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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是人的建设 ——从自身经历来看人才培养
乡村建设是人的建设
——从自身经历来看人才培养
张兰英[1]
引言
时间荏苒，老刘[2]离开我们已经7年了，也是我到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7年。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农村青年人才培养计划也走过了13年。在这13年中，人才培养计划在实践中不断反思总结，不断完善培养模式，并在社会大背景的变化中勇于创新，不仅逐渐构建起多样形式的在校理论思想培养模式，还进一步地深入社会最基层的乡村的体验、乡村工作的学习和实践模式，同时培养专业技能、改造自我，探索一种扎根乡村、构建可持续生活的创业模式。这种锲而不舍、脚踏实地地对理想的追求，让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这些年轻人的责任担当，也不禁让我回想起自己年轻时所走过的路对个人成长的帮助，从而反观人才培养、能力建设的方式和方法。
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推进的形势下，我感受到培养当代年轻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经历了过去30年发展的我对于年轻人的成长责无旁贷。因此，我愿意以此文来总结一下我的成长经历，看看过去走过的路与个人成长和人才培养的关系，思考当下的变化和趋势与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关系，以及未来在乡村振兴中对“一懂两爱”人才的培养重点。
转轨：从个人成长看人才培养
我参加乡村建设的工作比较早，但并不是在国内，而是晏阳初先生在菲律宾创办的国际乡村改造学院[3]。1989年，我从北京大学小语种（印度尼西亚语和菲律宾语）专业毕业，留校开设菲律宾语专业课。为了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我被派到菲律宾大学进修一年。在进修期间，偶然的一次翻译机会，改变了我的人生。
那是1990年10月，晏阳初创办的国际乡村改造学院（IIRR）招募中英文翻译，为参加一个月的农村可持续发展培训班的三位中国朋友做同声翻译。一位曾经到过IIRR的泰国同学推荐了我，告诉我那位创办人非常伟大，与世界十大革新家齐名。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晏阳初的名字。虽然那时还不是很自信自己的同声翻译水平，但是出于好奇，我还是报名申请了这个临时翻译的工作。由于我会讲中文又会讲菲律宾语和英语，非常符合他们的要求，经过面试后，我被选中了。正是这次经历，让我走上了乡村建设的道路。
晏阳初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河北省定县开展了十年的乡村建设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乡村工作经验。在推动乡村建设的经历中，他充分认识到“财与才”的重要性。40年代出国后，他辗转于各国。50年代应邀在菲律宾开展了乡村建设的试验工作。他在1985年和1987年先后两次回访中国，恢复了与国内的联系，和国家教委建立了合作关系，从此开启了乡村建设的回国之路。第一项合作内容就是邀请国内的同行参加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组织的为期一个月的农村发展管理培训。
这个培训是为全球从事乡村发展工作的项目管理者准备的为期一个月的培训课程，也是在多年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提炼成的精品培训课程。每年只举办两期，每期最多30人。该培训内容，包括从乡村建设理论学习到乡村问题分析，从宏观趋势了解到发展理论方法的学习，从实地参访学习到方法工具的运用，是比较全面的理论到实践的培训课程。1990年10月的这期培训，有3位来自国内的同行，其中一位是曾经与晏阳初先生在定县开展卫生教育工作的陈志潜先生的女儿，还有两位来自南通市环保局。因为他们的参与，才有了我为他们做同声翻译的机会。
在这一个月的翻译过程中，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了晏阳初先生所从事的乡村建设的历史，还加深了我对乡村建设的理念、方法和路径的了解。晏阳初说，“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必须基于改造一个旧社会。不能抛弃所有的传统”。从20世纪20年代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到十年河北定县试验，从菲律宾Nueva Ecija五年乡村建设试验到60年代在菲律宾成立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从试验点的实践出发，不断研究总结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和教训，形成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不断循环螺旋上升的学习模式，并结合当时的国际发展理论和参与式方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乡村建设理论和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成人教育理论，系统地开发了乡村建设理论和方法的培训课程。
