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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农二代”：从城市回归乡村的艰难心路
人才计划十二期 傅艳吉[1]
从心理上回到乡村
一直想动笔不知道该写什么，我是个太普通的“农二代”。从小接受的教育和千千万万个走进大学校园的农村学子一样：好好学习，离开家乡、离开农村，到城里去，到不用种地的地方去。
因为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要离开农村的，所以我从来没把用在考试上的认真用在干农活上。现在二十几岁虽然不至于五谷不分，但是也不了解任何一种作物完整的种植过程。同样作为农二代，跟20世纪80年代《平凡的世界》里农村孩子艰苦奋斗的经历不同，我的成长是一直被升学的焦虑包围的。
从初中开始，我的求学之路就是我作为一个“农二代”的进城之路。念初中的时候我从村小的佼佼者变成了县城学校里的“土鳖”，那是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城乡差距，感受到乡土的文化是不被认同的。在同学眼里，我的方言是土的，我的衣服是土的，我的学习习惯是土的，我的文具是土的，而“土”是不好的。慢慢地我开始认同他们，也觉得自己是土的，自己的全部生活都是土的，是不好的。我甚至害怕跟我的同学提及北方民居中最具特色的炕，我害怕说我家是睡炕的，说我家是农村的。我难堪地想着为什么别的同学家住在单元楼里，睡在床上，为什么他们的文具都是在文具店里精挑细选的？为什么他们都穿着得体的新衣服？慢慢地我的思维就开始转变：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城里的小孩？
没有人能回答我。于是我开始努力学习普通话，努力考出好成绩，努力想让老师喜欢我。按照一般的电视剧套路发展，这应该是一个励志的故事。然而，初中的三年我像丧失了学习能力，我对自己全面的否定延伸到了学习上，我难以相信自己做出的数学答案，除非我马上能够看到我做的和旁边的同学是一样的。数学就像一个魔咒给我画了一个圈，让我只能徘徊在及格边缘，怎么也跳不出来。我对乡村的认识也给我画了一个圈，让我无法接纳自己跟朋友真诚地沟通交流，更学不会像城里的小孩一样跟老师熟练地亲近。我把这段初中时代叫作作为“农二代”心理上“城市化”的过渡时期。
进入高中以后，已经慢慢熟悉了城市的套路，跟城市里的同学打交道已经不会再闹出尴尬的笑话。但是最好的朋友都是“农二代”，也许是惺惺相惜、志趣相投，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更像自己，也更有自信。换了新环境，有了新朋友，认识了新的老师，我开始发现数学没那么难，我自己做出来的题目也会是正确的，我可以比城市里的小孩考得更好。成绩的提高也慢慢地让我找回了自信，于是像每一个经历过高考的学生一样，为了考上一个好大学日复一日地刷题。高考发挥正常，考上了一个还不错的大学。报志愿的时候按照老师的经验勾选了服从调剂，知道自己被录取后无比兴奋。渐渐地被从未听说过的专业冲淡了，一个跟农村跟农业紧密相关的专业。生活总是很讽刺，从小被教育离开农村，结果大学却要读一个与农业相关的专业。这段高中生活，可以算是我心理上完成“城市化”的时期。
从大学开始，是我心理上漫长的“逆城市化”阶段。大一的我茫然无知、浑浑噩噩什么都想尝试，大二开始为了奖学金专心学业两耳不闻窗外事。转变开始于大二的暑假，我在一个农资公司实习一个月，主要收集种植花椒的大户信息和销售农药。我发现工作的自己满脑子都是成为最优秀的销售人员，想办法让农户购买大包的农药，想办法让农户购买更多的农药。等到实习结束的时候，我慢慢回忆起一些被眼睛自动屏蔽了的本该关注的东西。比如一年比一年加剂量使用农药，已经造成花椒树的抗虫能力越来越差，当年蚜虫大规模爆发，用任何农药的花椒树都没能幸免，但是几年没有打药的树上却几乎没有蚜虫。比如很多农户买农药都是很盲目的，别人买什么就跟着买什么，农资店配什么就买什么，什么药杀虫效果最好就买什么。我开始反思自己扮演的角色，我只想到销售额，但是随着销售额一起销售出去的还有不断增加使用农药剂量的价值观。我没办法认同我销售出去的价值观，我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而感到愧疚。
愧疚就会思考怎么办，农民的问题怎么解决呢？课堂上学了那么多的管理学、园艺学、农学、经济学，我能做什么呢？于是去听很多老师的讲座，仍然是一头雾水，想要找人讨论，但是身边的室友都是城里的小孩，他们没有跟你相同的困惑，更不懂你的苦闷。幸运的是相似的人是有磁场的，大三的时候，我找到了自己的组织——老乡建潘家恩老师在学校组织的乡村建设主题读书会。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参与读书会时候的场景：老师居然一点架子都没有，跟同学们一起分吃零食，同学们也都很坦诚，畅所欲言地聊着自己的家乡、农村的生活和自己的思考。我发现那曾经被我的同学不认同，后来甚至被我不认同的乡村，是有这么多人深爱着它、牵挂着它，而且他们并没有像我一样因为成长过程中那些别人的否定就怯于谈论乡村、承认乡村的价值。
