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第四章 谨防当前国际外部性风险叠加国内社会动荡
一、引言
发展中国家首要的安全问题是面临着全球化挑战下的严峻的国际外部性风险叠加国内内生性风险的复杂挑战。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和政策调整，通过全球资本和商品市场传导给发展中国家，加剧了一般发展中国家内部本就紧张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并越来越多地从根本上危及国家政治安全[100]。
根据外部性风险内部化理论，从历史经验看，乡土社会因客观上具有“风险对冲机制”和“稳定器”功能，因而仍然是当前应对全球化风险叠加的挑战下发挥“政府主导”和“人民主体”作用的最佳领域；当前急需在构建乡村良性治理结构和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强化乡村“外部风险内部化”功能，据以构建国家综合安全体系，使国家安全宏观战略具有有效落实的微观基础。新中国的真实经验证明了这一假说[101]。
发展中国家的内生性风险是由殖民历史包袱与现代工业化政策所产生的。
根据市场失灵理论，很多发展中国家至今无法改变殖民时代资源输出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国家财政收入长期依赖出口初级原材料，由此承受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此外，由于仿效西方工业化，引进外资，加之农地私有化制度条件下被福特主义大农业及其配合的资本深化造成大量农民失地，涌入大城市贫民窟导致一方面城市化率过高，集结贫穷与动乱；另一方面城市完全无产的绝对贫困人口因生存开支伴随物价上涨而不得不要求提高贫困标准（近年来4美元/日人均收入），这也造成劳动力价格上升，使本地劳动力资源难以形成比较优势。[102]
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收益低下，无力支撑高成本的现代化上层建筑，外部主体进入乡土社会遭遇组织涣散产生的交易费用难题，官方法制需要的正规治理缺乏组织载体，一般都导致治理主体缺失。
根据政府失灵理论，越是现代化政府越是债务缠身，越是依然受制于本国乃至跨国资本的操纵，故城乡社会共同抵抗外部风险的基础均十分薄弱。[103]
二、当前国际外部性风险引发国内社会动乱
王小强曾经指出，发展中国家摆脱不了现代化“三部曲”的宿命：一为改革开放带来物质生产高速增长，二为金融自由化带来货币经济繁荣昌盛，三为外资抛空带来金融危机。其实，不只金融危机，更威胁其执政权威。“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顶多恶化成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每次就是经济危机，而且经常递进成社会动乱、政权颠覆、国家分裂。”[104]
环顾发展中国家，近两年遭受国际金融资本国家调整策略而引发国内频频发生社会动荡，时刻威胁着执政党的统治权威，例如：委内瑞拉后查韦斯时代反政府示威浪潮；巴西民众街头抗议政府公共福利政策；印度反政府的武装毛派势力扩张，农民自杀率攀升，性暴力罪案剧增；南非矿工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印度尼西亚民众抗议燃油上涨及政府补贴不足；土耳其反政府占领广场运动等。
（一）金融全球化与当前外部性风险增加趋势
1.发达国家缔结货币同盟以自救。
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之一萨米尔·阿明分析，20世纪80—90年代，资本愈益集中于美国、中西欧与日本三巨头里，这种普遍化的垄断系统正是资本集中新阶段的产品。踏入21世纪，普遍化的垄断正在主宰全球经济，控制全球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生产系统，所谓“全球化”，等同于帝国主义的新阶段。但当代的帝国主义自我“调节”去适应新时代，并且加紧对五大方面的控制：技术、挪用地球资源、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整合、通信及信息系统与大毁灭性武器。[105]
徐以升对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整合的分析，与世界体系理论不谋而合。他认为当今世界从全球化变为全球大分化，世界格局被划分为“中心—次中心—外围”，在“中心—次中心—外围”国际体系与国际货币体系里，是中心向上（美元和美国经济体系）、次中心趋稳（欧元和欧元区经济体系，英、日、加、瑞士等个别发达国家货币和经济体系）、外围向下（绝大部分新兴国家货币和经济体系）的大分化格局。[106]
