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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农村的合作金融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农村信用社的问题。
有人问：“农村信用社目前对农村经济有多大作用？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改革？”这是个好问题。
农村信用社存在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和我刚才讲的交易费用理论其实是一样的。这两年做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发现，农户是兼业的、分散的，而商业化改制以后的银行和信用社是要求规模的。这两者之间同样存在交易费用过大的问题。例如，农民要买两袋化肥，需要借200块钱，找信用社，还是找农业银行？谁会愿意借200块钱，现在利息大约5%，200块钱的年利息收益大约11块钱，当然不合算。还有，怎么审查这个贷款？怎么监督？形成的风险如何评估？如何到期回收？而如果是个企业，要多少吨化肥，银行当然就愿意干。所以，银行经过商业化改制，肯定都愿意当主办银行[45]，追着大企业动辄给几百万元、几千万元，或者上亿元贷款，一笔贷款出去，就赚几百万元或上千万元利润，那多好啊！所以，越是银行商业化改制，就越要以规模来提高本企业收益。其次是风险大的问题无法克服。例如，有个农户想借钱买两袋化肥，上集市一看有赌博的，就去赌。赌输了，或是喝酒被人骗了，或者一看猪仔不错，买几头猪仔，没买化肥。回去一看，这猪仔是病的，很快死了……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决定其风险是无限大的。因此，没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愿意介入农业保险，因为它风险大，农户高度分散而且兼业化。
又由于农户经济有个重要特点，叫生产生活在户内合一。你说老太太在刷锅水里面倒了点糠，搅了点野菜喂猪，这是生产，还是生活？这半大小子拉头牛上山，坐在牛背上，吹个笛去放牛，让牛吃点草回来，这是生产还是生活？老乡上街去连着赶集、逛庙会，再买两袋化肥回来，这是消闲娱乐，还是生产流通？小农户经济条件下的农民行为，让那些学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人根本无法理解。
所以，商业化银行一旦完成了所谓转制，行为目标便随之变化：第一是必须追求收益最大化，第二是必然力图规避风险。因此，农村信贷资金严重短缺，根本就不赖农业银行，也不赖信用社。因为，给它的目标就是商业化转制，要按照商业银行一般规律运作，就必然出现一个现象，那就是离开高度分散的农民。所以，农村金融领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不可交易的。
无论是哪一种商业化银行，在农村中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水泵”，把农村的资金抽走。最近这一两年，农村信用社有很大改善，发展小额信贷，这是一种以组织化来降低风险的信用方式，就是组织借贷户建立联保制度，通过联保，一户欠款，十户共担。其实这条也不新鲜。我们都知道中国农村历史上的联保、保甲制度早就有。近年来收屠宰税时也有把猪头税变成人头税的。就是因为政府的收税办法必须简单，所以，给某乡下达了1000头猪的屠宰税任务，政府也没法算老张养了1头，老李养了2头，王二麻子养了3头，就干脆按人头来平摊屠宰税，猪头税就变成人头税了。所以，其实小额信贷的作用在于通过把贷款户组织起来，以联保的方式来降低信用风险，这个方式已经相对缓解了一些农村资金短缺的问题，信用社这方面做的改革还是不错的。
有人问：“应该构建怎样的农村金融体系？纯粹的生产合作金融由于内在弱势，在农村很难生存。”
到现在为止，有谁见过真正的合作金融？只有20世纪50年代初有过，最近翻历史资料看，土改以后小农经济全面恢复，随之是高利贷泛滥。因此政府动员农民，要么入10万元的股，再交5000元入社费；要么交100斤小米入股，加5斤小麦入社费。那个时候通货膨胀严重，l万元顶后来的l元。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按月通货膨胀率是30%以上，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当年没有建立货币发行基础。大家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个世界认同一个道理，就是你要想发行货币，就得有黄金储备，所以叫黄金本位。而在苏东计划经济国家叫商品本位，要想发行l元货币，必须生产出12元的商品，因为它把货币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定义为交换的中介，主要用于一般商品交换。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库那点黄金被蒋介石带到台湾，没有黄金储备，所发行的货币就是100%的毛票。那么我们有商品吗？对不起，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生产，你们说北京有什么工业呀？化学工业就是王致和臭豆腐，冶金业就是王麻子剪刀，食品加工业就是大串糖葫芦。没有工业就没有商品储备，拿什么作为发行货币的基础？由于这两条都不存在，所以才按月通货膨胀率30%以上。那时候，连国家的银行都要存白面、存白布，那就是“两白”。不是说真的把白面白布放在银行柜台上“你给我存上”，而是银行向储户承诺，如果你今天存的钱顶一袋白面，存上一年，一年之后无论一袋白面值多少钱，肯定给你的钱还够买一袋白面。银行都不得不以白面、白布作为一般等价物。
当然，那个时候农村金融体系确实没建立起来，那怎么能发展生产呢？大家都知道，资金是三要素——土地、资金、劳动力之中的龙头要素。没有资金，无法组织其他两种要素，除非你是自然经济。所以，政府当时就动员老乡入小米，或入票子，建立信用合作社。不过，维持了短短两年时间，最初让老百姓拿票子或拿小米组建的合作金融就归政府了。
所以，至少在这50年当中，真正的合作金融恐怕在中国就没有。
再进一步说，我们几乎无法在农业领域中组织单纯生产方面的合作社。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世界银行派合作专家到中国帮我们搞合作社试验的时候，就曾经很清楚地告诉我：纯生产领域的合作几乎95%都是不可能成功的。那么，什么合作能够成功呢？综合性的合作才有可能成功，因为世界范围内从长期20年的价格看，农产品价格基本上是向下的曲线，因此，单纯在生产领域中合作，其收益必然是低的，只有把流通、加工、金融、保险这四大类合作，与生产合作相结合，才有可能成功。
不过，单纯搞金融合作，我认为倒真的有可能成功，但我不太愿意强调这样的政策，我还是希望把金融领域的合作与生产、加工、购销、保险等领域合作结合在一起，组成综合性的农业合作组织，它才能用赢利的部分去补不赢利的部分，才能保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