我渐渐在这种热烈而纯粹的气氛中放下了小心翼翼的敏感，敞开心扉积极地参与到读书会的讨论中。我们讨论“90后”的大学生活，讨论乡村的教育，讨论春节的见闻和思考，讨论青年人的成长，讨论过时的资本主义，讨论消费主义和法制建设，虽然大多数时候我们的讨论只是停留在现象层面和吐槽上，但是两位老师总会在话题“跑偏”的时候把大家拉回来，总会提出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角度和逻辑上的漏洞，在不断转换视角的过程中越来越接近事物的原貌。然后慢慢发现我曾经认为的我的农村身份、我家的土炕、我逮蚂蚱喂猫的小时候，这些曾经带给我羞耻感的回忆终于慢慢回归了它本来的样子——平静的、温和的，朴实而充满力量的。
被身边的声音否定了这么久的家乡和农村终于重新在我的生活中得到了认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温铁军老师分享了一个读过《八次危机》的读者的来信：“他说他是农村出生的孩子，原来有一种自卑感，尽管在城市里有相对不错的工作，收入也还可以，但是总觉得自己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因为家是农村的，自己的亲友有很多还生活在贫困当中，所以在价值观上有一种自轻自贱的成分。他说看了《八次危机》以后自我轻贱的感觉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起色，有这么大的经济成就，最初是我们贡献的，是我的父辈、我的祖辈，我们农村向城市贡献了大量的剩余，才有了今天中国让世界瞩目的成就。今天城市的一砖一瓦，城市的一分一毛都有我们的贡献，我们是功臣，我们没必要自轻自贱。”我对这段话深以为然，我终于可以直视我的家乡和我的过去，开始能够把自己的遭遇放到整个社会进程中看。原来我一直想往前走，不想也不敢回头看，我不愿意承认那些过去，但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怎么能看到自己的未来呢？接纳自己就像从一个漂浮在湖面上的水草慢慢变成一棵扎在土壤中的树，我的家乡不是我的负担而是我的后盾，是我成长的基石。
我终于从心理上走回了乡村，从初中“进城”到大三开始“回乡”，这条路太长了，长到我后面的路走得那么顺畅和理所当然。大三寒假参加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主办的第二十一届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校内人才培养计划第七期的培训，下乡支教、调研、办联欢会，在寒冬腊月的农家院里教村里的阿姨跳广场舞，在梁中心的小院子里听关注农村问题和青年培养的老师讲课，在自由论坛上跟生气蓬勃的年轻人一起畅聊理想和现实。
蒲韩历练与另一种可能
我大四报名参加了第十二期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开始了在山西永济蒲韩乡村为期一年的驻点学习。蒲韩乡村社区有3865个农户会员，在地域上涵盖了永济市蒲州、韩阳两个镇的43个自然村，同时对接了永济和运城的8100户城市消费者社员。团队核心坚守着真实生活品质第一、经济互助提升第二的原则和“服务、教育、再服务”的宗旨，通过建立农民综合服务组织开展资金互助、农资统购、日用品统购、农产品统销、农民技术培训等多项社员服务业务，并在村庄开办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儿童私塾、不倒翁学堂、红娘手工屋，是中国农民合作组织中“大熊猫”级别的存在。
在蒲韩乡村的半年，我主要参与了蒲韩乡村儿童私塾、不倒翁学堂以及合作社统购统销业务，在这个过程中见识了综合性的农民合作组织的力量，看到了理论和现实结合的可能，也通过在参与各项业务时不断地反思和总结让自己获得了成长。
在儿童私塾做老师的时候，我非常认同儿童私塾的教育理念，结合华德福教育和本地乡土教育元素，带孩子亲近自然，给予孩子爱和自由，从生活化的教育出发，关注孩子的内心需求。然而当自己真正成为一名儿童私塾的老师时，最真实的感受就是琐碎和累。因为蒲韩乡村的儿童私塾还处在探索阶段，很难提供给老师成熟的培训。这就意味着作为一名私塾老师，你的精神全天都需要高度集中，去观察孩子，照顾孩子的起居生活，注意孩子的安全问题，处理孩子的争吵和哭闹，引导孩子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实践自己学习到的教育理念并传递给家长，在每天不断重复的练习中总结自己的教育经验。也正是这种每天高度集中的精神、如履薄冰的体验，让自己提前了解到为人父母的不易，也因此更理解自己的父母。除此之外，通过自己反思和学习会慢慢觉察到孩子身上的不良习惯并不是这个孩子天生的，而是从家长身上或者家庭环境里带过来的，也就会明白郑老师说的那句：“教育家长比教育孩子更迫切。”也就慢慢能够从更客观的角度理解孩子，其实每个孩子身上出现的那些大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行为都是孩子在理顺头脑里混乱世界的过程。孩子价值观的建立是需要不断尝试的，老师和家长都需要给孩子足够的空间，尊重孩子自己的成长节奏。
