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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一位大学生的十年“下乡记”
人才计划二期 刘良[1]
曾经有个朋友问我：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坚持做了十年的乡建工作？我当时一愣，以前从没想过，会用十年的时间去做一件事情。当时我略带自黑地回答她：“好像除了做乡建之外，其他的我也不专业呢。”是啊，这也许可以解释成带引号的“专业”。但十年来自己做的事也不太专业，从北方的农村，到南方的农村；从西部大石山区，到苏南鱼米之乡；从做项目，到财务、行政、人事、传播……只要有需要都去，只要有需要都做。
十年，或许因为情怀，或许因为习惯，或许已成为生活方式。以乡村为坐标，是十余年来的守望，为乡村、为农人，也为自己，心安于此，成长于斯。
向左公务员，向右乡村
将时钟拨回到2006年，那时我正好大学毕业，处在一个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既有对未来无限的憧憬，也因前路漫漫而感到迷茫，但更多的是随着大流走一步看一步。那时候考公务员进体制绝对是热门，父母和家人也是这样期望的，于是连续报考了国考、家乡所在的江西省考、学校所在的贵州省考，笔试成绩都还可以，但最后还是没有结果。于是我只得做次优选择，报考了贵州的“特岗教师计划”，需要到农村地区的乡镇中小学做三年的老师，但至少算是一个稳定的，而且是有编制的、体制内的工作。
我的祖父和外公是老师，父母也是老师，就在我感慨要继承“家业”的时候，大学同学推荐我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农村人才培养计划”（简称“人才计划”），有去北京学习的机会，需要在农村实习一到两年，还可以见到很多著名的学者，如“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老师，最早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李昌平老师，他们曾经来我们大学做过演讲，那时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震撼。因为自己学的是农村区域发展专业，总觉得大学四年学得不够，于是报名参加了这个实习生计划，正好可以去学习和进修。最后，在当乡村教师和乡村志愿者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带着些许浪漫的想象，做了一个暂时性的选择。
2007年1月，在我参加人才计划的半年之后，我又选择考江西省公务员，还是希望能如家人所愿，找一个稳定的工作。这次考试笔试成绩还不错，而且招的人多，但要去面试的时候，我正好参与了中心在江西兴国为期一年半的扶贫项目的前期调研，中心也有意让我接着参与后面的执行，于是，我又一次面临选择。这次选择算是天意吧，我借了同事一个乾隆通宝，以抛硬币的方式决定：汉字朝上就留在中心不去面试；满文朝上就回去面试，可能成为公务员。结果汉字朝上，我留下了，做着乡村建设这份事业，一干就是十年。
这就是我选择的初心：有理想，但不坚定；有学习的愿望，也有些许浮躁；有慕名而去的虚荣，也有脚踏实地的坚持。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也或许是适合自己的道路，所以一直走到今天。
一个贫困乡村的项目分配模板
2006年下半年，也就是实习期的前半年，我被安排在山东微山湖畔一个叫姜庄的村子里，和一起下乡的伙伴支持当地合作社的发展。半年之后，也就是2007年1月，在我参加完一次公务员考试之后，中心的负责人老刘告诉我，我们刚中标了一个NGO组织与政府合作扶贫实施村级规划的项目，在江西兴国，离我家很近。于是，接下来的一年半，我就来到了离我家很近的一个叫“忠田”的小山村，为当地留下了一些痕迹，也在我心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迹。
这个村级扶贫规划项目在当时来说意义很大，是政府第一次拿出财政的扶贫资金，来采购NGO的服务，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就叫“政府采购社会服务”。在这宏大叙事中，我们团队的作用，可能仅仅是其中一个微小的统计数字；更大意义可能是偶尔会被当作某个里程碑事件中的一分子而被提及。而真正影响我的是，我与村干部和地方精英的两次冲突，以及冲突过后两次心情和境遇不同的哭泣。
