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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关于一带一路和当前国际局势的一些思考
过去一年来，世界局势变化之快、规模之广泛、影响之深远，是20世纪90年代苏东集团瓦解以来之最大变局。对于当前的大变局，先写下一些思考供大家讨论。
“一带一路”是中国内部的剩余工业产能及新崛起的金融资本利益需要向外寻找开拓空间的战略。尽管中国高度重视20世纪30年代西方生产过剩大危机引发世界大战的教训，明确提出和平发展的思想；但它的出现也仍然使区内浮现了19世纪末至二战前欧洲列强争霸的类似局面。以下是一些重要观察。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陆权和次海权的结合，必然触动当前海洋霸权的神经。众所周知，历史上，中国对西方的贸易，为伊斯兰世界在西亚和中亚大陆兴起提供了沿着商道扩张势力范围的利益驱动，迫使长期处于贸易逆差、造成白银危机压力下的欧洲，为开拓绕过伊斯兰世界的东方贸易路线而最终变成海洋强权。西班牙、荷兰、英国交替成为海权大国，最后是美国。
如果只是提出一路，它还是传统的陆权战略。但一带一路是依托广阔大陆纵深而在大陆和海洋交接的边缘开拓次海权的策略。看历史，这也不是新鲜的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后起的帝国主义强权德国（普鲁士）基本上是陆权国家，正因为面对英法等海洋大国，恰恰成为海权论的诞生地。这跟陆上强权俄国的彼得大帝向西迁都，在滨海的一片沼泽地上建立圣彼得堡，梦想建立强大海权，道理一样。
彼得大帝这个人胸怀雄图伟略，没有奢华之气。他在圣彼得堡夏宫修了一处住宅，叫“我的乐趣”（mon plaisir）。那是一座面对波罗的海的房子，装潢简朴，规模比今天很多土豪的别墅还要小。他的乐趣就是坐在这座房子前对着波罗的海，梦想结合陆权和海权，把俄国打造成一流的欧洲强国。可是俄国海军就只打了一次重大胜仗，百多年后的1905年旅顺口战役，还败给日本这个后起的海洋强权，输掉了出太平洋的通道。
德国也想走相同的战略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原因是德国修建柏林—巴格达铁路。只要拿地图一看，就明白。如果铁路修成运作了，德国可以连接西亚的贸易通道，上面接入广阔的中亚大陆，下面接通波斯湾，避开了英法控制的苏伊士运河，打开通往亚洲的海路。
虽然19世纪英国的麦金德提出欧亚非大陆岛的概念，认为区内如果出现一个能整合欧亚非运输通道和经贸的强权，便足以称霸世界。但实际操作上，还是要配合大陆岛沿岸的海运。
所以说，陆权只是相对海权的纯理念，实际上，要挑战海权，必然是依托陆权的海运条带与大陆纵深相结合。英国两手准备，一面和德国签好关于柏林—巴格达铁路的合作协议，但转眼，便爆发了一战。一战本来不是德国挑起的。教科书上，一战爆发的导火线是奥国大公遇弑，开始打起来是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德国有自己的利益盘算而参战，因为当时中东地区是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而奥斯曼帝国当时又是奥匈帝国的盟友。柏林—巴格达铁路，就是穿越这两个没落帝国的势力圈。但不久，英法的主要针对面转向德国。理由很明显，德国是后起之秀，在世界版图上抢殖民地，处处受制于英法。
本来中东没有什么利益，但发现了石油后，就不同了。20世纪初开始，石油成为世界工业和军事的核心动力。当时主要产油国是美国，所以美国一跃成为第一大工业产能国，其次波斯在英国势力范围内，如果德国接通了巴格达，获得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便肯定成为下一个欧洲强权。英国一边打德国，另一边策动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帝国，塑造了阿拉伯的罗伦斯这个传奇历史人物。
一战和二战使德国和日本的帝国梦想破灭，但却成就了两个附庸于美国海权的工业强国。英国后来扶植了截断伊拉克入海口的科威特。20世纪初欧洲强权争霸遗留下的问题，一直影响了20世纪末的地缘政治。
所以中国的陆权策略，要一带一路一起提。
现在世界上能称为大陆型大国的，只有三个：美国、俄罗斯和中国。
