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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与方向问题
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来龙去脉
当中国在21世纪延续性地把农业现代化写进国家战略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农业现代化自1956年以来几次提出的背景以及演变过程。起草文件的同志没时间关注历史，可我们作为从事学术研究、强调客观立场的学者，有责任搞清楚来龙去脉。
以往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主要是来自于西方发展经验：殖民化带来的规模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产业化。
需知，以“土地规模经营”为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是伴随着西方殖民化产生的。
从16世纪开始西方国家向美洲拓展移民，被宗主国王权授命的外来殖民者政权不承认当地原住民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权利，甚至不承认当地的人是人。按照西方的教义，不信上帝者没有灵魂，那就不是人，所以殖民者可以大量杀戮当地原住民而不必做有罪忏悔。在占领美洲、澳洲和非洲的殖民者对原住民的权利完全不承认，甚至对基本人权也不承认的情况下，外来殖民者按照在欧洲的传统封建庄园的模式占领美洲的土地，这就有了大规模的农场。在这个殖民化时代的原住民作为劳动者是被束缚于土地的奴隶。因此，当前理论上认定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兼并土地，形成土地规模经营的农业现代化思路，在历史上并不具有真实经验的依据。
在世界史上，北美和澳洲都是通过殖民化形成土地规模经营的典型——外来殖民者不承认原住民的权利，几乎把原住民赶尽杀绝，据有关资料，殖民化之前美国的原住民8000万人，现在仅剩50多万被圈入保留地。如以世界上最大规模农场为例，主要出现在欧洲殖民者占领形成的大陆国家，北美有两个，加拿大和美国。但是，农场主都不是原住民，而是外来白人殖民者。南美也有两个大农场国家，即阿根廷和巴西，白人占比都很高，白人及其后裔占比达60%以上，白人与当地人的混血人口占30%以上，剩下的原住民不到5%。这两个国家的大农场主也一样不是原住民。再看澳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农场主也不是原住民。
总之，美洲和澳洲的大农场农业的土地规模经营，主要靠殖民化实现。
亚洲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大陆。大部分是小农经济为主。不过，在整个亚洲也有一个国家是大农场为主，即被殖民化了400年的菲律宾；也同样是外来殖民者拥有土地权利，不承认当地人的财产权利，才有所谓大农场。原住民只是农场的包身工。
所以，谁想在亚洲大陆上搞土地规模经营，谁就要先解决原住民的问题。
可见，按照有意不谈殖民化罪恶的西方理论来把中国这种原住民农业作为纯粹经济问题脱嵌于社会，再简单化地作为“第一产业”，试图以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加入全球农业竞争这套思路，虽然主流理论认可，但在原住民大陆确实还找不到符合客观性原则的经验依据。
以中国为例，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即使在市场条件下也并不成集中的趋势，而是人口越多的地方土地越呈村社“共有制”趋势。当1947年解放战争向南方推进到淮河以南要求发动土改配合战争的时候，中央领导中有“农民问题专家”之称的邓子恢就已经发现很多村子无地主，甚至找不到富农。于是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土改暂停两年。据此可见，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前，尽管土地私有，自由买卖，淮河以南的土地集中度并不高。另据笔者在珠三角这一带的调查，1949年之前农村共有制土地以所谓的“公田”“祖宗田”“族田”这些形式存在，很多地方超过80%以上，村社土地共有制的财产关系是以血地缘关系为产权边界的。
当代政府强力推进市场经济30年，在农民大量外出打工的条件之下，农村土地转让占比也不到30%，相比新中国成立前的地主拥有土地占比还略差些。
倘若超越西方农业经济理论来看规模化农场，还多少可以得到解释：在近现代产业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条件下，工业改造农业的最初内容是农业机械化，那就必然会要求土地规模化，因为规模化才能产生绝对地租总量增加，才能支持机械化的高成本。因此，尽管美苏意识形态是对立的，却几乎在同期——生产过剩大危机的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美国福特主义的大农场和苏联斯大林主义的集体农庄。美苏两国都属于殖民化占有资源、开疆拓地形成的世界最大疆域的国家，它们有条件实现绝对地租增加，以土地规模经济支持机械化，也就有了工业化时期的机械化作为农业现代化内涵的经验。
