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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探索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健康农业实习生 梅红伟
小伟总是扎着一个颇有艺术家气质的小辫，绛红色的脸颊刻着风吹日晒的纹路，让人很容易就把他和饱经风霜的流浪歌手联系在一起。他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总是这样说：“我叫梅红伟，大家都叫我小伟，如果觉得我年纪比你大点，叫我小伟哥也行。”这样一番自我介绍，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与他之间的距离。其实叫“大哥”一点都不为过，已届不惑之年的小伟，是一位为周围人处处着想的热心肠大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伟哥”，甚至被其他的河南返乡青年略带调侃地称为“带头大哥”。
小伟的返乡与别人有点不同，他的经历就足以绘成一幅画卷了，用“生命不息，折腾不止”这句话来形容最为恰当不过，他一直都在探索生活的各种可能。正是在他返乡前的各种探索，以及他在汶川地震灾区的见闻和对金融危机来临时的判断，让他对生命、对家庭、对教育、对生活有了重新的思考和选择，促成了他告别城市回到大山，探索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建设自己理想中的共生家园。
弃学与义工
1978年，梅红伟出生在河南驻马店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是一名优秀的中学数学老师，家中姐弟四人，他是老小。作为一名教师子弟，小伟从小开始就跟着父亲住在学校里，只要是父亲教过的学校他都待过，经常是父亲在教室里上课，他在教室外面玩，直到9岁才开始上一年级。小伟早期的求学之路一直很平稳，成绩也很好，但到初二升初三的时候，被寄托了子承父业期望的他，却在家人的诧异中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做了个决定——放弃学业。
让他做这个决定有两个原因：一是觉得自己不是攻学业的料，“初二的时候两门课是我喜欢的，一个是语文，一个是物理，但英文一直是最差的，口语就不用提了，早上起来左右前后的人都在哇哇哇地背单词，自己也使劲地背，自习课结束人家要去吃饭了，我一个单词没记住，郁闷！从那个时候起就厌烦学业”。二是开始对父亲的职业有了新的看法，“我决定不要一辈子都耗在这个学校了，不然太痛苦了，真的太痛苦！”
于是，1994年，16岁初中还未毕业的小伟决定放弃学业，南下深圳闯世界。小伟到深圳的第一站是在一家挪威的企业做手表，一年之后就开始学习广告、广播、摄影，后来又去学习酒店管理，在一个星级酒店做到了客房部经理，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级别了。后来发现酒店管理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的内幕和关系，没办法学到真东西，就退出来开始做其他事情。
因为小伟的家庭信仰基督教，早在1991年的家乡教会活动中就结识了香港的公益团队人子协会[2]，初闯世界的小伟在深圳又遇到了人子协会，并开始做人子协会的兼职义工。20世纪90年代正处打工热潮，很多农村的孩子梦想着能进工厂，进城市。为了帮助农村的孩子能在城市顺利找到工作，人子协会开启了一个名叫“青年创业养成计划”的活动，免费介绍农村的孩子到安全的企业或工厂。因为人子协会中的大多数都信仰基督教，被介绍过来的孩子很大一部分来自教会，他们多会联系诚信可靠的基督徒老板，保证这些进城打工的孩子不被欺骗，能够正常地得到相应的待遇和薪水。此外，小伟还会跟着他们每个月去工厂做一两次探访活动，组织聚会，也帮他们协调解决一些困难。“看到他们对城市边缘人群的关心和扶助让我备受触动，于是决定辞职，从1996年开始我就成了专职义工，帮扶城市里散落各处的流浪者、问题少年。”
小伟和他的爱人苗九玲是在深圳的时候相识的，“认识九玲正是1997年她从老家确山县送一批孩子过去，那也是她第一次去深圳，怕在深圳不习惯，就背着很多从老家带去的东西，比如擀面杖，哈哈，很有意思！我去车站接的他们，后来因为我们那个团队也蛮需要人的，所以九玲就留了下来”。正是九玲的留下，让这两个年轻人有机会慢慢了解、相知，开始了他们相扶相携的生命旅程。
