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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潮流下的返乡青年模式
人才计划九期 闫利霞[1]
不知不觉来中心已近四年，记忆的一幕一幕仍然清晰地萦绕在脑子里。回首这几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不分彼此地忙忙碌碌，感觉越是向前，脚下的路越是不平。三年如此，十三年、三十年也是如此，成为更好的自己大概便是这一路的功课。参与乡建的时间短了些，我一直那么幸运地在那些有故事的前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地长大，那些有故事的人是我崇拜的偶像，是我尊敬的老师，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是思想共鸣的知己。无论是精神世界还是生活世界，我都很容易地满足了，心存感恩于我所经历的岁月。而我却似乎一直都在迷茫中转悠，现实远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样。记得在隆化驻点时我总是抱怨，总是抱怨中心没人管我，把我抛在村里野生成长。想想那时的自己多么幼稚，如果那时明白，便不会有蹉跎岁月的耗损和浪费了。只是成长便是如此，痛苦并快乐着，苦的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茫和纠结，乐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坚守和前进。
顶着压力做傻事
2013年8月，我正式成为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以下简称“梁中心”）“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培养计划”第九期的学员，那一期共有15个小伙伴。回想那时的自己是多么理想化，天真地将人才计划的历练当成自己进入乡建的“加油站”，我们都曾将此幻想成乡建青年人的“黄埔军校”。所以当时毫不犹豫并且决绝地在大四时选择离开大学校园。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大一时加入了学校的“大学生支农队”（学校的一个学生社团），其实当时对支农并没有多大兴趣，只是因为社团的氛围很好，他们给我的感觉是安全和亲近的。大二时也是偶然被选为支农队队长，只为了老队长“无论谁退了，你们三个队长都不能退”的期望。渐渐地支农队几乎成了我大学生活的全部，大一到大三便是这样过来的，每个寒暑假都跑去下乡，每个周末都在学校里组织活动，长期在学校附近的小学支教，读与“三农”相关的书籍，跟队员一起探讨问题，打闹玩笑，忙忙碌碌。就这样，我渐渐地远离了我挚爱的军工专业。
因为在社团的原因，我便自然地接触到了乡建和梁中心。初识乡建，内心是那么简单而向往。记忆深刻的是“刘老石老师追悼会”和2011年“东北区的交流会”，在这两次经历中，我所了解的农村、农民跟我以前所知道的不一样，这对于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来说确实是震撼。正是那个时候对乡建感性的认知，激起了我一探究竟的好奇，我那么迫切地希望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员，也能在那广阔的天地里一闯青春。或许是因为起初内心深处的那份向往，一颗种子便已经悄悄种在我的心灵深处。大二和大三两年我一边在社团活动，一边在校内班学习和实践，对乡建有了粗浅和系统的认知，内心那颗不安分的种子开始萌发。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和深入，我发现支农不仅仅下乡支教这么简单，原来还有更多事情可以做，外面还有很大的世界。大学校园似乎有些局限了，尽管折腾了许多事儿，但是心始终不安定。于是在第七届东北区交流会后，我决定大四离开校园去参加梁中心的农村青年人才培养计划。
