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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现在是并且将越来越是农民的保障
历史上凡属于无地农民增加的时期，社会控制、社会安定的成本就非常之高，因为如果农民能稳定地在原来的社区生活，他基本不犯罪。我们现在的集体土地之所以必须以社区成员权作为基本权利依据，就是要稳定农民。农民一旦离开社区，离开了那个可以获得财产的身份，有什么可以约束他呢？因此，现在城市犯罪70%以上是流动人口犯罪。
（一）不同体制条件下的土地问题
在过去30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以比较低的成本，建立了工业化。政府几乎能够无摩擦地拿到农民土地，因为政府每拿一份土地，就对应解决所有依赖这份土地生存的人口的就业。那时，农民愿意政府征地，一征地就有多少农民要吃“皇粮”了，生老病死就有依靠了，农民当然愿意。那个时代，土地收益根本就没有市场化，农民拿不到土地收益。
现在为什么摩擦越来越大？因为仅城市就有6000万人下岗，转换身份有什么用呢？农民知道政府既没法给他解决就业，也不可能有社会保障，当然不愿意“农转非”了。当城市户口对农民没有吸引力的时候，农民的生存只能依存于土地，不能再指望政府提供生老病死的依靠。外部制度环境的巨大变化，进一步使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远远大于其生产功能。
（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
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出现大规模武装斗争？一位英国人的研究很清楚地表明，印尼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企业倒闭，回乡农民中有27%没有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回乡，就成了基层造反、动乱的最主要力量。菲律宾不断爆发武装斗争，因为这个国家50%以上的土地在大土地所有者手中。可见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安排非常要紧，要剥夺人家农民安身立命的土地，却不给人家补偿，或补偿不够，或补偿到位却被农民买酒喝了，这些情况都会制造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大包干”是以土地为中心的制度变迁。变的是什么？过去政府控制全部资源，现在把土地让给农民，但同时把对农民的社会保障一并让给农民。也就是说，政府把农民的生老病死全押到土地上了。所以农民在土地里“刨食”，靠土地安身立命。
有人会说，为什么不能在农村建立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无论是谁，都解决不了8亿多农民的社会保障。现在为3亿多城市人口建立社会保障就已经捉襟见肘，因此要靠国有股减持来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事实上谁也管不了8亿多农民的社会保障。没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能够在工业化过程中，为那些处于边缘化的农业群体、农村人口，提供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
有鉴于此，我们切不可忘记，土地还是农民的社会保障，而且将越来越是农民的保障，假如我们的社会制度安排中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将来大家都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