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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我的另类生活体验 ——忆我的21—28岁
2.5 我的另类生活体验
——忆我的21—28岁
人才计划七期 魏川[1]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勇敢实践另类生活的年轻人。
走出象牙塔
“我是谁？”
在我21岁时我有机会去寻求答案，去触碰这个问题的核心。
我21岁考上大学，还记得上大学前的那个暑假，完全没有对家庭的不舍，整天被一些想法激荡着，脑子里想的是：我自由了！我可以去做我自己了！我可以对自己负责了！一场新的探险正在召唤着我。虽然前途充满未知，但内心充满期待，想去体验所有，想去实现自己心中所想。
我的大学没能给我提供相应的条件，我便自己去社会上做各种兼职，想证明自己有能力养活自己，更多的是想去接触这个社会。我卖报纸、发传单、做清洁工、送外卖……小心翼翼地去从事不同的工作，那时还不是很有意识，也没什么计划性。借由这些工作，我慢慢地去了解自己、触碰社会。即使是兼职工作中待遇很好的，我也不会长久去做，我无法使自己困在一份狭隘、重复的工作中，我想尽可能多地去体验各种不同的生活。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家庭对我的包容。同时，我也为这个社会使我的同龄人过早地背负生存压力，无法探寻更多的可能而感到遗憾。
我发现自己充满极大的热情和能量，对社会、政治问题非常关注，有强烈的道德感，属于理想主义。我总想和同学们谈论政治家关心的问题，但我并没有意愿从政，我觉得每个年轻人都会关心社会问题。能和我有工夫交流的人极少，同学们忙着更现实的事或者沉溺在游戏中。我很失落，只能看书或者在湖边散步排遣，甚至一度不想再上大学了。
后来，机缘巧合之下参加了学校的“支农协会”。我可以和一帮人一起聊人生、一起下乡、一起支教。我在社团里是比较激进的，对社团的官僚作风很不满，不喜欢什么“会长”“干事”这些称呼，只是觉得我们一群人可以做点事。我总是不管各种制度，天马行空地去想去做。
参加支农协会后，我的思考更落地也更深了，并且不只停留在思考层面，更有了真实的感受。但我用的还是旧有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所以常常陷入其中。我多么渴望身边有良师益友啊！我希望有我可以学习的楷模，有我可以请教的师父。参加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第十届“支农调研交流会”，正是我生命的一大转折。
我遇到了“和我一样”的一群年轻人，在情感上得到了极大满足，觉得自己不再孤独了。同时诸位老师对社会问题的讲解，为我提供了解读社会问题的不同角度，让我从原来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和队友在乡村支农的一个星期里，我的潜能被最大限度地激发。面对陌生的一切，面对所有的人生第一次，我既要给孩子们上课，又要买菜做饭，还要入户调研、参与文艺活动。我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勇气推开农户的大门，我也忘了我是怎么准备一堂课的，我只记得在三伏天的大中午，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顶着大太阳去十几里外买菜，赶回来后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下午的工作。
那次下乡让我有机会直面活生生的老人、妇女、儿童，他们不再只是我脑中思考的素材，他们是真实、丰满、感人的生命。我想为他们做些什么，但真正能做的很少，但我却得到太多，不自觉间我被融化了。我发现自己有看到苦难会生起怜悯之心的特质，我也感受到自己在奉献过程中得到的喜悦与踏实，仿佛那就是我生命的意义所在。
因为那次经历太惊心动魄，在我给别人讲起时总会语无伦次，我不知道该怎么用言语表达我内在经历的一切。那次下乡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我决心在乡村建设这条路上走下去。所以，我参加人才计划，进行更深入的学习便顺理成章了。