这个经典的培训课程培养了众多从事乡村建设的人才。截至1990年1月晏阳初先生去世，他已经通过自己建立的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培训了上万名乡村建设的管理人才和乡村综合发展的协作人才，推动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开展相应的乡村建设工作。作为一个中国人，远在异国他乡，在不同的社会体制下，晏阳初先生仍然能够不忘农民的“苦”与农民的“力”，致力于培养推动乡村生计、教育、健康和自治的综合发展人才。他的一生，不求回报。为了“天下一家”的和平理想，他全身心地奉献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他的经历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看到了这项工作的非凡意义。
这次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当我即将从菲律宾大学菲律宾语言学专业（我是第二个获得菲律宾语言学硕士的外国人）硕士毕业时，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的校长找到我说：“能不能来这里工作，负责中国项目？”那时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和国家教委有一个3年的合作项目，正好需要一个懂中文又懂本地语言的人。IIRR的校长已经和国内的合作单位——国家教委“星火燎原”计划的负责同志沟通过，他们一致认为我是最合适的人选，会中文、英文和菲律宾语。我欣然地答应了，因为我喜欢这样的工作。
这个决定成为我成年以来第一次做出的最重大的选择，而这个选择也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每个人的人生选择相对比较单一，按照当时的社会状况，一个人会按部就班地从小学读完进中学，高考到大学，大学后分配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是政治生涯和学术研究不断提升和深入的人生轨迹。直到我出国之前，我的人生也是这样四平八稳的。我如愿地考上了北京大学，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众人羡慕的大学老师。我的老师希望我像老母鸡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孵化更多的小鸡”的人才培养上。如果按照当下的选择，进入大学可以很安稳地做学术研究，努力尽快地从一名讲师成为令人尊敬的大学教授。但那时，我想的是：要是回北京大学教书，可能只有七八个菲律宾语的学生，而且不是每年招生，虽然还可以做一些菲律宾的国别研究，但领域和视野都聚焦在一个国家（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全球化），而我更喜欢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的农村工作，与农民打交道，开展农村教育，推动可持续农业发展、社区健康、乡村自治和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的工作，可以不断地增长学识，开阔视野。因此，面对这样一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机会，尽管我是在异国他乡，尽管面对未来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为我还很年轻，一切的一切都无法阻挡我践行自己理想的冲动，实现人生价值的决心。
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是一所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培训机构，也是最早基于中国乡村建设经验、结合国际发展理论构建的一所培养乡村发展人才的培训学校。晏阳初认为，做乡村建设工作，人才和资金是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条件。对于人才培养，晏阳初有一句名言：“知识是可以传授的，但精神只能是捕获的。”精神的原动力来自你内心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而人生价值的体现则在于你对社会的贡献。
晏阳初乡村改造学院的人才培养，希望每个乡村建设的工作者，都具备基督徒的爱心、科学家的头脑和军人的行动力。在具体的培训课程设计和落实过程中，非常注重从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出发，以成人学习特点为原则、经验交流为基础，来提升心、手、脑的综合能力以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这一套以认知理论为教育法来规范培训课程设计的专业性，包括培训前的需求评估和课程设计、执行培训中的不断反馈和调整，到培训后的总结评估一套完整的流程，让我在后来的乡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中受益匪浅。
