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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顾过去：为了不再意识形态化地讨论“非典”
要讨论“非典”引发的危机与改革，需要对问题有正确的认识。我最近看到很多这种所谓的讨论，学者似乎急于抓住机会，对任何事情的议论都难免自说自话，在某种意义上这还不如老百姓的调侃，比如北京人的幽默天性就把这次“非典”危机给“解构”了。比如，我们看到的手机信息上说，多年来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次让“非典”给解决了：大吃大喝政府治不了，“非典”治了；公款旅游政府治不了，“非典”治了；卖淫嫖娼政府治不了，“非典”治了；商品滞销……
人们几乎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非典”是一场公共危机的说法，似乎没有人来得及问一声：说“非典”是公共危机的根据到底是什么？是根据这场疫病的危害，根据意识形态、政治需要，还是根据其他的什么来说的？对此，我们出版的《中国改革》2003年第6期发表的封面专题“SARS搭台谁唱戏”表达了我们的观点，把这次的“非典”与1998年的抗洪做了对比分析，观点可能比较“另类”。
现在人们又开始讨论“后SARS”了。不过，从哪个角度反思？什么叫“后SARS”反思？如果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学术领域，研究政治学的从政治领域反思透明度和公开化，研究经济学的反思SARS多大程度影响经济增长……这种多角度反思可能是有积极意义的，可能是好的，但是也可能是发散的。恐怕还没有人好好去想一想，这个SARS反映出的真正问题是什么。
刚才与我的校友提起，我们至少应该回顾过去30年，每次大的社会变动之后都有大作问世，警醒世人。
20世纪70年代，我们经历过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先后去世，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等重大事件。那时，真正在思想界引起相当反响的，是1979年那篇题为“社会主义结构性经济危机”的文章，史称“四签名”，是指有四个青年人敢于把自己的真实姓名签出来，发表这篇振聋发聩的文章。这篇文章在人们的讨论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到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相当多的问题还在他们当时提出的思想框架中。这篇“四签名”的文章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中间是有长期影响的，其中一个签名的，就是在政坛上比较活跃的北京现任代市长王岐山。
80年代，我们的双轨制改革中出现权钱交易，引起新的社会政治矛盾。至今在我们做研究的人中间经常引用的是“胡王报告”，就是胡鞍钢、王绍光所写的署名报告。至今有很多问题的讨论没有超过他们对当时发生大规模群体冲突的分析。
90年代，中国经济从萧条进入高涨，然后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的科索沃冲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随之引起广泛重视的，就是当时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潘岳主持的三个安全问题报告：关于国家政治安全问题、经济安全问题和社会安全等问题的报告。后来关于突发事件的处理政策，从这三个报告里面多多少少都能找到一些表述。
引述过去，是提醒今天的人们，在讨论SARS危机引起的改革的时候，我们不要再重复过去的老话，这样的老话有价值吗？有意义吗？说来说去还是那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