这个选择对当时的我来说其实是逃离。在学生阶段对于大学教育的认知极端了些也粗浅了些，自己不满于大学生的急功近利和世故，不满于学校体制的潜规则和死板，不满于老师念PPT，不满于专业课的枯燥无味，这些让我讨厌的现象促使我下定了逃离的决心，当时的我并没有能力看清其本质。现在却很怀念大学生活的自由，那里原本是一个可以好好读书学习、修学储能的地方，却因为种种束缚而牺牲了好些青年的意气风发。但是又有什么样的体制可以替代呢？
大学社团的经历，为我与乡建的结缘开了一扇窗。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讲不清楚，就是那么简单地向往，一步一步走，踏实了青春的时光。我的人生轨迹因此而改变，渐渐地将自己从过去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其实现在再看那段学生时期的“上山下乡”，别有一番意味。那个时候我们顶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坚持去做别人眼中傻气和不可思议的事情，富有挑战和刺激中更有一种对主流时代的反思，我们因此有了原本不可能却可行的另类人生选择。正是这样的经历积淀了我们对“乡建”的情有独钟。
广场舞与融入乡村熟人社会
2013年8月16日，我和同期的伙伴固隆到了隆化县的一个村子——二道窝铺村，开始我们人才计划学员一年的驻村实习。这个村子是梁中心的一个项目点，一个以生态水稻种植为切入点，组织培养生态农业的协作者以及有生态理念的新农夫的项目，项目名称叫“新农夫项目”。我和固隆在村里的主要任务是协助三个返乡青年胡新杰、王晓平、许丙举[2]开展工作，我主要负责协作当地合作社组建二道窝铺村的妇女文艺队、乡村图书馆以及协助新农夫记录生态水稻的种植过程，固隆协助合作社做一些资料整理和销售联络等。
在隆化驻点的前三个月，融入村庄的战线比预想的时间长了很多，有点儿拉锯战的感觉。三个月时间里我只认识了村里的几个骨干，收拾整理了村委会闲置的图书室，去了流芳村学习生态农业。刚开始与许丙举、王晓平和固隆聊的话还很多，后来渐渐没了话题，他们似乎都很忙，而我也回了一次学校处理离校的事情。在第二次集中培训与小伙伴交流时，我突然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融入村庄，内心很是困惑和彷徨，而我所憧憬的是一进村便热火朝天地投入行动，忙碌而且充实的状态。
真正让更多的村民知道我们，是在第二次集中培训后的一次新型农民职业培训上，当时我参与做些会务。后来我搬到二道窝铺五组的民宅住，与他们成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更加混了个脸熟。在农村勤快一点，说话嘴甜一点，主动一点，很容易赢得村民的认可，尤其是一些老奶奶。记得有一天我送一个老奶奶回家，还帮她收拾房间、洗衣服，第二天我走在村里时就有左邻右舍的阿姨主动跟我搭话。这可是经验，在村里做工作“脸皮厚”绝对不是坏事。
因为学校的事情，我在村里的日子总是断断续续。合作社的一个女骨干经常跟我开玩笑：“小闫啊，你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文艺队什么时候才能建起来啊？”文艺队的事情不能再拖时正是学生快要放寒假的时候。根据大学时期下乡积累的经验：农民欢迎大学生，支教和文艺是最容易切入的点。我跟许丙举沟通获得同意后，联系了我们学校社团的负责人，硬是劝服他答应带一支队伍到隆化下乡，他们也不好不给“大姐”面子。在准备接待学生下乡的时间，我在村里一边收拾图书室，一边给村里的几个孩子补课。
1月中旬，借着学生下乡的机会，我和合作社的骨干动员村里的妇女来跳舞，我们走街串巷，登门入户宣传文艺队。在动员的过程中，她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需要浪费太多口舌，几句玩笑话就管用了，而我和学生更多的是赔笑和寒暄，混个脸熟。这便是农村熟人社会的优势。
