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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2004年，我出过两本书，都与十年后再出此书有关。 其中一本是演讲录，书名是《解构现代化》。当年即把同名的演讲整理出来在《管理世界》上发表；接着，美国有一位学者把我在中文期刊发表的文章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于是，就有些学者由此而认为我是学术界中敢于“反思现代性”的人。对这个说法，我一直含糊着未予澄清。直到十年后的今天，当我把《告别百年激进》这本与全球化
既往的发展经验不外乎证明了一个古典的政治经济学道理，马克思主义早就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然，某种条件下，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这种反作用往往意味着巨大的代价。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上层建筑都超前于本国的经济基础，因为那是宗主国留下的。 很多国家形成的政治主权，是通过交易方式获得的，因此，他们在经济上就根本不可能建设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因为
世纪之交已过10年，除了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国都没有如期完成联合国制定的、各国领导人郑重签署的“新千年计划”。更吊诡的是：完成了新千年计划的中国却越来越成为西方带领的、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主流话语批评的“靶子”！甚至国内外谁都可以凭借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内含的“政治正确”随意敲打中国，而邯郸学步般地跟从西方话语的主流中国人也恨不得自断股肱…… 由此，怎么看待全球二八
近来，听到有些关于全球化和中国内部问题的相关说法，感到思想领域很多人其实是在把不同客观事物拼接起来形成逻辑解释，以支撑某种主流话语权。我多年来不参与类似争论，这里所提供的只算是一种经验层次的逻辑解释，供不同利益背景的群体自主选择。 （一）新币缘战略的“三角结构”是造成全球通胀的根本原因 先对于美国现在是否会打伊朗提出点个人看法。 我们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刊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洲持续发生着政府债务危机，这类政府危机考验的不仅是欧洲政治家的眼光，也是政治制度。 因为，欧元区的政治国家有一个基本的制度缺陷，就是当1999年欧盟国家开始发行欧元的时候，意味着加入欧元区的政治主权国家丧失了其经济主权的核心部门——货币主权。 欧元区的各国政治家要向市民承诺他们的社会福利会不断上升，同时还可以少干活，接着，
人们看到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有严重问题，却很少有人注意日本属于长期稳态社会。从1991年日本进入衰退的20年（也有说是“失去的20年”），却一直是日本最稳定的时期，既没有高失业，也没有社会动乱，哪怕10年9换相，不论自民党党内派系斗争复杂还是执政党轮替，其政治和社会也还算是稳定的。 现在很多人想当然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日本自身的问题，而是从西方的所谓先进制度出
从突尼斯开始逐渐蔓延多个北非国家的、以“街头政治”为表现形式的社会运动，若只是从现象上看，主要是“两高一单”造成的——单一殖民地经济面临“两高”（高物价和高失业）打击诱发的；若从本质上看，则仍然是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延续。 （一）西方政治体制的债务危机转嫁于发展中国家 源于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被金融资本主导国家通过进一
当代人们讨论的贫困，是个相对于发展的概念。那么，什么是发展进程中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呢？在做了多种不同的国家比较和国内的区域比较之后，我的归纳叫作制度成本转嫁论，即“成本转嫁理论”。从理论资源来说，它是从萨米尔·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进一步演化而来，认为世界发展不平衡、贫困的原因，是制度成本转嫁造成的。当代加快全球化中的贫富分化本
（一）中国现代化改革进程的认真反思 1.关于西班牙大选问题与蒙德拉贡公共小池塘理论的适用性探讨。 西班牙大选换走了左翼领袖，人们欢呼后发现采取的仍然是紧缩政策，“街头政治”不断。请问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是西班牙首相甚至是国王，或假如你是任何制度下的领导者，你如何面对高达将近100%的债务率？即政府负债对GDP的比重超过100%，如果再加上
（一）关于人民币故事的两个序曲 你们也许知道，中国人从清末就试图进入所谓现代币制，也曾经试图发行货币。我印象中是在载沣主持清政府财政的时候，他曾经以财政支持发行过货币，但那是在清朝末年，因为清末财政基础很差，关税已经被英国人赫德掌握，而又主要是用那点“值百抽五”——就是外国人控制的、只允许有5%的关税率——去支付清政府应该支付给洋人的战争赔款。 1840年以
“我活着，因为我思考”，这是一句电视剧里的台词。 “我思考，因为我困惑”，这是我今天的台词。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做规范性学术研究的学者。这种规范研究，按照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的说法，所追求的应该是“一种片面的深刻”。这样研究的学问越精致化，学术水平越高，就可能会离客观现实越远。不过，书斋学者当然可以这样研究下去，因为他们不必根据调查研究来解释现实。 与规范研究学
随着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的财富和文化崛起，乡土感从过去那种小资群体已经被充分表达过的“一缕乡愁”或农民打工者返乡过年的“难舍亲情”，愈益演化成为一种中资主导社会变迁的“去城市化”群体行动。 但如何认识这种趋势，还是应该有国际的、历史的视角。 （一）资本主义三种模式对城市化规模的影响 首先，我们要明白的是人类处在资本主义历史不同阶段的不同趋势。 中国目前还处在产业
早在20多年前的1985年，农村政策领域的学者大都在研究大包干以后的农业发展、粮食问题和经济作物的结构调整等问题的时候，我就开始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作为主要研究方向。20多年后，当人们普遍在大声疾呼城乡统筹、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市化时，我的观点反而显得保守了，一再告诉大家城市化是一种趋势，但并非必然趋势。城市化也并不仅仅意味着城市人口占总人
中国进入商品社会以来，人们追捧的是演艺明星、学界大腕、著名企业家，而那些踏踏实实在基层做工作的人们已经被淡忘了，看来这个社会有点失衡。当年毛泽东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是最没有学问的，咱们还是应该尽可能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和些。 自从2003年以来，我觉得自己去农村调查研究少了，出席公共场合各种会议多了，这让我非常不安。到退休我还只剩下七年时间，而我能做的事情本来
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是一个基本体制矛盾，也是内向型工业化原始积累派生的。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提出“三农”问题来讨论的时候，就曾经强调，产生中国的“三农”问题的根源是两个基本矛盾：第一个是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这叫作基本国情矛盾；第二个矛盾，是在这种基本国情矛盾约束下又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于是就产生了国家工业化从农业提取积累的客观需求，也就形
（一）背景分析：改革及其前景 1．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 人们大概都知道，在改革前近30年的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城市人口享受从出生到死亡的各种保障制度，是靠国家财政补贴维护的。但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对城市人群提供全程保障的制度，一方面能够让国家以“许诺未来”而低成本地换取劳动者的几乎全部剩余，政府仅用了不到30年就高速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另一方面，相对于占人
我先汇报一下对各地资本下乡经验的一般归纳，再提出对社会企业的分析。 （一）交易成本较低的三种“在地化资本”下乡 这2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能够和产业资本比较平滑的进行交易、低成本结合的乡村发展方式，大体上有三种。 第一种是村社集体形成的在地化产业资本。 主要是原来社区集体经济相对比较发达，最近20多年来发展比较快的这些地方。一是，当社区整体上完成工业化初
刚才张蓉老师介绍说我是个“用脚做学问”的人，可是得跟大家很遗憾地说，我现在这脚不太行了，左右两个脚跟上都长了骨刺，走路超过半个小时就快走不动了。 说这话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是劝大家趁着年轻、脚上还没长骨刺的时候多走些地方，多去看看，别等到像我现在这个年纪了，50多岁了，快走不动了，再想多走走就顾不上了。我庆幸在年轻的时候，就像“阿庆嫂说她的丈夫”一样，脚比较野
在2004年的政策调整中，有些人提出批评，认为新一届政府接任伊始就借着这次宏观调控，中央加强了计划经济、体现了中央集权等。这些批评如果成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依据，客观上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混乱。 我认为，当前这个阶段的复杂矛盾可以归纳为两种挑战。 （一）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利益结构固化 如果从建国算起，从毛泽东时代就有了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当年被毛泽东批评为“条块分割
我想，我们与其讨论中国说了什么，或者世界上对中国的说法是什么看法，不如看中国做了什么。我认为，中国其实不过是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这种工业化必然要求制度改变，而制度改变又是在中国必须面对的两方面环境下进行的，一是国内环境，二是国际环境。 （一）两个约束条件下的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 我们先谈国内环境的约束，这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资源约束。 中国是一个资源和人口
（一）“市场失灵”及其与生俱来的负外部性问题 上一次在这里开论坛，我跟大家讲过中国奶业遭遇的几次宏观波动，其自身的波动和国家的宏观制度问题高度相关。 当时我告诉大家，当国内的奶业正在为培育基地、更新设备打基础，正在建立健全产业链的高投资的脆弱阶段，却由于2001年入世的时候我国对农业让步相对较大，导致南方沿海一些省区可以用进口的奶粉做还原奶，据说某个省区竟然
现在，我们全党、全国各个地方都在胡总书记的带领之下，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深刻体会胡总书记今年的“7.1”讲话精神，具体落实到工会工作，就需要对中国以往的历史和新时期的任务有清晰的认识，由此据以指导工会的工作实践，争取有所创新。 （一）不可逆的历史规律 即使这个现在最提倡全球化和国际化的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北方总司令格兰特186
现在是2010年的第一个早晨，大家新年好。 就要有纪念1911年的那个感觉——还差一年就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也是中国人追求发展主义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一百年。很多思考要跟大家交流。 （一）中国人一百年来经历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 首先说我最近在很多场合讲中国与西方的比较发展研究的两个不同阶段的判断： 一是产业资本阶段。20世纪一百年，无论何种制度演进，都是中
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来向大家汇报在林业改革调查研究中形成的体会。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两次林改，我都是当时政策调研方面的参与者，本来以为这次新世纪的林改参与不着了，没想到国家林业局的领导又给了我参加这次林改的机会，使我有一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整个的林改全程参与形成的历史感。据此，谈谈体会。 （一）分—卖—分：三次林改背景分析 林改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与国
昨天晚上刚下飞机，就先去我们在杭州一个打工者集中的地方形成的观察点，叫“草根之家”（公益组织），参加高校学者和志愿者们与各地农村来的打工者的交流。现居住在杭州的外来打工者人口总量约有250万，相当于杭州常住人口的40%左右。这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政府治理改革而言，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在杭州谈“我们”和“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的时候，希望把这250万外来打工者纳
既然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那么我们应该讨论的，只能是如何应对。 （一）区域整合规律：纵向整合成功率高，平面整合十分困难 事实上，世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结果，是全球区域化（globalization）。 中国在加入全球化的同时，越来越多地重视区域经济整合。2006年开始执行的国家“十一五规划”，也明确强调产业的空间布局调整。中国改革开放25年来初步形成的三大
在本校做演讲不必讲客气话，我只是把最近一段时间的研究成果做个汇报，希望大家多多批评。 我们最近确实在做“区域比较研究”，这就要注重现实背景。 国内外很多研究一开口就说中国如何，其实这是一个缺乏常识的表现。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幅员辽阔、区域不平衡就是个基本常识。中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在做比较研究的时候需要注意区域的时空条件是有限制的。我们做了对岭南、
我讲座的主题应该说在结构上比较明了，要把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危机的挑战这个问题讲清楚。尤其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国际社会从来没有这么关注过中国改革。为什么？ 请大家注意，在三中全会还没有开的时候，国际炒家发生了一个重大改变，在去年，大的投行（institutional investors）都在做空，认为中国难逃一般发展的经验：房地产过度泡沫化的条件下，一定
