斯曼与基督教欧洲长时间处于对立或竞争状态，奥斯曼帝国被视为欧洲势力的边缘，但奥斯曼帝国也是欧洲各国没有全面开拓海上通道之前因国际贸易而不得不接纳的重要政权；在某些时期，因欧洲内部复杂的政治及军事斗争，而与不同欧洲国家建立同盟关系。实际上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各国共同塑造了近代欧洲历史。
17世纪，欧洲借助航海大发现推行殖民化、占有海外巨大收益时，奥斯曼帝国的发展却开始停滞，并因无力与新崛起的欧洲争夺势力范围而走向衰落。1839年的坦齐马特（改革）法令开启了帝国的漫长现代化进程，但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也推动了奥斯曼帝国的解体。20世纪初，帝国逐步失去巴尔干地区的领地，可以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正式解体，在昔日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的土地上建立的国家多达40个。欧洲列强瓜分奥斯曼帝国剩余部分的企图，引发了土耳其独立战争（1919—1923年）。苏丹被废除并驱逐，土耳其成为一个世俗化民主政体国家，继续推动现代化，并试图融入欧洲。
整理：黄钰书
八、土耳其近年试图扩张地缘影响力
由于美国近年的地缘战略调整造成近年区内政治形势急剧转变，再加上持续的严重军事冲突，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变得模糊，引起西方阵营“是否正在失去土耳其”的质疑。
在此之前，土耳其在区内的地缘定位是很清晰的，就是作为美欧与伊斯兰世界的中间人，居中发挥影响力，而不是明显地倒向一边。土耳其前外相达乌特奥卢曾经为土耳其的外交策略制定了五项原则：
①强调民主制度与国家安全是相互促进的，民主制是土耳其拥有的软实力；
②与邻国的“零问题政策”（zero problem policy）；
③不仅与临近地区发展关系，还要与更远的地区发展关系；
④坚持多维度的外交政策，强调互补性而非竞争；
⑤实践有节奏的外交（rhythmic diplomacy），即强调对重要国际组织及其活动的参与，并在其中建立和强化土耳其的影响力。[87]
任何党派的土耳其政治家都明白，土耳其的影响力始终在于其扼守俄罗斯南下地中海的通道，而这与霸权国家的战略利益密切相关。这种对西方世界的特殊地缘战略价值，使土耳其不可能只看本国实际利益而不顾西方的好恶。例如，土耳其一度有意采购中国的导弹防卫系统，最终因为美国的压力而取消了。
但这几年随着区内地缘格局遽变，区内的地缘政治形势变得更加复杂险峻。土耳其对于众多国际问题的立场都引起不少争议，以致有评论称土耳其外交已从“零问题”变成“零朋友”。也许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国内贫富悬殊、社会撕裂，政局日渐不安，需要点燃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国内视线，所以土耳其执政党放弃立国以来的凯末尔主义，转而提出新奥斯曼主义，大有复兴昔日奥斯曼帝国在广泛西亚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宏图，成为地区霸权。粉碎2016年政变企图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国内进行政治大清洗[88]，与西方的关系更为紧张，也因此只能转而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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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近年积极介入地区冲突
美国耗费5万亿美元，仍然无法在军事上稳住中东，最终只能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前后，美国改变策略，在中东实行焦土政策。凡是无法在军事及政治上控制的国家，都必须颠覆其政权，引爆地区战争。于是美国、以色列扶植“ISIS”等伊斯兰激进恐怖主义军事组织或反政府力量，接连引发了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的人道主义灾难，难民危机波及欧洲，也间接削弱了欧盟及欧元的力量。
美国的焦土政策虽然取得成效，令欧洲陷入分裂危机，但在对付什叶派国家上，却功败垂成。美国给予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力量武器及金钱的支持[89]，包括“ISIS”等（美国表面上空袭“ISIS”，实际上是为反叙利亚政府武装力量提供空中掩护）。可是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的盟友，也是俄罗斯海军可以利用地中海军事基地的重要地缘战略据点。俄罗斯决定强势军事介入，并随后稳住了局势，令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节节败退。美国新总统特朗普最后只得决定取消已投入近10亿美元的中央情报局颠覆叙利亚政府计划[90]。
土耳其对叙利亚问题的立场也出现重大转变。在叙利亚内战初期，土耳其以其一贯北约成员的身份，忠诚地作为美国区内军事行动的后勤，甚至不惧击落俄罗斯战机。但随着受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力量在伊拉克内战及叙利亚内战中不断成长壮大，库尔德建国运动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这直接损害了土耳其及伊拉克等国家的领土完整，触动了其核心利益。
