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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谈乡村建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我们还不能简单化地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经济迅速崛起，但亚洲不可双雄并立，日本必然要跟中国发生战争，因为市场和资源是有限的。其实从新文化运动以后，无论是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还是乡村建设救国论，这些都是改良主义的。只不过，所有的改良主义当中最不被当时的中央政府接受的是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运动被谁接受呢？被地方政府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地方政府有大量的地方基层问题要解决。无论是梁漱溟去说服韩复榘这样一个五大三粗的老军阀，还是晏阳初去改变地方的乡村政府的政治结构，这些做法的前提条件都是很清楚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利益的分化了。虽然我们认为是抗日战争导致条件变化，不能说它“失败”，但是应该解释，为什么战后它也不起作用了呢？因为接着是土地革命战争，革命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晏阳初的那个乡村建设学院就挪到菲律宾去了，其他没有搞土地革命的这些国家的人要继续接受晏阳初的思想训练。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重谈乡村建设？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搞了“大包干”之后，就是恢复了小农经济。我们搞农村试验区是1986年开始的，当时就讨论，我们干试验区，要不要和早年的乡村建设派比较？认定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情是相似的。所以我们当时就去图书馆把二三十年代的资料复印回来，就想将来我们做了几年以后，可以做比较研究，看看我们干得怎么样，两代乡村建设派干了什么。做到十年之后，我和那些在圈里面的人讨论的时候说，“我是个失败者”。这个时候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了，我开始总结，然后做比较。所以我为什么说，中国内地的乡村建设，不是个新事儿，是个老事儿。20世纪发生过两次，两次都不能说失败，但也都不能说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