这期间还有个小小的插曲，因为在当时的团队中有个规定：当提出恋爱之后就要准备结婚，不能一直恋下去，不然可能会对其他人有影响。所以小伟和九玲考虑之后在1998年年底就离开了一段时间，在老家确山经营起来一家叫“西部牛仔”的服装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服装店开到6个月的时候，小伟和九玲被之前的团队邀至云南丽江做一个月的游学，没成想却在那时被安排办婚礼了，说到这里，小伟笑得一脸幸福。“有一天晚上活动结束后，老师说你们明天要自己准备东西，当时都没听懂老师什么意思。第二天中午，突然发现大家都不见了，以为要迟到了就赶紧赶去吃饭的地方，到了之后被老师一把拉上台，老师说今天是小伟和九玲的结婚典礼。当时我们俩也傻眼了，但身边的朋友都送上了早已准备好的礼物，我们就这样结婚了。”原本打算游学回来继续开服装店的他们，被“老师希望我们能去广东深圳，那边计划办一个共生家园”的活动动摇了，最终决定放手确山这个店。“其实有很多人为我们惋惜，觉得正是我们赚钱的时候，但我们有过很多集体生活的经历，心里边觉得一个大的家庭生活，一个群体的生活，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也办过婚礼了，也想在结婚之后能有一个新的开始。”
1999年，小伟和九玲再次来到深圳，和其他人子协会的成员一起探索共生家园，做大型的文化创意产品义卖。2000年，小伟和团队创业开餐厅，不大的门面却经营得热热闹闹，餐厅最大的特点就是会接待一些流浪的人，免费吃饭；还会帮助城市的边缘人群和弱势青少年，到劳工聚集的工厂探访，为他们组织生日派对。在深圳这个被各种开发项目急速包围的生活空间里，他认识和了解了更多普通人的生活。2001年，他们的大儿子子悦出生，餐馆几乎没日没夜的作息让人的体力和精力都极度劳累，最终小伟决定关了餐馆，一家人暂时搬到一个地方好好生活两三个月。在一位一直陪伴他们的老师的建议下，他们一家三口前往上海，与另外一个家庭一起合作生活、创业。
返乡的失利
在九玲最早一批送去广东打工的年轻人中，有一个叫大春的兄弟，一直牵绊着他们的心。大春因为在雨伞厂的工作环境中接触了有毒物质，皮肤开始溃烂，在广东时小伟就带着他跑了很多医院，都无济于事，有位医生说大春最多只能再活五年。那时小伟一家去了上海，大春回了老家。在上海，小伟收到了大春的那封“连死都没有力气”的信，小伟回忆当时情景：“当时很心酸，之前在南方接触过理疗、健康饮食，有一种观念：吃健康的蔬菜改善人的健康。就跟大春说：我们决定回老家，找山清水秀的地方种有机蔬菜给你吃，只要你愿意，这五年我哪都不去，就陪着你走到最后，你就是我的兄弟。”
大春同意了。于是，2002年，小伟带着九玲、子悦一家三口，还有两个红色的行李箱回到确山，那就是他们在外这几年的全部家当。他们开始借钱，找地方，最终在薄山湖水库边的二道河村，租了现在这300亩地的荒山头。租期为50年，“当时对方要3800元一次性付清，我说算你4000元，再给你双倍，8000元我租下了。地租来之后在村里做了公示，并办了林权证。租完之后别人都觉得我被骗了，但这个价是我自己定的，我是急需要，我是想要生活”。可是在租完地、买完必备的交通工具（一辆摩托车）之后却已经没钱了，于是跟大春约定去深圳打工一年，赚钱回来盖房种菜。
2003年，小伟和九玲再次南下打工，小伟在康佳集团做销售，小伟的白酒酒量就是在那时练成的，有酒量就有销量，半个月后由销售代表升为区域经理。两人打工一年存下两万多元，借着过年回家的机会悄悄递了辞呈。走的时候老板很不理解，为什么那一座荒山会如此牵动着他的心？
2004年，小伟用打工攒下的钱建了山上最初的四间瓦房，并把大春接到山上。因为要生活下去，开始发展种植和养殖，河南地区有在八月十五吃公鸡的习俗，2005年他们在山上养了5000只鸡。等到鸡出栏的时候，禽流感正好在全国爆发，看着漫山遍野的红公鸡，却卖不出去。“当时山里没修通水泥路，很难运输，就付钱给附近村民挑鸡到大路上去，附近饭店都知道我们的鸡好，也会订购一些；但要大批量走出去只能靠鸡贩子，而鸡贩子却使尽手段拖延时间，已经完全长成的公鸡每天食量很大，养一天赔一天，最终不得不以很低的价格被迫卖给鸡贩子，那是一次很痛苦的经历。”与此同时，大春家里也发生了一些变故，使得大春无法到山上安家，“我们不可能在山上等着大春偶尔来住一下，于是又出去做义工了。”