参加人才计划前我略微有些犹豫，因为还在上大三，可能面临休学。鱼和熊掌的难题摆在我面前。我总结出来，现实利益的问题很难有个答案，因为一切都是在变的，人有旦夕祸福嘛！只要走正道，上天是会公平回报你的。我不知道自己是真有勇气还是子路式的“暴虎冯河”，总之，最后我休学手续没办，没跟学校打招呼，也没跟家里人说，就参加了人才计划。
从甘地身上学习乡建
我是2011年参加第七期人才计划的，到现在已经六年了，这六年是不停追问、不断寻找的六年。人才计划学员的经历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我始终感恩在乡建中心的经历，感恩它在最恰当的时刻——我可以独立探索真理的时刻出现。感恩它为我打上一层关心社会大众的底色，给我带来解读社会问题的另类视角，给我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勇气。
刚参加人才计划时的我，和同期的刘培、康丽参与了“国仁绿色联盟”[2]的工作。当时全社会正笼罩在食品安全问题的焦虑中，人们迫切期待健康的食物，绿盟的事业正是此时慢慢红火起来的。像挑豆子、筛茶籽粉、产品包装等劳动，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上。参加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我们抬着几个几十斤重的收纳箱坐公交转地铁加上步行。面对消费者时，我们很难用简单的话语让他们理解绿盟到底是什么。我们也都不懂营销，幸而我们产品的质量好，慢慢积累了许多回头客。
我们会对自己的身份有疑惑，我们是不是“二道贩子”？我们怎么给予农民支持？当时脑子里冒出的问题大多和要具体怎么做好手头工作无太大关系。
一边是消费者期待健康食品，一边是农民渴望增加收入，中间还有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生存，绿盟仿佛诺亚方舟一样要承载很多东西。要驾驭这艘船，的确是需要专业素养的，我们都“太年轻”了。在那轮关注食品安全的浪潮过后，销售趋于平稳，竞争日趋激烈。我们的学员期也结束了，继续做下去就会有开支，成本陡然提高，很难有盈利。后来，绿盟挪到了小毛驴市民农园在柳林的农场，但问题仍没得到解决。所有制是模糊的，也就没有人会真正承担责任，这次转型没有成功。面临困境时我们开会讨论，但没有经验的大家做的又是一次探索性的试验，所以也找不出问题的症结。
人才计划培训的后半部分时间我基本都在河北衡水安金磊老师的农场里。第一次见他是在一次讲座上。见他之前我看了他的介绍，一种钦佩感油然而生，内心似乎在说“这正是我要成为的样子”。会后，我跑去找他，我问：“能让我看看您的手吗？”现在想想也觉得自己胆大、唐突，但当时就是想确认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勤劳。
很快，我们便有机会去他那里。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晚上我们一起学习。他推荐我们读《论语》，练八段锦。我始终在想：“这是一个农民吗？”虽然他和别的农民一样生活在农村，但他的精神状态、所思所想完全不是一般农民的样子。我仔细地观察过他，留心他的一言一行。
刚进他家门的情景我现在还记得，他正蹲着开心地用手洗衣服。农村的男人是很少做家务的，况且现在又都有洗衣机。他家里墙上挂着“晴耕雨读”“量周沙界”等装裱的字画，很有文化气息。他们家信佛、吃素。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好奇。一周的生活下来，他在点点滴滴生活细节上给予我们指导，农具如何摆放、门如何开关，等等。假如换一个人来教我，我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但他这么一说，我就觉得格外有道理，会格外信服。