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在1993年与国家教委、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横县人民政府共同建立了综合教育示范区，这是自晏阳初先生1985年回国后开展的首个乡村建设试验点。
20世纪90年代初，应试教育成为教育的核心目标，农村孩子学习的知识大多是以服务城市为目标，他们的祖先世代从事农耕所积累的传统智慧和经验成为落后的标志。对于农村孩子来讲，唯一的目标是好好学习，脱离农村。但对于农村的孩子，由于教育质量的差异，他们中大多数还是要回到乡村，而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在他们回到农村后全无帮助。发展得红红火火的乡镇企业，以及现代化农业推进而导致大量化肥、农药、除草剂的使用，不仅对土壤、水和大气造成污染，同时还带来众多的职业健康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国家教委的星火燎原农村教育计划下得以开启这个农村综合教育合作项目。
我有幸全程参与了这个合作项目，包括与各级政府沟通交流达成合作共识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从调查研究到项目开发，从策划到参与式计划，从执行到监测评估的项目管理，从运用参与式工作坊编写环保教材到开展系列的交流学习和可持续环境教育培训等，从而得到了全方位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想起那段经历，经常是没日没夜地工作，也经常碰到困难和阻碍，虽然感觉很艰难但也是成长最快的阶段。由于农村综合教育合作项目将生态学、环境与健康、公共卫生与职业健康等多个领域融合在成人教育的框架下，而环境教育与职业健康，尤其是生态理论，在那时还是比较超前的，我们也需要边做边学习。
我仍然记得编写教材的经历：由于我们运用参与式编写工作坊编写的教材修改变动比较大，不仅要翻阅大量的环保书籍，翻译补充相关文章的内容，同时由于有大量的插图排版不是很规整，就需要每行都有一些变动，而这个工作都是需要一行一行地用刀片切割各行字数，然后逐行粘贴完成的。我做了三次编辑修订和粘贴排版的工作，经常是为了赶时间工作到半夜。但值得欣慰的是，我对整本书的内容也记得滚瓜烂熟，让我对环境保护工作更加关注和投入。
我仍然记得三个月的农民田间学习培训学校辅导员培训班（TOT）的经历：三个月，每周三天的培训，我需要先把课程从英文翻译成中文，自己先学习消化，再通过邮件和远在菲律宾的同事沟通，然后准备三天的培训课程。我们每周下田观察水稻生长情况，观察、认知田中各种昆虫的生活习性和相关数量与水稻的关系，我们开展使用和不使用化肥和农药田地的对比试验，还请当地的技术人员分享水肥管理的经验、交流治理害虫的技术、农户的交叉参观学习等。当我们在收获后，计算颗粒数与重量时[4]，各种益虫一起出现在我工作与居住的房间里，我想这是它们来“道谢”的吧，由于没有使用农药，它们才得以生存。我心中油然感到非常兴奋和充实，那时的情景，今天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我仍然记得在横县面临垃圾无地填埋的困境时，我们迎难而上，在中国还没有在县城成功进行分类先例的条件下，开启了县域垃圾综合治理的试验。在借鉴了少之又少可能经验的基础上，组建了政府指导小组，形成了政府、社会组织和技术部门三方共同参与的执行小组，分别从社区发动、技术策划和政府部门的统筹协调上分工协作配合。在长期环境教育的基础上，实现了家庭干湿分类，收集过程中干垃圾分类回收、湿垃圾堆肥还田，废弃垃圾填埋和有害垃圾贮存的有效分类管理体系，并建立了分类后垃圾处理系统有效衔接的生活垃圾综合处理系统。
在工作期间，我还获得了亚洲发展银行的奖学金，有幸到亚洲管理学院攻读为期一年的发展管理硕士学位。亚洲管理学院是按照哈佛大学的管理学院系统，针对有一定工作经验但需要提升的社会发展工作者，通过案例教学法，协助学生系统学习战略规划、资金筹措和财务管理、机构发展和人力资源管理、项目管理和推广宣传，以及农业产业链发展、社会性别、小额信贷等专业领域的内容，从而能够将自己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教训进行梳理，进一步充实相关知识和经验，并通过论文做出未来希望开展的工作计划。我当时的设想是进一步深化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和国内扶贫领域的合作，将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与自下而上的社区自主发展动力相结合，更好地推动可持续的乡村建设工作。