接触生态农业
2006年，小伟和九玲被邀请去云南丽江束河古镇建立人子共生家园，于是他们再次举家南下。在丽江，小伟认识了在做有机农业探索的朱明，因为前两年在山上养殖种植的失败经历，让小伟对有机农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朱明是社区伙伴（PCD）在广东地区的联络员，给小伟讲了很多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社区支持农业的工作，这在当时算是非常前沿的。“看到朱明在做这个事情，觉得这个工作很伟大，自己应该对农业生产再去做进一步的探索，而朱明也需要人参与，于是我就成了社区伙伴的第二期健康农业实习生。”
成为PCD的实习生后，小伟和朱明来到了广州，与另一个伙伴苏德彪，在韶关做生态农业基地，找了几个农户做有机农业的生产；农产品生产出来之后，通过社区支持农业的方式，对接城市来销售，就成立了一个专门做生态农产品城乡对接的机构——沃土工坊[3]。沃土工坊的名字是朱明起的，同时成立的另一个环保机构南岭会[4]，在韶关的南岭保护区内保护鳄蜥。当时要经常出差去韶关，与当地农户打交道，除了推广有机农业的生产，还帮助农户改造旧房子，安装了榻榻米，让城市消费者去入住体验。
一家人分居两地总不是办法，小伟在广州安顿下来之后，九玲就把子悦带了过来，一同过来的还有两个单亲妈妈的家庭。来到广州后，三个家庭都面临着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的困难，共生家园的生活方式是自然而然的。四个大人三个去工作，一个照顾家庭和孩子，收入共同使用。当时是在工业区蒸馒头卖，卖得很好，这样下来大家都感觉轻松了很多。
小伟在做实习生的时候每月的补贴是1100元，这样的收入在广州让他们很有压力，想着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收入和事业基础，才能让共生家园更稳固。于是在2007年下半年，小伟辞别了朱明，在一个做汽车贸易领域朋友的介绍下，带着几个家庭，来到浙江开了一家汽车配件进出口的贸易公司，去做另外一种尝试。
汶川救灾与都市创业的结束
2008年汶川地震，小伟在第一时间听到地震消息的时候，就把车开到修理厂去检修，决定要立刻开车进川。同时又在一线员工中间筛选了三男三女，加上小伟当司机，7个人当天晚上就出发，并且把所有能拿出来的十多万元，全转到一个账户里带着，去了四川灾区。
“这是对我人生真正改变的一刻，我一口气开了3000多公里，是从建德一路走高速开到湖北宜昌，下高速后路非常难走，然后一直沿着国道进川。因为就只有我一个人会开车，3000多公里的路上一直灌咖啡，其间还撞上了高速公路旁的护栏，一边的车门都撞扁了，只能从另一边下去了，就这样开到了汶川。下车就联络当地的一些朋友，接触了一些国际组织，拿到了进灾区的通行证。第二天我们就直奔映秀，但进不去，就辗转到都江堰看自己能做些什么。后来就参与了一个前期的搜救，跟疾病防疫中心的一起做搬运的工作。当时我们就感觉这工作还是蛮危险的，因为有很多的问题会发生，就把女生留在了市中心青阳体育馆做灾民安置工作，男生跟我再下灾区。我们在那里待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住的是帐篷，吃的是馒头黄瓜，很累的，身体透支非常大，身心疲惫，花钱多少都不重要，关键是看的东西太多了，每天心里累积的那种压抑和痛苦，让自己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就觉得要回去了。”
从四川回去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觉得太累了；第二个是因为二儿子子蜀出生了（“蜀”字也是为了纪念汶川地震），就是在哀悼日第一天（2008年5月19日）出生的。在灾区，“一边看到的是残缺的身体，心里面想做很多的事情又做不了，自己过去时买了很多东西发放，这也只能解决得了一时，解决不了永远。另一边是新生命的出生，我又不在身边，心里总还是有一种亏欠。一面是死亡和灾难的产生，一面是新生命出生，死亡和生命的拉扯，当时心里还是蛮焦灼的，后来我就说回去了。”于是小伟就直接开车回老家，带着九玲和还没满月的小子蜀来到浙江。
