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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为什么强调“改造我们的学习”？
《改造我们的学习》本来是《毛泽东选集》收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一篇文章的题目。现在借用这个题目来谈改革试验区的工作，意在结合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对试验区工作的要求，强调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以使我们在改革试验区的工作中能够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指导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科学理论，是伴随着中国知识阶层在“新文化运动”中对“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的追求、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而产生的。因此，我们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思想理论体系，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源于西方的科学及其背后的科学哲学，如何与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传统理论相结合的问题。
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居于绝对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客观上也有同样的外来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众所周知，这个问题至今并未解决好。因此，无论是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还是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都曾经老实不客气地告诫人们：我党真懂马列主义的不多，所以才容易上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当……既然如此，即使是对于从斯大林那里翻译过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名的、过去被认为是正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同样也有如何清理在假马克思主义骗子或其他不合国情的理论指导下所形成的伪科学的问题。在没有做认真的清理之前，有些理论家认为，强调国有企业占绝对比例就是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反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而另外的一些学者则在主张市场经济的同时，“倒出脏水连孩子一起扔掉”，甚至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公开主张资本统治劳动。这两派主流学者无论怎样争论，无论哪派占上风，都不利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因为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农民国家，无论什么外来思想理论，都必须合于国情，也就是要能够解释中国的农村问题，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理论界至今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刻。由于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中国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又被称为三次“土地革命战争”，而土地制度问题正是农村问题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因此，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的科学理论研究，不仅不可能独立存在于社会科学所具有的阶级属性之外，而且其基本内容本身就使农村问题研究的时代特征、政治特征比一般的社会科学领域更为明显。
我们可以从20世纪初以来的农村问题的主要观点讨论的情况，来分析农村发展的基本脉络。
孙中山早在发动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初所提出的纲领中，就以“平均地权”为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不久之后他就认识到：中国农村社会的不平等其实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于是，发动不起农民革命的孙中山转向联络“会党”起义，最终还是使旧民主主义革命沦为被军阀利用的割据战争。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20年代做农村调查，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充分肯定农村中的“痞子运动”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理论依据。从那时起，他在早期的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历程中，尝试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来平均地权，但却“扩红”30万，而“苏维埃”式的革命终于未果。到后来毛泽东历经艰苦长征，几次选择目的地才发现陕北；而其后仅以3万军力在陕北贫瘠的乡村立足，以“延安山沟里也能出马克思主义”的意志力战胜了王明从莫斯科照搬的苏式马克思主义，并终成正果。究其原因（排除抗日战争这个外因），把“分田地”改革为“减租减息”，把“打土豪”改革为承认“李鼎明先生是个开明士绅”，亦即保持农村基层传统的社区精英自治，应是其中的关键。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是我党同王明的苏式马克思主义斗争的产物。
20世纪30年代，几乎就在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共产党从鲜血凝成的教训中，逐步纠正从西方的共产国际批发来的“左”倾错误的同一时期，中国知识界曾经有过一次较深刻的讨论。一批注意研究国情的左派学者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或称“亚细亚形态”的问题，其意在于引证马克思晚年自省对亚洲古代社会认识不足，因而不能以自己源于摩尔根和达尔文的有关论点，来分析中国不同于西方五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这本来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是一线希望的曙光。因为以原始灌溉农业为生存基础，以“群体（家庭）”为社会基因的东方古国，其社会发展过程的确有别于以原始狩猎、采集和畜牧为生存基础，以“个体”为社会基因的西方。我之所以持此观念，还因为我曾经带着这个问题，在搜集了收藏有大量人类文化遗产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和巴黎的卢浮宫的历史资料后，认真地做过观察对比。人类从原始氏族共有制社会向古代封建国家制的社会过渡的历程，东西方差别十分明显。因为人类在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结构的社会：西方是以个体为基因的社会，东方尤其是中国，则是以群体为基因的社会。中国的第一个国家政治形态“夏朝”，产生于“夏禹”带领农业氏族公社对黄河水害的成功治理，而非阶级压迫和战争掠夺，当然也就不会有类似西方的奴隶制国家。
但30年代那次讨论的结果是，随着这批学者被打成“托派”，学术界有关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深入讨论，也因之中辍；而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由于明确了中国也与西方完全一样，存在包括奴隶制社会在内的五段论进化模式而备受赞赏。同理，后来薛暮桥在经济科学领域的崛起，当与其在农村调查中提出“20%的地主占有70%的土地”这样的重大判断，从而为大规模“土改”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关。
另一方面，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像那些力主“科技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学者一样，一代又一代主张农村社会经济制度渐进改良的研究人员，始终在为推动适合中国小农村社实际的农业经济科学的发展而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以梁漱溟、晏阳初为首的中国“乡村建设派”知识分子，在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的环境中，坚持下基层进行农村“试验区”的实地研究工作；30年代费孝通等人身体力行开展农村调查等。他们当年之所以未成气候，并非学术水平问题，而在于这种研究的确不能服务于革命，不能印证阶级斗争理论，也不能服务于国民党所代表的官僚资本统治。因此，他们在20世纪上半叶始终是“非主流派”。不过，如果今人能够站在前人的肩上思考问题，就应当明白，一个阶级在取得政权前后对革命和改良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革命成功之后的统治阶级，更倾向于采取“改良”作为社会整合方式。因此，过去的“非主流派”，应该是现在的“主流派”。
邓小平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初和80年代初两次主张恢复农民地权。第一次他失败了，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第二次他成功了，并且进一步否定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于是，正如胡耀邦所形容的“一镢头刨了个大金娃娃”，在1982—1984年，农民以“大包干”为名重新获得地权之后，突然打破粮食产量长期徘徊、农产品供给长期匮乏的局面，国民经济危困局面得以解脱。由此，被称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良运动随之全面开展，中国也终于出现了令全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
以上分析试图说明：中国历来走着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自从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停止过结合本国的国情对西方经验和理论的探讨。因此，当前或今后一段时间发生一些理论界的争论也是正常的。而且，从我们这些年在实践中产生的感性认识出发，可以认为无论哪一方面的理论都还需要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就我们的农村经济而言，理论界至今还在混沌之中，尚未见成体系的、确有指导作用的理论产生。这和大多数知识分子长期脱离实际，既不下乡调研，又不了解国情有关。基层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大可不必被那些自说自话的人搞乱了方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