从在国际乡村改造学院这样的非营利组织中工作学习的经历来看自我成长，这段经历非同寻常。首先，该学院是最早的一流的从事农村工作培训的机构。该学院提供的培训是基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试验经验和最前沿的发展理论和行动方法，培训既专业系统，又具备思想和可操作性，培训的人员都是具有一定实践经验和研究能力的资深社会发展工作者。所以到这里学习起点高，犹如民国时期的黄埔军校。其次，多元文化的工作环境和国际机构的发展脉络及其变化，增强了个人的社会阅历，拓宽了国际视野，认识到战略定位的重要性与机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关系。同时，在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多元文化环境中工作，培养了不同语言由于语气和语法的不同而可能造成的理解上的差异的敏感性。再次，社会组织的共同特点是一人承担多个功能，能者多劳，这很锻炼人。社会组织的共同特点是资金有限和不稳定，所以需要每个人可以承担多功能和任务，这就让青年人得到了各种锻炼。我的岗位是中国项目协调员，只要与中国相关的，都需要参与和协助，从翻译到联络，从协作者到培训者，从项目管理到监测评估，从规划到执行，很多时候都是超负荷工作，但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讲，尤其早期成长阶段，能够得到一个全面锻炼能力的机会有助于形成综合性思维和组织协调统筹能力。最后，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又有一个机会去学习，重新补充知识和能量，同时也是一个总结过去、计划未来的过程。
我认为，我的成长正是因为有国际乡村改造学院这样的学习平台，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让我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在这样多元文化的环境里学习乡村建设的理论和方法，全身心地投入这项事业，在乡村建设这项工作中得以成长和成熟。这段经历不仅引导我走上了乡村建设的道路，让我内心一直追求的理想获得了一个可以践行的平台，同时还在各种专业培养和技能提升方面提供了边做边学习的机会，尤其是与世界接轨的项目管理、专业协作等方面，让我成为一名乡村建设的实践者、项目管理者和培训协作者。及时的深造也为未来的发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管理和计划的专业基础。
接轨：从机构需求看人才培养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急速变化的年代，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各个领域都在积极地与国际接轨，而在吸纳多种思潮的影响下，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景象。我突然发现，在国外开展国内工作无法跟上社会变化的步伐，尤其作为一名乡村建设工作者，无法了解乡村的巨变是致命的。而中国扶贫工作和乡村也在蓬勃发展，中国的扶贫攻坚工作和国际合作项目需要更多的人才来承接，人才培养也非常迫切。于是，自认为在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学到并具备了项目管理和培训开发与管理的能力，希望与国内发展领域的工作更加密切结合，接轨国内发展工作，我便在2001年5月回到了国内。
我先加入在西南成立比较早、在国内做得比较好的民间组织之一——云南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做能力建设的工作。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作为培训协作者，与合作的国际机构中的培训团队一起，在西南三省共同开展妇女领导力的培训。这次培训为后来在行动援助组织开启的青年发展项目奠定了基础，尤其在领导力的培养上。我们认为领导力是内心力量的表现，具体体现在自身追求生命意义过程中建立的自强、自信和自尊，落实在社会上的“有所作为”。虽然每个人都与众不同，但人生来是平等的，生命赋予每个人所具有的潜能是均等的。领导力是人与生俱有的潜能之一，是发自内心地追求人生价值的一种动力，是力量的源泉。这种动力引导每个人在实现自我成长、自我赋权和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实现最大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影响。知识和技能等只是领导力发挥的辅助工具。
2002年，我应聘担任了以扶贫为核心工作的国际组织——国际行动援助（Action Aid International）的国别主任。作为女性，能够获得在60个国家开展工作的国际机构的首席代表和负责人职位，足以体现这家机构践行本地化和女性平等发展的理念。
也就是在开展行动援助工作的过程中才有了青年发展计划这个项目。
行动援助在中国开展工作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才短缺。虽然行动援助有稳定的筹资渠道和资金捐助，有依据本国实际情况开展扶贫工作的政策环境，也和政府部门签有扶贫发展的合作协议，但是缺乏执行力，缺乏具有领导力、能够扎根乡村的青年人才去落实相关的工作。这样，不仅不能很好地利用这些资源和政策，由于不懂农村，还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行动援助一直强调社区主导的自我发展模式，工作人员必须长期扎根乡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工作中了解乡村、向农民学习，发现乡村带头人，并与他们共建社区，这样的工作需要工作人员具备社区工作经验、整合各种资源，发挥政府、乡村和行动援助各自优势的协调组织能力；不仅如此，由于整个世界在进入全球化的发展阶段，我们还要求工作人员要具备国际视野，了解全球化，尤其是WTO对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影响，在这种微观与宏观的互动比较中，注重发现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并积极地开展相关的政策研究和实践探索，以期保证农民的利益，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