紧接着另一个事情就来了，2008年下半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从华尔街到全世界，从金融界到实体经济，各国都面临经济危机。汽车产业算是最早收到信号的，外贸也越来越不好做了，继续做下去风险很大而且不可预测，就开始想到要撤。于是小伟很快关闭了来往的一些交易，注销公司，酝酿着想要回家。“换做其他生意并没有把握，与其寻找新出路倒不如退回去，家人们也都同意了我的想法。”
2009年4月，小伟把所有洋不洋、土不土的那些豪华办公桌椅设备都打了包，花了8000元租了辆15吨的货车，把这些东西一起拉了回去。“因为觉得丢了可惜，又没时间去二手市场，当时就决定这次是要彻底回去了，从此以后的人生就再也不会去城市发展了。从浙江的离开也彻彻底底结束了在都市里创业，不再想这个创业的部分了，而变成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乡村的创业生活。当时也做了一些动员，有些员工跟着我一起回到了河南，开始农业创业的生活。”
再度返乡的绿色方舟
如果小伟第一次返乡是基于宗教般的济世救苦情怀，那么这次的返乡则是在看遍生死之后，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再一次选择。“从回来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坚信这是我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我余生的生活方式。”
再次回到七年前就已经租下的这个山头，五年前盖下的四间瓦房在风雨的冲刷下破败残存。“刚回来那会儿其实根本没想到自己要完成些什么，计划些什么，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没有多大的梦想，就是想建一个稳固的房子，不会在地震中倒塌了，能够好好住着；不要妻离子散，不要跟亲人分开，然后能够陪在家人身边，不要有死亡，不要有分离，不要有痛苦。”小伟和他的家人们就这样开始了共生家园的建设，探索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小伟给农场取名为“绿色方舟农场”，绿色意味着注重环保、生态和保育，不是去“创造”新事物，而是想要恢复原来就有的环境；方舟来自“诺亚方舟”，这是人类在苦难的情形下聚集的一种方式，方舟上的人生活在同一条船上，所以是“共生”的模式，充满大爱，为下一代创造和抚育美好；农场是真实地落实农业生活、生产、创造事业的地方。
“从2009年到现在，农场的建设一直都在进行，所有房子都是生活在农场里的家人自己动手合力建造的，从完全不懂，到购买工具、材料，请师傅现场指导，然后农场里的男女老少全部参与建房。农场的原则是多买工具、少请人，有了工具就可以不停地创造，还可以从工具上学技术，而这些工具也能教给孩子们一些生存的技能。水电、油漆、排水管线这些都是自己来做，盖房子一类需要技术的活儿就请师父到现场指导，然后向师傅学习，以后就可以自己盖房子了。”
刚开始修整老房子，因为人多，又在旁边盖了500平方米的两排新房子。建设初期最困难的部分、也是花钱最多的就是运输，当时没有修通水泥路，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运到离农场一公里的地方卸下，然后换拖拉机、三轮车或者肩挑背扛的方式，运到山上来，几乎是三倍的运输成本。房子是最先修好的，这是最基础的，就是想让大家能够安定地住下来。之后就是修路，当时得益于村村通工程，政府把水泥路修到了山上。
2010年，为了方便农场灌溉用水，大家在两山之间的小沟开掘出一个小水库蓄积雨水，水库深达5米，面积有3000平方米。“筑堤用的水泥方砖有2000多块钱，都是几个在农场生活的女人浇筑出来的，整个水库只用了两个月就完成了。”
为了更好地建设农场，小伟和九玲专门去学习了朴门永续设计的课程，在自己的农场中实践，各种永续生活的设计也在农场安家落户，如芦苇逆渗污水处理系统、生态厕所、火箭炉、面包窑等。再加上小伟之前在实习生期间接受的生态农业理念，在农场中是看不到任何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制剂的农业生产资料，甚至连肥皂、洗衣液等洗护用品，都是他们自己动手制作的，除了农场生产不了氢氧化钠需要外购之外，其他原料基本上都是农场自产或废旧回收的。在对于洗漱用品的使用上，农场对外来人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基本上都会要求来访的人不要自带化学制剂的洗护用品，因为农场的污水都是汇集到芦苇逆渗污水处理系统里处理，经过处理后的水则可以直接浇地。经过近8年的改造，农场已经自成生态系统，可以完全不依赖外部“养分”的输入，也实现了小伟最初给农场取名“绿色”的梦想。