在一周的生活里，我的心仿佛放慢了节奏，过起和他一样的生活。相处之中，我对他越来越信服。他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看到一种生活典范，他的行就是他的言，他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的“道理”。
我第二次去，是随部门负责人一起去的，但负责人要走时我却提出“留下”。我是较少主动提出自己需求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选择了“留下”。
在我结束大学那边的事后基本在安老师那里。这期间有人才计划的结业，我甚至没有和七期的伙伴们一起去领温老师颁发的结业证书，因为想着地里农忙。我只记得结业文章最后写着“我已经知道自己不做什么了，但我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2012年冬天，我把小额项目收尾后离开国仁绿色联盟，也告别了乡建中心。
在当学员期间结识了一个朋友，我叫他“老毕”。他会给我讲佛教，我一开始斥之以迷信，后来慢慢琢磨并重视，也开始对宗教感兴趣，因为它里面的确有许多人生哲理，甚至能解释宇宙生命乃至社会问题，只是侧重于人心的角度，我觉得也很好。加上在安老师那里的生活体悟，我慢慢认识到“要想改变世界，得先改变自己”。如何改变自己呢？儒释道三家都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于是最终回归到了文化。
我慢慢试着用温老师的理论解释现实层面的物质世界，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解释意识层面的东西，虽然生硬，但颇有趣，有时两者都能互补或呼应，我就格外高兴。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时我就让自己放下，在心灵层面有了感悟时就告诉自己赶紧去实践。
儒释道三家都讲“修行”，而真正的“乡村建设”就是修行。就像潘家恩老师说的“乡村建设不等于建设乡村”，那么乡村建设是干什么？我的理解是，乡村建设是“人的工作”。在这个时代，就是恢复人类应有的生活、生命状态，构建更加和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从事乡村建设的机构里工作，但这并不妨碍每个人做“乡村建设”。我内心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做乡建”。对于我这个生命个体，该做些什么呢？匆匆一年的人才计划之旅，还没来得及找到答案便结束了。当生命走向成熟温和，面临组建家庭、养家糊口等现实问题时，我又该如何找到做乡村建设的力量源泉？如何将自己的生活和乡村建设的理想统一起来？如果不在这个过程中看清自己，在乡村建设的道路上是走不长远的。
我的乡村建设之路是一条“内心建设之路”。人才计划结束后，我在现实与理想的博弈中继续寻找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寻找自己的“乡建之路”。在此，我不得不推荐《圣雄修身录》《圣雄箴言录》这两本书，甘地将乡村建设与个人成长的关系讲得很透彻。这两本书我一直带在身边，它们帮助我很好地整合理想与个人生活，也将乡村建设从“政治经济问题”的范畴提升到宇宙人生真谛的层面上。
一路走来，我曾多次想放弃，想着“就老老实实像别人一样生活”，但终究抵不过内心的召唤。直到某一天，做乡村建设从外在的理论推导和道德约束变成一种自愿自觉的生活方式时，我才算真正开始做乡建吧。
返乡与新青年绿色公社
毕业后，自然面临就业、婚姻等现实问题，即使你不着急，你的父母也会替你操碎心，而他们的情绪又会影响你。我的父母也一样，他们担心我在物质层面落后。我会跟他们讲道理，但我发现跟亲人讲道理基本没用。
婚姻和工作是两道很大的坎儿，能看出你内心真实的想法。我看到许多曾经一起下乡的支农队友仍然选择了主流的工作、生活模式，一些女队友匆匆结了婚，在理解之余也唏嘘。在分水岭面前我不得不和上一个阶段的同路人告别，走一条更少人走的路。