下乡十天时间文艺队基本上成形了，大家的热情超乎想象。于我而言具有挑战的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带大家跳舞，有点儿赶鸭子上架的感觉，忐忑地害怕自己无法克服这个心理障碍。可能是任务所迫，可能是多次下乡的积累，也有可能是有团队在，同时多亏第一次培训时在燕山学堂学了几支简单广场舞，临时派上了用场。到现在我也忘不了她们学习第一支广场舞的情景，僵硬的动作、近乎疯狂的坚持以及学习的认真劲。刚开始围观的人有些风言风语，积极参与的都是村里比较爱玩的一些妇女，年轻的小媳妇也不少。每天音响一响，有些人来不及洗碗就往外跑，有些骑着摩托车赶路，也有很多人早已等待在路口。村庄因为文艺队变得有了生机，不像之前不可思议地冷清，每天平均两个小时，音乐响彻全村。最后一天我们在村委会办了小年联欢会，请了村干部，大院里站满了人，老人、小孩和妇女，还有较少的男性观众。文艺的行动是最好的宣传，从那以后我成了村里的焦点之一，备受关注和喜爱。
组建文艺队的过程中有几件事情让我很难忘。下乡结束后我就回家过年了，当我年后返回时正赶上他们元宵节的活动，看着整齐的队伍跳着我们年前教的十六步广场舞，内心很震撼，原来他们还在跳这支舞。他们见到我时除了真诚的问候和祝福，光是那份激动就让人感动，因为他们终于可以学新的广场舞了。还有一次应该是4月春种农忙时期，下了点小雨，本来以为可以休息，没成想被几个热心的阿姨叫去淋着雨跳了两个小时。自从有了文艺队，我的驻村生活变得丰富有趣多了，学舞、跳舞、串门、唠嗑、蹭饭，一天不跳舞心痒痒。
二道窝铺村文艺队的成功其实是必然的。文艺队是大众参与，不可或缺的是在地的文艺骨干和带头人，如村里的一名张姓老师（村里的小学老师），其角色不可替换，他本人会些健康体操，很能调动氛围，重要的是他的主动和积极。二道窝铺村文艺队能坚持两年时间自发组织与他有着关键的联系。第一次见他就是在大家跳舞的十字路口，他开着小电动三轮车路过，听说大学生搞文艺队，就放开自己的小音箱，教在场的几个人做五行健康操，不一会儿便有一些人循着声音过去了，他清楚地知道怎么吸引人来参加，我在时的几次文艺活动都是他在张罗和组织，因为他人民教师的形象，更多了一份权威，这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另外也在于村委的支持，当时隆化地方在贯彻实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文艺建设就在其中。当时各个镇都在争相立功，对于各个村子的文艺队不仅鼓励，还有经费的支持，我在的时候张老师就争取到过音响、衣服和扇子等，也有派代表去学习广场舞的机会。外界力量的介入对于文艺建设的推动有重要意义，合作社提供音响，梁中心派实习生，这些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组建文艺队的过程让我很有成就感，不仅仅因为文艺队一直持续地发展着，其实这样的行为渐渐地在改变着那个村庄，村里很多人反映妇女打麻将的时间少了，这是可以说明问题的。广场舞让乡村妇女从烦琐的家庭事务中得到暂时的解放，在参与中其内心是愉悦的，或许对家庭关系、邻里关系都是有好处的。如果做这样的调查和研究，应该会很有意思。
文艺队同时让我驻村的工作和生活颇受益。通过在跳广场舞的过程中跟她们的接触，我渐渐地熟悉了村里复杂的人际关系网，还有某些姓氏之间的矛盾纠纷，从他们那里也会迅速地知道村里发生的事情。这对于我深入地融入村庄有着重要的作用。那个时候我总是喜欢到处蹭饭，跟大爷叔叔们瞎侃，跟阿姨大姐们唠家常，跟小孩们戏耍玩笑，拉着几个老奶奶锻炼身体，练就了非常厚的脸皮，而这也是乡村工作的关键，自由自在地就把工作做了。
文艺队也为我后来做生态水稻种植记录的工作积累了一些关系基础。从2014年4月开始，另外一件让我忙碌的事情便是生态水稻种植。从选种开始，记录育秧、插秧直到收获的整个生产过程，以及生产资料的投入和使用记录。2014年是新农夫项目的最后一年，也是生态水稻试验的第二年，试验也从2013年的7户4亩生态试验田扩大到16户14亩。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关系很熟络，我的气场和自信自然是有的，而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我渐渐地体会到农民在利益面前的自私自利，体会到利益之前是非多的道理，内心很矛盾。在整个水稻种植过程中，个别农户偷偷用农药，偷偷施化肥，甚至中途退出，这些现象开始时让我不能理解。记得2014年5月，我从永济学习回到村里时正赶上气温下降，使得秧苗遭遇冻害问题。