中国不能只搞内陆的丝路，因为这无可避免地要通过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但俄罗斯一直有欧洲情结，东方一直只在它的战略上占次要位置。所以早几年油价大升、形势大好时，对中国的丝路倡议态度若即若离。它的战略重心一直倾向欧洲。早一阵子提出欧亚贸易区，等于是由它来整合贯通中亚的前苏联成员国和欧洲。说白了，就是中国等在门外好了，中亚这里轮不到你来整合。但乌克兰危机美国插手后被迫与欧洲交恶，同期美国主导推倒油价，决心打下普京，俄罗斯才不得不转向东方，要认真对待中国的倡议。财困之下，甚至提议和中国一起研发新一代武器，变成貌似真正的战略伙伴。但只要和欧洲关系改善，它的心还是会转向欧洲。
不管眼前和俄罗斯利益多密切，中国也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美国在亚投行上陷入被动，有人归咎于奥巴马不擅长于外交。但美国的外交体系运作非常成熟，跟总统的个人能耐没有多大关系。这一次是美国点起太多火场，战线过长，在太平洋和欧洲两边分别围堵中国和俄罗斯，结果分身不暇。乌克兰问题上美国玩得过大，以为支持“法西斯”右翼势力搞个政变，便能使乌克兰纳入北约，完成对俄罗斯的最后围堵。结果迫虎跳墙，俄罗斯借机发难收回克里米亚，并支持乌东分离。这一年来，美国集中精力对付俄罗斯已然捉襟见肘，还要处理伊斯兰国（ISIS）和基地组织，对华政策明显少了攻势和力度，给了中国一个喘息的机会。为了拉倒普京而推低油价，也减少了中国的通胀压力。可见美国难以两边兼顾，只能在一边速战速决，再集中力量对付剩下的一个。
但中国不能掉以轻心，美国会不会因此调整策略，转而加强对中国施压呢？譬如说，在明的一面，挑起东亚的地区冲突；更重要的是在暗的一面，加强和中国内部的资本利益集团（包括执政集团内外）结盟，夺取未来中国发展政策的主导权。
美国也肯定会根据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而调整其外交策略。例如伊朗，就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上的重要环节。美国与伊朗达成核问题协议，有可能是考虑平衡中国在区内影响力的因素而做出政策调整。毕竟，对于美国，地缘政治利益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民主自由、制度文明这类旗帜，有用便拿来摇晃呐喊一下，在亲美的保守高压政权前，它会识趣地收起来。美国的外交之路，百多年来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美国国民自己相信这一套让人无话可说，连不少国家的百姓、教授、公知、媒体、网民们也对人家的意识形态话语工具崇拜不已，是好莱坞美式教科书的软实力渗透厉害，还是人们对美好价值的理念落得如此贫乏？
一、中国开拓新的海运命脉线与东盟的复杂性
刚过世的李光耀的历史角色很有趣。这么小的地方能出一个在国际上有如此分量的政治家，不管李光耀被捧成多么有政治智慧，主要还是因为新加坡的特殊地缘战略位置。新加坡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的，英国人选的地方，肯定是具地理战略价值的关键之地。新加坡扼住马六甲海峡之咽喉，是控制欧非亚大陆海运通道的战略重地，也握住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产业资本的能源生命线。
新加坡很清楚自己的生存之道，就是要在西方和中国之间玩平衡。西方人推崇李光耀，因为他是最坚定的冷战斗士，力阻共产主义在区内散播。因此，不管中国自邓小平以来数代领导人都和李光耀颇有交情，也不管李光耀提倡的亚洲价值（即威权政治+高效能政府+政府公司主义）如何和中国的意识形态兼容，新加坡始终不会成为盟友。相反，李光耀在奥巴马甫上任即力劝美国重返亚太搞再平衡。而且不光是嘴巴上说，还开放军事港口给美国，协助美国在东盟区内的军事部署。
既然这是新加坡的生存之道，那就不由中国抱任何幻想。
因此，中国渴望打开另一条从中国西南接通印度洋的货运通道，无须经过马六甲海峡。无论是试图与泰国大米换高铁，还是在缅甸做基础设施投资，都正在和美国角力，但形势不明朗。另一条南下的路线选择是经巴基斯坦或孟加拉下印度洋。不管是哪一条，接着都希望接上斯里兰卡，替斯里兰卡修建世界级的港口，绕过印度。
东盟是中国倡议的海上丝路的前线起点，但也是形势最复杂的区域，也是除了日本外，美国影响力最根深蒂固的地区。
二、后布雷顿美元体系格局
中国的金砖银行+金砖国应急基金、亚投行+丝路基金与接下来上海合作组织银行，客观上是另起炉灶，与在二战后建立美国主导的布雷顿美元体系分庭抗礼。中国也是继大英帝国特惠贸易体系和美国布雷顿体系以来，第三个主导全球性金融贸易体系的国家。当然，在可见的将来，它们的协作也不可能取代布雷顿美元体系，最多只能分庭抗礼。美国自19世纪末成为第一大工业产能国后，也是经历了两场大战，50年后，才成为金融主导国。所以中国一直强调，亚投行等只是世银和亚银的互补，不排除合作关系。