那么，这种农业现代化在中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1956年，苏联战略性援助形成的重工业，特别是军重工业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实施的时候，就应运而生了。但是，苏联模式的工厂生产出来的大型拖拉机没法在农村使用——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主要是1954—1955年在“一五”时期能够生产大型农业机械的条件下，农村还只有20、30户的初级社，接受不了大马力的拖拉机，于是政府工业各部要求中央在农村推进农业现代化，以乡为单位建立高级社。只有靠以乡镇为单位集中土地的集体化才能保障拖拉机站的效益。于是，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作为组织载体，维持了几十年的集体化土地规模经济，使得中国发展出2000多家拖拉机厂。这主要是国家工业化要求搞农村集体化才能让农业机械下乡。同理，大包干平均分地之后形成的分散农民家庭经济不接受机械化，于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数千家农机厂和农技校随即倒闭。
因此，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才是把农业单纯作为第一产业、推行土地规模经济和农业集体化的根本原因。
由此看，1956年工业部门要求的“农业现代化”，不仅比1963年才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早了7年，而且当年的农业部门基本上是持反对意见的。以邓子恢和杜润生为代表的领导人向中央提出的建议恰恰是“放慢推进合作化的速度，不要过量侵害小农利益”。他们被毛泽东批评为“小脚女人”。在此之前，梁漱溟向毛泽东提出批评，被客气地称为“妇人之仁”。但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必须反帝反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就需要服务于军事装备需求的重工业。那么谁要为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作出牺牲呢？中央多次讨论的结果是只能农民让步。没有这种高度集中的组织体制，工业化不可能完成原始积累。
于是，1956年全国农业实现了全面的土地规模经营——以乡为单位集中土地，一个乡设立一个拖拉机站，当时建立了9万多个高级社，每个高级社能够集中几万亩土地。例如河北晋州市周家庄乡，是第一个接收大型拖拉机的以乡为单位的高级社，也是大包干以后全国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
需知：1956年贯彻的农业现代化对接城市国家工业化，实际上有三大内涵：一是以乡为单位的集体化形成土地规模经济；二是以乡为单位建立拖拉机站，接受城市大型工业品下乡；三是贯彻城乡产品不等价交换、获取剪刀差，用于城市产业资本原始积累。
中国实行以乡为单位的大规模经营，从1956年开始维持到1961年，这5年确实实现了第一产业的农业规模经济。所以，今天的学者们再无知也不要讲中国人没搞过大规模农业，不要讲没搞过土地规模经营。
但是，5年后改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原来以乡为单位形成的土地规模经营再退回到以自然村的地缘关系作为土地产权边界，重新界定土地财产关系；同时允许农户留下大约15%的土地搞“三自一包”，允许农民搞庭院经济、自留地，还可以搞拾边地、小块地、小片荒。国家政策上推出生产队集体与农户个体的这种“双层经营”，使得农民的小生产可以占有大约15%的农业用地维持家庭生活。
可见，“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早在1961年的那次调整中就已经做到了。
1961年的政策调整的原因，是那5年“土地规模经营配套机械化”为主的第一次农业现代化造成的过高成本，压得农业承受不起。也还因为我国人口太多，不可能像西方殖民化那样把原住民基本赶尽杀绝才有殖民者大农场。相反的却是和平年代中国人口增加，农业的人力成本不可能减小，还另外追加了高价格的拖拉机成本，就导致第一产业的农业现代化的制度成本太高，集体经济承受不起。
若深入分析可知：农业集体化效益低并不是因为农业自身，更主要的是因为农业承受了工业化的巨大制度代价，导致了农村的相对贫困和农民收入过低，遂有以乡为单位的高度集体化调回到以自然村为单位的双层经营。