我召集大家开会商量应对的办法，没人能说得出不用农药的法子，但都不愿意承担绝产的风险，甚至有一个农户因此退出。我坚持不让用农药让大家很不满。开完会后我很沮丧，为什么大家不是努力找寻不用农药化肥的法子去补救，而是等我去解决？但我更担心结果，万一苗都冻坏了大家没有收成怎么办？我每天都要去大家育苗的地方看秧苗的情况，看着叶尖发黄几乎不生长的苗，内心很是纠结。所以对于冻害期间有农户偷偷用过营养液之类的问题我没有过多干预，只是默默记录下来。那段时间我咨询了一些专家，也查了很多资料，去村里走访老一辈的种庄稼能手，寻找不用农药营养液的解决办法。当时的条件可用的解决办法就是追加一道生物菌肥，而菌肥只有合作社有，免费提供不属于合同里合作社应该承担的义务。大家让我去找合作社要，最后我跟牛场的一个负责人理论一番才拿到一斤多生物菌肥，好在也拯救了大部分秧苗。六七个月的努力换来了生态水稻的丰收，减产问题并不严重。在打谷子的会议上，本来商量的是打谷子的时间、地点以及打谷子的办法，而他们关注的问题却是什么时间拿到钱？这些新农夫明确表示必须拿到现金，不会像去年一样等到年底才催着拿到钱。最后没办法我只能挺着厚脸皮用自己在他们心中那一点好印象做了承诺。
这些事情其实反映出合作社和村庄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在利益面前人性终究是软弱的，而触发我神经的还有另一件事情。人才计划结业后因为新农夫项目的关系我继续留在二道窝铺，而当时合作社的负责人也很希望我能留下来。所以2014年下半年我一边继续做乡村图书室的小额项目，一边更多地参与合作社的一些事情。11月我一直都在忙贷款的事情。当时有一个机构愿意给合作社社员提供200万元的低息贷款，以合作社的信用担保，两个家庭联保，每个家庭最高2万元，目的在于帮助农民解决资金问题和改变生计。合作社需要协助贷款的社员做相关的合同等手续资料。当时的负责人却用100个农户家庭的户口和身份证，将200万元资金集中使用，而他承诺给参与的每个社员800元分红。当时我的工作便是找愿意提供户口和身份证的100个社员和100份贷款手续资料。记得有两个合作社的骨干带着我在村里转了两天，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都不愿意提供，有些开始愿意的人后来听了风言风语也有反悔的。最后还是另外几个村的村委会帮忙搞定的。那段时间我每天做着在我看来很假的资料，感觉无力也很无奈。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多地了解了合作社与村民之间的不和谐，如他们之间的租地纠纷问题……
当时我在情感上是倾向于农民的，思考问题也是从农民的权益角度出发，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弱小而让我同情。我不能理解像合作社负责人所代表的“农村精英”的思维，甚至没有耐心去听农民说，而我也没办法帮助农民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我可能还会激发他们与农民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当时我的角色更像是合作社和农户之间的纽带。一直觉得合作社做的事情不是简单的种大米，而是农民组织的代言人。这当中的利害关系没办法用暂时的利益衡量。或许承载了太多的期望，所以当遭遇具体不如意的事情时失落是必然的，思考问题难免失去理智，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其实我的痛苦与最后离开的选择是必然的。没办法正视几方的利益关系，也就没办法真正融入和扎根当地。现在来想可能并没有那么糟糕，换一个角度去看那个事情的结果，合作社还是承担了社员的很多成本，那100个农户都拿到了800元钱，他们种植的水稻以高于市场的价格由合作社包销，租地给合作社的农户抗争后拿到了高于本已签署的合同租金的地价，合作社给文艺队提供音响、扇子等设备以及活动经费……如果当时能看到这些，结果又会怎样？
“返乡青年”的理想与现实
在人才计划学员河北隆化驻村时期，我比较幸运地认识了二期的三个师兄，他们都可称为“返乡青年”，这是2012年开始一度被炒得很火的一个名词，现在似乎已成潮流。我与“返乡青年”的结缘也是在那个时候。