作为机构的负责人，为了更好地履行机构的使命，解决机构缺乏农村发展工作的人力问题，我在2003年邀请了在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工作的同事Vicky来到中国，一起着手开发青年发展项目。在2004年一年准备的基础上，2005年我们招募了第一批志愿做乡村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将他们派驻到行动援助开展贫困工作的河北省和贵州省，开始了他们为期一年的实习学习，同时协助开展机构的相关工作。这一年，也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开启农村人才培养计划的第一年。
行动援助的青年发展项目自2005年启动，目的是通过一年的实践，培养一批对人类发展和社区发展具有深刻认识，增强社会责任感，成为具有自我学习能力、反思精神、行动技能和领导力的年轻人。该项目面向来自大学的青年人和农村社区骨干，根据两个群体不同的文化背景、个人需求、未来期许提供针对性的支持和陪伴；鼓励大学生与社区骨干的交流分享，在社区层面协同工作，在个人层面体验个体相互影响的力量。行动援助的青年发展项目通过一年试验、两年成形、五年推广的工作，确立了一年的学习培养框架，按照学习的内容，在不同时间段安排三次培训，以认知—分析—实践相互交织的学习过程，来提升青年人的发展视野和理论思想知识、调查和分析能力、沟通和协作能力、组织和执行能力等。
该培训框架是在一年内围绕四个方面的培训内容来推进的，即自我认知和领导力潜能，全球视野和发展议题，发展工作的基本技能和技巧，参与式工作方法的社区实践。在这四个模块的框架下，第一次培训在7月下旬开始，共计15天，依据成人学习的特点参与培训学习和社区实践。培训结束后实践者奔赴各实践点，开展三个月社区调研分析来识别问题所在，即8—10月的社区融合、社区认知和社区现状的描述和分析，这部分主要通过调研报告体现三个月的学习成果。11月上旬作为中期交流，实践者对过去三个月的实践活动，围绕自我认知、社区现状的认知及现状分析和实践经验进行分享与反思，并确定未来12月到来年2月三个月将想法转化到行动的准备和确定的工作，即通过开发小额项目来锻炼自己各方面的技能和项目开发能力。2—6月集中为小额项目的实施，并通过参与式的项目监测和评估来总结项目开发到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的学习过程，同时培养项目管理能力。这个过程奠定了7月中旬总结反思这一年实践给个人、组织和社区带来的变化和影响，由此完成一年的实践学习活动。
自2005—2011年，青年发展项目在总结反思中不断地修改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以成人学习特点为基础，以挖掘培养领导力为核心内容，以集中培训学习、小额项目实践、自行组织学习和实践工作相结合的学习模式，开展为期一年的扎根社区的培养模式。2006年，这种培养模式也从最初满足机构对人才的需要扩延到服务社会发展机构对人才的需求上。行动援助与聚贤社基金会合作，与35家民间组织一起，为有志青年骨干学习农业、教育、环境、生计和艾滋病等领域的知识和开展工作的方法及技能，提供学习、实践和交流的平台。截至2011年7月，青年发展项目共培养了大学青年115名，来自农村社区和流动人口社区的骨干138名。目前，他们中的80％依然活跃在乡村建设和社区发展的一线工作中。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以下简称“梁中心”）的农村人才培养计划与青年发展项目犹如姊妹关系，其宗旨是一致的，都是希望培养青年人成为乡村建设的栋梁。这两个青年培养计划在同一年启动，在实践过程中，一直保持着相互间的交流和互动。由于工作人员上的重叠，在培训课程设计上、培养结构上、培训老师选择上都是共享的。两个组织互派青年到各自的实习地点交流学习。温老师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但这两个青年培养计划也存在各自的特点。
第一，人才培养的思想基础各有不同。梁中心的人才培养计划的思想来源以温铁军教授为主，经过他的研究团队近20年的努力，借鉴了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环境的思想智慧，结合了具有批判性的国际思想和理论，研发创新逐步形成了乡村建设的系统理论学说；而青年发展项目的理论则更多的是依据国际发展的理论和话语，以批判性的视角来看待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危机，以人类共同追求的美好社会——没有贫困和不平等的社会为终极目标，期望通过每个人的努力，实现每个人的权利，尤其是农民的权利，得到保障。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所需的资源，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接受教育，获取各种信息。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得到法律的保护并享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富有创造力、安定的生活，并得以不断完善。