也许是因为我顶着中国人民大学的头衔，也许因为项目得到国字号基金会的支持，尽管我的老家离这里只有百里之遥，但因为我被当地人认为是“中央”派来的钦差，以至最初的两三个月里，村里办低保的找我，计划生育的也找我，甚至有一次我打摩的从镇里回到村里的时候，摩的师傅非要多收我1元钱，说我从“中央”来的不差钱，直到我用当地土话反问了他一句：“你见过哪个中央下来的干部还会坐摩的？”摩的师傅才松口，按照原价带我回村里。
因为项目的设计，我所代表的机构对投入这个村子的50万元扶贫资金有一定的决策权，开始时大家对我的工作都很配合，入户调研、选村民代表、按村民小组申报项目计划、管委会代表核实项目等，根据项目手册规定的工作流程按部就班地进行，一切事情进展都很顺利。于是，在我们正式驻村工作两个月后，在村干部的配合、老干部的支持和村民的拥护下，一个完美的村庄扶贫规划即将出炉，似乎只要与村民选出来的代表开会一通过，这个偏远贫困的小山村，即将改天换地。
会议在我22周岁生日的前5天举行，地点在村委会，和往常不一样的是，这次会议所有的9个参会代表到得都很准时，除了3个村干部稍微年轻一点，其他6个村民代表都是60岁以上的退休老干部、老教师。就在我认为一切都将很顺利的时候，会场开始一点点地失控了，看到这个“完美”规划的项目表的时候，代表们都拿着这张纸重重地翻过来翻过去，相互之间借着老花镜，在看这张纸上有没有自己村民组的项目，有多少项目资金。
他们都有自己的标准：组里的人口多少？组里到公路的距离多远？项目资金该是平均到组还是平均到户？就在这样的你来我往中，争相翻看仅有的两张项目列表；不一会儿开始拍桌子吵架，接着便是一些很难听的话，甚至连四五十年前的事都扯出来了，不一会儿拍桌子又变成了面红耳赤的骂架。
这时我着急了，想制止他们，也开始拍桌子跟他们叫板，试图让他们停下争吵。但没想到适得其反，大家吵得更厉害，有人开始指责我偏心，也有人指责我一个外人在这里大呼小叫的，指责我一个小毛孩凭什么对着一群老人指手画脚。于是，吵着吵着，变成了我一个人和他们之间的骂仗，会也开不下去了，有的代表开始离场。最后，会场里只剩下几个村干部，我一生气也离开了会议室，把自己关在了宿舍里。刚回到房间里，我就觉得委屈，明明是为他们村里做好事，没想到他们还不理解，想着想着眼泪就掉下来了。坐了几分钟之后，觉得这事没完成总不是个事，喝了一口水之后用毛巾把眼泪擦去，打开房门看到几个村干部都还在，于是跟他们说还是把代表们召集回来把会开完。他们看到我一脸委屈的样子，也觉得自己刚才说得有点过头了，只是说刚才我不应该拍桌子跟他们吵，毕竟他们也是老人，等他们吵完之后就好商量了。我点了点头，就和几个村干部分别去找他们。
接着开会时，在会场上我又委屈地抹了一把眼泪，觉得自己主持不下去了，就让村干部来主持，我来记录。可能刚才这一举动影响到大家了，之后大家还是争吵，但是没再拍桌子了，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每个小组都有至少一个基础设施项目，要不就是修条路，或者修个水渠，或者改建学校；项目资金也按照组里的人口相对平均，如果项目资金不够就组里自己筹资。最后，我的“完美计划”被改得面目全非，但是他们得到了一个相对满意的结果。在大家都离开之后，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越想越觉得委屈，越委屈就越想哭，终于忍不住大哭了一场。这一次，他们原谅了我的毛躁，我接受了他们的“自私”；这一次，我吞下了委屈，他们获得了现实的利益。这是我进入社会后第一次哭、委屈的哭，在很现实的世界里不得不做出妥协和退让的委屈。或许，这也是一次迟到的成人礼，让我明白在现实的利益中，不能再抱有浪漫的幻想。在这之后，因为大部分项目都改成了基础设施建设，修路、修水渠、修水坝等，作为对项目具有一定话语权的我，不得不去学习一些基本的工程知识，向当地的老师傅请教不同土方石方的配比与造价，一年半下来，竟还能对农村的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看出个门道来，也算是没白哭一场。
被利益碾压的理想
如果说第一次哭，还多多少少是因为年轻的毛躁所引起的，那么第二次哭，则真正体会到了理想在利益面前被碾压的绝望和说不出委屈的伤心。
2008年3月，距我第一次哭有9个月的时间，此时项目已经进展得差不多了，该做完的工程也基本完成，没完成的也基本上开不了工，因为在上次开会时争吵的结果，这种撒胡椒面式的项目分配方案，有些人口较少、相对贫困或者组织较弱的村民小组，注定是做不下去了。于是，我又得召集大家重新讨论剩余的项目资金的分配方案。