未来10年内，只要中国内部不出现大动荡，人民币成为其中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基本不是问题。但除非有新的重大因素出现，还看不出人民币哪怕是在20年后能挑战美元的地位。（20年之内会不会爆发毁灭性的全球战争，主要资源会不会枯竭，又是另一回事。）在产业资本主义阶段，一种货币的力量，建基于一国之政府及民间组织社会生产和创造的能力。但在金融资本阶段，作为信用货币的信用之来源，主要是国家政治强权。据此看美元作为世界信用货币的强势，当然首先取决于其庞大的军事力量。美国的军事开支占了全球军费的四成多，比接下来的十个国家加起来还要多；它可以在两大洋上同时打两场战争（虽然最近开始调整这个军事原则）。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像以前的罗马帝国，靠强大的军事力量长达几百年地榨取周边地区的资源和奴隶劳动的超额剩余。罗马的核心基本上只消费而不事生产，输出的只有斗兽场、竞技场和大浴场等奢华腐败文化，却大量输入各种奢侈消费品。美国也是一样，靠印刷最低成本的美钞换取世界各地的资源，支持其国民的高消费，撑起被世界当作自由民主样板的现代化高生活水平。但美国比罗马更全面更优胜。
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资本高附加值的创新源头。并且是官方统筹推进的、高度组织化的军工科技引领，由化工、半导体、电影、电视、航空、电脑、金融、商贸模式、生物科技、互联网到智能手机，绝大部分促进产业扩张的资本高附加值创新都是源于美国。美元价值的最根本基础除了独占鳌头的军事政治强权之外，就是美国的垄断性提升资本附加值的创新能力。
现在中国上上下下盛行空想资本主义，以为只要搞所谓的国退民进，依赖神奇的市场力量，就可以像人家一样变出高附加值创新力。缺乏庞大的高新科技体系性研发投资和基于组织化的有效的协调统筹，敢问中国分散的民间资本在未来20年能发展出这种高附加值创新能力吗？在中国成为全球资本高附加值的创新源头之前，中国的货币还不大可能挑战美元，甚至欧元的地位。
按照矛盾论原理，将来能压垮美元的，估计只有愈益虚拟化的美国金融体系本身。随之而来的问题还不是我们是否心甘情愿长期替它埋单，而是如何才能及时地先从内部改变跪着埋单、自取其辱的“犬儒主义”文化对思想和教育的浸淫。
中国十多年来输出资本，欠缺整盘计划，在不少地方焦头烂额（例如利比亚和苏丹），也碰上不少壁（例如墨西哥高铁和斯里兰卡港口项目），正是因为缺乏亚投行这种政治性金融组织的支持与协作。说得通俗直白一点，就是即使只在美欧霸权的地盘外围到处插旗，也会被这些大佬恶霸出手修理。
中国虽然成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却不仅没有一个政治同盟，也没有金融同盟在背后支撑。尽管谁都知道只有二者相辅相成，大规模对外投资才能相对安全。对于前者，中国碍于“后冷战”地缘政治而一直刻意地回避；而对后者的改变，则主要在金砖银行和亚投行。由此看，这正是中国配合资本输出的跨国制度建设。
美国几年前为了防止有利于中日韩合作共赢的亚洲货币同盟的出现，高调重返亚太搞所谓的再平衡，不惜扶植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执政，形成围堵中国的太平洋同盟圈。为了排斥中国，美国倡议TPP，但几年来一直进展缓慢。中国作为应对提出亚投行，虽然美国极力劝阻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参加，亚投行却在短短一年之间，阵容浩大。美国的尴尬是本来为了排斥中国而搞TPP，却反过来第一次把自己排斥在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之外。当英德法意瑞等欧洲盟友宣布参加亚投行后，奥巴马召开了紧急国家安全会议，可见美国视亚投行的成立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大事。实质上，它挑战了美国战后主宰全球的金融霸权。
当然，盟友们不是放弃布雷顿美元体系这条船，而是在单极霸权疲态毕露后，为了保险，而多买一张船票。更何况，一带一路覆盖的，本来就是英法意老牌帝国的传统势力范围。中国强调亚投行大家都能分到利益，是拉拢利益同盟。
其实欧洲首先决定参加的是瑞士，但和中国秘密谈判，并要求押后公布，才使英国成为第一个抢先宣布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但瑞士和卢森堡这两个传统上很少参加国际组织的金融国也参加亚投行，表明了布雷顿同盟内部确实出现了问题。我们不妨称之为布雷顿体系的特里芬难题：就是美国已经开始和它所领导的同盟组织出现利益矛盾。