据徐以升分析，2013年10月31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和瑞士央行，全球六家主要央行把现有的临时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转换成长期货币协议。根据美联储公告，这些互换协议在六国央行间建立起了“双边货币互换网络”（a network of bilateral swap lines），一旦签订双边互换协议的两家央行认为当前市场状况可以保证互换发生，那么有流动性需求的央行就可以按照协议规定获得来自其他五家央行的五种货币流动性。美联储为美国构建了具有制度意义的“货币同盟”，并将国际货币体系从“牙买加体系”（1972—2012）推进到“大西洋体系”（2013—）新阶段，美联储扮演了全球最后贷款人乃至全球中央银行的角色。加入该互换俱乐部大西洋体系的国家，将得到美联储的流动性支持，而不能加入该体系的国家，在美联储政策从宽松到紧缩的大周期里，将得不到确定性保护。这种货币体系的差异，将产生并加剧全球货币金融经济体系的大分化。[107]
在该互换体系内部的发达的国家货币与资产，都将在未来享受到国际资本对其的“垄断溢价”；而不在该垄断体系的主要是新兴国家的货币与资产，未来将比牙买加体系时代更加无序，更加没有底线，更加动荡，更加具有体系性风险。[108]
徐以升进一步分析，自20世纪70年代进入浮动汇率时代之后，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拉美金融危机、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债务危机、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2001年阿根廷债务危机等，不是危机国破产违约，就是IMF在苛刻条件下救助，唯一例外的是1994年美国财政部为墨西哥提供担保。美联储一直没有出手，承担起国际中心货币所应该有的最终贷款人职能。因为美联储不承担这一角色，而IMF救助的能力有限以及苛刻，各国最终走上积累美元外汇储备的道路。但2008年的危机则不同，美联储通过所构建起来的国际货币互换体系，直接向互换国央行、间接向全球金融体系注入美元。美联储绕开了IMF，直接承担起国际货币最终贷款人的终极角色。在2008年国际货币体系就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只是在2013年这一以美联储为中心的临时货币互换网络正式长期化，标志着国际货币体系真正格局性变革的到来。[109]
2.美联储启动紧缩性货币政策。
2013年12月18日，美联储开始改变量化宽松政策，启动紧缩性货币政策，推动全球美元回流。2014年10月底，在上述新大西洋体系运作满一年、已经取得调控经验之后，美联储宣布结束资产购买计划，全面退出了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徐以升指出，在未来美元流动性收缩基本格局之下，上述六家主要央行的垄断体系，将主导全球货币金融经济体系的大分化。进入该体系的货币、金融市场将受到流动性支持，以及国际资本评估的“危机底线溢价”；而无缘该互换网络的全球其他所有经济体，货币汇率、金融市场都将受到冲击。[110]
徐以升进一步分析，2010年以来的美国大转向概括为七个方面：第一，美联储从10年宽松政策周期转向未来5年左右的紧缩周期。第二，美国财政从绝对扩张到相对收缩的转向。第三，美国加大“能源独立”战略的实施力度，美国能源结构从依赖进口转向本土和西半球自给。第四，美国重新恢复实体经济制造业增长。第五，美国外交和军事战略调整，从打赢两场战争转变为打赢一场战争的美国“新军事战略”。第六，美国全球地区战略调整，从中东相对撤出，战略重心东移，“重返亚太”，并确保西非和拉美的“环大西洋能源供应圈”。第七，美国贸易与投资战略调整，从全球的、普适的自由贸易，转向有选择的、高门槛的“规则贸易”。[111]
3.美日同盟牵制亚投行。
2013年，发达国家缔结货币同盟以自救，以及美联储启动紧缩性货币政策；同年，中国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简称“一带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AIIB），旨在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
“一带一路”可以使中国内部的剩余工业产能及新崛起的金融资本利益向外寻找开拓空间。但尽管中国高度重视20世纪30年代西方生产过剩大危机引发世界大战的教训，明确提出和平发展的思想；但它的出现也仍然使区内浮现了19世纪末至二战前欧洲列强争霸的类似局面。[112]
三大巨头的其中两头美国与日本拒绝参加亚投行，而日本更利用亚洲开发银行拉拢亚洲国家。2015年5月2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今后5年将投资1100亿美元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日本将把源自公共资金的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约三成，包括通过亚洲开发银行发放的贷款在内，总投资额将达到1100亿美元。其中约530亿美元是亚开行的贷款额度，其余部分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这一政府开发援助机构执行。日本是亚洲开发银行的最大出资国，此举明显与力争创建亚投行的中国抗衡。[113]