我照例联系所有的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其中一个村干部因为之前有一个项目没满足他的资金要求，总是推三阻四地爽约，没办法，只好一次次地电话联系。再一次爽约之后，我终于压制不住自己了，因为前一天在县、镇两级政府领导面前答应得很好，说要一起开会讨论工作，可我再打电话给他时他还是说有这事那事，等到天黑都没来，我只好说：“如果你来不了的话，那么我就和其他几个代表商量，你到时候就别再有什么意见了。”他说：“就你们说了算，你们一直都是老大。”我一听他这么说，更压制不住自己的火气，就说：“找你来开会商量你又不来，这次这个老大我还当定了。”于是，我们就这样吵起来了。最后，他说要我小心点，并说看我怎么从这个村滚出去。
晚上，我又哭了，是在兴国的第二次哭，饭也没吃，就喝了一碗米酒，想尽快地睡去，却在不停地抽泣。这次的哭，是委屈，但更多的是绝望，是理想崩塌的绝望，在利益面前，我所追求的理想，我要追求的公平，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我所付出的努力，收到的却是恶语相向，甚至威胁或滚蛋。我在这里所能留下的，无非是他们想要的一座桥、几条路、几个水渠、几间房子，以及我和村干部、村民代表吵架甚至打架的故事。
第二天，他来到我们宿舍，还想动手，幸好当时我们有3个人在场，只是相互拉扯了几下。后来，县扶贫办一副主任到了村里，把我们两个单独地叫去谈话，一场风波算是平息了。最后的项目调整，他没再参与，我和其他村民代表则在磕磕碰碰中完成了新的资金分配方案，为了平息争执，绝大部分剩余的扶贫资金，几乎都用到当地的小学，维修小学校舍、翻建小学厕所，而这本该纳入教育部门计划投入的项目中。
新的资金分配方案确定之后，离项目结束已不足两个月，剩下的事情就是拨钱、花钱，简单、畅快，越快越好。但往往简单的事情最容易出问题，在需要钱的时候钱总是迟迟下不来。项目一开工钱就得到位，钱不到位各个项目的负责人就都来找我，于是我在村里就成了一个欠债的人，不得不时而去另一个村，时而回家，时而装着出差，表现出一副很忙的样子，其实心里比谁都着急向中心申请钱，但钱却总是因为各种原因迟迟下不来。在一次原定时间要拨款，但因为中心的原因钱没到账，以至我和中心当时的负责人刘老石大吵了一架，他问我：“你知不知道中心账上也没钱？你的承诺就那么重要吗？”当时我就反驳：“是的，我的承诺就是很重要，当时是你说的能拨钱我才跟村里做的承诺，我也是有尊严的。”说完后我就挂了老刘的电话，挂完电话之后我们又互发短信，他说：“不管怎样，你都要把剩下的事做完，这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我一听“道德”两个字就反感，马上就反驳他：“我就要讲道德？他们就可以什么都不讲？这些事本来就不是我该承担的事情，到现在却要我背着道德的担子去做！”
后来老刘没再说什么，接下来的事情大多都是由着我自己的性子在做，在我认为做得差不多了该离开的时候，我才知道，资金迟迟拨不下来，是因为被负责这个项目的另一个同事“借用”了。借用？！多轻巧的一个词啊！让我们在村里像杨白劳一样躲债，也让我们努力工作的人在无端地相互指责。于是我下定决心要离开，离开兴国，离开农村，离开这个让我无尽遗憾和伤感的村子，带着满身伤痛和疲惫，也带走了青涩和不懂世故的少年时光。
天等人民不等天
在离开江西兴国之后，自己也一度想离开乡村建设领域的工作，于是我就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但是我去的时候正好遇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像我这样没有任何城市工作经验的人自然不是很好找工作。最后几经辗转，经朋友的推荐，加入了国际扶贫机构行动援助（Action Aid，AA），在广西中越边境的小县城里工作，一待就是三年。