（一）新农村建设需要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动员 先说三个感谢作为开场白。 首先让我代表会议的主办方，感谢培田村当地的父老乡亲！ 无论经历多少风风雨雨，当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每个人之所以心里头有份感动，是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在乡土社会中才有如此自觉的保护。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脑子里闪过的那些画面，是我从小看到的北京城墙被拆毁，看到的北京的牌楼、胡同、四合院，过去的
（一）宏观背景：生产过剩与投资拉动 我们先根据一个政治经济学常识来说，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遭遇了资本主义的一般内生性矛盾。而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延缓爆发。 什么叫做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呢？那就是生产过剩。 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应该知道，西方在1929—1933年爆发了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过剩危机，在这个危机打击之下，大多数坚持自由市场制度的西方工业化
（一）生态文明内涵教育的多样性和在地化 在国家强调生态文明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生态文明本是一种有别于并且超越于近百年来世人追求的传统工业文明的一种文明形态。 工业文明时代的教育，体现了工业资本对人的资本化进程。它其实是要求把各种各样的资源都能够统一被工业化大生产所处置，因此它要求教育所传播的信息必须是标准化的、可集成的。因而，制式教育就是主要服务于工业文明时
本书是作者2004年任教中国人民大学之后所做演讲的汇编，前后时间跨度整整十年。有关宏观问题的演讲结集为上卷，有关农村问题的演讲是为下卷。为了每一章节的内容相对充实，也收入了一些2004年以前的演讲。 这十年，正好对应着一轮经济景气周期。当年的高涨动因构成今天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其实，在十年前我们就有足够的警醒；时隔十年回看当时我们在经济甫显
因为有话要说，而且要说在我们团队近期系列出版物的前面，[1]所以写总序。 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被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到80年代以来主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经两个“11年”在不同试验区的历练，[2]加之后来广泛开展国内外调查和区域比较研究，且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自忖有从经验层次向理性高度升华的条件，便先要求自己努力做到自觉地“告别百年激进”，[3]遂有新
《解构现代化》再版于2020庚子年[15]春夏之交。 值此“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挑战之时，东方出版社和我的科研团队把这本早期演讲录进行修改增删后重新推出，可谓恰逢其时！因为，出于比较研究之目的，此书再版时收入了我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的部分文章和讲座，那时正值以苏联为代表的本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中国也处于内外交困时期——国内1988—1
印度喀拉拉邦的可持续发展经验一度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我们在考察中发现，喀拉拉的劳动力价格在当地是低的，但由于有l/3的劳动力就近流动到海湾产油国打工，因此喀拉拉本地的劳动力价格被拉高了。如果进一步做国际比较，印度的劳动力价格不如中国低。有调查证明，中国沿海地区的低层劳动力价格10年没有上涨。这是因为，中国农村的劳动年龄人口有5亿，实际上大多数农业劳动是
我在国外接触的大多数NGO（非政府组织）都认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是全球化的推进者。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是反对全球化的。由于发达国家是在一个与中国不同的语境中讨论问题，因此，这个说法值得分析。 我曾经听过美国政治家直言不讳的演讲，认为中国维持“后集权体制”是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这当然只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反映，我们姑妄听之。但是，人们如
如果允许我把这种“宏大叙事”简单化地描述一下，那么可以说现在的全球化和过去的最大不同在于：过去工业化早期的商品贸易发展阶段，世界上还有大量的资源可供转化为资本，后发国家民族资本崛起之际，还能够分享资本增值收益。可现在呢？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会出现全球瓜分资源的战争，是因为全球都在资源资本化。一旦发展中国家没有新的资源可供资本化了，将会出现真正的重大的全球性危
中国正处在最后一个体制转型期，只有金融资本市场尚未市场化。这是因为，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不开放资本市场，不可自由兑换人民币，所以有效地防范了外部金融危机转嫁到国内的风险。就目前看，尽管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但全世界投资机会最好的，我个人认为仍然是中国。 在人口规模上和中国最可比的是南亚的印度，印度在2001年得到的外国投资不到中国的10%，尽管它早
现在的主流经济理论似乎正在试图延续一个不可重复的经验，就是所谓实现现代化。 我们大家常说的社会科学理论是科学，因为那些理论已经被西方的现代化经验所证明了。但是，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在给定的条件下、按一定的技术路线得出的结论，别人可以重复。现在的情况是，只有美国和欧洲是现代化国家，但它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 比如说，日本脱亚入欧，其实是想重复欧美的现代化经验，但
2001年9月，我去日本参加中日经济论坛，论坛的题目是“21世纪：中国是威胁还是机遇”。我说，这看你们要什么，你们如果要威胁，中国就是威胁；如果要机遇，中国就是机遇。如果你们要威胁，那么就继续跟着主流走——尽管我们认为是不可重复的经验，但你们愿意的话尽可以去尝试重复，虽然实际上肯定重复不下去。以亚洲的金融资本关系为例，人民币即将升值，早晚会成为亚洲的强势货币
今天的演讲题目叫“解构现代化”，英文叫deconstruction，为什么谈这么个题目呢？并不是说现代化的概念不好，而是当你要使用这样的概念时，先要弄清楚这个概念是怎么形成的，它对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和现状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年你们上海的曹锦清老师写《黄河边上的中国》那本书的时候，我们曾经在昆明有一个小型的座谈会。会上曹老师很激动地把他到黄河边上走了很多路、看了
大家都知道，反思其实是很痛苦的。当你被调研和实践教育得不愿意再把现有的书本概念拿来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大家约定俗成的、普遍接受的概念，必须重新认识。而这个重新认识确实很难，比当初接受它们的时候还要困难得多。 以我自己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我也曾经是个激进的市场改革的推进者。我们那一批人当时就以为，过去的问题主要在于体制不好，只要能够比较快地推进市场
由这些现象的讨论，我们能做出的进一步思考是什么呢？刚才主持人说我们要守秩序，我先做个表率：我今天演讲的所谓解构现代化，就是在按照中共中央十六大、三中全会，以及今年“两会”的精神，对过去的问题做反思。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普通调查研究者的个人感受，也应该和一系列政策讨论相关。 大家知道，我们过去所希望达到的大目标叫“四个现代化”，当然，这个目标不是现在的，而是改革开
当我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讨论问题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些人并不比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考虑问题的层次低，也不比他们的深度浅。他们在思考：“我们现在的这种落后状况，并不是像一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所解释的那样，是我们的文化不行、制度不行，甚至人种不行。”他们给我讲了一个常识性的道理，是这样开头的：“美国人在1992年就说了，在我们这儿的印第安土著，已经不能再算是
我们再来看中国曾经位居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我们现在有大约5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官方大约4000亿美元，民间还有1200亿美元。这是什么东西呢？有人说这是真金白银，可我说未必，因为1944年国际上就放弃了金本位制，货币发行就不再以黄金作为储备；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连美元都放弃了与黄金的挂钩。 那外汇储备到底是什么呢？应该说那是一个表明财富的符
那些个翻过来倒过去地不断召开的研讨会，都是言者谆谆，可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目前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人们想来想去似乎还没讨论清楚。有时候，那些普遍存在的疑惑，在我看来，却有一种很意识形态化的感觉。 十六大召开之前，有的老同志问我，你怎么看待“翻两番”？我们是不是真有条件能够实现？我说，应该有足够的信心，翻两番其实不是问题，三番、四番都行，前提是中国不开放货币市场
但是，你要这个GDP到底打算干什么呢？诚然，当你翻两番，或者翻到二十番的时候，你就有几十万亿元的财富总量，就能够以虚拟经济对虚拟经济，就变成中国也参与几个虚拟资本大国之间的新的一轮竞争。难道咱们的确就要这个东西吗？ 如果要，咱们就这么走下去！这就是当前的主流！沿着这个主流走得下去吗？当然走得下去。可同时必须附带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科学技术加速发展到能把阳光变
我们先谈国内环境的约束，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资源约束：中国是一个资源和人口比例十分不协调的国家。也就是说，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但是可耕种土地只占世界可耕种土地的7%，而且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的约束。南方水资源相对丰富，但土地紧缺；北方土地相对丰富，但水资源短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要想进入工业化，其资源约束就是
提醒大家注意两个非常相似的现象：一个现象是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第五个“五年计划”后，随即在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三和”路线，对外加入国际分工，对内放弃斯大林路线。在那种情况下，正在经历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阶段的中国，客观上跟不上苏联的战略转变。不仅中国，其他仍在进行工业资本积累的国家，像越南、朝鲜、罗马尼亚等，都跟不上苏联的步伐。由于这种客观情况，因此发生了社
通过我们现在做的历史资料分析，得到初步认识，其实中国早在1952年中央政治局的讨论中，就明确认识到中国要做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且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也是如此。我们中国人当时明确提出的是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那个时期原来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被定义为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民族资本主义。后来因为朝鲜战争，我们才进入国家资本主义。这个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1950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初步完成了工业资本积累，开始实行对欧、美、日开放，之后农村的集体化制度就不能实行了。这个变化，也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对欧、美、日开放，之后得到很多西方投资，其重点是改变了中国偏重的工业结构。这样当然就增加了很多支农工业品的生产，导致化肥、拖拉机等农用工业品大量进入农业，农业的成本随之大幅度上升。但同期，
下面我们再看改革开放20年我们做过什么。 当前的情况其实很清楚。按照世界银行的一种算法，2002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三位。但按照人均量来算，还是在100位以外。人们看到中国发生的非常显著的变化，看的是它的总量在世界上位置的大幅度提高，但按人均量算，中国却并没有很大的提高。 从经济制度研究看，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实际上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经济
我们再看中国今后的发展前景，有没有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可走。 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按照西方工业化的要求所走的道路，其实仍然是那种传统的工业化模式。我们不得不担心，今后继续这样搞，很可能走不下去。 根据现在已公布的研究成果，中国每一单位能源创造的GDP总值远低于日本。日本现在每人每年平均消耗两吨石油。如果将来中国人比较节约的话，假定人均1吨，再假定中国会在10
阿明：我想问一些关于剪刀差的问题。我曾经试图考察不同资料提供的到70年代末（毛泽东时代末期）的数据。对于过去的25年，虽然是同一个历史时期，但不同的中国人使用的数据都不一样。我想搞清这个奇怪现象的内在逻辑。我非常感谢您讲到了战略这一重要的而又容易被人们忘记的事情。我想，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是以价值规律观念为基础的，要使农民和城市工人之间的平均收入达到平等。具体
（一）美国的战略调整 对于美国问题的认识，其实应该是对国际问题认识的前提，因为目前在经济上已经客观形成了以美国主导世界经济、以美国资本为主推进全球化的局面。苏联解体后在政治上也逐渐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宰的单极体系。唯美国有条件实行“单边主义”，让这个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感到威胁。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关于权力谁都知道的常识。当权力客观上可以不受制约的时候，在一个