他们三人曾经是让我敬佩的“铁三角”，都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情怀和理想。其中两人义无反顾地选择返到异乡，也就是另一个搭档的家乡。他们三人走到一起的渊源很深，几次分分合合最后还是都选择回到同一地方去实现他们的理想。
我去的时候正是他们三人合作的高峰期，因此带给他们很多资源。像梁中心，连续两年派三个实习生驻点，并且将三年的项目放在那里，支持他们做生态水稻试验和综合社区服务，同时培养他们需要的生态农业协作者和新农夫，也给了他们很多外出学习的机会。2014年，小毛驴花了很大的精力为他们设计牛肉包装，并帮助宣传销售，甚至将其放进自己的超市销售。以梁中心和小毛驴为代表的乡建网络资源对在地农民合作社和城市消费者的关系网络搭建起到一定的作用，此外也有来自政府和外部机构的资金资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资源落地那里？其实现在也不得解，唯一能解释通的便是，因为他们这样的人可以为社区的改变带来希望，这正是现在的乡村所需要的。
没想到的是，2014年其中两个异乡青年相继离开。一个是因为家中独子要照顾年老的父母；一个是因为新生儿的压力，其工资难以维系四口之家的生活而遭受的家庭关系和经济压力。这样的结果让我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不敢相信像他们这样信念坚定的人也会如此，曾经看起来坚固的“铁三角”也会散架。这不仅使我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同时增加了我驻村工作的挑战性，没有了他们在背后的支持，我做什么事情都感觉心里没底、战战兢兢。其实他们分道扬镳本质上还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理念产生了分歧，结果很遗憾！他们的结局让我对“返乡”产生了怀疑。
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在返乡青年的议题上深入，2016年却又稀里糊涂地接了一个返乡青年的项目，全职协助一个河南当地的返乡青年小组做了一年市集平台建设的工作。在之前四年返乡青年工作的基础上，梁中心尝试探索推动青年群体的返乡，建立地方的互助网络支持体系，通过市集平台帮助返乡青年在销售端突破，跟城市消费者建立良性的信任关系。
其实我们并不是专门做市集的，市集只是返乡青年的需求之一。我们一直关注的侧重点是返乡青年群体，从历史渊源来看，梁中心对这个返乡青年互助小组的陪伴是长久的，2012年就有两个同事开始在河南地区活动，拉着返乡小组的成员开会讨论、相互拜访等，终于在2013年促成了这个小组的成立。我很荣幸地成为梁中心第二波陪伴和协助这个返乡小组的成员之一，并参与了其网络建设和市集平台建设的全过程，尤其在市集工作中的参与，甚至分不清自己的角色。有些时候我基本上是市集的常务工作人员，参与讨论决策、发微信公众号、联系生产者、探访生产者、与消费者沟通、市集现场布置、拍照、搬帐篷以及组织小组开会等。估计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每次面临城管、物业等围追堵截的场面和“无家可归”的奔波经历，而即使这样也不放弃的他们，很让人感动。
我第一次参与市集是2016年4月，我提前一周到了项目地，协助他们做准备。当时讨论后说是要买帐篷和桌子，我自己就在网上找，根据大家对颜色、款式、质量以及尺寸的建议，真是货比三家，一块钱都要计较，花钱从来没这样吝啬过。结果花了很长时间跟卖家沟通，下了订单退，退了又下，反反复复，结果4月的市集有10个摊位还是裸在了绚烂的阳光和轻舞的微风里。而在最后的生产者会议上却听到了备受鼓舞的声音，写公众号分享的时候内心涌起一股强大的力量。后来我们定做了帐篷、桌布、围裙、布包和条幅等，从布置上改变市集的形象；在问题总结的基础上制定市集管理的规章制度；梳理市集的常务工作和分工；根据其他市集和PGS的经验做出产品准入的标准和各种表格；去组织拜访入集的生产者；组织有创意的市集活动……每次市集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和成长。