（二）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困境
1.任由摆布的外围配角。
近几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纷纷陷入困境，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张敬伟描绘：“这就导致了一种诡异的现象，美国抗危机，美元量化宽松，新兴市场跟着倒霉；美国去量化宽松，加息正常化，新兴市场又一片紊乱。由是可见，新兴市场依然是全球经济的配角，而且经不起发达经济体的沉浮。”[114]
马光远分析，新兴国家正在面临美国“后QE时代”的重大挑战：“在美国启动印钞机应对危机的时候，中国等新兴市场成为发达国家流动性泛滥的蓄水池，廉价的资本从发达经济体肆无忌惮地流向新兴市场，在带来了不可持续的增长的同时，也吹高了资产价格泡沫。……美联储一旦退出量化宽松，美元走强，新兴市场将立即从资本流入地区变为流出地区，多年以来靠潜伏的国际资本支撑的高房价也将迎来真正的重击。”[115]
徐以升甚至批评，新兴国家过去10年徒具繁荣的躯壳，表面上，贸易顺差，但实际上，被金融资本帝国洗劫。1996—2010年，金砖四国和东亚主要新兴国家累计经常账户顺差2.85万亿美元，但在金融市场效应之后，新兴国家累计的对外净资产规模反而下降3370亿美元。新兴国家在实体经济层面的贸易顺差优势，并没有转化为对外债权净资产的胜势。反过来，对于美国来说，1996—2010年累计产生6.98万亿美元经常账户逆差，占全球逆差的60%，但其间其对外净债务却只增长了2.3万亿美元，所以这期间美国通过金融效应获得的收益高达4.68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2001—2007年间获得，共计3.86万亿美元。[116]
2.国家粮食安全受到严重冲击。
美国曾经通过量化宽松政策缓解自身债务危机，并且最大化地获取金融全球化的制度收益，但其造成的巨大制度成本却借助粮食、石油、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转嫁给大量进口基础物品的国家。美国救市政策加剧流动性过剩，造成2009—2010年全球粮食价格大幅度提升，特别是北非地区紧缺品种小麦、面粉的价格上涨超过100%，玉米价格上涨超过70%，由此引发北非、中东地区的通胀危机，诱发街头动乱和政权危机，成为制度成本的承担者。国际组织2008年确定38国发生粮荒，也是西方金融危机的代价转移造成全球通胀的结果。[117]
3.当下的具体困境。
（1）资本外流。
据世界银行业组织国际金融研究所（IIF）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10月份投资者从非洲、拉美、东欧、亚洲股市合计撤出90亿美元。2014年以来，巴西的资本外流规模已超过500亿美元。
（2）货币贬值。
自2014年6月份以来，国际石油价格结束了自2009年以来持续上涨、高位震荡的行情，连续下跌，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低。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是部分新兴产油国货币贬值的主要推力。油价下降导致石油出口国的财政收入锐减，一些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严重依赖石油的国家如伊朗、委内瑞拉、利比亚和俄罗斯等国陷入困境。[118]
图4-1 国际原油价格急转直下
来源：彭博社。
2010年以来，多个新兴国家货币像印度卢比、印度尼西亚盾、巴西雷亚尔等大幅贬值。[119]自2011年8月1日至12月15日，印度卢比对美元贬值约18%，巴西雷亚尔对美元贬值约17%；俄罗斯卢布对美元贬值约13%；南非兰特对美元贬值约21%。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最高贬值幅度也仅约25%。
（3）债务上升。
“脆弱五国”中的巴西、南非、印度、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经常账户在危机后加速恶化，土耳其的经常账户赤字2011年高达10%。印度尼西亚目前外债高达2300亿美元，但外汇储备已降至105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央行加息，意在缓解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局势，通过加息来挽留国际资本是新兴国家典型的困境。
（4）通胀高企。
新兴国家货币贬值导致多国进口产品和使用进口原材料加工的本国产品价格上涨，从而推升通胀水平。新兴国家中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南非，通胀率基本都在6%以上。