为了进一步了解冷战后的这种重大变化，我们还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的现代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主义阵营还没有建立，美苏主导的两极秩序还没有形成，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就有条件毫不客气地直接以国家名义进行战争，掠夺和控制殖民地。几百年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必然伴随产业资本的对外扩张，这是经济规律使然：大工业一旦形成，必然要求大规模商品输出，商品输出必然与
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讨论过，那时有个关于“亚细亚形态”的辩论。当时就有人引述马克思晚年的思想：在传统的生产力水平之下，人们无法逾越地理障碍，导致不同的文明发展线索。古代中国对于西方来说，不仅遥远，而且有着无数的地理障碍。南面的喜马拉雅山高不可攀，西面是大漠，北面是冻土带、荒原，东面是大海。所以西方人没有过来，因此中国维持着不同
近代历史上，从1840年到1857年，大英帝国对中国进行了十几年的侵略后得出经验教训，中国这种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超大型的大陆国家是不可能被完整征服的，所以认为中国必须分裂。相应地，所谓“大英帝国远东战略”，就是各国都可以在中国拥有殖民地，但任何“列强不得形成独占利益”。然后，这个既成战略又被后起的美国在19世纪末期变成了“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成为列强们都
中国在漫长的农业社区文明中，社区和农户之间自发性合作并经历史沿革而成的“两级产权”，与西方私有制经济制度下的产权关系是不完全相同的。中国不可能第二次再走西方指示给我们的道路。 （一）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公民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分析依据。马克思早就看到，即使是西方的私有制经济，当它在向生产的社会化和股份制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能改变经济的周期性规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不仅仍然表现为周期性波动，而且周期缩短，原因迥异。 （一）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引发国家资本部门垄断和地方政府原始积累 如上文所述，1982—1984年中国经济开始高涨。其中非常重要的变革就是为减轻财政负担，实行“利改税”、“拨改贷”和“财政分灶吃饭”。从过去的财政“统收统支”体制改造成各部门
（一）“抓大放小”存量调节 中国的国有工业固定资产统算账将近40000亿元。国有房地产统算账，按重置价格计算也是大约40000亿元。这样，城市固定资产总规模仍然在8000亿元左右。农村所拥有的固定资产包括土地在内统算账，应是80000亿元到90000亿元。现在资产总存量仍在160000亿元到170000亿元。中国的希望在此，发展的基础在此。 流量调节已无出路
（一）历史不存在假设 分析历史的目的也并不仅仅在于批评判断某一事件中的谁是谁非，而在于找出一定历史时期各主要事件合乎逻辑的本质联系。无论如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仅用了28年即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进步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留下了价值两三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家资本，包括工农业固定资产和房地产。同时，还留下了一个表现为对立壁垒状态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 （
（一）中国与苏东国家经济体制上的相同之处 中国与苏联、东欧诸国在国家经济体制上有许多本质上的相同之处。中国十年改革成功的原因，即在于从国家垄断资本控制最薄弱的环节——农村入手，将国家以人民公社的名义所拥有的土地资本再分配为以农户承包为形式的小额劳动者资本，创造了以大量劳动替代资本投入、进行民间资本再积累的基础。而城市改革把“利改税”入手作为第一步，恰恰让各部
（一）中国内向型积累方式的独特之处 如前文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后的40年中，曾有两次明显的经济危机周期。两次经济危机周期的共同点在于：导致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都是内向型积累的唯一来源——国家财政发生严重赤字；而缓解危机的有效政策都是“三自一包”，只不过第二次是“大包干”，即把国家资本的一半做了一次静悄悄的分配。农村人民公社的地产和农业固定资产根据区域血缘
我的第一个困惑是：怎么理解中国在遍地小农经济的条件下追求农业现代化？ 记得是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把过去的文件中一向强调的农业现代化，实事求是地改变为“率先在沿海发达地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这当然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因为在我国中西部的大多数传统农区，农业的生产力水平确实没有、以后也难以得到根本改变。 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进入世界前5位，但是，就
接着产生的或者派生的困惑，可能显得更有挑战性。如果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中国客观上没有条件重复西方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那么，是不是应该提出农业经济科学是什么科学的问题呢？ 一般认为，农业经济学是个部门学科，是属于西方经济学微观领域中的部门学科。它之所以是西方的科学，是因为这种理论主要是从西方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但是，在中国，并没有与西方相同的给定的成立条件。
我想，十多年的农村调研，是不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内把它完全讲清楚的，难免挂一漏万，只可能是蜻蜓点水，好在我已经有了一本书，就是这本书——《中国农村经济基本制度研究》，它之所以会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会卖光，我想大家关注的其实不是我的研究，而是关注中国农民。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尽管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已经被国际组织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列入前十名，世界前十名，甚至有的国际
我们反过来再说为什么中国的问题叫“三农”问题。有个朋友帮我把它翻译成英文是three dimensional rural issues，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三维的农村问题，是三维的，也就是要求你立体地去看中国的农村问题。如果你只简单地、一维地去看，那你就是投入产出，供给需求，那就是一个纵轴一个横轴就解决了。如果三维地去看，那你就能看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农民人口众
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尽可能简单地说点结论性的东西。 我们做了这么多研究，对“三农”问题有什么办法没有？我们说所有的办法大概只能瞄准一个目标，就是如何缓解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样的“基本国情矛盾”。假如我们的政策导向确实能够有效地缓解这个矛盾，那就有可能给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一线希望。如果不能缓解，我们恐怕就很难有可持续的发展条件。例如，中国最基本的国
网友“亲爱的葡萄”：我知道您一直在四处呼吁重视“三农”问题，而且强调您说的“三农”不是传统的顺序，农业、农村、农民，而是把过去放在“三农”最后的农民提到最前，把原先放在最前的农业放在最后，即农民、农村、农业。不过，我听说社科院农村所所长张晓山认为，“三农”中的三个问题不可分，根本上是搅在一块的，很难说清谁重谁轻。言外之意是，如果把农民、农村、农业三个因素都放
我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当面批评，有严重错误的地方请大家当场批判。凡属不符合当前意识形态所宣传的内容，请一律以报纸、杂志、文件为准，请务必如此。 人们既然已经比较普遍地接受了“‘三农’问题”的这个提法，就先得弄清楚中国“入世”到底是对农业有影响，还是对“三农”有影响。 在这几年的讨论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无论有没有WTO的挑战，无论入不入“世”，中国已
下面进入今天要讲的第一部分，先介绍一下WTO是怎么回事。 谁都知道，WTO即世界贸易组织，是1994年成立的，但很少有人清楚其中的区别：在它之前的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和WTO这两者通常被认为是连续的，但如果深入分析一下，它们是有本质区别的。一般地说，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入世”之路，报纸上说走了15年，这个说法可能不够确切——1994年以前，我们要求的是加
（一）缓解出口大增引起的国际摩擦之需 中国在1992年宣称，中国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在讲这个问题之前，中国并不存在实质性谈判的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无论关税贸易总协定还是后来的WTO，都认定只有市场经济国家才有资格谈这个问题。而中国在1992年十四大以前，没有承诺过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所以我们跟关税贸易总协定谈判谈的不是具体内容，讨论来讨
刚刚我在开场白解题的时候已经讲了，在中国不能单纯地讨论农业问题，我认为现在一些说法并不一定确切，需要反思。 按照国内的提法，“1999年4月8日美国单方面公布了中美‘入世’谈判的文本”，之后学术界曾经有过一些讨论。当时发表观点的经济学家基本上是在原则和理念上来讨论问题的，那些书斋学者中的大多数认为中国“入世”“利大于弊”。而当我根据那个文本分品种给大家介绍我
我们接着讲第三部分，我们怎么办？ 当然，第一还是得依靠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是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指出的，我们认为，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我们应该相信群众，这仍然是根本原理。至今我们还真没有别的办法。第二应该相信党，这是说党现在很重视这个问题，朱镕基总理最近不断地讲他睡不着觉，中国加入WTO，很多人高兴，他高兴不起来。党
问：温老师，中国现在就像是一个农业大家庭，比如说老大和老二都在上学，但是家里没有这么多钱供养，只能牺牲老大，供老二读大学。就是说国家让农业做出一定牺牲，保护了其他一些产业。现在按您的观点，就是把老大杀掉，是这个意思吗？谢谢。 答：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说不是问题，你描述了在中国追求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必然有人牺牲，我们确实也是这样做的，50年来我们是让农民做了牺
当人们开始重视“三农”问题的时候，我反而觉得问题似乎更麻烦了。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有关政策，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已经被当作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来考虑，各界也普遍重视农民收入问题，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似乎有这么一个现象，今天的你我还在重复昨天的故事，大家手中用的是旧船票，很难搭上今天的客船。所以我感觉现在出台的有关政策似乎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有可能加
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清理以往的政策思路——不清理也行，但要有点新思路。我不说具体的分析过程，就说怎么办。 第一，政府放开那些仍然有盈利的涉农领域，比如说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的销售、农产品的加工、农业金融、农业保险，允许农民组织起来的合作组织进入这些可以通过规模经营产生收益的领域。因为纯粹的农业领域已经没有效益可言，调整农业内部结构1985年农民就调了，那是农民
（一）政府与农民的交易成本 我们讨论土地制度问题，就必然涉及这个制度怎么才能够形成，这个制度形成以后对谁有利。 一方面应该重视制度的合理性。只要在这个制度框架内获得利益的群体是多数，那么这个制度就是稳固的。而如果这个制度还能够协调和平衡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制度就是长期的、有效的、稳固的。 另一方面应该考虑交易费用。因为，土地制度的供给者是政府，所
历史上凡属于无地农民增加的时期，社会控制、社会安定的成本就非常之高，因为如果农民能稳定地在原来的社区生活，他基本不犯罪。我们现在的集体土地之所以必须以社区成员权作为基本权利依据，就是要稳定农民。农民一旦离开社区，离开了那个可以获得财产的身份，有什么可以约束他呢？因此，现在城市犯罪70%以上是流动人口犯罪。 （一）不同体制条件下的土地问题 在过去30年的计划经
（一）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不能轻易言动 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和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是高度相关的。 著名农村问题专家陈锡文同志提出，切不可因为现在各方面矛盾比较复杂，就要去改变家庭承包这样一个土地制度。这一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强调的是三方面：明确集体所有权，稳定家庭承包使用权，通过搞活经营权来促进土地流转。这三方面内容是高度相关的一个整体。所以，无论讲集体土地国有，还是
要讨论“非典”引发的危机与改革，需要对问题有正确的认识。我最近看到很多这种所谓的讨论，学者似乎急于抓住机会，对任何事情的议论都难免自说自话，在某种意义上这还不如老百姓的调侃，比如北京人的幽默天性就把这次“非典”危机给“解构”了。比如，我们看到的手机信息上说，多年来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次让“非典”给解决了：大吃大喝政府治不了，“非典”治了；公款旅游政府治不了
最近报纸上报道，有民工因为交不出治疗SARS的钱只好跑了，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就此插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SARS在世界上哪两个国家发生后会立刻得到控制？我认为是朝鲜和古巴，因为只有朝鲜和古巴还保持着全民免费义务教育、全民公费医疗。如果教育和医疗都是100%的公共品，完全公费，在这样的体制下，SARS能不被控制住吗？ 我们看现实情况吧，真正让SARS立即就