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全面封锁条件下进行独立自主的工业化——没有外资，必须靠自力更生。于是，各个公社不仅维持拖拉机站，还要配套建立“五小工业”，把城市产业资本生产的工业品用人民公社体制下乡，然后公社再通过国家金融与统购统销相结合的体制强制从各个大队抽取农业剩余。这样，城乡之间出现了一个城市长期提取农村剩余的二元对立体制，这才是导致“三农”困境的根本原因。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下设的农村发展所曾做过一个测算，称20多年的集体化期间，城市和工业通过剪刀差的方式从农业提取了大约8000亿元的剩余，而到改革开放之前，国有工业的固定资产总量只有9600亿元，那就意味着80%是从农业提取的。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严瑞珍教授测算，大约也是在7000亿～8000亿元。孔祥智教授通过测算，认为新中国60年期间国家从“三农”占有的剩余总量是17.3万亿元。并且，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改变从农业占有剩余的发展模式。
当我们说新世纪农业现代化遭遇的种种困境的时候，人们很少去注意背景，就是当年工业化原始积累所形成的向“三农”转嫁代价这套制度至今仍然在延续。新农村建设以来，国家已经向农村投了约8万亿元，但仍然不能抵偿已经从农村拿走的17.3万亿元，何况每年征占土地和劳动力也有上万亿价值净流出。
也就是说：以农业现代化为名，“三农”向国家现代化、工业化做了巨大的贡献。农业现代化是一个长期从“三农”占有剩余（或者说是提取剩余）的过程。
这样解释并不是批判农业现代化，只是说由于中国不能像西方人那样通过对外掠夺来形成自己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那么在这个约束条件下以农业现代化为名采取了对内的内向型积累来实现工业化。
二、第二次农业现代化的高潮发端于产业资本遭遇“生产过剩”
第二次农业现代化的高潮是从1998年开始的。其背景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工业对外的出口订单大幅下降，出现产业过剩危机。如同1956年的第一次农业现代化是工业部门的要求一样，这时候，产业领域中收益下降的企业家们就要求产业资本进入农业。当年开“两会”的时候，有30多个代表联名写提案要求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理由仍是“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技术含量”“延伸产业链”，以使得农业产业综合收益增加等等。于是，政府赋予优惠政策使他们得到农业产业化的资本收益。
第二次农业现代化之所以被官方称为农业产业化，因为其主要是城市资本下乡以产业方式对农业做车间化的改造。由此看，已经不再是第一次农业现代化时的形式：当年主要是工业产品下农村，搞拖拉机站及其配套的五小工业；现在则是各地推进设施农业和产加销一体化，使工商资本占有全产业链收益。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第二次农业现代化高潮，试图把土地兼并变成企业资产，同步把农民变成农业工人占有其剩余价值。诚然，这也是各级政府招商引资要做的事情。其实质是使农业去资源化而实现资本化。因此，这是原住民农业遭遇本土资本进入带动的资本深化过程。
第一次和第二次农业现代化过程，本来也无所谓对错好坏，只是国家产业资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改造农业的两次客观经验。如果说第一次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土地规模化经营，确实有利于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那么第二次工商业资本下乡促进农业产业化，则确实有效地提升了农业的装备系数和技术贡献度，使得全世界大约80%的大棚建在中国了。
若从这次大力推进农业二产化高潮看，中国农业现代化几乎是世界之最。我们的农业产量在这次产业化改造之后，很多农产品产量达到了世界第一。
比如，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淡水养殖生产国，占全世界70%的淡水产品；世界第一大蔬菜生产国，占全世界67%的蔬菜产品；还有全世界51%的生猪、40%的柑橘和苹果等，但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19%。也就是说大宗鲜活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中国都是世界2倍以上。
这就造成了农业过剩、效益下滑。按现在测算，中国人口增长最多是15.6亿，就是说现在13.4亿，未来最多再增加2亿人口。中国现在浪费的粮食够养活2.4亿人，那也就意味着不用再追求粮食增产，只要别浪费就足够养活中国人了！这也就是说：粮食其实是已经过剩了。另据有关部门测算，蔬菜浪费在一半以上。中国以这么有限的资源生产出世界最大规模的农产品，却浪费掉很大一部分。现在每年浪费掉的农产品价值几千亿元，大大超过国家财政的种粮补贴。