更重要的一点其实是在市集平台建设中理念的坚持。返乡小组坚持维护本土生产者的权益，抵制第三方平台产品的冲击，坚持建立以生产者为参与主体的市集平台。即使遭受场地的阻碍、不景气的销售、团队的分歧也不曾动摇过这个宗旨。所以对生产者和产品的准入把关是相对严格的，对认真生产的生产者是包容和支持的。记得有一次一个摊位突然多出比平时多几倍的蔬菜，而他的农场正被逼迁，这么大的量很难解释清楚其来源。几个负责人便连夜赶去农场看。正是这个农场，刚开始允许进入市集销售的原因是这个农场的主人对待土地的态度虔诚，在种植过程中很认真，他辞掉高薪工作只是因为对土地的热爱，坚持8个月不用农药化肥。另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一个摊位没有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就在市集上销售来路不明的加工产品，当被问到时才解释说是外省的小农帮忙加工的，有些黄豆用了复合肥，她选择卖的原因是农户认真做生产而她也愿意陪伴。或许是沟通上的问题，最后的结果是那个摊位退集。对于一个生态苹果种植的返乡青年，市集的态度是包容和理解的。2016年10月，我们曾组织十多个人去拜访过那个返乡青年，在他的苹果树上只能看到零零星星的苹果，而其他的苹果树上却是果实累累。他们夫妇开始时组织村里的几个农户不用农药化肥种苹果，结果最后一起走下来的只有两户人家，因为不挣钱。他坚持四年种植生态苹果的经历足可以写成一部血泪史。如果这样的返乡青年还要作假的话，那这个世界上我们还能相信谁？
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我对返乡的理解也渐渐不同。我不断地接触后发现在乡建这个圈子里无论做什么都绕不开返乡青年，返乡青年这个群体在乡村自建中已经成为主要力量。现在很多机构都在推动返乡青年，虽然从不同的切口进入，工作侧重点不同，对象也有一些区分，但是返乡青年群体返乡后面对生计、家庭以及周围环境的压力，其实是需要支持条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梁中心返乡青年工作何去何从需要不断探索。在这个“返乡”已成为潮流和时髦的时代，似乎青年的概念渐渐被混淆。很多人都自称返乡青年，同时重要的是要为返乡青年下个定义，什么样的返乡青年才是真正的返乡？2012年梁中心提出“返乡有种”，返乡的年轻人不仅要有勇气和魄力，做扎根乡土的有种青年，他们也需要真正的种子，寓意是乡村发展希望的种子。返乡追求的更应是一种生活方式，能耐得住寂寞和诱惑，而不是谋取欲望的满足。
乡建多元化下的青年
回头想想，如果没有大学时社团支农的经历，我或许是北漂中朝九晚五、住地下室、挤地铁、外表光鲜时髦的白领，或许是某个小县城捧着铁饭碗过着父母期待的光景的公务员，也或许是我热爱的军工专业的一名技术工程师。因为接受的教育是这样的，家人的期待也是这样的。而我现在的生活和工作却与原来的各种可能都是背离的，却也那么满足于“宁愿低工资也不愿挤地铁”的自由选择。身边有着友善纯净的朋友圈，充满正能量的良师益友，有着修学储能的良好机遇，有着可持续的生活环境，有着充满未知挑战的工作，重要的是有着可以释放理想、安置情怀的空间……我们虽然也会面临父母养老、家庭婚姻关系、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烦恼、孩子教育等压力，但是在选择解决的途径中会找到其他替代金钱或者情绪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行为选择。而脱离金钱、利益和权力，我们也会有可能的选择！
现在的乡建越来越多元化，青年人在其中的机遇也越来越多。面对的压力和成长的机会是对等的。从去年开始参与了慢食的工作，在收集中国传统食材的过程中，我又多了一个新视角去看待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发现这个事情调动了各种资源的力量，如媒体、设计、餐饮企业、商业公司等，食物连接了与社会的关系。梁中心从开始便参与了国际慢食运动在中国的落地，并成为其主要的推动力量，这也是中国乡村建设国际化互动的一个良好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