第二，思想和理论的学习有所不同。由于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上的差异，梁中心的青年人培养在思想教育方面有突出的效果，不仅通过学生社团，动员大学生支农支教来“引入门”，认识三农问题，同时还通过校内人才培养计划，通过一年半的时间在思想理论上将青年人“带入境”，让他们具有一定的、扎根本土社会的理论思想，为他们进行一年“融入乡土”的学习生活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思想基础；而青年发展项目更多的是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国际发展理论为基础来分析现实存在的不公平和不平等问题。在对现实问题认知的基础上，激发个人“有所作为”的内心动力，积极地参与到解决社会问题的行动中，这些行动多是回应社区的需求。
第三，实践工作中的不同成长。两种模式在自身变化和促进社区改变两个层面上，方式和方法也各有侧重。梁中心遵循乡村建设“生态农业、环保农村、合作农民”的目标，侧重于支农支教、文化建设、农民合作等方面的实践学习，倡导劳动文化，积极推动青年人参与村庄的农事劳动，自食其力；通过新青年绿色公社，探索新的生活方式，推动新的文化生活；同时推动大学生农村创业，探索大学生支农与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凸显梁中心青年人“为农民服务，为理想奋斗”的伟大情怀；而青年发展项目，由于选择的都是有社会组织介入的地点，更多的是通过小额项目来协助村民解决他们眼前的问题。同时，比较注重在工作理念、方法和工具等能力和技能方面的提升，强调通过和乡村带头人一起解决微观问题，不仅使自己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锻炼，也回应了乡村的现实需求。
第四，在辅导机制上，梁中心采取了老学员帮助新学员的传帮带机制，更好地支持了梁中心对青年人的培养工作，成本低，但效果好，还建立了各界青年人之间的联系。青年发展项目则建立了支持青年在乡村工作和生活的三级辅导机制，即实践的辅导员机制，大部分是乡村中的骨干或者相关机构的在地负责人，这样能够及时地给予日常工作的指导和支持；核心辅导员机制，邀请的多是在食物权益、减灾备灾、社会性别、艾滋病防治等发展领域有一定经验和专业的实践者，负责给予专业发展和事业选择上的辅导和指引；同伴支持模式，促进青年人之间生活上的相互关心和事业选择上的意见交流。总之，两个培养模式在思想理论学习、实践技能提升、生活技能增强等青年的综合能力培养方面，各有所侧重。但对于一个外部呈现独特的整体特征而内部又充满丰富多样性的现代青年人来说，他们最看重的是有这样的平台，且越多越好，因为这样的平台可以让他们的个性化在集体生活环境中得到一种独特的表现，同时也能体验集体意识下的合作与配合，从而使这样的平台，乃至乡村建设的网络平台，都能成为他们发扬团队互助协作精神的舞台，成为“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的那粒火种，那颗闪亮的星星！
回归：乡村建设是人的建设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乡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农村空心化，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谁来种地成了问题，而留守老人的医疗保健和养老问题、留守儿童的教育和关爱问题等都成为这个时代快速经济发展的共生现象。农村缺少年轻人，就缺乏活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华五千年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乡村振兴急需年轻人的参与，而吸引“90后”和“00后”的年轻人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无疑需要不断地调整思路，来回应新时代的需求。十年风雨征程的农村人才计划，如何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进程中助力新时代的年轻人，为他们提供多样的体验基地和学习平台，扎根乡村，开展新农村建设，成为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面临的挑战。
梁中心一直被视为乡村建设网络中的黄埔军校，培养出了众多在各地生根、开花、结果的乡村创业人、乡村公益人和乡村建设的研究人员。不管在任何地方举办活动，都有梁中心人才计划学员的身影，也能看到十几年来和梁中心一起发展起来的“农民领袖”。但梁中心面临的新时代的调整，告诉我们不能停留在已经取得的成绩上，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不能“狗熊掰棒子”；要不断地拓展人才培养的瞄准机制，不能局限在自己熟悉的范围里；要不断地调整机构的发展定位，服务乡村建设对人才的需求。