当年大英帝国撤出中东时，划定各方势力使他们互相制衡，以便有机会介入继续发挥影响力。在英国的地缘谋划中，库尔德人成为牺牲者，他们不仅无法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其传统民族活动领地甚至被数国瓜分。美国入侵造成伊拉克分裂的结果是，伊拉克北部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被库尔德人控制石油且高度自治的地区。库尔德问题一直是土耳其内政中最紧张的部分。土耳其在叙利亚内战初期，趁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之声势，对境内的库德尔人进行打击。[91]与美国关系变得紧张后，土耳其转而与叙利亚和俄罗斯联手，加上伊拉克，合作打击区内库尔德独立运动武装力量。
美国在叙利亚功败垂成，转而挑拨逊尼派与什叶派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5月访问中东期间，沙特阿拉伯承诺向美国采购1000亿美元军备。接下来便发生了海湾国家与卡塔尔断交风波。卡塔尔是一个国土面积很小的国家，除了容许美国建立军事基地之外，一直与中东的各种力量皆保持良好关系，面面俱到，谁都不得罪。尽管如此，以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为首的逊尼派国家也无法容忍，以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及与伊朗关系等罪名，和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逼迫卡塔尔必须选择站边。
如此一来，美国和以色列背后支持的逊尼派国家与以伊朗为首背后有俄罗斯支持的什叶派国家，剑拔弩张，有可能成为中东爆发地区大战的引火线。
在凯末尔主义影响下，土耳其立国以来一直是最西化、世俗化及多元化的伊斯兰国家之一，无须在逊尼及什叶两派之间选边站。在这次海湾国家风波中，土耳其高调支持卡塔尔，并声称一旦卡塔尔受威胁，愿意提供军事援助。有评论指出，土耳其高调介入中东冲突的原因是需要卡塔尔加强投资。
整理：黄钰书
其实，土耳其的外交取向出现“向东转”也早有先兆，并且有现实的考虑。2008年经济危机后，高度依赖外资的土耳其需要来自波斯湾乃至俄罗斯等“东方”国家的资金来补充减少的欧美资金。
如图2-15所示，2014年1—9月，俄罗斯投资位列土耳其外资的第三，沙特阿拉伯也超越美国，波斯湾地区的投资基金加重在土耳其的投资。
来源：土耳其中央银行。
注：仅为主权资本流入。
图2-15 土耳其十大投资国（2014年1—9月）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土耳其有动机要摆脱北约，以及作为美国地缘战略前哨的定位，转而积极介入中东地区，试图发挥其地区霸权影响力。
不过，新奥斯曼主义虽然有复兴昔日奥斯曼帝国在西亚广泛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宏图，但土耳其本身的国力无法支撑其成为这样一个“准超级大国”。
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现代化的民主政体是凯末尔主义的重要目标。但正义与发展党趋向民粹主义的新奥斯曼主义，在区内混乱的局势中愈益卷入民族主义及以宗教教派为名的军事冲突，使土耳其当前陷于非常复杂的地缘冲突局面，甚至土耳其有可能成为区内的火药库，国内的政治及社会冲突也愈益紧张。
九、锐意成为区内能源枢纽
近年作为一个高度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土耳其积极图谋，发展成区内的能源枢纽，利用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矛盾，以及区域冲突对北线油气管道的负面影响，力争成为欧洲能源供应通道上的重要枢纽。
如图2-16所示，土耳其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并成为贸易赤字的重要部分，尤其是2008—2014年，美联储量化宽松导致国际石油价格猛涨，让依赖能源进口的土耳其经常项目赤字雪上加霜。
来源：哈佛和IMF。
图2-16 土耳其日益严重的经常项目赤字
近年来，土耳其一直争取成为欧洲两大能源管道的连接枢纽。数年前，俄罗斯曾经计划打造一条跨巴尔干管道（Trans-Balkan Pipeline, TBP），把俄罗斯的天然气经巴尔干半岛输往南欧。但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此计划进度目前不明朗。相反，欧洲的石油巨擘正积极打造一条接通欧洲及阿塞拜疆里海天然气田的南方天然气走廊（The Southern Gas Corridor, SGC）。这不仅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天然气管道——延绵3500公里、横跨多国、牵涉以英国石油公司为首的多个投资方共计450亿美元的总投资额，而且也是在地缘政治关系上最复杂的建设项目，因涉及里海“突厥走廊”多个国家，而成为以所谓“大突厥主义”作为民族主义内涵的土耳其借机整合周边伊斯兰教地区的历史性机遇。
构想中，连接欧洲的管道网分别为经巴尔干半岛直达德国的纳布科管道，以及经希腊和阿尔巴尼亚连接意大利的跨亚得里亚海管道（Trans-Adriatic Pipeline, TAP）[92]。计划中，这两条管道都经过土耳其的跨安纳托利亚管道（Trans Anatolian Pipeline, TANAP）。目前，以英国石油（BP）为首的多家欧洲石油公司已组成集团，推动TAP计划。