还有生态破坏的问题，甚至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农业资源破坏最严重的时期，无论对水资源、土壤，还是对大气，这三大农业基本资源的大规模破坏主要发生在这个阶段。到现在为止，越是农业现代化程度高的东部发达地区，污染越严重。土壤的污染高达40%以上，大城市郊区44%，水污染也在40%以上。因为越是发达地区政府赋予更多优惠推进所谓二产化的农业现代化，就越是发生资本替代劳动而大规模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因为发达地区劳动力价格早就提高了。
结果，就是农业的双重负外部性。第一重，资源环境严重破坏；第二重，食品质量严重的不安全。各地政府都愿意让大家看好的项目，比如说当地是百万头猪的农业大县。可是百万头猪每年正常死亡率是5%～8%，百万规模养殖的一个结果就是一年要死5万～8万头猪，大部分都是死猪产业链处理掉的。这样不可能有食品安全、环境安全。
2011年国务院公布全国面源污染源普查，农业成为面源污染贡献度最高的行业，远高于工业，远大于城市。农业在总磷的贡献上高达67%，总氮的贡献接近60%，这些污染确实是农业产业化派生出来的。山东诸城作为最典型的农业产业化县级市，农村几乎被大棚全部覆盖条件下的土壤已经完全丧失有机质，甚至毒化了。
这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这种农业现代化生产方式也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第一次农业现代化被我们叫作一产化的农业，走了5年就基本上走不下去了。第二次农业现代化被叫作二产化的农业，1998年提出到现在也走了15年；再继续沿着二产化道路还走得下去吗？我看这两次都会走到头的。诚然，这两次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很丰富，但也有很多教训。不仅是中国这样，欧美在20世纪30年代先工业过剩后农业过剩的规律现象也类似。我们只不过对产业过剩认识不足，更不要提对农业过剩的认识难以被接受了。
三、第三次农业现代化主要是“三产化”的农业现代化
第三次农业现代化，应该是一二三次产业相融合的、三产化为主的农业现代化。而不是过去曾经有教训的那种单打一的追求一产的规模化、二产的车间化。
那么三产化农业是什么呢？务必实质性地体现“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指导思想，大方向是生态化。这不仅符合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两型农业，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也符合十八大确定的生态文明发展战略。而且，中央强调其他几个战略都要和生态文明发展战略有机地结合，应该以生态文明发展战略为主导来统筹其他发展战略。我们感到，这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世界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
需知，传统农业本来就是生态化的，我们只不过是经历了两次比较单一的、经济“脱嵌”于社会文化的农业现代化。
中央政府在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提出了农业是多功能性的，2007年的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中就强调了2020年的农业大目标是实现“两型农业”，即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
国际经验表明，两型农业必有一个重大变化：农业从单纯强调农业经济资本化而脱嵌于社会，转变为“回嵌”社会，只有农业社会化才能生态化。
因此，第三次农业现代化的主要特点，应该是生态文明理念之下的“三产化+社会化”。
如果1998年是二产化农业的开端，那么2008年应是三产化的第三次农业现代化的开端。
但是，中央提出的方针并没有在有关部门得到贯彻落实。由于大量利益群体浸淫其中的坚持，实际上不可能做投入政策及相关优惠政策的调整，也就难以服务于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战略，也没有贯彻2008年就确定的两型农业的发展目标。
终于，到2015年1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相对地涉及了三产化农业的指导思想……
为什么应该叫三产化农业呢？就是因为每一个产业层次会带来对要素的“重新定价”，亦即所谓产业升级的内生增长机制。三产化农业对要素重新定价所产生的增量收益，大大高于二产化农业对要素定价增加的收益。
早期的中国政府在经济欠发达条件下把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来发展，就要靠多投入土地来匹配拖拉机的应用，才能多生产粮食，这是一产化农业生产力外延扩张，追求规模经济收益。而在工业化后期的二产化农业，则主要是把农业装备系数提高，这就要按工业要素来定价农业要素；但农业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按工业的产品定价，于是要素价格上升就导致农业成本上升，大量农业用地被二产化后盖上了大棚，还得把农民当成雇佣工人来支付全额工资加社保，这样的农业产业化企业现在纷纷找政府要补贴，否则还不了贷款。因为大规模生产出来的产品多了，价格只可能下降，但要素价格却都得按二产定价，企业就亏了。