这次SARS危机确实给了我们一个调整的机会。 温家宝总理在中国农业大学的讲话非常动情，他指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性的问题：希望大家更多地关注农村、关注农民。他这种有感情的关注，让我深深体味到一个新总理的遗憾，他实在难以根治因为具有垄断地位而积重难返的卫生体制，于是不得不动员社会有感情地去关注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总理面对的公共卫生体系是什么样子。在20世纪80
许知远：我们本身存在统治过度的问题，再集中到这种地步，我们不能依靠社会中间组织的力量了吗？ 温铁军：我刚才说了，既然大家都承认SARS是危机，那么就危机本身谈危机发生时所需要的，而不是谈你这个知识分子心里憧憬的，那就是一个如何防范突发事件的问题。这一条，在当前的经验过程中我们都已经了解，只有集中资源统一指挥才做到了有效控制。 许知远：您刚才谈到现在农村的防疫
（一）讨论现实问题不能意识形态化 前不久我刚开个会，也是针对中国一旦加入WTO以后，农业、农村怎么应对，农民问题会怎么样的问题的讨论，那个会是请国家各部门搞政策研究的人参加，几乎未请搞规范研究的人参加。因为，从1999年4月中美关于加入WTO谈判被美国首先公布以来，理论界关于WTO的探讨似乎很难深入下去。人们想当然地将WTO和改革开放画了等号。中国改革开放已
最近20年积累的问题，在WTO条件下会加剧。那么，中国“入世”以后的财政支农如何搞？ 首先，我们当然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搞财政直接支农。如美国是最典型的保护农业的发达国家，以财政补贴直接保护农业，平均每个农民得到1万至2万美元。我们学不了，美国人口太少，农业人口仅2%。亚洲的发达国家如日本我们也学不了，日本农民占总人口的8%。我国的台湾省农民占12%。因此，
从微观方面看，农村累积的矛盾，到现在不是爆发的临界点，而是已经爆发了。爆发以后，也还是找不到办法来解决。比如农业部张洪宇司长刚才讲到的乡村负债问题。这次我去贵州调查，随便走到一个镇，还是中上等水平的镇，镇本级公共负债已经500多万元，预计明年负债600多万元。为什么？因为现在“十五小”[40]还未关完，一旦一两年内“十五小”都关完了，乡镇负债还得往上走。因为
一般而言，要真正做到财政支农，有招没招呢？在概念、判断、分析后，应该说还是有招的。其实过去北京市在这些方面有相当多的成功经验——以我这些年对北京有限的了解，北京市过去在维持社区经济、在形成农村可作投资载体的单位上，本来是有经验的。我们以近邻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为例，很多人都去看过，我也去考查过。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并不分配到各户，那是做不到的，尽管它人口少——
人们不会否认，教育领域的投资机会，很大程度上源于多年来教育部门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形成的对教育资源的垄断。 因为，没有谁会去认真计算被教育部门无偿占用的、名义上仍然是“全民所有制”的资产收益，所以才使得能够通过寻租“进入”教育领域的投资者，多数得到较高回报。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恰恰是在部门垄断资源的条件下推出所谓的“产业化”乃至“市场化”，才导致严重的不公正和收
因为，客观上是教育体制的过度垄断所形成的信息“不对称”，给了投资者以高收益的机会，所以，投资者的当期风险主要源于如何与部门垄断体制交易，远期风险主要来源于这种旧体制的弊病何时、怎样被革除。 从各地调查得到的案例看，投资者的“进入成本”主要产生于以下两个“交易”。 其一，如何以最低的“租金”满足教育部门的寻租要求，并得以分享教育部门所垄断的教育资源，包括“借牌
目前，院校知识分子之外的理论界关于打破教育垄断、促进教育改革的呼吁，与教育投资者基于获利目标而采取的交易行为，以及投资者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而提出的要求之间，当然有本质差别。 占有话语强势地位的学者与具有资本强势地位的教育投资者之间，目前还没有公开、认真地对话；一旦双方形成利益相关，教育的体制改革可能会朝更加不公平但却更加有收益的方向走……然后，我们的困境可能是
在讨论公司治理问题的时候，特别值得国内理论界注意的，首先是东亚各国对公司治理原则开展讨论的背景[43]，亦即：这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才普遍重视、开展研究的一个问题。因此，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公司治理问题本身和防范金融风险直接相关。西方学者近年来之所以强调东亚各国应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也是出于这个背景。 但是，也正因为这
首先我们看发达国家的问题。2000年下半年到2001年年初，美国已经在强调“经济软着陆”。最近，针对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问题，我有机会参加了在美国和德国的讨论，今年年初也在香港参加了类似讨论。各国学者在讨论中强调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尽管是在这些发达国家，尽管他们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可能相对解决得比较好，但并不是说这些公司就没有内部人控制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与
人们当然要看中国的情况。最让西方学者不能解释的矛盾是，一方面，很多人认为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防范金融风险的表现上相对比较好，甚至有人说中国是防范金融风险最好的国家；但另一方面，在公司治理结构上，人们的批评却集中在作为中国上市公司的主力的国有企业，其公司治理原则还没有条件执行，有些甚至还没建立起来。 必须首先申明的是，我并不认为以上关于中国防范金融风
早在农村落实了家庭承包之后，有一个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现象就又发生了，就像大家唱的一首流行歌曲“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那么，我们重复了一个什么样的昨天的故事呢？ （一）交易费用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新中国政权刚刚建立，党给全国农民搞土改，大家分了地。那个时候说是有4亿多农民，大约15亿亩地。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政府要想进行调控，按正常情况，
第二个问题是农村信用社的问题。 有人问：“农村信用社目前对农村经济有多大作用？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改革？”这是个好问题。 农村信用社存在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和我刚才讲的交易费用理论其实是一样的。这两年做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发现，农户是兼业的、分散的，而商业化改制以后的银行和信用社是要求规模的。这两者之间同样存在交易费用过大的问题。例如，农民要买两袋化肥，需要借
第三个问题是：“怎样解决我国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的贫困问题？作为反贫困的一大举措，西部大开发到目前为止收效甚微，怎样才能缩小收入差距呢？” 西部大开发问题，借用一位权威人士的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陈锡文研究员——一位在农村政策领域辛勤耕耘了20多年的同志，他说，东西差距本质上仍然是城乡差距。你到西部去看，无论哪个西部的省会城市都很漂亮，贵阳、乌鲁木齐
在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进程中，银行的商业化体制改革要求银行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判断其经营行为，从金融部门看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从中国农村发展的需求看，则应该另外评价。因为，商业化的正规金融机构是不可能接受高度分散并且兼业经营的农户提出的资金信用需求的，商业银行和小农经济这两方面的对接有问题。我认为，农户经营高度分散是其根本特点，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也确实要
简单地强调用市场化的路子来调整农业结构可能走不通，因为单纯开展农业的结构调整已经走到头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导致农业主产品的成本在“天花板价格”（国际价格）之上。此后小农经济条件下，唯一能够维持农业简单再生产的内在机制，是农民在家庭经营内部，自己把劳动力的收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的一切政策设计，包括政府
第一，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 首先要看到，我国的小农经济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其投入产出比下降为负值其实是个必然的过程。要想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就不能照搬西方，而东亚小农经济社会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日、韩、台模式（即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小农经济发展模式），是更值得我们借鉴的。“日、韩、台”模
关于中国发展战略的讨论，一直有两种思路：到底是依靠外需为主，还是通过努力扩大内需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从近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情况看，尤其从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后的五年看，进出口对经济增长速度当然有明显的拉动或抑制作用。1994—1995年经济增长的对外依存度曾经超过40%。从2000年前三个季度的情况看，经济增长的对外依存度再次提高到超过45%，一度达到约4
以上三个方面的道理实在是非常浅显的，能否实现关键看影响各级政府的不同利益主体的政策取向。 有鉴于国内利益主体多元化日益影响重大决策的状况，西部各地政府应该向上级有关部门明确提出政策建议，主要有三条。 其一，要求把国家计划内国债投资定向用于采购西部工业企业的产品，以提高西部企业的开工率和市场占有率。 其二，要求地方政府有当地资源的部分所有权和受益权，或者，如果
正如贵州有的领导同志所说，近年来贵州的扶贫问题实际上不是投资力度不够大，也不是政府不够重视，而是怎样形成合理的投资机制的问题，是怎样深化扶贫投资体制改革的问题。 我在调查中，对各县统计资料进行了相关数据的对比分析，认为贫困县的投资效率不高与财政转移支付有关。由于贫困县地方政府所得到上级财政转移的支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县级地方国有企业上缴税收的返还，就是把贫困
如果说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解决不了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那么，哪怕是能够有助于贫困地区维持现状，也算是达到目的。可实际上，这个最起码的一般要求也不能实现。基层组织薄弱、制度空白，各级政府基本上无钱办事，是目前贵州和其他不发达地区都面临的问题。在农村，基层组织薄弱、制度一片空白的问题不解决，会引发更多更严重的问题，如人口政策落实不了，人地关系越来越紧张，就是因为
更严重的问题是，人们习惯按照传统方式进行扶贫开发，但可供传统开发的资源不足，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潜力也有限。 比如“四荒”资源，政府统计的“四荒”面积可能与实际有出入，因为农民已经把能开垦的山坡都种了庄稼，大凡有一捧土的石头缝里农民都点上了玉米。如果把这样的“四荒”资源转让给投资者，就可能会引起和农民的冲突。这方面据了解已经有不少案例和反映，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以上三个情况都属于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省的决策部门和扶贫主管部门做了大量调研，可能已经研究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我认为有必要提出通过“综合改革，统筹开发”来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路。目前要重视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不发达地区要加强县乡两级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改革力度 不发达地区所有地、县属企业都属于“放”这个范畴，越包起来发展越慢。只能通过
中国的乡村建设，如果说我们现在考虑的这些问题算是热点的话，其实它早就热过了。 在巴黎和会之后，当中国第一次试图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瓜分世界的这样一场宴席时，结果是被赶出门外。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帝国主义第一次想把这个世界按照它的秩序瓜分的时候，中国就曾经试图通过工业化，摆脱类似于殖民地的原料、市场这种地位。那时的尴尬境遇是个教训：按照西方人所走的工
我们找的真问题是什么？第一个先得把伪问题识别掉，西方式的现代化对中国来说是伪问题，因此所有源于西方现代化经验过程的这些所谓的“科学”，对我们来说都需要重新认识。 必须讲清楚的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是从今天开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做过，为什么那时候做了，今天还要做？为什么中国人要搞乡村建设运动，而且为什么在大陆搞？ 就是因为中国不过是个超大型的农
客观地看，那时候大多数人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广泛地让人们相信现代化是多么美妙的一张图画，让人们去憧憬，一门心思去往里面钻，哪怕它是墙上的一幅图画，让你撞得头破血流，还要去撞。如果不把现代化解构掉，是不可能让人们明白为什么要搞乡村建设的。为什么工业化会带来乡村建设运动？那是因为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必然是加速内向型积累、内向型剥夺的，就是因为中国人走不出去，没有
我们实际上仅仅是改良主义者，和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的这些先驱者一样，是主张社会改良的。我们不会做任何“斗争”，那些农民革命对我来说，已经是过去的那个世纪的事情了。我们只希望已经形成的大资本，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工商业资本，别太不顾13亿人的福祉和生计，恳求他们“拔一毛以利天下”，不要完全不管。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租界就有相当多的这种人。一是清末的失败的洋务
