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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SARS”的讨论:改革机会与方向
这次SARS危机确实给了我们一个调整的机会。
温家宝总理在中国农业大学的讲话非常动情,他指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性的问题:希望大家更多地关注农村、关注农民。他这种有感情的关注,让我深深体味到一个新总理的遗憾,他实在难以根治因为具有垄断地位而积重难返的卫生体制,于是不得不动员社会有感情地去关注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总理面对的公共卫生体系是什么样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县以下农村至少有51万的专职医生护士,乡以下有146万赤脚医生,还有62万接生员。诚然,这些人都没有“城市老爷卫生部”颁发的证书,都没有考过外语,都没在国外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更没有今天的医生拿红包的腐败;但他们却保证了我们这个国家80%以上的农民享受到起码的公共医疗服务。现在呢?总理知道农民去不起医院,他曾经问:有多少农民的孩子是在家里出生的?多少病人是在家里死亡的?回答是:80%以上。
那些在农村蔓延的疾病仅仅是SARS吗?到现在全国感染SARS的才几千人,农村只占其中的几百人。我们的舆论关注那些感染人数过百万的疾病吗?性病、艾滋病、肝炎、结核病,都是过百万的……当人们讨论SARS的时候,有谁讨论到这些受害人口更多的疾病了吗?如果不讨论这些问题,难道是在讨论公共卫生防疫体制改革吗?
什么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看看今天乡以下的农村还存在多少卫生院,还有多少乡村医生,还有几个基层的合作医疗?20世纪80年代农村集体化解体的时候合作医疗剩下了5%左右,90年代曾经搞合作医疗体制建设,当年投资后恢复到超过6%,但第二年没有了投资,恢复不下去了。
前不久中央接受了“‘三农’问题”这个概念。领导同志召开座谈会,会上有一位研究人员出身的领导干部,专门就农村医疗卫生情况的现状做了一个报告,比较了城市和农村:90%左右的农民死在家里,接近100%的城市人,除了在路上意外死亡的,基本死在医院里;90%的农民孩子出生在家里,接近100%的城里人出生在医院。这就是目前的医疗卫生现状。温家宝同志接任总理之前很重视这个报道,指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这个数字。
问题是,虽然我们要建立现代医疗卫生体制,建立现代防疫体制,但如果我们到农村去看看就会产生疑问:在农业产值占GDP已经到了15%以下、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64%这么一个结构上怎么建?且不说年人均国民收入不到1000美元、农村人均日收入1美元以下至少有1亿人的中国,年人均收入达到8000美元的巴西,建起这个体制来了吗?印度建起来了吗?在我国农村一片组织空白、制度空白的情况下,无论搞什么现代化的体制,都有无源之水的问题。因此,即使有投资,请问怎么建设?
当年毛主席一声令下,赤脚医生在几年时间内就能使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立起来,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农村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系统。现在这套系统我们还有吗?它已经被彻底打碎了。当然,原来那套组织系统有严重的弊病,存在大量的问题,我并不是说当时的情况是好的,今天的就不好。关键在于,有些西方有效的经验不可能照搬,制度也不可能拿来就用。
比方说建立现代法制,在农村按照怎样的标准来实现?谁养活这么多法官和警察?警察制度是高消费的机器,制服、警车、警棍,等等,一大笔开支,谁支付得起?如果真按照西方的标准,每万人配一定警察的比例建起来,徒然加重农民的负担,这不是恶性循环吗?这条路在农村完全走不通。我们提倡法治,小知识分子们就号召农民去打官司,但没有人去想,为什么老百姓长期的文化传统是迫不得已才告状。我们好多法学界的年轻人鼓励农民打官司,真以为打官司能解决问题?其实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在农村搞现代法制是昂贵的,根本没有财力能够支持。离开北京30公里以外,看看这些乡村的收入,看看这个收入能不能支付得起我们现在法律制度规章规定的费用——根本支付不起。
十六大指出“三大差别”,提出今后二十年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已经英明地告诉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个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至少应该知道,城里搞的这种现代制度不适用于农村。我国就是这样一个二元结构社会,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农村是小农经济,相对它落后生产力的就是传统社会,面对这样的经济基础,知识分子来不得半点浮夸,政府也来不得半点照搬。
我们很担心现代化被照搬到农村,把老百姓逼得造反,所以才强调:中国特色不是儿戏!现在的“特色”已经很清楚,我们仍有9亿人可以被定义为弱势群体,那些千千万万进了城的人也只不过把贫困平移、空间改变。强资本弱劳工的局面已经形成,而且,在权力、资本、知识三者已经结合的条件下,我们到底能够改变什么?现在强调法制社会,所对应的是大量的犯罪,可犯罪的根源是什么?清华大学的调查证明,进城打工的农民连续三个月失业的占30%以上,失业后能干什么?非偷即抢。所以,贫穷是万恶之源。
温家宝总理在中国农业大学讲话的时候特别动情,我体会他的遗憾就遗憾在缺乏手段。如果我们把SARS当成了危机,而不是把它当成机会,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把它当成充分地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机会,把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问题重视起来,把全民实现小康社会这个大目标重视起来,让我们的公共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向农村倾斜,真正考虑在农村建立一个符合实际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我们不是最担心SARS向农村扩散吗?SARS之所以被控制,靠的就是党中央要求全党服从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现在,中国就得益于还存在这个能够集中指挥的政治基础。十六大已经指出主要矛盾来了,只不过到现在为止各部门的工作仍没有跟上,只要党中央要求各个部门继续“一把手”负责制,都好好反思,为什么自己这个部门不跟十六大保持一致,为什么不跟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也像这次采取撤换干部的办法,何愁得不到重视?问题何愁得不到解决?
此外,新闻界应该说说这些话,就像1998年的洪水一样,当年曾经发现水利部敢把水利资金拿去搞楼堂馆所,现在我们怎么敢保证卫生部得到防疫资金不被用来搞腐败?
总之,希望各个部门各个地方能够跟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危机转化为动力,认真地讨论中国面临的真正问题,这样,弱势群体的问题就应该进入大家的视野。政策研究界应该逼着各部门抓紧把有限的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如果这样转变,我们就能早一点走向全面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