这两个计划的地缘政治意义很清晰，就是要摆脱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计划中的南方天然气走廊（见图2-17）由连串庞大的基础建设工程组成，把里海的天然气，还可能包括哈萨克斯坦的石油，通过复杂的管道网络最终输送至欧洲。这项庞大计划的第一部分是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南高加索管道（South Caucasus Pipeline），然后经过土耳其的跨安纳托利亚管道，再连接上分别送往南欧及东欧的管道网。
来源：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italy-greece-welcome-selection-of-tap-gas-%20route.aspx？pageID=238&nID=49620&NewsCatID=348。
图2-17 计划中的南方天然气走廊
无论是石油、天然气管道，还是铁路、高速公路，任何跨国乃至跨大陆的人员及物流运输通道，都涉及庞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也必然导致复杂的强权博弈。对此，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深层原因的柏林—巴格达铁路计划，是很好的可借鉴的历史案例。
延伸阅读11
铁路与海权、陆权的斗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后起的帝国主义强权德国（普鲁士）基本上是陆权国家。正因为面对英法等海洋大国，德意志统一成一个帝国的首项重要举措正是建立皇家海军。这跟陆上强权沙皇俄国的彼得大帝向西迁都，在滨海的一片沼泽地上建立圣彼得堡，梦想建立强大海权，道理一样。
塔勒布（Nassim N.Taleb）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意料之外的“黑天鹅”事件，但只要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不难理解“一战”是必然发生的事情。
“一战”爆发的深层原因是德国计划修建柏林—巴格达铁路。如果铁路修成开始运作，德国就可以连接西亚的贸易通道，接入广阔的中亚大陆，下面再接通波斯湾，避开英法控制的苏伊士运河，连接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并打开通往亚洲的海路。换言之，英法对地中海的控制权形同虚设。理论上，德国可以因此比英国更快速地动员大量兵力至远东，这将改变当时全球的帝国强权势力格局。当时一位评论家说：“据说拿破仑指出：‘安特普在一个大陆强权手上，英国会感到有如一支手枪指向英伦海岸。’那么，如果巴格达和波斯湾在德国（或其他强权）手上，英国将感到有如一支42厘米口径的火炮指向印度。”[93]
19世纪英国的麦金德提出欧亚非大陆岛的概念，认为区内如果出现一个能整合欧亚非运输通道和经贸的强权，便足以称霸世界。但在实际操作上，还是要配合大陆岛沿岸的海运。
陆权只是相对海权的纯理念，实际上，要挑战海权，必然是依托陆权的海运条带与大陆纵深相结合。
英国两手准备，一边和德国签好关于柏林—巴格达铁路的协议，迫使德国承认南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中部及南部是英国-波斯公司的专属利益范围[94]，但转眼便爆发了“一战”。
来源：http：//www.archaeoplan.com/Div01.htm。
图2-18 德国“一战”前构想的柏林—巴格达铁路
“一战”本来不是德国挑起的。教科书上，“一战”爆发的导火索是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枪杀，最初打起来的是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德国因自己的利益盘算而参战，奥匈帝国是其盟友，而当时中东地区是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柏林—巴格达铁路正好穿越这两个没落帝国的势力圈。
英法参战主要针对德国，理由很清楚。德国是后起之秀，在世界版图上抢殖民地，处处受制于英法，但当时大英帝国实力已经走下坡路，法国也在1871年战败于普鲁士。这两个老牌帝国明白，必须在德国变得过于强大之前扼杀它。1903年，英法签订谅解协议，中止双方在摩洛哥、埃及和苏丹等地的利益冲突，大有同仇敌忾、剑指德国之势。后来新晋帝国俄国也加入英法阵营。
本来中东没有什么利益，但发现石油后就不同了。从20世纪初开始，石油成为世界工业和军事的核心动力。当时的主要产油国是美国，所以美国可以一跃成为第一大工业产能国。波斯在英国势力内，如果德国接通了巴格达，获得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便肯定能成为足以超越英法的欧洲强权。
英国一边打压德国，另一边策动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帝国，时势造就了阿拉伯的罗伦斯这个传奇历史人物。英国还扶植了扼伊拉克入波斯湾咽喉的科威特。19世纪末欧洲强权争霸遗留下的问题，一直影响到20世纪末的地缘政治。
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剥夺了德国对柏林—巴格达铁路的所有产权。[95]
整理：黄钰书
远隔重洋的美国，在土耳其的战略调整中举足轻重。美国自“二战”以来长期称霸地中海沿岸，多年来单边主义的中东政策造成区内一片混乱，引爆永无休止的军事冲突。但近年美国国内的页岩油革命降低了其对中东地区的石油依赖（参阅《专题1 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阶段性战略调整》），促使美国做出退出中东、重返亚太的地缘战略重大调整。
美国对于中东地区的考虑，是如何在撤出后防止它被收纳成欧洲后院，防止美国在区内影响力下降后导致区内石油结算与美元“脱钩”，出现石油欧元甚至石油人民币。可以说，美国日后的中东政策愈来愈趋向破坏性。换句话说，美国越是低成本退出中近东，遗留的麻烦就越大，或称“成本转移”就越大。