巴西在截至2014年10月的一年通胀率已达6.59%，突破了政府管理目标的上限。委内瑞拉的年通胀率则高达64%以上。[120]巴西央行2014年12月3日晚宣布，将银行基础利率提高0.5个百分点，由11.25%升至11.75%。这是自2013年4月以来巴西央行连续第11次加息。巴西央行货币委员会称，提高利率旨在抑制当前通胀上扬的趋势。印度尼西亚央行11月18日召开临时会议，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7.75%，以应对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预期。
三、巴西教训——缺乏乡土社会作为危机软着陆基础[121]
（一）背景：殖民历史及其遗留的土地制度问题
在殖民时代，巴西经济结构由殖民地宗主国的欧洲商业资本所控制，其有两大特征：（1）广阔土地被殖民者掠夺形成高度集中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庄园和奴隶制）；（2）这种掠夺性的殖民地经济为资本集中的城市提供极为专门化的物产（经济单一化和过度城市化）。
巴西有358年漫长的奴隶制剥夺史，从1530—1540年第一批黑人奴隶被运往巴西，到1888年才宣布废除奴隶制。巴西经济乃依靠奴隶生产初级产品像甘蔗、棉花、烟草、咖啡等，最初输往欧洲市场，后来是美国。即使在独立之后，巴西仍继续维持了66年的奴隶制，仍然以出口初级商品的殖民地经济为主；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在西方大危机的打击下推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
几个世纪以来，巴西的制度基础乃是奴隶制遗留下来的大种植园的土地财产制度。大多数人很难获得土地，中产阶级乃至农村无产阶级都无法进入土地市场，由此造成社会严重不平等。1850年奴隶制晚期颁布的土地法乃土地私有法，此法目的在于阻挠已获得自由的奴隶获得土地，并不威胁大庄园主的精英阶层的利益。法律规定土地凡是无人占领，即属当局政府，导致伪造土地契约档增多。到现在，土地垄断依然存在，这是巴西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背景。
（二）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中深化资源型经济
1.搭上跨国金融资本投机粮食及能源市场的便车。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澄分析：“巴西前总统卢拉执政的8年（2003—2011年），正好遇上世界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巴西的矿产品、农产品在国际市场都有不错的价格。而到罗塞夫当选时（2012—），世界经济形势已经有所变化。”“拉美经济增长并非来自内部，而是主要依赖原材料价格及出口，依赖中国、美国和欧洲的需求。”[122]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副研究员周志伟也指出，巴西经济很多投资非常依靠外部市场的流动性补充，最近几年的经济形势，由于欧美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整使市场的流动性进一步短缺，也体现了对巴西经济的制约作用。[123]
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造就的“世界工厂”的带动，巴西的资源及大宗商品出口价格和总量一路攀升，获得丰厚的外汇收入。截至2012年年底，巴西的外汇储备已经接近4000亿美元。巴西还成为IMF的前十大出资国之一，参与救助欧元区国家，这在拉美历史上，确实没有先例。[124]
2010年巴西实现GPD增速7.5%，创造了1986年以来的最快纪录，同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高增长率。这一年，巴西的GDP第一次超过2万亿美元，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125]
图4-2 巴西GDP
来源：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
因此，卢拉总统拥有足够的财力改善民生，特别是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同时构建完善的失业保险和最低工资等社会保障体系。据估算，2002—2008年，巴西政府各种针对贫困人口的直接补贴总额占GDP的比重从6.9%上升到8.6%。贫富差距缩小，2002年卢拉上台时，基尼系数为0.553，到2011年罗塞夫继任时，已经降至0.500，达到半个世纪以来最低；同期，失业率则从9.1%降至6.8%。短短10年里，有3500万人口（约占贫困人口总数的一半）脱离绝对贫困。[126]
2.受制于外国资本及市场的急剧波动。
