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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通过国家赋权与地方创新破解“三元悖论”——重庆发展经验解析
从国家综合性安全角度看，重庆是长江上干流最西部的重要战略城市之一、“长江国防体系的三大支点”之一，重庆所在的西南地区也是明清以来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重庆模式”这一概念最早是在2010年由七大部委联合推出，当时认为其优势在于通过系统工程解决重庆房地产问题，同时在促进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随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对于重庆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从更长的时间维度以及宏观层面进行剖析。本文认为，中国自清末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一直没有破解的中央—地方—基层“三元悖论”，在重庆得到了相对有效缓解，是以其区域创新值得持续关注。
近代以来，如果以19世纪末为起点，则可大致将重庆的发展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金融化三个阶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势力愈益侵入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重庆于1891年开埠，由此拉开了这个内陆城市与全球政治经济接轨的序幕。
开埠以后，近代工业和外国资金以及西方宗教开始涌入，重庆的政治、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加剧，20年后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也开始在这里埋下伏笔。从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重庆的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是面向本地区民生消费的轻工业，兼有采矿等资源型产业和航运、金融等服务业。但是受资金和地域限制，这渐进而缓慢的资本主义发展期间的企业普通规模小、资金力量弱，重庆并没有能力自主地形成完整的产业结构。这是重庆的前工业化阶段。
后来，重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特点明显，可称为“三次飞来的工业化”。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始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带来的“突变”。1937年冬，日本军队占领南京，民国中央政府被迫西迁至重庆。1940年宜昌失守前，堆积在宜昌的申钢厂、渝钢厂、航空兵站，以及广东、陕西、南京、巩县等兵工厂的器材抢运入川，重庆一举成为各种工业和党政机关、大学等集中的地区，直接带起了重庆的第一次近代工业化和现代社会发展。由于“内迁各厂中，迁往重庆的占了半数，且这半数之厂均为兵工署所辖重点厂家，应该说是我国兵器工业的精华”，这为重庆的工业化打下了深刻的兵工特征的烙印。
第二次工业化同样出于战争威胁下地缘战略的考虑。1964年，三面受敌、处于“新月形包围圈”下的中国启动“三线建设”，将沿海沿边工业基础迁往中西部的三线地区，重庆有了依托举国之力进入第二次工业化的机遇。到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领导人对美欧开放之前，西部都是国家工业投资的重点；重庆兵工工业得到强化，成为重庆第一大支柱产业；重庆成为整个西南地区的军重工业高地。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政府在宏观经济危机压力下提出的应对性改革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中央决定大裁军的同时期，大幅度减少军工投入；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财政分级承包制下有了财政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部分兵工工业转向民用产业，重庆可以利用自己的发动机和钢铁产业基础生产摩托车等适合山地消费的产品，乡镇企业也乘势而上，成为支持农村公共事业、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但大部分过去由政府供养的兵工工业部门转到面向市场求生存以后，因本不具备面向市场的条件而遭遇重重尴尬乃是势所必然，就像苏联解体后集成了大量高科技的航母也只能切割了当废钢板来卖。