参与不倒翁学堂的工作时，每天跟村里的爷爷奶奶打交道，跟他们在学堂读《三字经》、猜谜语、锻炼身体，两个月的互相陪伴，见识了乡村里老年人的活力，也见识了郑老师说的“乡村里藏龙卧虎”。有些不爱说话的老人会剪漂亮的窗花，有些缺了门牙的老人张口就是一段快板，有些走路颤颤巍巍的老人唱起蒲剧来抑扬顿挫，有些七十几岁的老人踢毽子可以踢几十个，有些不苟言笑的奶奶表演的小品让大家捧腹大笑。但是老人第一次走进不倒翁学堂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做了一辈子农活的老人一开始是非常不好意思当着众人表演节目的。为了动员爷爷奶奶积极参与学堂的活动，我想了很多办法。先是跟每个爷爷奶奶谈心，拉近距离，了解每个人的特长。了解之后给每个爷爷奶奶布置任务，让他们每个人负责一个板块，退休的老教师杨爷爷教大家念《三字经》，头发花白的兽医爷爷带大家练八段锦，爱唱歌的玲玲阿姨带大家唱歌猜谜语。其他人就每个人记住一个拍打动作，然后教会大家，带大家一起做。我自己就勤快地帮爷爷奶奶打扫卫生，认真地听爷爷奶奶聊家常故事，主动积极地在学堂组织多元的活动。为了让爷爷奶奶大胆地唱歌，我还专门去打印了很多爷爷奶奶只能记住只言片语的老歌，比如《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绣金匾》等，放大字体教给他们学唱，在他们开口唱时，给予热情真诚的鼓励。通过这些努力我很快获得了爷爷奶奶们的认同，大家的参与感也越来越强，学堂的氛围也就越来越热闹。
跟着蒲韩的辅导员参与年货统购更是让自己见识了乡村工作者工作方法的灵活多元。在登记统购信息时，辅导员面对不同家庭的不同需求，总是能根据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给出恰当准确的建议。面对不熟悉的社员时，辅导员能够通过亲切的话语和贴近社员生活的信息迅速地跟社员拉近距离，通过真诚的沟通和恳切的建议迅速跟社员建立信任。带着年轻的新同事下乡的时候，经验丰富的辅导员不仅会将片区内各个社员的家庭情况和关系网络讲给新同事，还会通过带新同事入户，耐心地讲解农户的不同态度传达出的信息，这种乡土社会里最常见的传帮带能够让新同事迅速地成长。除了统购产品，辅导员入户时的工作是多线开展的，登记统购信息之后还要跟进社员家庭种养殖信息的变化，随时对社员信息进行更新，实时了解社员的需求动态，每个辅导员都是一幅活的乡土社会资源图。
通过参与蒲韩乡村的工作，我开始反思在大学里学到的三农知识。我在蒲韩看到的农民合作社是非常有活力的，有层出不穷的问题，也有游刃有余的解决方法。而我作为一个学农的大学生，考试重点里的那些合作社的原则、框架、政策、背景和演进，根本没办法告诉我如何把那些拗口的议事原则落实到每次会议中，如何解决合作社内部的纠纷，资金互助、统购统销这些名词如何能落实到实际工作中让合作社社员理解和接受，如何利用合作社中的盈利部分支持公益项目，如何在事实上完整地进行合作社的二次返还。这些在现实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些经验是需要通过实践操作和反思总结才能学会的，而我的大学并没教我这些。我只能在乡村的工作实践中张开身上每个毛孔进行吸收，吸收小伙伴们的智慧，吸收农民的智慧，吸收合作社工作人员的智慧，吸收乡建前辈的智慧，将其他人的经验与自己的实践相结合来重新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
在蒲韩的驻点除了给我带来了工作上的历练，更多地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十几个年轻人在蒲韩新青年绿色公社的院子里过集体生活，共同承担劳动、共同学习、共同探讨社会问题。每个人都学着劈柴、生炉子、种地、做十几个人的饭，被我们一直忽视的生活好像回来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是一体的，不是割裂的，生活不只是一张床、一份外卖，而是用心地经营每餐饭、每个节日。我们吃当地当季的食物，按时吃饭，早睡早起，休息的时候去爬中条山摘野果酿酒，去黄河滩看落日踩泥巴烧烤，去老旧的寺庙看古迹。我们的生活节奏慢了下来，但是内心越来越充实、越来越踏实。
乡村的困惑与成长
人才计划面临结业的时候，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成型的想法：一定要做乡村工作，一定要在乡村里工作。于是应聘了中国乡建院驻村社工，结业之后开始在重庆市城口县巴山镇下面的村庄驻点。