我的确深入思考过自己将来要过的生活，因为在做学员期间我接触到很多生活理念，便不想从事某些带给个人及他人身心伤害的职业；不想与没有共同理想的伴侣牵手；不想自己的孩子接受填鸭式教育……那么，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便需要有一群人一起才能实现。我便想到乡建中心“新青年绿色公社”这种模式。鲁道夫·斯坦纳说：“我们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使年轻人带着自身使命感进入这个世界，他们能够对自己在世界中的生活自由地赋予形式、方向和目标，而不是去填充由过往世世代代造就的位置。”
于是，我来到顺平县的一个村子，之前乡建中心在这里做了“新青年农场”，我准备把“新青年绿色公社”在那里做起来。想想那时，自己真是什么都不管，也什么都不怕，只身来到陌生的乡村。找住处、租田地、开磨坊，一个大学生来到山村里生活，这成了当地的稀奇事儿。他们来我这里加工谷物，有时完全是“猎奇”。问我：“你来我们这里做啥？”我不能说“建设新青年公社”之类他们不好理解的话，并且我自己也确实没想清楚，我只能用“咱们这里好啊”这类的话搪塞。乡村的生活对我来说同样充满新奇，因为要像当地人一样劳作才能生存，所以比做学员时更加真实。同他们一样早起，在有集市时去赶集，还养了几只鸡，甚至开始做发酵床准备养猪。白天干活，夜里看书，真是跟隐居一般。
现在回忆起那段岁月，我个人的生存技能得到极大提高。生活上让我为难的是，我是一个人，不能又去地里干活又帮人加工谷物。我更真切地体会到乡村的凋敝，那种真实感不再是停留在脑子里的，而是穿透心灵的。我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已属不易，不敢奢谈别的。
后来，我得知乡建中心在转型，不会在这边做工作，也不会再有人来。同时，我租住的房子和磨坊的户主也要拆建新房，我自己也失去了信心，便离开了那里。
回到家中，我并没有“安分”下来，想着在家乡做乡村建设。我的想法是先从自己熟悉的“生态农业”做起，然后带动身边人一起搞生态种植，成立合作社。正赶上魏丰收（人才计划三期学员）在河南开展乡建工作，他“下的棋”很大，大学生支农社团工作、生态农产品销售、爱故乡工作站等都要一一开展。我能感觉出这些事情像一粒粒散着的珠子。他还没有找到把它们穿起来的方法，觉得我能做大学生社团工作，就把暑假交流会的工作交给了我。那时，虽然人已离开乡建中心，但我在情感和思想上还是非常认同的，所以，他找我做事情，我也觉得还是在一家单位里，不能拒绝。
他筹措了5000元钱来举办第十八届支农调研交流会河南分会，就使用我舅舅在村里闲置的毛坯房。那时，我一面照顾田里的庄稼，一面准备交流会。这点钱实在太捉襟见肘了，又要刨除给房子跑电路的1000多元。记得采购物资那天，我中暑头晕，为了省几元钱，顶着太阳在批发市场里一家家问席子的价钱；洗脸盆，是我直接去废品站挑还能用的；被子，联系大学社团收购二手的；桌椅，租乡村里搞宴席剩下的一些，把姥姥老屋里落满灰尘的旧桌椅搬出来洗洗。放PPT需要让屋里变暗，我们买不起窗帘，就扯了点床单布钉在窗户上。买不起那么多褥子，绞尽脑汁想不出解决办法，甚至想买盖大棚的草帘，但又觉得太不像话，四处打听后，购买了几卷盖蔬菜的毡布。所有来讲课的老师一律没有讲课费甚至不报销路费，吃饭也和学员一样。
然而，办交流会最大的困难并非财物，而是我作为中间人要帮着在村里协调各种关系，这也是不容易被看到的。设想一下，一群陌生人来到一个村庄办活动，怎么可能不让人“好奇”，特别是那个村子又处在被拆迁的“虎视眈眈”中。还有一个插曲，我二舅要在村里办暑假班，大学生们开展支教活动就跟他有冲突，只好让学员们与他“合作办学”，后来又让学员们去另外一个村子支教，每天往返住地。即便如此，仍影响了二舅的招生，而我在村里的地又是租他的。他跟我诉说不满，姥姥也得知了，我的压力更大了。
那时，真不知哪里来的信念和干劲儿，这些硬是都撑过去了。
我在家里种的地是舅舅租给我的，之前一直租给别的村民，从别人手里收回来难免会让人不舒服，这也让舅舅为难，而舅舅肯租给我，完全是因为关系亲近，所以，关系一旦处不好，随时都有被收回的风险。那些地块儿又分散在相隔很远的地方，耕种起来颇费周折。许多农活是需要劳动工具，需要人帮忙的，我手头是没什么钱，家里也不肯借给我，幸而五舅资助我两万元，让我可以先把农事开展起来。
要照顾好那些地并不容易，因为不打药不上化肥，就特别需要人工。一个人干活是最难熬的，常常需要有人搭把手，也需要有人说说话。家人因为我种地承受了很大压力，我也尽量避开村民们，早上比他们早到地里，晚上等他们都回家了我才回。