对于农场的建设，小伟回忆说：“2011—2013年，是农场在经济上最艰难的时候，一方面是山上改造和建设用的钱非常多，另一方面栽下了3000多棵核桃苗和300多棵山楂苗，树苗如果没育活就需要补栽，这样每年都得有投入。所以这几年的经济一直处在比较紧张的状态，没有太多的存款。多一点的收入是前几年的夏令营，两个月的夏令营会有几万元的收入，也都投入在建设上面，改造房间，铺木地板，改造床，改造床垫，来提高大家的生活品质。建筑材料在最便宜的时候就囤好货了，这也是开源节流的好办法，把计划要建的一下预算出来，在材料最便宜的时候买回来，做长远的规划，知道自己钱少，就要做钱少的打算。”说到这里，小伟总是很开心地带着我们去看他的仓库，并给我们介绍：这些钢材是在2015年价格最低时买下的，这些砖又是在某某时候降价买下的，这些木料又是在某某时候买下的……
农场硬件条件的改善，一方面可以让农场里生活的人更舒适，另一方面小伟也在做青少年假日学校，“城市里一家三口可以来这里过周末，两天两夜，收几百元，食宿、农场的活动费用全包。农场还有周边的合作农户，如果培养起来的话，周日下午我们可以在农场做个市集，慢慢每个周末让城市人都可以带着蔬菜回去吃一个星期，下个星期再来。2016年夏天我就带了十几个孩子做生存挑战，时间比较长，一个多月，最短我们也要求是21天，孩子们都很喜欢，也是我的特长，我就能带他们玩，也可以是农场收入的一部分。2016年也投入买了一万多元的设备，做公益性质的留守儿童乡村图书馆，农场可以接收乡村的孩子在这里免费吃住，用城市的那部分收入来补贴他们，只要家长放心，甚至可以在这里过年，这两年都接待过好几个父母不回家的孩子了，大年三十就住在这里过年，都是免费的。所以这块也是未来农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对于农场的经营，小伟从来没有担心过，因为他们一开始的定位就是过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不是为了赚钱，“我们这里人多，种出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自己消化，在外面买的很少，除非是自己不种的或者不养的，才到市场上去买。种多了也不担心卖不出去，因为我们可以囤着慢慢吃，或者尝试加工，让食物保存得更久。比如刚开始没经验，我们种的小麦比较多，那么接下来一两年我们都可以不种小麦了。这两年地里主要种红薯、花生，一个是红薯、花生好保存；二个是红薯、花生可以加工，红薯可以做成红薯粉条，花生可以榨油。蔬菜种多了就带着孩子们一起做腌菜，还会拿去和周边的农户交换，或者给他们分享，周边的农户有时候也会把他们自己种的菜送给农场，或者拿来交换。我觉得这样很好，大家减少现金的往来，少些消费欲望。”
“天下为公”的共生家园
小伟他们最初一起回去的有9个大人和6个孩子，因为之前在城市里有过做共生家园东飘西荡的经历，他们希望在这里创建一个稳定的共生家园。在小伟和九玲的信仰里是讲求奉献的，他们觉得这300多亩地就是应该奉献出来给大家使用，把这里做成一个“公”的地方，最早在农场中挂了“天下为公”四个字。
“2009年刚回去的时候接待了很多精神病人，或者说是有问题的人，不知为什么有家媒体称我们这里有很多精神病患者，所以后来大家一想到绿色方舟农场，就认为这是一个帮助精神病患者的地方。有熟人介绍的，也有看媒体找到的，也有教会的，最多的时候是40多人。去到那里的人身上的故事一个比一个凄惨，甚至有人被绑着从安徽花几千元的路费用出租车载到这里，那几年帮助最多的是湖北的孩子们。”
几年来的陪伴，让小伟体会到：“真正的精神病人应该不会多么痛苦，因为他经常处于发作的状态。其实最痛苦的是陪伴他的清醒的家人，我们看到他们的家人哭着，有的甚至是下跪的，渴望把这个人留下来，让我们带带他，那就没有办法，只能把他们留下。当时我们认为精神病人需要开放环境，有人陪他对谈，那时的缺点就是没有围墙、没有栏杆，人可以到处跑，一旦迷路就走不回来，周围的乡亲们都知道我们在天天找人。这些年来山上一直都养着不少于十条的狗，那么多狗其实都是给自己壮胆的，一堆的手电筒，四部对讲机，十来条狗，夜里就翻山越岭地找人，女生就两人一组，大路、小路、山路、湖边都去找，农场也因此建了围网。中间还有两个同工（一同工作的人），因为受不了这个煎熬离开了。”后来在农场生活的其他大人，大多也因为婚姻的需要都渐渐地离开了，光是小伟夫妇俩也照顾不了那么多的精神病人，加上2011年他们的小女儿子卿出生，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孩子教育这一块儿。