武力主张自上而下，求得上面的政府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于建嵘的观点是希望自下而上地发育组织。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只要有效都可以，但是有一个误区。 我们再解构一下政府“守夜人”。一般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都认为政府应该是一个“守夜人”，是一个调控主体，但是中国自从1840年被打开国门以后，从开始意识到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后来认为不仅要“法器物”，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我们还不能简单化地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经济迅速崛起，但亚洲不可双雄并立，日本必然要跟中国发生战争，因为市场和资源是有限的。其实从新文化运动以后，无论是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还是乡村建设救国论，这些都是改良主义的。只不过，所有的改良主义当中最不被当时的中央政府接受的是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运动被
我们讲发育农民协会，本来就是想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所以一开始谁都明白，农民比你清楚，这个不用教他们，我自己就是插队出身的，在基层成长起来的，这事儿不是问题。我们所说的“自上而下”是指的当资源大量地被抽走的时候，只要政府愿意改良，就可以自上而下地把资源摁下去，这是短期内可以缓解矛盾的一种办法。而目前，至少政府是懂这个道理的，因为在20世纪的100年里面，前50
无论讲咱们的台湾，还是讲韩国、日本经验，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归纳过，叫“日、韩、台模式”，实际上就是综合农协模式。还有另外的经验，比如说以色列的基布兹，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因为政府有需求。最初如果没有日本为了战争的需要稳定农村，那它就不可能建立农协；日本占领韩国和中国台湾后，把综合农协模式推广到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可见，这些经验都是明显有政府背景的。
《改造我们的学习》本来是《毛泽东选集》收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一篇文章的题目。现在借用这个题目来谈改革试验区的工作，意在结合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对试验区工作的要求，强调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以使我们在改革试验区的工作中能够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指导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科学理论，是伴随着中国知识阶层在“新文化运动”中对“德
从1987年农村改革试验区创办起，我们已经在这个有利于直接从事理论见之于实践的实证研究岗位上，坚持了十年。所谓十年磨一剑，今后不能像毛泽东曾经批判过的，仅仅是看着这把剑连说“好剑、好剑”，而是要扩大试验范围，推广成功经验，指导农村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这就要进一步提高对改革试验的认识水平，对此我认为主要是提高四个方面的认识：一是分析基本矛盾，二是把握发展趋势，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在发达地区推进的农业现代化试验已经开展了10年，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发达地区采取“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形式，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机械化、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从乡镇企业转移到农业的较高水平的投入，反过来支撑了乡镇企业发展对农产品供给的基本需求。就农村社区的整体利益而言，两者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形成了一种我国农村特有的、内部
1.乡镇企业高负债中的非生产性占用 各地对发达地区农村现代化建设所反映的比较突出的矛盾，一是资金紧张，二是乡镇企业布局分散、结构雷同，三是户籍制度改革滞后和城市化水平较低。这些问题实际上还是经济和社会结构不合理，都是普遍性的问题，所以各地都提出调整经济结构。但是发达地区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要认真进行分析。 目前从宏观上看，资金并不是太紧张，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
“农村现代化”这个主题比单纯提“农业现代化”好，但许多问题在现行体制下操作的难度的确很大。发达地区在做好新一轮改革纲要和实施方案的设计时，应该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点。一是要对十多年来各地搞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二是要正确地分析和判断目前阻碍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突出问题，适度借鉴外地的成功经验。山东、浙江等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搞了股份田、股份水
农村现代化建设是有超前意义的改革与发展相结合的事业。为此，发达地区要继续保持“超前、示范”的特性。1987年全国刚成立试验区时，我们就提出了“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商品经济新体制框架”，这在当时来说是超前的（一般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目标，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指导思想也就更加体现出来了。 党的
我认为国土资源部和安徽省芜湖市及各试点镇现在所进行的试点意义非常重大。 其一，有利于缓解城乡差别扩大的趋势。 这个试点对于中央十六大所强调的要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于中央现在所提出的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对于“两会”期间国务院把“三农”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都有积极意义。温家宝同志最近特别强调，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还剩下18年时间，
有关专家们对试点提出很多理论问题，我只能从实际出发提点讨论意见。 第一个值得讨论的就是，村集体是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主体，这和现在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强化农民土地物权化的法律内涵怎么衔接？我一向认为，不要轻易改动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关系。这也并不影响流转。因为农民土地承包法指的是耕地承包，而芜湖这块搞的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对象。希望我们的专家在讨
因为有话要说，而且要说在我们团队近期系列出版物的前面，[1]所以写总序。 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被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到80年代以来主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经两个“11年”在不同试验区的历练，[2]加之后来广泛开展的国内外调查和区域比较研究时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自忖有从经验层次向理性高度升华的条件，便先要求自己努力做到自觉地“告别百年激进”，[3]遂有新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14ZDA064）”的中期成果。主要内容是中期报告正文及课题发表文章的汇编。课题组设计这个科研项目的提纲时，便受惠于本项目首席专家集数十年交叉学科研究之大成，他提出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系统性思路得到团队专家的一致认同。因此，我们期望该项目成果报告能够体现“集成创新”——从全球化挑战、发
概述 本课题组在关于国家综合安全与乡村治理的相关性研究中，形成了如下三个方面的认识。 首先应该强调两个问题意识。 一是我们通过国际比较研究认为：对于中国的“国家综合安全”的研究必须走出西方发达国家给定的安全观视角，重新确立了全球化挑战下发展中国家自主的“安全观”，那就要看到发展中国家安全风险的复合性和复杂性，亦即来自国际的外部性风险叠加国内的内生性风险[14
本文对中美关系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从互补转向互斥”的演化做了客观分析。认为在全球危机成本转嫁的压力下，中国内部一方面发生资金从实体经济析出向虚拟经济转化的顺向运动；另一方面城市经济不可能承载输入型危机，只能“路径依赖”地内向对乡土社会转嫁。由此，只有稳住乡土社会，才能有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一、问题与背景：美国搭“双重便车”与中美之间的“双输”格局 客观来
过去一年来，世界局势变化之快、规模之广泛、影响之深远，是20世纪90年代苏东集团瓦解以来之最大变局。对于当前的大变局，先写下一些思考供大家讨论。 “一带一路”是中国内部的剩余工业产能及新崛起的金融资本利益需要向外寻找开拓空间的战略。尽管中国高度重视20世纪30年代西方生产过剩大危机引发世界大战的教训，明确提出和平发展的思想；但它的出现也仍然使区内浮现了19世
新世纪以来，“产能过剩”（一般称为生产过剩）这个在20世纪的中国很少见到的概念，在官方文件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同期，则是伴随实体产业下滑同步发生的金融资本扩张。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20世纪末期已经发生核心国家从产业资本阶段向金融资本阶段的跃升。任何体制下的金融资本扩张都具有本质上的共性，那就是追求流动性获利而推进经济虚拟化。于是，这些特征得以借助互联网创造的
一、引言 发展中国家首要的安全问题是面临着全球化挑战下的严峻的国际外部性风险叠加国内内生性风险的复杂挑战。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和政策调整，通过全球资本和商品市场传导给发展中国家，加剧了一般发展中国家内部本就紧张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并越来越多地从根本上危及国家政治安全[100]。 根据外部性风险内部化理论，从历史经验看，乡土社会因客观上具有“风险对冲机制”和“稳定
国内经济告别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而面临下行压力，使得社会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不断显化成为一种常态。对此，虽然深化体制改革被普遍认为是应对矛盾的良方，然而这需要首先明确改革的对象到底是什么体制。很多人说，中国过去是计划经济体制，现在则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针对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说法，本文提出了对体制问题的不同看法。 一、中央调控与地方行为的分歧 中央与地方关系往
关于土地私有化的问题，目前经济理论界呼声比较高。显然，这个提法的依据是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本身有其符合经济理性的一面，因为私有产权确实最能够平滑地在市场上交易；所以私有化是市场化的前提。随之而来的，市场化会形成由“看不见的手”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这就可能形成农业的规模效益，进而促使农业产生更高的收益，也就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经济的竞争力。 需要注意的是，不论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地方政府对农用地的征占仍在继续。 2012年岁末，土地市场变得格外热闹。当年11月27日，京沪两地同现地王，28日，深圳新总价地王诞生，30日，全国总价地王在南京横空出世。同时，13个重点城市11月推地环比暴增219%。一时间，土地问题以及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那么中国到底已经经历过多少次“圈地运动”？未
温铁军先生在2001年《读书》第3期的《百年中国一波四折》这一研究提纲中，通过以百年中国历史上四次工业化的内在动力与联系效果为主线，从“收益—成本”角度指出其对“小农”及中国发展道路的深远影响，努力摆脱意识形态化下“左—右”二分逻辑的可能限定，为重新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框架。 如果继续这样的整体性视野，并以“三农”为基本立场与分析角度，通过回
中央2002年开始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和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以来，国家为缓解“三农”困境和改善基层治理而大规模增加的基本建设及社会事业投资已有10万亿元之巨，政府的“善意”和“善举”都得到几乎史无前例的表达；[186]但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人民币解决”的政策效果似乎不尽如人意。农村基层还是乱象频仍，国家综合安全最缺乏的仍然是基层载体！如是，根源何在
乡村治理秩序或者乡村系统的相对稳定，以村庄治理秩序为载体，需要相应的经济资源集聚机制作为基础。当现代市场社会的核心发展越来越取决于产业化利益的时候，以广大小农为对象的村庄治理，必然会与公共资本——“公共财”密切相关。那么，村庄要想达到善治状态，即“通过治理以实现农村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动态管理过程”[203]，这块公共财应该是多少？从何而来？用向何处？在缺乏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化发展的社会变迁现象，体现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在全世界扩张的历史过程，其以军事和金融霸权内在结合而在全球获利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但西方现代化却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参照的目标——在工业化发展中试图走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未曾中辍过传统文明的古老民族国家，若从其实体经济总量看，业已发展为世界
一、问题与背景：去工业化趋势明显致使劳资矛盾进入阶级对抗性质的冲突多发期 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先后进行4轮量化宽松向全球市场释放巨大流动性，导致国际市场上基础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类似中国的制造业国家纷纷遭遇“输入型危机”，而国际制成品市场总体表现萧条，价格水平相对低迷。据笔者计算，2009—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进口价格上涨了64%，出口价