80年代后期，中国在外汇短缺的背景下实施政策优惠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对外开放”战略，沿海地区直接进口生产设备从事“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内陆地区的第一部类的生产部门（生产工业设备的部门）不能与下游的生产终端消费品的第二部类生产部门形成产品交换和价值循环，发展空间被进一步挤占和压缩。重庆资金、技术、人才都“一江春水向东流”，麻雀、孔雀都往东南飞，在国企衰败、职工下岗这样的恶劣环境之内，依靠暴力抢地盘、抢生意成为最低成本的资本扩张手段，由于在山区维持正规治理的成本显著高于平原地区，重庆的经济和社会治理都如其“雾都”的天气一样呈现灰蒙蒙的色调。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
正如重庆国资委主任崔坚所说：“重庆的基础非常薄弱，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困难的双重叠加，而当年国企全面脱困目标，重庆差一点就拖了全国的后腿，实际上全国的国企全面扭亏为盈时，重庆还有70%的大面积亏损。”
到了2004年，重庆的国有企业“小、碎、散”，历史包袱依然沉重，结构性矛盾突出，亏损面仍占70%以上，超过270亿元不良债务难以处置。
重庆第三次“飞来工业化”，既是在上一轮工业化衰败的重要背景下，也是在中国在缩小区域差别的同时面临新的世纪挑战的重要背景下发生的。
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和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国家地缘安全的问题再度受到重视。同期，中央政府以国债投资为主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至今已经实施了15年，极大地改善了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环境。
2002年，随着国有银行进入商业化改制的攻坚之年，金融资本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而将授信对象的范围缩小，只有财务报表优良的国有企业，或是有土地作为抵押品的企业，才能容易地获得贷款，前者是有国家信用支撑，后者则是因土地广受投机资本青睐而比一般实体产业更具有升值潜力。在大多数地区，后者更具有普遍性。因此，金融资本因追求自身独立利益而转向与投机领域相结合这个趋势性转变，使得沉淀成本高的实体产业得难依靠自身的实体资本在市场化条件下生存。
金融资本异化与产业资本叠加国际资本大量涌入国内所带来的挑战是全国性的、结构性的。对此，可以用“三条微笑曲线”来概括这一演变态势。
第一条是指一般意义的微笑曲线，主要是金融对产业的异化导致了产业链的分化而形成的。过剩资本首先对国内各种资源和要素进行再定价，导致资本过剩的发达国家将实体产业的生产制造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在产业链分工上，形成了发达国家占研发和营销两头高附加值，发展中国家只占据底端低附加值环节的格局。第二条微笑曲线是指，自美元与黄金脱钩而与石油、粮食等结合，国家收益分化形成了资源型国家、加工制造型国家和金融型国家这三大类群，拥有资源主权的资源型国家因可以搭金融资本国家货币增发的便车而收益大增，加工制造型国家则因为资源与资金成本提升而收益下降，这个“两头高、中间低”的收益格局课题组归纳为“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第三条微笑曲线指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的投机金融资本涌入，另一方面由于在上两条微笑曲线的作用下国内实体产业收益低，资金剩余不再向实体产业回流，从而形成与第二条微笑曲线类型的垄断性资源领域和金融资本两头收益高、中间产业资本收益低的局面。
以上三条微笑曲线叠加之下，发展中国家普遍呈现经济泡沫化和产业低度化。
今天中国疲缓的经济形势以及居高不下的房价，某个角度上都是这一矛盾持续深化、积重难返的产物。迄今能够成功应对这一挑战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屈指可数。
因此，最近十多年来重庆高潮迭起，并在中国经济整体进入增速放缓的“新常态”的情况下拔得经济增长头筹（2015年重庆经济增长速度在全国各省份中名列第一），既离不开中国宏观经济背景的重大转变，也离不开重庆适应金融资本规律的系统性的发展创新。重庆的第三次工业化和金融化并驾齐驱，成为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这个普遍规律下为数不多的一个发展特例，个中经验值得认真研究。
以下为课题组提炼出来的几条关键经验。
第一，以土地作为杠杆，去撬动庞大的存量资产。