巴西依靠大宗商品出口拉动经济的腾飞，但也让巴西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资源出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阿莉西亚·巴尔塞纳指出，拉美国家经济依然很脆弱。随着几大经济体发展减速，需求下降，巴西也陷入经济持续低迷的泥沼。[127]
2014年，巴西贸易14年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2014年前11个月，累计逆差额达42亿美元。巴西外贸研究基金会的负责人桑托斯表示，由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铁矿石需求减少，致使巴西的出口量明显减少，2014年1月至11月，其出口量仅占全国出口总量的11.5%。2014年铁矿石的收官均价为每吨75美元，比2013年每吨减少23美元。巴西的能源出口遭遇相同困境，全球原油价格已经下跌约37%。随着美国页岩油的开采，巴西能源的市场竞争力更被削弱。
自世界杯之后，巴西雷亚尔贬值趋势加速。雷亚尔兑美元汇率从2014年9月—11月下跌17%。
图4-3 美元/雷亚尔兑换率
来源：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
国际资本大进大出，使得巴西雷亚尔大幅波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对美元也贬值约25%。金融危机前后，巴西资本金融账户波动更为剧烈，从盈余300亿美元以上下滑至赤字200亿美元以上，随后又跳升至盈余300亿美元。
巴西新任财政部长莱维信奉自由主义经济[128]，指出为了减少财政赤字，政府必须削减预算开支。在2015年，用于偿还公债利息的“初级财政盈余”，必须达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而在随后的两年，还要升至2%。2014年10月，政府本年度财政赤字已达115亿雷亚尔（约合46亿美元）。[129]
图4-4 经常账户（Current Accounts）大幅下降
来源：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
巴西2011年至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仅增长2.7%、0.9%和2.3%，2014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没能提振经济，其经济在第一、二季度先后萎缩0.2%、0.6%后已陷入衰退。2013年全年巴西股市下跌了16%，跌幅居当年全球主要股指之首。
从2013年4月起，巴西央行连续9次加息至11%。由于不断加息以期控制过高的通货膨胀，巴西也因此成为史上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周期最长的国家之一。
图4-5 公共债务总额（Total Public Debt）占GDP百分比
来源：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
图4-6 巴西外国直接投资（FDI）
来源：Tradingeconomics.com与巴西中央银行。
国际资金——其中包括大量“热钱”——蜂拥而入，由此推高了本币的币值。雷亚尔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在过去10年里升值超过100%，成为经济学家眼里全球被高估最多的货币。2012年以后，巴西的通胀率连续突破央行设定的4.5%上下浮动2个百分点的目标区间（也就是6.5%），基准利率一度升至12.5%的惊人数字，同期发达国家的利率很少有超过1%的。但更高的利率反过来吸引更多热钱流入，形成了恶性循环。
图4-7 通胀高企
来源：Tradingeconomics.com与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
图4-8 物价指数[General Price Index（domestic supply）]
来源：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
3.工业部门萎缩，产业结构无法改出单一经济制度。
2004年巴西制造业占GDP的份额曾达到顶峰16.5%，2010年已降至13.5%。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10月份巴西工业生产总值环比零增长，同比则下降3.6%。2014年前10个月，工业生产总值累计同比下降3%。2014年1月至11月，汽车生产量累计294万辆，同比减少15.5%。
目前居民消费占巴西GDP的60%，投资的比重仅有18%，而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约为40%。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约为16%，而巴西的这一比重仅为2%左右。
图4-9 工业生产率下降
来源：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