一年下来，虽然日夜在地里劳作，但算下来还是不能养活自己，即便如此，城市化的脚步很快蔓延至我所在的村庄，那里要开发成“电影小镇”。拆迁已成定局，我犹如泄了气的皮球，这次艰难的返乡活动便在复杂的滋味中结束了。
乐观者与悲观者的合作
处置好一年的产出后，我收拾行囊到了北京一家将农业、教育、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学堂“普润园”。在那里，我遇到了人生中又一位重要的老师——米莱老师。米莱老师做过大学教师、音乐人、环保人士，也曾在深山中独居，后来终于明了自己所担负的使命。他传奇的人生经历讲出来就能给我足够的指导，他充满艺术气息却又踏踏实实。和米莱老师一起工作，他总能教会我许多东西。开车时，他教我怎么开得省油，一方面出于他做环保出身的敏感，另一方面也出于他细心的体会总结。他天马行空却又能朝着一个方向一直努力，并灵活调整策略。
2015年年初，米莱老师接收了房山一个农场，我们一起商量怎么把农场利用起来。他思路活跃并敢于实施，看到农场堆积的旧建筑材料，便很好地把它们利用起来。那些旧材料被拿来铺设栈道、搭建谷仓、做木桌、做池塘围栏等。我是绝对想不到他会利用钢管、钢板构建起一圈池塘围栏的。
我总是从悲观的角度提出困难或分析如何不可行，他却总是充满信心的。我们一开始商量看看农场可以种什么，试着种蔬菜、姜、土豆等作物。虽然有收获，但灌溉、人工成本过高，菜大量上市时吃不了也不好销售掉。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优势就体现了出来，面对没有经验的事物，不怕失败，没做成就总结经验及时调整。
后来，农场办夏令营，又做“酵素农业”，建禅修房，直到最近办成“房山书院”，要建设“国学共生社区”。其中的崎岖探索恐怕只有他最能体会到。我有幸见证米莱老师如何一步步实现心中蓝图，自己也备受鼓舞。我这个“悲观主义者”的确需要用行动把梦想变成现实，而不是固执坚持一开始的想法，逡巡不前。
在房山农场的夏令营结束后我感到没有目标，自己很没有力量，状态很差。我又是那种喜欢让很多事在自己心里消化的人，但最终也没有重新给自己力量，便向米莱老师请辞。
在跟米莱老师工作的这段岁月里，我感受到居住在城市的人迫切希望能体验乡村田园的自然生活，也希望孩子能更多地接触自然。乡村里的确有很多人不愿意再种地或没人种地了。我之前的思路就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建设乡村，现在看来，乡村建设可能会有更多元的力量。热爱乡村生活、建设乡村的人未必一定要是当地农民。
辞别米莱老师还因为一个“伪问题”，就是过的生活不像外界竞争压力那么大，会怀疑自己与市场经济脱节了，或想体验一下那种工作。适逢乡建领域有像张琪那样的转型者，敢于把乡村建设与主流社会接轨，敢于与资本打交道。我便来到福建的“滋农游学”团队。
当时正赶上建造“竹屿亭”，我是不理解为什么要在远离村庄的地方建一个竹亭子的。建造竹亭的钱是在网上众筹的，这个过程中结交了许多建筑师、设计师。这些具有专业背景的人做起事情来确实不一样，他们能运用专业的设计软件，熟知信息传播方式，能抓住现代人的眼球。他们的到来让古村显得格外有活力，在与他们的碰撞中我大开眼界。当最后亭子真的呈现在我面前时，一个梦想就这样变成现实，我真的被震撼到了。
乡村建设真的需要各种力量参与。即使那些建筑师不能一直从事乡村建设，就像这个社会上许许多多各行业的人一样，但他们的能力的确可以帮助到乡村，他们也愿意在合适的乡村展现自己的才华。“滋农”搭建了一个汇集各类有意愿到乡村做事的人的舞台。
我们之前一直排斥“资本”，但也说不清为啥排斥，可能是根深蒂固地认为它“邪恶”吧。但资本分左中右，也看为谁所用及怎么用。乡村建设者在农民眼里不应该是“生活的失败者”，而应过着有一定物质条件的、有品质的生活。随着乡建工作的深入，我们对农民、对自己、对人性、对人情世故都会有更深的理解。在资本的介入下，做事情也会专业、正规起来，这是一个团体到一定发展阶段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财务、税务，约见客户，与政府、媒体打交道。