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口号是1956年提出的，1956年提出能源现代化的同时，中国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把原来的初级社升级为高级社，所谓的高级社就是以乡为单位形成数万亩土地的规模经济，我们今天所要达到的目标，在1956年的时候曾经达到过，也就是说当我们以土地规模经营为现在的农业改革和农村制度建设的目标的时候，别忘了我们曾经有过26年的集体化历史，那个时候
我们在承担多个国家重大和重点项目的研究中开展了国内外的调查研究，对造成中国农业困境的内外因提出客观分析，从产业化负外部性角度讨论农业政策的研究导向，并研究了乡村治理劣化的主要问题。兹报告如下。 一、农业全球化困境：“地板高于天花板”[280] 中国农业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即从此前的注重生产关系变为注重生产力，此后的农业综合成本平均每年增长约10%，已经
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来龙去脉 当中国在21世纪延续性地把农业现代化写进国家战略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农业现代化自1956年以来几次提出的背景以及演变过程。起草文件的同志没时间关注历史，可我们作为从事学术研究、强调客观立场的学者，有责任搞清楚来龙去脉。 以往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主要是来自于西方发展经验：殖民化带来的规模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产业化。 需知，以“土地规模
2015年1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了我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的重大挑战，同时强调要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由生产导向转为消费导向。这对于以往更多注重“二产化”的农业产业化而言，是更为丰富的“三产化”发展的创新思维。 一、农业现代化的阶段性政策演化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国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政策演变先后经历了“一产化”“二产化”两个阶段，现在进入消费
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来，除个别年份之外，中国基本实现了粮食的自给，粮食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按照农业部门公布的数据，2013年之前的10年里，中国粮食生产甚至超越历史上公认的“
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已经造成的“粮食金融化”，是导致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后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严峻、粮食进口依存度高的低收入国家发生动乱的最重要因素。这个在金融资本全球化历史阶段所内生的灾难性后果，作为不断发生的教训，已经引发国际社会的警觉；同时，也对中国在20世纪适应产业资本向农业扩张阶段而建立的粮食安全战略及其相应的保障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粮食金融化
一、引言：日本农协的垄断性与国家安全 在美国重返亚太和日本借此提升国际地位的软实力战略影响下，人们一般会认为日本是东亚经济体中的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典范。但若去除“冷战意识形态”的色彩做分析，则可理解本文通过对日本高米价政策及其政党政治背景研究而提出的观点：日本的城市经济主要是六大综合性财阀垄断控制，[288]而日本的农村经济更是由唯一的、具有全面垄断地位的综
被西方意识形态化地命名的所谓“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几大经济体，并未能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几乎都出现工业化衰落的困境（除了没有被承认为“完全市场经济”的中国），甚至退回到以资源出口为主的“前现代化”阶段。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追求西方式的现代化，并接受了西方制度形式推进“发展主义”，却普遍陷入发展陷阱无法自拔。原因即在于发展中国家无法复制西方发展所内在
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应对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上层建筑范畴。高等教育形态，是具有一定历史使命的教育方式，体现了一个文明时代作为主要矛盾的经济基础和政治需求。 本文在阐述中国以工业文明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形态的历史使命及其弊病基础上，认为时代到了新的关口——由工业资本文明转型到生态文明；而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需要高等教育形态的转型，以与之相匹配，并成为它的助产婆。文章列
政府作为制度创新中的重要主体，在市场化的改革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低水平陷阱”的教训，中国的苏南经验，特别是苏州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发展经验值得借鉴。本文通过对园区的深入调研，系统分析了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机理，并且提出了政府创新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相关性理论思考[331]。 一、制度创新：“低制度
一、引言 逆周期调节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旨在熨平经济运行中的周期性波动，并降低由此积累的系统性风险。2008年美国爆发华尔街金融海啸旋即演化成全球经济危机，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多采取了类似的政府干预行动，主要有两种观点和做法：其一是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以政府主管部门为调控主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国家增发货币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和政府财
从国家综合性安全角度看，重庆是长江上干流最西部的重要战略城市之一、“长江国防体系的三大支点”之一，重庆所在的西南地区也是明清以来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重庆模式”这一概念最早是在2010年由七大部委联合推出，当时认为其优势在于通过系统工程解决重庆房地产问题，同时在促进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随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对于重庆的发展经验，我们
黄胤英 胡志浩 本文运用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研究框架解析金融创新及中央银行转型。主要研究目标和结论是：中央银行（“人”）需要顺应金融市场化（“环境”）的长远发展趋势，改变原有的临时、被动应对危机的事后机制，应持续、主动进行货币政策工具（“机”）创新，疏通政策传导机制（“机—环境关系”），积极打破传统职能范围，创建新型“人—机—环境系统”关系，才能达到有效控制
薛翠 等 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已经造成的“粮食金融化”（亦称“粮食美元化”），是导致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严峻、造成粮食进口依存度高的低收入国家发生动乱的最重要因素。本研究以国际金融资本全球化为研究视角，分析21世纪的粮食安全问题，尤其关注中国与非洲在粮食金融化下共同合作，应付粮食与金融两重风险。 目前，全球小麦、玉米、稻谷和大豆市场的供求处于基本平衡状态，没有明显
本书是课题组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14ZDA06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汇总（中期报告）。 国家安全问题既有很强的现实性，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从近代史起点的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如何维护完整独立的国家主权、实现长远国家安全，一直就是最为紧迫的命题，中国人前赴后继奋斗了百余年，今天仍然在延续着这一未有穷期
因为有话要说，而且要说在我们团队近期系列出版物的前面，[1]所以写总序。 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被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到80年代以来主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经两个11年在不同试验区的历练，[2]加之后来广泛开展国内外调查和区域比较研究，且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自忖有从经验层次向理性高度升华的条件，便先要求自己努力做到自觉地“告别百年激进”，[3]遂有21世
刘健芝 一、缘起 1999年，我在香港岭南大学教书，并担任亚洲学者交流中心（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 ARENA）主席，因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引发的世界变局，举办了一系列国际研讨会，探讨金融资本、经济危机、民众生计等。当时，我和岭南大学的同事，与时任《读书》编辑的汪晖、北京
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竞争的参与者不是个体，而是国家。 不同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竞争中客观地分处三类地位——核心、半边缘（半核心）、边缘，从而形成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的依附结构，通过不平等交换和制度剥削，半边缘和边缘区域的利益不均等地向核心国家输送，在这一过程中，核心国家地位不断强化，边缘国家地位不断弱化。[14] 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全球化竞争中，分处不同地位
一、“成本转嫁论” 21世纪以来的20年里，新兴国家经历了像“过山车”一样的大起大落！ 对此种现象，形成于300年前的资本主义的陈旧知识体系及被其勾兑的舆论体系均无力解释。 我们不妨先看看21世纪的主要事件演化。 先是因2001年美国爆发“双重危机”——以“IT泡沫崩溃”为代表的新经济危机和以“911事件”为标志的政治危机——加强了这个核心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
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日渐动摇，全球格局正面临解体与重组的冲击，E7也在世界新的大变局中或被动或主动地调整各自的角色定位乃至战略方向，其国内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关系也随之改变，从而面临着重大转型压力。我们将E7分为三组：第一组是中国与土耳其，俱在产业资本走向金融全球化的阶段中调整方向；第二组是印度与印度尼西亚，俱受制于正规与非正规经济部门并驾的二元结构，其产业
要明白当前中国的处境，首先得看清楚中国与美国两国的战略关系正处于重大转变期。 一、全球币缘-地缘格局重构背景：美中解除耦合（US-China Decoupling） 2014年开始，全球出现地缘及币缘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以来的最大变局。唯有明白核心国家的竞争战略，我们才能够理解当前世界错综复杂的局势，在纷乱无序中掌握事物发展的规
当美国借助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破坏全球供应链的历史时机发起“新冷战”，老调重弹地提出冷战时期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之际，大多数非核心国家不得不选边站。由此，我们在本章中提出“土耳其症候群”（Turkey Syndrome）[82]的尴尬，对于任何试图被接纳为“半核心”或“半边缘”国家而言，都如同人们本来就知道“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那样值得反思…… 西方媒
高度外向的印度金融体系曾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受到重创，但其特殊的二元体制中存在庞大的非正规经济，因此，尽管正规部门受影响，但主要由非正规经济支撑的大部分人还是照常生活，没有受到冲击。也因此，当美国量化宽松释放出来的游资寻找高回报率的投资机会时，印度金融市场迅速复苏。尤其是当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时，印度被国际媒体看作将从中国手中接棒的高速增长发动机。大量外
印度尼西亚地跨亚洲、大洋洲两个大洲，有约2.4亿人生活在1.7万个岛屿上，17世纪初以来被荷兰人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殖民统治了350年。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在海外知识分子中确立以“印度尼西亚”作为国家名称，可见其命途多舛，晚近成国。 我们对其复杂国情很难做归纳，若跟着一般性资料描述，则只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一个在地理气候、族群文化、自然资源等方面都具有多
E7研究中，地处殖民化大陆（此处指美洲、大洋洲、非洲三个大陆）以资源出口为主的国家在全球危机压力下表现出很明显的“主权负外部性”——面对核心国家和半核心（半边缘）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相继采取的以量化宽松为名、“成本转嫁”为实的手段，造成资源价格大起大落，资源出口国按照西方理论所做的宏观调控，几乎都反过来加深了国内危机的恶化。因此，我们把巴西、委内瑞拉、南非这三个
巴西近年来再次陷入昔日高通胀、低增长的发展困局。 虽然巴西曾经成为令人瞩目的新兴国家，但经济上依附于国际资本的地位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 2011年，巴西的GDP总量超越英国，排在美、中、日、德、法之后，跃升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而且自2001年以来，账面上持续的贸易顺差积累了高额外汇储备。但实际上，巴西却是净负债国。 因为，20世纪90年代，巴西推行金融市