“我们俩自学考过心理学二级证，不是为了给别人做心理咨询赚钱，那样没意思，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为的是可以更好地帮助到来农场生活疗养的那些问题孩子。在农场里我们安排半天劳动生产，半天学习，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学习知识，塑造品格。”到2014年，小伟他们已经不再接收新的精神病人，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稳定的社区，“这么多年经历了太多的人来人往、人聚人散，有婚姻的、成家的问题，有年轻人想去创业、家庭收入压力的问题，一个社区建起来需要一些根基的部分，一是稳定生活，二是对人生、对生活重新有了计划和想法的人。”
农场还会经常帮助那些流浪的人，在107国道上几乎每天都能碰见背包的流浪客，最简单的方式是给他们火车票钱、吃个饭，或者是带他们回农场，给他们梳洗、更衣，这种流浪的人一般不会留下来的，即使吃得好、住得好也会觉得不自由。“曾经接待了一位老者，他是湖南人，从哈尔滨走路过来的，都走了大半年了，胡子那么长（用手比画到胸前），脚上穿的都不是鞋，是轮胎绑的，一路上跟别人要吃的。我们遇到流浪的人一开始都会问：你需要我们做些什么，你需要帮助吗？不是所有人都会信任你，那位老人家我就是开车追了他好久，一路跟他讲，他才选择来到了农场，生活了一个多月，后来我们就给他买火车票送回家了。还有一种比较惨的，就是把流浪的人带回家，走的时候偷了很多东西，给他洗完澡、换完衣服，偷衣服背东西背电线跑了，也有好几个。刚开始孩子们比较激动，问我要不要去追。我就说，不用。很简单，第一他没跟我们要钱，那这个就当作他的路费；第二他拿了这个东西表示他不傻，还能活下来，那就让他活下来吧。”
现在农场里生活的主要是小伟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以及几个在农场长期生活的“问题少年”。有一个在农场生活了六年多叫吉汤的孩子，有一天突然改口叫小伟“爸爸”，小伟当时比较震惊，就对吉汤说：“你一定要想清楚了，爸爸这两个字的分量是有多重的！”吉汤也对小伟说：“我已经想清楚了，我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谈到孩子们，小伟特别自豪，“现在的人都在炫富，但是我家子卿总是在‘炫哥’，总是在别的孩子面前炫耀子悦哥哥怎么对她好，子蜀哥哥怎么对她好，吉汤哥哥怎么对她好……但哥哥这东西是不能再生出来的，别的小朋友只有羡慕的份儿了。”对于孩子们，小伟一直有一个心愿，“我们从2013年就开始种核桃，每年再补种一点，到现在已经有3000多棵了。到子悦开始长大成人的时候，核桃就开始收获了，我就可以拿着卖核桃的收入，带着孩子组建一支摩托车队去欧洲旅行，带他们去沙漠过成人礼，所以鼓励他们去学习英语，不要求能写，但一定要能对话，能看得懂单词，分得出厕所，能交流就行了。”
对于共生家园的理想，自从2011年《三联生活周刊》《大河报》等媒体大规模报道之后，给农场带来了很多的困扰，此后小伟一直拒绝很多媒体的报道，他不想去大肆宣传，他希望：“农场是隐藏的、低调的、务实的、具备各项功能的共生社区，学习、生活、娱乐、创业、信仰、事业、家庭，事业是有社会责任感，生活是家庭生活，还有内在心灵成长，三者是绑在一起的，我们不需要宣传造势从而让农场走在媒体推广的方向上，而媒体自始至终带来的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要大得多。我现在不会极力邀请任何人成为社区的一分子，我们需要对共生社区理念感兴趣的人，一起去建设、一起去生活、一起去打造，只有住在这里的人，才对这里的环境结构和空间改造具有价值，才有更清晰的目标。我们不希望农场成为一个公众和媒体关注的东西，也不希望它是一个流动的席位，现在就想寻找有这种想法和觉悟的人，建一个共生家园。”
（口述：梅红伟；撰稿：韩瑞荣、刘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