比如，现在到农村去办产业化企业的时候再对农民说“每亩地500斤玉米把地租给我，一租15年”，农民还会干吗？早就不干了。农民会参照工业用地的地价地租向投资者要钱，一般城市郊区每亩地每年租金要超过1500元，甚至2000元。过去说500斤稻谷或是500斤玉米就能解决了，现在得要1000斤，否则农民就不愿意把地租给企业。这是因为土地要素价格被二产定价，大量出现工商业和房地产占地而导致土地要素价格显化；于是，很多当年大规模租地的企业都亏了，因为农民重新要价。企业说已经签了合同，应该按500斤玉米支付地租，但农民人多不遵守合同，企业也没办法。
其中的道理，制度经济学讲得很清楚：当你面对的交易对象大到一定量的时候，就会由于“交易成本”过高而使交易无法进行。一个企业面对着成千上万农民（农村人均1亩多地，企业占去了1000亩地，就要对付1000个农民，要占10000亩地，就要对付上万农民），怎么付得起“交易成本”？
为什么现在大量二产化农业项目出现纠纷，主要是因为产业资本进入农业必然造成资源要素被重新定价。
那么，能够以三产的要素价格对农业资源要素重新定价的三产化的农业现代化，就应运而生了。这是因为中国有个基本变化：崛起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中等收入群体）。企业家群体和政府中层以上干部都属于中产阶级，其消费特点要追个性化。比如现在网络这么乱，想用传统意识形态来控制网络做不到，因为中产阶级靠网络来表达个性化的言论。同理，中产阶级在农业产品的消费上也是个性化。如果研究市场消费，一定要知道什么类型的农产品所对应的消费主体是什么。
那么，中产阶级在中国有多少呢？中国已经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约为5亿。如果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数字，中国有8.17亿中等收入群体，而中国社科院陆学艺先生曾做的经济分析研究是有3亿多中产阶级。亚行和陆学艺先生的两个数取其中就是5亿。是美国中产阶级的2.5倍，欧洲中产阶级的2倍。这是非常巨大的消费需求。现在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已经占比很低了。中产阶级不愿吃大路货，但其食品消费也是理性选择，首先是要安全。不会接受地沟油、转基因，以及那些产业化条件下的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的农产品。这个群体到处找安全食品，愿意出高价。
客观上看，安全是全世界中产阶级消费的共性要求。为什么欧洲绿色主义兴起，是因为欧洲是中产阶级个性化最强，安全需求也是最强的，那就带来了第一需求——安全农产品的需求。而我们这种大规模的产业化农业能有安全产品吗？谁都知道不可能，就像刚才讲到百万头猪的农业大县，能安全吗？
因此，21世纪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如果再用工业文明时代的观点、思路、政策来推进“三农”发展已经过时了。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郊区有了一些市民农园。市民农园主要起什么作用？就是保障食品安全。虽然那里的农产品价格贵了点！2008年，我们认为第三轮农业现代化是“三产化+社会化”，于是就开始了市民农园的试验。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我们就跟北京市海淀区政府签订合同，搞社会参与式的三产化市民农园。
在第三次农业现代化阶段，三产化农业会把一、二、三产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用三产对农业要素和产品同步实现重新定价，使农产品价格能够达到三产水平，而且我们主张“农业进城、市民下乡”，使城乡对立转化为城乡融合，形成农业一、二、三产有机结合的社会基础，通过社会化才能形成最低成本的安全保障。这才可能是一个相对投入产出合理的农业现代化。
之所以提出社会化，也是由于中国21世纪大量崛起的中产阶级对农业消费的要求除了安全，还有乡土文化的复兴。中产阶级的乡村旅游也比较具有个性化特点，不会愿意跟着产业资本时代风行的那种把旅游资源作产品的旅游团，而是更喜欢个性化的农家乐，消费讲究“四洗三慢”，即新鲜空气洗肺、山溪清泉洗血、有机食物洗胃、乡土文化洗心，以及慢食、慢城、慢生活。现代都市人向往的乡村农业生活，导致阳光、空气、石头等千差万别的乡村资源环境都成为生态文明时代可被三产重新定价的要素。
总之，21世纪生态文明新时代与中国的中产阶级崛起，意味着有山水风光和有机农业资源潜力的地区都将成为中产阶级下乡和中小资本投资的重要领域。各地政府要抓紧对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民宅基地的确权，推进资源性资产的股权化和产权的本地化，进一步形成农民股权联合的综合性合作组织；这样可为吸引市民下乡打好财产关系和组织制度基础；同时抓好信息化时代连接个性化需求的网络化的城乡互动，为城乡融合的农业三产化发展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