布雷顿体系建立是为了配合美国输出过剩的工业产能和资本，当时欧美双方利益是一致的；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大规模输出流动性，也是和欧洲的金融集团利益一致。但近年美国的金融利益导致欧债危机，双方的根本利益已经开始出现矛盾。这几年IMF和世银的改革停滞不前，也因为美国不愿放弃其否决权。美国领导的国际金融组织无作为，跟不上全球新形势新需求，客观上迫使全球出现另一个全球性金融合作组织。中国领头的亚投行，恰好顺势而上。各国反应之热烈，恐怕中美都始料不及。
早前美国与2013年10月构建的六方央行流动性互换同盟，预料可以有效防止欧美再出现大规模流动性危机。但这只是预防性，现在全球新局势需要积极主动的倡议。被美国资本利益主导的IMF和世银（及其分支亚银），明显变得僵化，跟不上全球格局重整的新形势。
中国能否趁此时机，领导建立新的全球性金融联盟？对于一个刚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处于转型期面对内部多种问题的产业大国，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三、西方同盟阵营关系重新调整？
这次亚投行创立，美国最尴尬的是二战后建立的同盟阵线首次出现众叛亲离的局面。美国严词批评英欧盟友，英国也高调回应。韩国和澳大利亚被压住不许加入，但最后一刻还是跳上了尾班车。结果只剩下很急于借此历史机遇恢复军事地位的日本和本来就不着紧的加拿大跟在后面。美国领导的同盟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出现根本分歧。
正如上述，美国领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开始出现特里芬矛盾。那么美国领导的西方政治同盟，是否也出现矛盾呢？有这个可能性。
首先在俄罗斯问题上，美国的态度非常强硬。乌克兰签订停火协议后，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一些国家进行漫长的军事演习，并且在演习后留下武器，意思是随时做好开战准备。而且美国坚持把俄罗斯交回克里米亚作为和解的先决条件，等于说是没有谈判的余地。欧洲盟友，尤其是德国，是否支持美国这种强硬的态度呢？德国的利益，本来和俄罗斯分不开。当然，美国并不真的想和俄罗斯开战。美国在各地缘板块搞的，都是分而治之，在区内挑起主要力量之间的矛盾，然后就可以从中获利。所以美国不愿意欧洲和俄罗斯走得太近。如果欧洲和俄罗斯结盟，整合成一个强大的欧俄（中亚），那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要借乌克兰危机挑起事端，而且态度强硬。就是要把俄罗斯推向欧洲的敌对面。换言之，美国的欧洲政策，很难说再与欧洲的利益完全一致了。欧洲各国在亚投行上公开与美国决裂，可能也反映了盟国对美国的欧洲政策有一定的不满。
北约，正如其名，是美国海权战略的附属旁支。北约的利益与欧盟的利益，是否再能保持完全一致？
亚洲也一样。韩国和澳大利亚本来是美国围堵中国及TPP的重要成员，但它们最后还是加入了亚投行，等于对美国投下不信任票。只有日本得到加强军事扩张的机会而顺势表示：“说明我们是美国的最忠实盟友。”
韩国一直的竞争对象是日本。只要朝鲜半岛统一，韩国无论在人口、军事和工业产能上都将足以挑战日本。为此，中国是韩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所以中韩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甚至将来在统一的问题上，韩国最终需要中国的支持。而美国实际上不想朝鲜半岛统一，以免亚洲演变成稳态的三足鼎立，日韩成为直接的竞争对手。更何况朝鲜半岛一旦统一，韩国愿意放弃核武吗？那么韩国将最终在军事上寻求独立于美国。所以美国的亚太政策，与韩国的利益，很难说一致。
日本也一样。日本同样面临资本过剩问题，同样渴求输出基建产业。国内的资本集团渴望日本加入亚投行。事实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倡议成立亚洲稳定基金，让日本成为领导亚洲的金融力量，结果被美国否决了。日本主导亚银，最后还是要仰美国的鼻息，区内每年8000亿美元的基建需求，亚银只批出135亿美元。表面是环保、人权等高标准，实质是要配合美国的政策。右翼集团表面上为了意识形态而实际上为了重建军事大国而坚持站在美国背后，但长期看也难说美国海权战略会与日本的军事扩张利益一致。