在资本主义进入21世纪初期的金融资本阶段，泡沫化虚拟金融资本的恶性竞争中的主要矛盾仍然发生在美元和欧元两大集团之间。[96]
不可能参与金融资本全球竞争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能承载金融资本恶性竞争造成的危机代价转嫁，也就必然处于边缘化状态。只有像土耳其这样少数处于大国地缘战略关键点、占据绝对重要的位置的，才有可能成为所谓的“半边缘”国家。历经近百年的努力才达到半边缘地位的土耳其，为了升级到半核心，而可能变成美国在区内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棋子。
不管怎样，“绝对重要”的土耳其长期是个地缘政治中难以稳定的变量。
土耳其一方面仍然是西方世界面对俄罗斯和伊朗的重要地缘政治部署，另一方面也在寄希望于“陆权战略”走出去的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97]，再加上它锐意成为区内的能源枢纽，土耳其未来的发展仍如“二战”后70年来一样，与其特殊地缘战略位置密不可分。
如同奥斯曼帝国因扼守欧亚贸易通道而崛起一样，土耳其未来的发展仍取决于其能否强化对于欧亚非的地缘战略价值。
诚然，上述欧亚大陆上多个21世纪重大战略调整的项目被提出，意味着土耳其可以稳定地通吃各方的地缘收益：从过去扼守黑海到地中海的通道，相当于卡住俄罗斯的脖子；到今后扼守陆上能源通道和“一带一路”客货运输通道，相当于卡住欧洲能源及对东亚贸易的脖子，土耳其的地缘战略地位肯定明显增强。任何世界性大国的崛起，都不可以忽视这个既有历史上的突厥之梦，又有当代伊斯兰复兴之梦的富有挑战性的国家。
但是，一方面土耳其本身的经济结构缺乏国际竞争力，在21世纪的金融资本全球竞争形势下，不可能是一个被核心国认可的稳定的参与者。但另一方面，土耳其又有位居欧亚通道咽喉的战略地位，在面对错综复杂、日益险峻的地缘政治形势之际，有得天独厚、左右逢源的优势，进而难免抱有锐意成为地区强权的宏图。何况，21世纪以来，大国战略重组内生地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土耳其将要在不可能与任何一方结盟的多面需求中寻找微妙的平衡。
十、中土两国比较
中国和土耳其这两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都曾经在西方列强逼迫下衰落，从而焦急追求现代化及工业化之路，也曾经有过基于民族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崛起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也发生过类似的周期性波动，而且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受新自由主义，推进制度转轨。此后，外资大量流入转为外债，接上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洪流，并与金融危机的发生有相关性。
中土两国为了吸引外资，都在21世纪推动了改革。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是产业资本大国，虽然有20世纪90年代的“抓大放小”、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股改和第二个10年的混改，国有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仍然占绝对比重。
近年，在遭遇全球大危机之后，不论是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还是土耳其的欧亚能源管道，都深深受控于西方把控的地缘战略。
全球化大趋势之下，中土两国最大不同有以下两点：
一是陆权竞争的态势不同。中国是主权相对完整的原住民大陆和最大原住民人口国家，历史上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客观条件是幅员辽阔、战略纵深广大；土耳其则可被戏称为欧亚之间的“擦脚垫”，历史上就战乱频仍、冲突不断；在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就是主权半依附、半边缘的地位，且因半岛形地理位置而客观上派生出的、没有可能构建战略纵深的次区域国家。
二是中国对国有经济的集中管理被称为“举国体制”，可在遭遇危机时抑制住微观企业利益做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恰是在这一点上，任何放任外资自由流动的“金融无边疆”的E7都不可比。[98]
进一步比较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和土耳其的能源通道战略，则不难发现：土耳其锐意成为欧洲绕开俄罗斯的新的能源通道；中国则为了突破美国精心建立的太平洋战略包围圈，以及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洋、马六甲海峡这条掌握在他人手上的能源海运生命线，而锐意打造向欧洲和非洲联通的大陆桥战略。这两个国家的“锐意”进取，具有内在的相似性……
如果，位于亚洲大陆东西两端的这两个国家的战略意图能够实现，则似乎应验100年前英国人麦金德提出的世界岛及欧亚心脏地带的理论。虽然亚欧大陆借此能在21世纪重新成为世界中心，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试图通过修建欧亚铁路来改变英法地缘控制，而成为列强战争导火索的教训，仍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