我们在比较研究中认识到：拉丁美洲国家殖民化程度的深浅，可以通过其经济结构单一化程度来考虑。单一化程度越高，贫民窟密布的城市化率就越高，也就越难以推进劳动密集型的一般商品生产，国内市场就会被外部定价从而受输入型危机影响。这是委内瑞拉堕入拉美陷阱无法自拔的内因。 任何维持着殖民化时代留下的单一经济的国家，只要没有改变这种殖民化结构，就没有加强国家经济主权的基础条
南非是典型的由白人殖民者建立的国家，被殖民者奴役的族群长期开展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最终通过政治谈判（非暴力革命）取得了以非洲族群为主的政治主权。 但由于在国家独立过程中向原宗主国让渡了部分核心权益（主要是经济权益），因此在解除殖民统治后建立的是只有形式上独立的民主政权，实质上因缺乏完整的经济主权，资源开发收益仍然被宗主国的跨国公司占有。这导致了南非政府长期缺
上述新兴七国（E7）比较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主要是两个论点：第一是“成本转嫁论”，第二是“二元结构承载危机软着陆”的作用。后者接续并对应前者：能够让转嫁而来的输入型危机得以软着陆的载体，并非麇集于城市的现代化的正规经济部门，而是二元结构体制条件下的非正规部门。 一、成本转嫁三阶段 总结过去500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其成本转嫁机制一直在演变，可大致归纳为三个阶段：
我们对新兴七国（E7）的国别比较研究起始于2011年。 这一年，全球危机正在深化，西方出现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猪五国”；接着，发展中的实体经济国家与资源经济国家均开始遭遇经济下滑、资本外流。中国也在“第二次生产过剩”引起的实体经济向金融化经济的转型和配套制度的演变过程中，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体制变革……数年间，国际风云复杂变幻。在E7中，最极端的情况是“国家失败”
自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以后，美国为了纾解国内的结构性危机，实行了三轮量化宽松措施，制造了大量流动性进入投机市场，引发了国际主要商品（石油、粮食、有色金属及煤铁等）价格大幅上涨。其客观结果是，把源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通过国际金融货币制度体系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具体来说，量化宽松的主要效用是解决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处置与降低资本成本，缓解流通中的资金紧张，
如果说量化宽松是核心国家转嫁危机成本的一种手段，那么，美联储退市、再度进入加息周期，对于非核心国家而言将造成外资回流美国，引发本币贬值、恶性通胀乃至资本市场崩盘等后果。 此外，由于与霸权国家结盟的半核心地区——欧盟及日本，随后也被允许采用量化宽松政策来缓解金融危机，因此，西方世界短期流动性过剩将会因美联储政策的转变而转化为流动性短缺。于是，在经历了金融海啸导
美国确立“亚太再平衡”战略后，借助制度建构权的软实力和话语权的巧实力在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推行“去国家化”，试图以最低成本实现金融资本霸权的全球战略目标。2016年2月签订的TPP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虽然其后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就职不久即宣布退出TPP，但这并不影响本文所做的分析，也不意味着美国在侵犯其他国家主权上将有所收敛。我们保留有关TPP分析的原文，
欧债危机、中东战乱和新兴市场金融危机（例如中国2015年股灾）并不是孤立发生的个别事件。它们其实都是全球货币战略冲突的症候。唯有在深层的币缘政治层面着手分析，方能看出当前全球纷乱局势背后的一连串线索。 美国经历“9·11”后十年的反恐战争，当前做出重大的地缘战略调整，自有其深层原因：美国和欧洲这个战略盟友，乃至和中国这个曾经一度被绑在耦合关系中同床异梦的贸易
当前世界的复杂性在于：美国继续深化金融资本主义，不惜用各种手段来维护其货币及金融市场霸权，欧洲正在急速转向金融化，愈发与美国发生利益冲突；而具有世界上最大工业产能的中国，也因为核心国大量输出流动性及应对输入性危机而“被金融化”，在工业产能及国内流动性过剩的状况下，若要按照西方模式推动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就难免成为美元霸权的另一潜在对手……总而言之，要掌握当前乃
外资乃至本土的投机性资本企图做空新兴市场股市牟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从2009年7月到2014年6月底，19个最大新兴市场的资本净流入总量达到2万亿美元。其中有大量重兵屯聚在最大的新兴市场——中国。估计在2015年股灾前进入中国的热钱达1万亿美元。 图6.1 中国季度资本流动情况 2013年6月美国量化宽松预期结束引发新兴市场金融动荡。中国因为具有良好的基础
中国当前的债务问题可以从四个财政主体层次来分析：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家庭）和主权国家。 一、地方政府债务 中国制度的特点是中央承担最终风险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 中央与地方之间长期存在税权矛盾。所谓改革，实质上是中央对地方“放权让利”，越是发达的地方，其政府公司化程度越高，其投资和债务风险越是上交中央。可见，中国的体制下，任何地方的债务和金融坏账无论
一、人民币为什么要国际化？ 中国的困局在于过去20年的旧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国内一般制造业产业的利润率下降，甚至趋近于零；同时，中国积累了大量的流动性，金融利益集团开始抬头，推动经济金融化及人民币国际化。过去20年中美关系一直处于畸形状态——中国在美赚取大量贸易盈余只能以国债的形式回流美国，为美国金融资本提供低廉资金，再涌入中国投机牟利，实质上使中国加速了“
“一带一路”是中国为满足内部的工业产能及新崛起的金融资本外开拓空间之需求而提出的倡议。中国高度重视20世纪30年代西方生产过剩大危机引发世界大战的教训，明确提出和平发展的思想，但“一带一路”的提出也仍然触动一些大国的神经。 一、“一带一路”倡议触动传统大陆帝国和当前海洋霸权国家的神经 中国自汉唐以来对西方的贸易，为伊斯兰世界在西亚和中亚大陆的兴起提供了沿着商
一、2013年6月街头政治 2013年6月，不同政治立场的巴西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社会公共政策，其导火线是公共交通费的上涨。[269] 后来抗议浪潮席卷全国，超过100万的巴西人走上城市街头，参加抗议活动的大多数是中学生和大学生。他们的诉求日益广泛和多元：要求政府抑制通货膨胀，惩治贪污腐败，改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抗议者批评政府在世界杯上花费137亿美元，整
因为有话要说，而且要说在我们团队近期系列出版物的前面，[1]所以写总序。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被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到80年代以来主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经两个“11年”在不同试验区的历练，[2]加之后来广泛开展国内外调查和区域比较研究，且已经过了天命之年……自忖有从经验层次向理性高度升华的条件，便先要求自己努力做到自觉地“告别百年激进”[3]遂有新世纪以
温铁军[1]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要求培养“一懂两爱”（懂农业、爱农民、爱农村）人才。这很让人感慨！一方面，这项为国家贯彻乡村振兴战略所必需的与农民群众密切结合的人才培养工作我们已经做了十几年！我们这些年培养的深入“三农”工作的优秀人才恰逢其时地应该成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尽管我们认真地培养“一懂两爱
乡村建设是人的建设 ——从自身经历来看人才培养 张兰英[1] 引言 时间荏苒，老刘[2]离开我们已经7年了，也是我到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7年。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农村青年人才培养计划也走过了13年。在这13年中，人才培养计划在实践中不断反思总结，不断完善培养模式，并在社会大背景的变化中勇于创新，不仅逐渐构建起多样形式的在校理论思想培养模式，还进一步地深入社会
理想寓于行动中 ——实践式教育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农村发展人才计划[1] 刘老石[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方面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迅速变迁，综合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全国大部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普遍得到了改善；另一方面，我国的农村、农业、农民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自20世纪末就一直被人们称为“三农问题”。无论是农村的衰败凋敝，农业耕地面积的逐步减少、粮食
社区伙伴 薛启婵[1] 又是一年春风起，看到大家纷纷留言怀念老石，我才恍然意识到，老石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了。七年，有多少树木茁壮成长？又有多少新芽破土而出？ 老石和他的伙伴们一手创立的人才计划，很快就将走过十三个春秋，在这十三年里，我们有幸看到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行经此地，慢慢成长，然后四散各方，相互守望，最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还坚守在乡村建设的道路上，砥
人才计划一期 吕程平[1] 所见文集的这一部分，青年们在完整参与了作为乡建体系骨干型项目的“农村发展人才计划”后，继续选择留在乡建实践的各个领域并逐渐成为其骨干。一个项目目标的提出是与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的背景相结合的，也是与项目执行机构的整体目标体系自我定位话语相一致的。这里展现的其实是作为一种教育过程的社会实践与个体生命历程的相互嵌
人才计划试验期 白亚丽[2] 世纪之交的大学生“上山下乡” 2000年前后，正是城乡矛盾比较激烈、三农问题凸显的时期。在这个大背景下，许许多多来自乡村的大学生也面临着个人生活的两难选择。一方面，农村大学生到城市学习，也想摆脱“泥腿子”的命运，适应以城市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高校产业化改革，既加大了农村学生的学费负担，也使得未来的
人才计划二期 刘良[1] 曾经有个朋友问我：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坚持做了十年的乡建工作？我当时一愣，以前从没想过，会用十年的时间去做一件事情。当时我略带自黑地回答她：“好像除了做乡建之外，其他的我也不专业呢。”是啊，这也许可以解释成带引号的“专业”。但十年来自己做的事也不太专业，从北方的农村，到南方的农村；从西部大石山区，到苏南鱼米之乡；从做项目，到财务、行政
人才计划五期 车海生[1] 现在是晚上8点多，我坐在窗前的书桌旁边，微风吹进来，凉凉的，很舒服。外边只有不多的几户人家亮着灯。夜很安静，乡村里的人休息得早，不像城市，有的到了午夜还很热闹。这里是福建省永春县岵山镇茂霞村，我们生态文明研究院的宿舍就在这里。 安静的夜里，最适合回忆往事，总结人生。我于2008年下半年参加人才计划学习乡村建设，到现在（2018年）
人才计划六期 汪维行[1] 参加乡建的工作已经有七年多的时间了，但在内心深知，参加乡建绝对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它不仅承载着短短几年中数不清的酸甜苦辣和悲欢离合，而且更是自己内心对乡村生活记忆的延续，让自己在这个乡村快速衰败的时代，还能够感觉到自己是没有离开生我养我的乡村和土地，还在与乡村发生着丝丝缕缕的联系。“乡村建设”有时候会被人表述为一份社会事业，一份对乡
人才计划七期 唐义国[1] 传统农村大学生成长模式的反逆 2008年大学毕业后，因为我学的是物流专业，就在家乡安徽芜湖的一家国有物流集团做物流工作。因为那时候《劳动合同法》出来之后，国内有一些企业为降低用工成本互相派员工，上海的员工比较贵，于是就把我们从安徽的公司调过去，相比上海的人力资本就便宜一点，一个月五六千元。毕竟是国企，待遇各方面还可以，加上加班工资
人才计划八期 王茜[1] 成长是一个凄美的故事 当要回忆所谓的“大学生活”并且写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时，我突然发现生活是理不清的，生活的经验和感悟就像脚下的路，走过才能知道路上的风景，才能知道踏过荆棘的坚韧是如何练就的。 当大荧屏上闪烁着种种关于青春的影视作品时，这勾起了所有人对于青春的回忆和思考，尤其是将青春定格在了宝贵的“大学生活”中，不同时代背景下的青年
人才计划九期 闫利霞[1] 不知不觉来中心已近四年，记忆的一幕一幕仍然清晰地萦绕在脑子里。回首这几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不分彼此地忙忙碌碌，感觉越是向前，脚下的路越是不平。三年如此，十三年、三十年也是如此，成为更好的自己大概便是这一路的功课。参与乡建的时间短了些，我一直那么幸运地在那些有故事的前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地长大，那些有故事的人是我崇拜的偶像，是我尊敬
人才计划十期 樊少欢[1] 樊少欢，现在河南灵宝弘农书院工作。她说自己“游手好闲一妇女，摇身一变一凤凰”，是弘农书院和乡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对于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她感觉很幸运。 从城市到农村 樊少欢是地道的河南灵宝市焦村镇罗家村媳妇，但并非一直是农村人。她是在城里长大的，回忆起自己童年的生活：虽然人在城市，却并不喜欢城市的生活，城市给自己留下的最深的印象
人才计划四期 张琪[1] 我叫张琪，一个从事了九年乡村建设的实践者。从汶川地震开始，就参与了不同乡村的文化保育、大学生下乡支教和农民合作组织培育等工作。2008年的汶川地震让我重新去思考人的价值和活着的意义，三个月的灾区救援经历促使我下定决心在不确定的人生中多做点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投入公益领域，成为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举办的第四期人才培养计划的一名学员
人才计划一期 陈晶晶[1] 人生的路或许真的有好几条。不过我们走着走着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这个样子是好还是不好？如果有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生活会有什么不同？我们不知道。从“人才计划”毕业十多年后，还会有人问我：“你怎么看这个项目啊？会鼓励别人申请吗？”当我在琢磨要怎么说的时候，他多半就会自己给出答案：“我是不会的。” 确实，因为参加这个计划，我们的生活是有了改
人才计划一期 倪永旺[1] 你是最后一个被录取的 时间回到2005年，也就是十二年前，我参加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人才计划”项目培训，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参加，也不知道是怎么入选的，一切似乎都来得有些偶然。但是，到今天，我居然已经在这个行业里做了十年，“中心”和“人才计划”是一个起点，也是一种弥漫始终的背景色，十年间，这颗偶然的种子似乎已经扎根、展叶、开花