虽然只待了五个月，在思想上对我的冲击却是巨大的，这期间张琪又向我灌输了一些“后现代”的思想，对我的价值观念又有巨大影响，让我跳出各种意识形态的束缚，让我不被个人喜好局限而是客观地看待事物。“女权”“同性恋”这些我原本只知道名词的概念现在更清楚了。我佩服那些能将人的某种细微心理写成一本书的思考者，也感谢他们帮助我们看清自己，以使我们更自在地生活。
离开“滋农”，我又来到安金磊老师的农场。我想，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做职业选择了吧。之所以这么说，既有外界对我“换来换去”的眼光投射的压力，也有自己越来越迫近28岁关口时内心的危机感。我似乎来到一个盘点的时刻，我会问自己：我现在是什么样子？未来我想做什么？我的能力和局限是什么？我做的决定开始基于长久考量，对决定和行为的后果越来越有意识。
回到安老师这里，是因为心里一直忘不了，我也说不清为何。我意识到自己似乎更适合做动手的工作，做与自己内心对话的工作，像农耕、烹饪、木工之类，我天然就会觉得喜欢。安老师说了他这里的构想，希望传承中华传统农耕智慧，做原生种子保护工作，推动可持续小镇项目等。当然，他说的我是很信服的。我脑子里开始形成在这里生活的图景。
当时，我正好将步入婚姻殿堂。对于我要在乡村生活，另一半还没有准备好。我的愿景给了她压力，我只能建议她先去乡村了解了解，先对乡村生活有个直观感受。于是，她也参加了“人才计划”，在山西永济那边学习。她因为之前有儿童教育经验，又恰逢所在乡村开办“儿童私塾”，也能施展自己的才华，便慢慢找到了意义。
婚后，妻子检查出怀孕，我也正式迈入28岁，一系列内在外在的事情累积到一起，这让我下一个决心是艰难的。机缘巧合之下我们来到一所华德福学校，或许这在现阶段对我们来说是稳妥的选择。我们从人智学的角度了解生命成长的规律，慢慢看清自己在各个生命阶段呈现的状态。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对策，就不能停留在问题表面，务必要探索生命的真相。我想，这就是我们既要关心社会问题又要跳出其中去关注生命成长的原因。这也正是乡村建设的艰难之处——革自己的命，也是其魅力所在。
来到29岁，我开始重新审视人生态度，并设立新的目标。理想主义的激情变成生活的实实在在，我要做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一生的理想
从最初的激情到现在的理想信念，“人才计划”的学习培训对我影响巨大，最重要的是，人才计划结束后，所有的老师、学员依旧那么热情、用心。任何时候有什么困难，依旧能得到支持。“乡建一家人，有事别客气”，无论哪条战线上的同行都是那么亲切热情。乡建是一个更大的大家庭，持续地给我温暖和力量，而我所能做的，就是把这份温暖和力量再带给广大的工友。
为工友服务，为理想奋斗，公益理想已经深入到了我内心深处。未来，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我心中的理想信念都是不会改变的。
写到这里，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温暖的画面：许多年以后，当我老了，依旧可以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奔跑，一起激情朝话：为工友服务，为理想奋斗！
附：答记者问——坚持，是为了良知！
昨晚，一电视台记者来电，询问了我的相关情况。当得知我已经30多岁，而且还有两个孩子，生活很艰难后，他对我们的坚持有点疑惑。其实有这样疑惑的人已经有很多了。除了和我有相同经历或感受的人，我想大多数人都是很难理解的。
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我这样坚持？
我不想直接回答，我们先看看我们另外两个兄弟的故事吧。
“反传英雄”李旭，他曾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而身陷传销陷阱，一年半后悔悟并主动退出。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了传销对人的危害，从此走上了漫长的“反传之路”。反传事业不仅让他在经济上失去了很多，更是时时受到传销头目的恐吓、威胁。但是，他还是一直在坚持。因为他知道有这样一个被传销迫害的群体太可怜了、太可悲了，他知道有这样一个危害社会的东西在肆虐、在猖獗，他不去管，他就良心不安！