从2008年12月到2010年5月的一年半里，是在一个叫宁明的县城工作，从助理开始做起，行政、财务、筹资、后勤、项目等，几乎什么都做。那时候下乡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白天找村里的孩子画画、写信，然后寄给欧洲的资助者用于筹资；晚上与妇女和村民开会，讨论如何将筹来的资金用于社区的发展。因为AA是个国际机构，工作流程比较规范，工作领域也比较广泛，接触了很多与扶贫相关的新鲜词，诸如妇女权益、人居安全、善治、可持续生计、能力建设、政策倡导、HIV/AIDS等，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也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2010年6月，因为工作的调动，我到了另一个边境小城天等县，属于桂西南大石山区中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天等”，在壮语中意思是石头立起来的地方，放眼望去天等县到处都是大大小小且荒凉的石头山。这里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上的植被因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破坏以后，形成了石漠化，遇雨则涝，无雨则旱，作物难以生长，连人畜饮水都很困难，所以贫困。但当地人也有一种战天斗地的气概，很喜欢把天等称作“天等人民不等天”，其中有一个叫立屯的村子用三代人打通出山的隧道，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体现。
因为经验的增长和资历的积累，到了天等之后我成为当地项目的负责人，带着三四个人的团队，在机构的框架下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在奋斗，得益于当地淳朴的民风和干劲，在天等做出了一些让当地农民、政府各方都满意的事情。同时，自己在生活上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不仅仅把这里当作工作的地方，更多的是和当地人交朋友，周末和他们一起去骑行、爬山、踢球，晚上还会与他们一起烤红薯、搞烧烤，努力融入当地的生活圈，而不仅仅是一个过客。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在天等工作期间，一次志愿者活动上，我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广西姑娘，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相恋，最后走入婚姻殿堂，这个边境小城成为我们爱情开始的地方。
工作上的进展，生活上的圆满，让自己踌躇满志要在这个边境小城做出一些改变。然而事不遂人愿，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因为看到中国国力的上升，国际上对中国的援助日渐减少，通过儿童画向欧洲中产居民筹资的方式也日渐困难；同时当地政府更愿意看到的是修路、修桥等硬件投入，而我们的工作手法主要是通过小项目以及软性项目的投入，重在提升当地农民的组织和能力，思路上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在我到天等的一年之后，机构已经明确转变合作思路，我们在当地的团队年底都将撤出。三年的合同到期后，我离开了天等，也离开了广西，因为和当地人有了关系，也有了连接，总忘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和淳朴的农人，对广西的人和事总是多一些关注，也盼着有回来的时候。
公益化vs市场化
离开广西后，计划休息一段时间，骑行到处去看看。在刚刚开始骑行的第一个星期，当时中心的负责人白亚丽就给我打电话，说中心在常州的一个小镇跟当地政府合作，做合作社、社区文化、青年人培养等乡村建设的工作，问我有没有回去工作的意向。当时自己想了想，正好也闲着，先过去看看吧。2010年前后，因为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以小毛驴市民农园为代表的CSA社区支持农业农场开始火遍全国，除了可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之外，更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商机，当地政府也因此投入巨资，建立了大水牛农场，主要是小毛驴团队执行。同时对试验区的社区工作的投入也很大，每年200万元，主要由中心的团队在执行，加上自认为有先进的工作方法和完美的思路，还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想想都激动！