当自己离开了有着共同理想情怀的十几个小伙伴，开始跟同事两个人在乡村驻点时，会发现自己的心态和想法随着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改变，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刚进入村庄时很焦虑很急躁，感觉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面对一片混乱的工作，面对政府和村民对自己的不信任，会觉得做乡村工作实在需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才能在乡村里获得话语权。现实层面需要学习如何跟政府领导对话，如何跟村委对话，如何跟村民对话，如何回应各方（村民、政府、公司）需求，如何推动内置金融合作社运转。理论层面需要了解国家政策、社区营造、环境治理、自然教育。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不熟悉的，但是看起来这些东西都是我的工作需要的。
最开始的一个月我感觉自己每天都像打仗一样，拼命地吸收知识，解决问题。但是因为我一直关注在解决具体问题上，我每一天都过得很疲惫。于是开始跟乡建的前辈们沟通交流，跟自己的领导沟通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工作方法是有问题的，乡村的工作者不应该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而应该是把身边精通各项武艺的人调动起来，而有效地调动资源才是协作者必备的技能。除此之外我发现自己在开展工作的时候容易被头脑里固有的条条框框限制，执着于希望事情朝着自己的预期发展，很难跳出原有的理论框架直面现实的问题，不够实事求是。
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之后就开始调整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在日常工作中注意调动村民，通过孩子带动家长参与，学会回应政府的需求，根据政府的工作节奏调整自己的工作方案，把自己的需求和村民的需求分解，一点点放进整体的方案里，找多方共赢的方案。学会跳出具体事务看整个项目的进程，给自己学习和反思的空间，让自己的工作节奏紧凑起来，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下来。现在虽然还是会有些急，有时候还是会不知所措，但是已经能慢慢关注到自己的成长，关注到村庄微小的变化，并为这些变化感到惊喜，愿意为带来持续的改变付出持续的努力。
对于一个农二代来说，从乡村走向城市是艰难的，要通过层层考试，进更好的小学更好的初中更好的高中更好的大学，然后不甘心地看着中产阶级的大门在眼前关闭，但是这个过程被包装成一个励志向上的故事刺激着越来越难以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农村学子；但是对于农二代来说，从城市走回乡村也是艰难的，游荡在城乡之间太久，在哪边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熟悉乡村但是不熟悉如何做乡村工作，乡村的工作环境也往往难以满足年轻人的预期。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琐碎而真实的，但是因为尝试过脚踩在泥土上那种踏实感和幸福感，也意识到了作为农二代、作为年轻人身上该有的责任和担当，我愿意回到乡村。我当然知道乡村工作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也清楚自己未来还将面对更多更复杂的问题，我更明白面对瞬息万变的外部条件，资源有限的一个人能做出的改变是缓慢的而且是有限的。
但我仍然相信农村广阔天地将大有作为，而且这广阔天地里正在欢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农二代们的返乡。从大环境来看，十九大工作报告中习主席提出了乡村复兴战略，再次强调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能看到党和国家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勇气和决心；从小日子来说，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关注食品安全和生态农业，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向往乡村生活，并开始走进乡村。这些都意味着乡村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也意味着乡村将给年轻人带来越来越多的机遇，农二代返乡的路径会越来越多元。
我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二代大学生，我曾经被教育离开乡村去大城市生活。我现在在乡村工作、生活，发现自己并不羡慕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