2002年年末，重庆组建城投公司、地产集团、高发司、建投公司、开投公司、交旅集团、水投集团、水务集团等八大政府性投资集团。这“八大投”初期主要依靠土地储备为杠杆，用土地作为抵押来获得银行贷款和发行企业债券，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413]由于土地价值正处于上升期，以建设—移交（BT）模式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相当于资金套期，则既解决了项目启动时的资金稀缺难题，又使土地的增值收益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第二，地方政府利用隐性资源建立“价值化债务转换机制”，构成企业债务与固定资产和银行金融资产对接起来的通道。
这是通过著名的渝富公司完成的。渝富公司先以省级政府的经济辖权为支撑，获得国家开发银行17亿元贷款；其后以打包打折的方式以21.5亿收购重庆工行157亿（本息）不良贷款，再对这些不良资产进行解包出售。各债务企业可以用现金和土地抵押对资产同样打折赎回，如果没钱就实行债转股。渝富公司用所得收入来归还国开行贷款，并对持有股权的企业资产进行跨公司重组，将土地或现金资源注入公司，使其能符合银行的信贷条件而获得贷款。这样就把僵尸资产变成了正常资产乃至优质资产。由此，重庆不仅借国家金融力量消解了部分上一轮东部沿海开放导致西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债务负担，还形成了在新一轮宏观经济景气周期中借势而起的基础。
重庆位于西南山区，其土地资源开发本不具有区位优势，也因企业大面积亏损而不易受到资金眷顾，但在21世纪初全球产业向中国转移推动一个资产价格上涨的长波、城镇化进程在各地方兴未艾之际，用在地化的土地资源去与最具有流动性的资金要素结合，获得了重庆开展第三次工业化的第一桶金。有了对土地和资金这两大要素的配置主导权，如下创新便可以乘势推进。
第三，打造综合性的地方金融体系，和地方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提升为主要内容的实体产业发展互为表里。
在金融放贷权上归中央的条件下，地方金融的作为空间被压缩。重庆统筹地方经济发展的核心经验有三条：一是打造地方综合金融体系，综合利用企业债、城投债、证券、信托、股票、银行贷款等多种金融工具，消解实体资产投资沉淀性的不利影响，实体资产信用化，信用收益内部化，包括机构投资者在内的大量民间资本源源不断流向重庆，补充重庆大规模开发的资本需求。二是在综合金融平台的基础上，用“全资产”作为金融信用来源，来代替传统的“现金流”金融（以收益率等流量型指标作为贷款依据），满足基本建设和产业结构提升中资金沉淀量大、回收期长的需求，推进实体资产与金融资产协调发展，互相借力，防止金融领域泡沫化。三是实体产业综合扩展，既加强道路、桥梁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引进惠普等高端外资制造业促进本地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同时繁荣本地中小企业。通过全面涵盖各种投资层次和就业渠道，既巩固了地方金融生态环境的经济基础，也实现了发展收益面向全社会的分配，提高了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第四，畅通上述综合收益（课题组称为“总租”）的分配渠道。
与一般地区土地—资金的二元结构不同，重庆构建了土地—金融—实体产业的三角形资产结构，重庆在土地、劳动力和产业发展上的全面动员，客观上要求形成全民都有获得感的分配机制，才能维持这种动员机制的持续运作。
由此形成课题组对重庆“五大战略”之“民生重庆”和“平安重庆”的政治经济学解读：只有通过国家暴力机器的介入洗出灰色资本，才能重构如上综合收益对国资、外资、民资的顺畅的分配渠道。
第五，是地方政府代行国家体制产生了超额制度收益。
重庆市长黄奇帆认为，一般地方只有一个税收财政，而重庆还有第二财政和第三财政。第二财政是基金财政，即国家基于专项目标而转移支付的各项基金，包括西部大开发等多项国家战略的生态补偿、移民安置、经济发展、交通运输等多个方面。[414]
除此之外，中央政府对重庆还有多项制度赋权，比如在金融结算和海关通关上，使重庆拥有了获取超出一般地方的制度收益的机会，也可以一定程度上作为“区域次中心”对周边五省进行跨区域整合，重庆当然也会由此占有一份超额的制度收益。
综上，重庆地处内陆山区，能够形成资本积累的资源禀赋极差，因此“三次工业化”都是依靠国家投资而形成的，这种国家赋权服从的是国家整体安全。重庆当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工业化也是如此，虽然主观战略设计上似乎不那么清晰，但从国家经济布局的客观调整来看，国家财政资源、制度资源下沉西部，对于纠正中国长期偏重于东部沿海地区而使整体经济安全受到挑战具有重要的正外部性，因此，国家赋权与地方发展创新在重庆形成了双赢格局，对于破解20世纪80年代地方工业化以来形成的中央承担最终风险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从而导致中央风险与地方竞争双输困境，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