世界的利益集团变得多样化。美国领导的同盟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深。中国怎样在其中找到自己发展的位置，需要很大的智慧和谋略。中国过去20年的外交，说得好听是韬光养晦，但实际上是条件未成熟，形势比人强，只能龟缩，缺乏连贯统一的章法。但接下来的10年，中国外交需要积极主动的思考和策略。
四、输出发展的意识形态不够，急需社会公义的理念
美国在20世纪50—70年代，输出的是配合冷战地缘控制的发展意识形态。世银主导的发展主义遭遇发展中国家普遍高债务危机而破产后，美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外交话语，改为民主自由制度变迁。尤其是波斯湾战争后，拿着大棒子送上美式自由民主，成为美国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主调。但过去10年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结果引爆了永无止境的地区冲突，不仅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和数百万人的难民的代价；还亲手栽培了基地组织阿尔盖达、伊斯兰国（ISIS）这些反过来咬住美国殃及西方的政治产物。大棒子+民主自由的话语，已经没有多少说服力。这几年，美国的外交意识形态悄悄地转为大棒子+安全。即是说，面对日益严重的地区冲突（虽然它不说这些冲突的大部分根源都是美国），需要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介入。
而一带一路的倡议，是和平发展。即是说搞好基础建设，促进经济发展，自然会减少冲突，变得和平。无疑，和平发展，要比美式的大棒子+安全更靠谱。贫穷和不公义，是极端主义的温床。但输出基建的发展主义，也有可能导致区内各种社会问题爆发。“和平发展”这套话语的盲点，也是中国内部矛盾的折射。如何避免亚投行重蹈世银那种破坏环境和原住民稳态生计系统的错误？如何令基建带动在地化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换言之，怎样避免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变成另一对与IMF和世银同类的魔鬼？虽然中国这几年输出基建援助强调必须有利于当地的实质生计，但“基建发展”作为一套话语，还显得比较苍白，不足以在道义上挑战美国的所谓“民主自由”。
既然一带一路是一种制度权竞争，那么决定其成败的关键，是核心价值的话语竞争力。中国必须形成一套内生性的社会公义论述，来应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民主自由话语及其外推的制度变迁软实力。
当然，如果中国内部正在以城市化吸纳过剩产能而不顾乡土文化及资源环境；官方面临30年发展主义所带来的贫富分殊、环境恶化、腐败不义、道德伦理崩坏的严重社会矛盾而束手无策，我们怎样有信心这套“基建发展主义”的话语在海外会有说服力呢？发展生态文明，只能建基于多元化社会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之中；而构建和谐社会，也只能建立在符合公义的社会财富分配之上。
可见，如果中国缺乏一套内生性社会公义的论述，输出基建发展主义，不足以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话语。
我们团队的各研究课题，例如乡村建设、社会冲突缓和机制等，也必须有这个高度的思想意识，必须把我们的知识生产提升为一套可以输出的中国（或乡土社会）式社会公义论述，才可以使“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拥有话语权。
换言之，“一带一路”本身是没有灵魂的，它需要更深厚的社会公义思想和文化内涵。否则，它面对亚非欧大陆上的多样民族、多元化文明，在遭遇地区冲突时，将苍白无力，缺乏文化对话的能力。
只有过剩的产业和金融财力，而缺乏深厚的社会公义理念和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视野，在本国连生态文明战略都难以落实，连真正的内生性和谐社会也建设不了，还能侈言什么东方复兴、和平崛起，更遑论可以输出足以改变世界的实践。
综上，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成败在于话语权，当前急需内外兼修，自省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