2012年3月，我到了嘉泽的试验区，可是到了之后，因为前期大家对财务、行政等细节问题的忽视，导致前三个月我几乎都在梳理以前的账目，理顺工作流程。等到整理得差不多的时候，第一笔拨款花完了，又得向政府申请拨款了，这时候我便开始了无奈的催款之路，一次次地把皮鞋擦得锃亮，穿着笔挺的衬衫，在政府各个部门间来回穿梭，只求领导们能高抬贵手，在拨款书上审批签字。当地政府的一个书记似乎看到了我这方面的“才能”，专门找我谈话，让我安安心心地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保证三四十人的吃喝拉撒就是大功劳，其他工作就不用过多地参与了。于是，我便成了专职的行政人员，在情愿与不情愿的失落中，重复着找领导审批签字拨款，然后报账、写报告、交报告、申请拨款……
在我想离开的时候，当地领导又与我沟通，因为大水牛农场的负责人离开，需要有人去协助，要把我调到农场工作。当时为了想证明自己，我就答应过去工作了，约定的试用期是1个月。到了农场之后，当时的经营压力巨大，更多的是以商业逻辑去运作，而我的思路是社会化的公益运营思路，自然很难合到一块，和农场主要负责人也冲突不断。尽管我当时很努力也很用心，但最后还是以我的退出而告终。在1个月试用期快到的时候，当地领导通过一个同事告诉我，明天不用再去上班了，于是我当天就完成了工作交接，很挫败地离开了大水牛农场，离开了嘉泽，此时距我来时正好一年。
变革者的变革之痛
2013年5月，我回到了中心的北京本部工作，此时的中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创始人刘老石在2011年3月因车祸去世，中心的几个老骨干因为工作思路上的差异，大致分成了两派，纷争不断，温老师不得不协调前AA的负责人张兰英老师参与中心的工作。因为我有过在规范化管理机构的工作经历，正好也是张老师所在的机构，加之自己在外地工作没被卷入中心原有的派系之中，而且也算是中心早期的参与者之一，从经历和资历上都符合“变革者”的要求，因此被寄予厚望，希望我返回后能通过建立规范化的工作机制和流程，期望以工作的推进来化解矛盾。
回到中心的第一年里，女友也来到了北京，在小毛驴工作。但在刚回到中心的那年里，自己带着改变中心现状的强烈使命，几乎全身心地都投入在工作上，建立工作规范，监督制度遵守，稍有不合规矩，自己都会站出来毫不留情地与人争执一番。那时的自己是线性思维，只要大家都遵守工作制度，工作就能推进；只要工作能够推进，就能化解之前的矛盾。自己就在这“只要……就……”的直线因果关系中，规划着中心一步步的改革方案。
然而依然事与愿违，因为大家思路上差异的形成非一日之寒，在社区伙伴（PCD）[2]对中心一份评估报告中提道：“每个团队都有各自的方向和侧重，团队认为分歧缘于中心宏观视野的缺失造成理念上的不认同。具体体现在同一表述的不同理解上，而团队之间缺乏沟通，不了解相互行动的动因，也是各自为政的原因。”于是，我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变成徒劳，自己也被卷入这场无休止的派系斗争的旋涡，甚至是旋涡的中心，急躁、抱怨、愤懑、非黑即白……直到现在仍有余波。在这没有尽头的争执中，我慢慢发现自己除了脾气变大之外，其他没有什么长进。在一次又一次的挫败感中，我渐渐收敛了自己的脾气，转而捡起自己曾经做过的或者还算擅长的事情：行政、财务、活动、项目计划、农民培训、返乡青年等。总之，不让自己太闲，不论事情大小，都去做一做，希望能在平静和细微中，慢慢磨炼自己的心性，毕竟任何宏大理想，都必须建于细小的一砖一瓦之中。
新的征程
2016年5月，我和相恋五年半的女友终于领证了，用我们这几年来的积蓄象征性地交了彩礼，没办婚礼，没办酒席，也没拍婚纱照，然后剩下来的钱就拿来蜜月旅行。还好双方的父母都很理解，让我们这样简简单单地走到了一起，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规划自己的生活，此时我们已经萌发了回到广西的想法。
而后，我们一个团队搬到了北京顺义东北郊区的一个村子里，而妻子还在北京西北郊区的村子里，每一个来回就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就这样度过了半年同城异地的生活。半年后，妻子所在的小毛驴因为业务调整，面临工作上的选择，于是她先离开北京回到了广西，而我在完成一次泰国参访的交流活动后，也离开北京回到了广西，准备开启一段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