人才计划二期 刘胡佳[1] 从10户小屯开始的生态农业 （2006年8月至2009年10月） 细数起来，我一共参加了三个机构的实习，2006年8月到2007年7月间是中心第二期人才计划学员，2007年7月到2008年7月间是爱农会的实习生，2008年到2009年间是中科院与广西玉米研究所合作的种子网络的实习生。 我是湖北人，在湖北宜昌上的大学，2006年上大
人才计划三期 王德斌 无论走到哪里，心里总有一个牵挂的地方，那就是故乡！离开喧闹的城市，放下一切所谓成绩，回归乡土。 昔日好友青庚赠诗《致燕子》： 原以为生命 只有白雪的冬天 是你的，衔泥筑巢 给了我整个春天 “绝版”农村区域发展专业 我叫王德斌，因为参加乡村建设工作，钦佩梁漱溟先生，取笔名叟民（梁先生有一个瘦民的笔名）；因为经营乡村土货栈，自称小二；因为是
人才计划五期 徐文财[1] 农民工也有大梦想 作为一个农民工，在最初背起行囊远走他乡时，都怀着灿烂的梦想。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很多人的梦想与激情渐渐被现实磨灭了。面对现实，几乎不敢谈梦想。“谁没有梦想，谁不想出人头地，但总要面对现实……”但是，面对现实，我们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这样过……”于是，我们总是在现实与梦想中挣扎……
2.5 我的另类生活体验 ——忆我的21—28岁 人才计划七期 魏川[1]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勇敢实践另类生活的年轻人。 走出象牙塔 “我是谁？” 在我21岁时我有机会去寻求答案，去触碰这个问题的核心。 我21岁考上大学，还记得上大学前的那个暑假，完全没有对家庭的不舍，整天被一些想法激荡着，脑子里想的是：我自由了！我可以去做我自己了！我可以对自己负责了！一场
人才计划九期 赵武民 赵武民，2012年1月从沾化县经济与信息化局内退，但退休后的他退而不休，回到自己的家乡继续开展乡村建设活动。返乡后困惑颇多，于是在2013年，报名参加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第九期人才计划培养项目。与其他学员不一样，他不领补贴，每次培训都是自掏路费，但每一次集中培训，他总是在认真地做着笔记；为了每个月能按期交月报，50多岁的他开始学习电脑打
人才计划十期 吴昊[1] 又一年南塘的“大地民谣音乐节”随着清明前后的十里春风如约而至。一周前，原本计划着再回南塘的时间表终于在清明假期紧张的车票面前被迫取消，只好在京城阴沉沉的天空下、灰蒙蒙的小窗内，隔着800公里的空间距离和一道手机屏幕想象并回想着南塘的今与昔，感叹“前度吴郎”还是没有再来。 从南塘“下乡”经历的结束到现在已近两年。2015年8月，带着“
刘良 近年来，“返乡青年”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词，无论是国家政策层面的倡导，还是青年人自主或被动的选择，越来越多的青年返乡（下乡）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政策层面而言，2015年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之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中，首次将大学生等也纳入返乡群体，开篇就提道：“支持农民工、大学生和退役士兵等人员返乡创业
人才计划二期 胡新杰[1] 在中国式众筹圈子里有一句流行语，“当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我在现场”，我很自豪地说，拉开隆化新乡建历史序幕的那一刻我也在现场。2005年5月5日在河北隆化一个极为偏僻的小山村，亮子沟合作社诞生了。我们九户农民喊出了“改变自我，做家乡主人，团结起来，建设新乡村”的口号，从此隆化新乡建的历史开启了。怀揣着“为农民服务，为理想奋斗”的梦想
人才计划六期 白飞[2] 编者按：早在2009年就结识了白飞，后来一起参加农村可持续发展人才计划项目，便更为熟悉。白飞是一个“90后”1991年出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受姐姐的影响，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参与了乡建工作，算是一个“老乡建”。那时觉得他挺能折腾事情，不管是在中心工作，还是返乡之后，总能看到他的各种尝试。他的思维也特别活跃，总会有很多灵感和思考。 实
人才计划七期 李康丽[1] 我出生在云南北部的彝族山区。我的彝族名字叫“依鲁阿娜秀”（意思是美丽的花儿），在村里边，大家不知道我汉族名字，都叫我娜秀。我的汉族名字叫李康丽，大家比较喜欢叫我“彝族姑娘康丽”，这也成了我的微信名字。我自小生活在农村，内心理想的生活图景是：在广阔的田野上，有一所简单但温馨的房子，房前屋后都是大片的土地，可以耕耘出我喜欢的花草、瓜果
人才计划九期 刘坤[1] 从大学开始的乡建求索 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刘坤于2010年离开家乡，前往山西农业大学追寻自己的梦想。 大一对刘坤来说是醉酒沉睡为一梦。 从见面会、军训再到各种晚会，各部门对新生的教育以至开始真正上课，眨眼间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之后就没有什么值得记忆的东西了。 刘坤进入大学之后接触到带班的学长学姐，几乎影响了他以后的大学生活。在那个时候
人才计划十期 陈迪桥[1] 休学打工 2006年6月，我念完了高二。早在未放假之前，我已经决定要休学一年，外出打工。放假后，不顾家人的反对和老师同学们的挽留，我和另一名同学就坚决地离开了家乡，背上了外出打工的行囊。 之所以想外出打工，一方面有家庭经济的影响——家里经济来源主要靠父亲一个人外出打工，母亲在家种地。由于长年劳累，他们的身体都不好，特别是父亲，由于
健康农业实习生 梅红伟 小伟总是扎着一个颇有艺术家气质的小辫，绛红色的脸颊刻着风吹日晒的纹路，让人很容易就把他和饱经风霜的流浪歌手联系在一起。他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总是这样说：“我叫梅红伟，大家都叫我小伟，如果觉得我年纪比你大点，叫我小伟哥也行。”这样一番自我介绍，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与他之间的距离。其实叫“大哥”一点都不为过，已届不惑之年的小伟，是一位为周围人
梁少雄[1] 2015年3月，我们带着困惑和憧憬来到被誉为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大熊猫”的山西永济蒲韩乡村，希望借助蒲韩乡村20年的综合发展经验为有意愿长期参与乡村建设的年轻人搭建更深入的学习平台。 2016年4月，我们引进长春云凤社的发酵床养殖技术，先进行本地化的试验，再结合蒲韩乡村的生态种养殖计划向农户推广。 2016年9月，我们改造了一座有30年历史的青砖
人才计划六期 梁少雄 背靠中条山、面朝母亲河的蒲韩乡村，在气温不断波动的3月初就已经充满了春天的气息，真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杏花和桃花交织在一起，再配上零星的油菜花，一眼望去，非常绚丽，却又搭配自然。来到蒲韩乡村马上就三年了，从开始只是抱着一个单纯的想法，希望借助成熟农民合作组织的丰富经验与青年人共同成长，到现在以扎根乡村的生活方式承
人才计划八期 韩瑞荣[1] 就像一粒种子，被轻轻地埋进土里，在自然的护佑下，积聚力量，破土而出，开始它生命的旅程。我喜欢这如草一般的生命，简单、阳光、自在，风霜雪雨皆是平常。 在我经历的20多年生命时光里，看似平淡的生活教会了我本真的东西，热爱、珍惜、选择和面对。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希望我能够活出这朴实如草一般的生命。 重新认识乡村 我叫韩瑞荣，生于20世
人才计划十一期 李园春[1] 不知不觉在蒲韩乡村已经待了两年多，从刚来时对村民说自己的虚岁假装年龄大，到现在对村民说自己在村子里生活的时间来表达自己对扎根乡村的决心。回想自己这条路上的步步选择，没有什么突兀与巨变，似乎自己与乡村的关系一直都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状态。在父母看来我是一个喜欢折腾的孩子，不着家地去了山西一个村子里。而我却一直觉得自己并不喜欢折腾，生在
人才计划十一期 胡雅超[1] 2015年8月，我与一行校内班的同学拖着行李到了蒲韩乡村北郑村村口。胡雅超来接我们，很热情地做起了自我介绍：“我叫胡雅超，古月胡，优雅的雅，超越的超，是人才计划第十一期先来报到的学员。”皮肤黝黑，笑容满面，一直露着的牙齿显得特别白。当时只觉得这个男孩皮肤黝黑但却一身清爽与阳光，戴着眼镜，却没有书生气，而是有一股矫健利索的乡村青年
人才计划十二期 傅艳吉[1] 从心理上回到乡村 一直想动笔不知道该写什么，我是个太普通的“农二代”。从小接受的教育和千千万万个走进大学校园的农村学子一样：好好学习，离开家乡、离开农村，到城里去，到不用种地的地方去。 因为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要离开农村的，所以我从来没把用在考试上的认真用在干农活上。现在二十几岁虽然不至于五谷不分，但是也不了解任何一种作物完整的种植
人才计划十二期 贾林闯[1] 这世上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成长模式，回想自己读大学以来六年的成长路径，便觉得这经历虽也有一把辛酸血泪，总有幸运可谈了。从高中相见恨晚的方爷进入大学后遥相慰藉获得思想“启蒙”，到进入本校支农社团的“上路”；再从社团里经历困惑之后的“逃离”，到宁波讲习班的重新“引吭”；最后从大四临毕业时的“回归”，到进入蒲韩之后的“救赎”——这些
人才计划三期 魏丰收[1] 2009年12月6日，第一届“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的热闹场面，似乎还在眼前。喜“柿”来啦！《社会创业家》杂志为我们策划专题，大名鼎鼎的奥美广告帮我们设计卡通形象，河北顺平合作社专门寄来了好几箱又大又红的磨盘柿子！北清路那个庄园里面的橘黄色木屋城堡，北京难得一见的湛蓝天空，大红的中式礼服，还有粉色与紫色相间的气球围栏……处处晕染着童
5.1 柿子树下的浪漫，一生一世的情缘 ——第一届乡建志愿者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的幸福故事[1] 2009年12月6日，北京北青郊野休闲园挂满黄金柿子的树下，五对新人面对柿子树拜了天地。这场集体婚礼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新郎新娘或是乡村建设志愿者，或是乡村建设工作人员。 志同道合，可以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柿子树下的浪漫，一生一世的情缘”，从准备结婚开始，白亚丽就
5.2 喜事来啦! ——第二届乡建志愿者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的幸福故事 杜洁[1] 潘家恩[2] 2009年，五对乡建志愿者，在硕果累累的柿子树下喜结连理，并用行动诠释，即使在简单的物质生活下，也有数不尽的“新幸福”理想——平等、互助、勤俭、自立、担当、奉献。 今天，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到乡建事业中来，或在北京，或在上海，或在福建，或在陕西，或在田间，或在讲台，
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简称“梁中心”）正式成立于2004年，前身为《中国改革》杂志社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部，是以新乡村建设事业为核心，以推动农民合作与城乡和谐发展为宗旨的民间组织。我们以梁漱溟等前辈的乡村建设理论为基础，开展乡村建设的试验工作和行动研究，促进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组织发展来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乡村复兴的目标。 愿景：农民过着幸福、有尊严的新生活
21世纪之初，中国农村社会日趋凋敝，“三农问题”日益突出。与此同时，随着大学教育市场化、产业化指向下的大规模扩招，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群体，从人人仰慕的天之骄子，日渐成为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这种落差使一部分人迷失自我、日渐迷茫；但也有一部分人坚持理想，并走向农村，从刚开始的零散下乡调研，到有组织的下乡支农支教，再到成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大学生与农村就在两者都
2001年，时任《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的温铁军教授，邀请了中国社科院等多家机构共同推动大学生回乡调研，从此，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开始兴起，并在全国200多所高校里建立了支农社团。 2004年2月，来自天津科技大学的支农社团骨干白亚丽（大三在读）选择休学一年，与另外两名大学生志愿者肖青和詹玉平一起，来到湖北省十堰市房县三岔村，开始了青年大学生志愿者
感谢社区伙伴（PCD）十五年来对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的资助与支持，我们既是项目合作伙伴，更是乡村建设道路上的同行者，大家在彼此的信任、包容与爱惜中共同前行。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继续携手努力，陪伴更多青年人认识和思考新时代背景下乡土社会的价值，践行可持续生活，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添砖加瓦。
乡村大树 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因当代乡村建设运动孕育而生，也为乡村建设运动的持续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人才力量。 感恩已经离我们而去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创始人刘老石老师，他的无私奉献为更多青年人搭建了服务乡村的学习成长平台，作为老石的学生，我们依旧在实践中继承他的思想与行动。 “人才计划”项目非常注重学员思想理论水平的提升和对社会发展形势的了解，感谢
“国仁文丛”（Green Thesis）总序 [1]这几年我们会有十几本书分别以不同作者、不同课题成果的名义问世。这些出版物都被要求做单独的“成果标识”。但我们实际上要做的仍然是这几十年的经验归纳总结和理论提升，“实事求是”地形成“去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由此，就需要为这个分别标识的系列出版物做个总序。 [2]参见即将出版的《温铁军自述——难得5个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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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方面的道理实在是非常浅显的，能否实现关键看影响各级政府的不同利益主体的政策取向。
有鉴于国内利益主体多元化日益影响重大决策的状况，西部各地政府应该向上级有关部门明确提出政策建议，主要有三条。
其一，要求把国家计划内国债投资定向用于采购西部工业企业的产品，以提高西部企业的开工率和市场占有率。
其二，要求地方政府有当地资源的部分所有权和受益权，或者，如果中央有关部门继续维持对西部地方资源的垄断权利，那么应该给地方政府占有地方资源开发大于50%的股权，以形成地方政府在资源开发中对当地企业的采购。
其三，在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条件下，允许在西部有选择地放开地方金融，组织民间的股份制金融机构，同时允许建立地方的“场外交易市场”。如果全面推进有风险，可以先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