4.为跨国资本打工沦为依附型经济。
2011年，巴西GDP规模首次超过英国，排在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之后，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2011年巴西贸易顺差298亿美元，2010年为202亿美元，在2006年最高时曾达到465亿美元顺差。截至2011年年底，巴西外汇储备余额攀升到3520亿美元。但是，风光背后，巴西却是净债务国，而且债务规模还在持续放大。根据徐以升等的研究，在2010年第二季度，巴西国际净债务头寸高达9757亿美元，接近净债务1万亿美元。
2000—2011年，巴西投资收益项逆差总量高达3387亿美元，巴西的海外投资收益为774亿美元，而国际资本在巴西的投资收益则高达4161亿美元，这就是巴西12年来总共需要向国际资本支付的投资收益，其规模是巴西储备资产（3171亿美元）的1.3倍，占GDP（2.1万亿美元）的20%。而巴西同期的贸易收支盈余（包括商品和服务）总规模为1395亿美元，商品贸易长期盈余，同期总规模为3478亿美元。
换言之，巴西12年的贸易盈余，仍远不足以支付国际资本在巴西的投资收益；即便除去服务项目，巴西12年的全部商品盈余仍不足以支付国际资本在巴西的投资收益；而若将巴西12年全部商品盈余和海外投资收益加在一起（4252亿美元），才刚好足够支付4161亿美元的国际资本投资收益。徐以升因此总结：在高增长的GDP、外汇储备外表之下，巴西成为为国际资本打工的净负债国。[130]
图4-10 资本流动（capital flows）大起大落
来源：Tradingeconomics.com与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
图4-11 外债总额（Total External Debt）节节上升US＄（billions）
来源：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
（三）国内社会动荡
1.城市居民上街抗议政府福利政策。
2013年6月6日民众开始上街抗议示威，导火线是圣保罗市公共汽车票价小幅上调0.2雷亚尔。后来抗议浪潮席卷全国，超过100万巴西人走上城市街头，其诉求日益广泛和多元：要求政府抑制通货膨胀，惩治贪污腐败，改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抗议者批评政府在世界杯上花费137亿美元，整体投资已经超过165亿美元，占年度财政收入的9%，仅比年度教育预算的190亿美元少一点点。这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世界杯，投资额是上一届南非世界杯的3倍，绝大部分项目超出预算，场馆投资的总成本中有超过85%来自公共资金。[131]
早在2011年马拉卡纳体育场改建时，2300名建筑工人便罢工抗议。此后，巴西国内对世界杯的抗议之声此起彼伏，罢工不下百次。2013年联合会杯赛期间，数十万巴西人走上街头并与警察发生冲突。一幅标语上写道：“第一世界的足球场，第三世界的学校和医院！”
罗塞夫的支持率一度跌落至30%以下，竞选连任时，也仅以51.6%的支持率险胜。
图4-12 联邦政府充公大庄园土地的数目
来源：Miguel Carter教授。
2.农村土地占领运动。
巴西国土面积为8.5公顷，其中3.5亿公顷为耕地。根据联合国2006年农业统计，巴西土地集中的基尼系数高达0.57。全国1%的人口控制46%的国土面积；跨国公司控制1.7亿公顷土地。从卢拉第二任期（2007—2010）开始，政府将农村闲置的大庄园充公的数目减少，以致获土地分配的受惠农户跟随减少。从2010年开始，农民抗争、占领土地、示威的数目开始上升。
图4-13 总统任期内获土地分配的受惠农户（1979—2012）
来源：Miguel Carter教授。
图4-14 农民组织抗争、占领土地、示威的数目（2000—2012）
来源：Miguel Carter教授。
（四）小结
巴西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贫穷问题却严重，究其原因是殖民体制贻害至今。自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开始，白人殖民者大肆掠夺资源，建立大庄园体制，土著与黑人被劳役，以喂养欧洲资本主义成长。到了20世纪，为了推动工业化，向外举债，导致外资大进大出，本国则负债累累，通胀疯涨，民生凋敝。为了摆脱困境，唯靠出口大量初级商品，经济结构仍属依附欧美市场的制度。
2002年劳工党政府执政以来一方面出台亲民生政策，颇得民心；但同时延续亲跨国资本的经济体制，土地和资源性财产为跨国资本服务。“后殖民主义”的出口再初级产业化与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现象同时出现。
近两年遭遇原材料价格大跌，引致本币贬值、资本外流、通胀高企、债务累加，社会动荡不安，城市居民上街抗议；另一边，无地农民占领土地数目又上升。劳工党的执政权威受到重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