与李旭有着相似故事的另一个兄弟就是反地下六合彩斗士李许。从2003年起，他所在的村庄经历了一场地下六合彩泛滥之痛，最高峰时这里超过80％的人买码，参与赌博的人小到几岁的孩子，大到60多岁的老人。自此之后，他就和当地的非法地下六合彩较上了劲，他不仅建立了反地下六合彩的网站，而且自费搞地下六合彩调查，研究赌博的心理，与全国各地的地下六合彩受害者交流，他甚至被称为“中国民间反地下六合彩的第一人”。
“我的理想是根除地下六合彩，不是为国家、不是为社会，而是为自己，为自己的灵魂——当我闭上眼睛时能告诉自己：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他们都一样，只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因为他们深刻感受到一个群体的痛，他们也有能力或有办法为之做一点事。所以，如果不去做，他们会很不舒服；去做了，虽然苦一点、累一点，心里却会很愉悦。
我也一样，打了十多年工，非常深刻地知道打工者的苦楚，也感觉有办法改善这种现状，至少通过努力能改变一点点。
我是2006年开始付诸行动的，其实早在2003年我就有了这个想法，但是和很多有想法的人一样，因为种种原因总是不敢行动。直到2005年年底，一个又一个工友被累死的新闻传入我的耳中，我再也坐不住了，而最终让我下决心的是工友何春梅的过劳死。那时我还在工厂里上班，这个“新闻”是在万峰先生的《晚报浏览》中听到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一段话：何春梅死了，加班在继续，在铧鑫厂继续，在广东的一些企业继续，在全国的大多数企业继续。何春梅的生命除了给自己换了几个赔偿金，并不能唤起谁的警觉。何春梅既不是第一个过劳死的女工，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听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总会深深自责，为什么不去做，不去为改变而努力？那么多改善农民工现状的方案就这样一直放在枕头下的日记本中……
我终于下定决心做了，也得到太多工友的响应，太多社会的支持。曾经有人问我，到底帮过多少了，做了什么实实在在的事？很惭愧，我只是一个农民工，我真的没能做成什么，更没帮到多少人，更多的是很多热心人给了我很多帮助。
正式开始做草根之家已经快两年了，虽然没做什么实实在在的事，但是认真总结，我相信草根之家对工友、对社会的触动是深刻的，我们所做的事是有价值的，对推动整个农民工的生存环境是起到一定作用的。我曾经说过，只要有互联网，就会有草根之家！说这句话时，多少有点儿悲壮的味道。因为那时，我正面对着很多困难！说这话，更多的是给自己坚持下去的信念！
这种坚持，感动了很多一样有爱心、关注社会的人，不断有爱心人士向草根之家伸出援手。经过坎坎坷坷，现在总算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找到了明确的方向，虽然前面的路依然艰难，但在更多的爱心人士的支持下，在更多的大学生与工友的共同推动和参与下，我相信我们会做得更好！
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请不要再问我为什么要坚持，做一些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的事，一定还要找出一大堆理由吗？如果是那样，真的是这个社会的悲哀！所以，请不要再让我思考这个问题，让我更多地去思考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怎样才能为改善打工者的现状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如果你非要问的话，答案只有一个，我和那两位兄弟一样：只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