加入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对我来说是一种回归。回归乡土，从一个多元文化的国际机构，回归到一个真实的、扎根乡土的乡村建设运作中。参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工作，也是一种身份的转变，从一个国际发展机构的管理者，转化为一个协作者、辅导员和导师。也许很多人不这么想，但对于我来说，从加入的那一刻起，我就把自己定位在协助这批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的发展上。
我仍然还清楚地记得在2012年9月，梁中心的志愿者们[5]相聚在凤凰岭下的农家大院，我协助大家一起探讨梁中心存在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经过一天的回顾总结和沟通交流，大家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只要加强有效沟通，梁中心扎根基层的独特的工作方法和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风格，在乡村建设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下，具有不可比拟的发展优势。但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尤其是将过去十几年积累的工作经验转化成集体记忆和组织经验，并构建合理的管理架构，让经验得以传承和发扬，让年轻人的领导力潜能得到发挥。
针对人才计划，我特别希望梁中心的农村人才培养计划和行动援助的青年发展项目能够取长补短，不仅能够更好地体现中国的“道、理、法、术”四个层面的能力培养，同时能够遵循新农村建设的20字方针来推动基层的参与，青年人的返乡。经过这几年大家的努力，我认为人才计划已经发展出多元、多层次的培养模式。
其一，开启了在地化、集中学习的人才培养模式。青年团队在蒲韩乡村，与村中的合作社联合，通过理论反思、文化建构和技能提升，不仅进行思想建设，同时也强调社区工作能力的提升。既要有理想和情怀，也要有专业性，是理想主义人才与专业人才培养的结合，是工作与生活并重的新生活的探索。其二，启动了培养乡村带头人的“头雁计划”，这个计划拓展了梁中心人才培养的对象，拓展了合作社发展的工作内容，从合作社本身的发展和基层组织建设，从生态农业的推动到三产融合六次产业的创新发展，从文化建设到乡村治理，从污水垃圾的环境治理到美丽乡村建设，2014年与晏阳初乡村建设中心开启的“头雁计划”积极回应了乡村振兴中对“一懂两爱”乡土人才的培养。
其三，启动了人才培养国际化的“鸿鹄计划”，让从事乡村建设的青年人走出去，交流中国的乡村建设经验，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探索了通过国际交流来培养人才的可行路径和方法。
正如人的成长一样，机构的发展对人才培养也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在机构中，承担不同的责任得到的锻炼也是不同的。在过去的几年中，梁中心延续了以往执行委员会的决策机制，同时还尝试采纳了机构负责人的轮流制度，及各个团队之间相对独立运作的平行管理模式，这些努力都是在为青年人的成长创造不同的发展空间，为青年人施展才华搭建更大的舞台。
从事乡村建设工作，得到了在其他许多工作中得不到的学习和锻炼机会，最重要的是培养了每个乡建人胸怀天下、脚踏实地的做人道理和做事能力。乡村建设就是人的建设。加入乡村建设这项事业中的每个人，都会深深地感激乡村建设这个平台为我们大家创造了学习的机会，创造了践行理想的平台，同时还有思想理论引领的导师，相互支持的同伴，默默支持的大学老师志愿者们。
随着乡村建设事业的不断扩大和发展，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也在不断地拓展其培养青年人的空间和力度。大家分别走出大院，奔赴全国各地，承担起不同的职责，扎根蒲韩乡村，创新人才培养在地化模式，构建昆山基地，开启城乡融合的试验，打造顺义培训基地，拓展乡村带头人的培养工作，开启合作社南北对话，走向国际交流。但不管是纵向深入，扎根社区，还是横向发展，构建不同领域的专业团队，建设不同领域的网络支持系统，大家仍然秉承着那份对理想的信念，那份“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的乡建人的认同！
回想起在梁中心的七年，很多场景历历在目，尤其是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唱歌、一起工作的情景。这些年磕磕碰碰地一路走来，虽然每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各有不同，草根组织生存压力与发展空间有限，但走在一起，就是为了能够一起成就乡村建设的事业。伴随着过去的青年越来越成熟，我们对乡村建设事业的未来更加有信心。在此，特别感谢大家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一起走过这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