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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与乡建：生命中的偶然与必然
人才计划一期 倪永旺[1]
你是最后一个被录取的
时间回到2005年，也就是十二年前，我参加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人才计划”项目培训，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参加，也不知道是怎么入选的，一切似乎都来得有些偶然。但是，到今天，我居然已经在这个行业里做了十年，“中心”和“人才计划”是一个起点，也是一种弥漫始终的背景色，十年间，这颗偶然的种子似乎已经扎根、展叶、开花。
时间再回到三十年前，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在云南的大山里，我小的时候，大字不识一个的奶奶经常给我和弟弟半彝半汉地讲故事。因此，她常常被村里人笑话，但她一直坚持着，直到我上小学五年级，她去世的那一年。故事里有仙女与凡人的爱情、妖魔鬼怪、上山捡蘑菇如何识别有毒与否等。奶奶不停地叮嘱我们要好好学文化、认字，不要像奶奶一样不识字，上街常会被欺负。我和弟弟就是听着这样的故事长大的，这些和家乡、乡土息息相关的故事，是奶奶对我们的美好期许，也是我生命中自带的必然基因。三十年里，它们一直在我身上蕴藏、发酵直到被点燃。
如奶奶所愿，我一直在学校里读书认字、学文化。但是，像没有被奶奶的故事滋养一般，我在学校里并没有享受到乡土教育的滋润和启迪。我从课本上学到的东西离生活越来越远，课本和老师大多都在讲城市里的好和先进、乡村的落后和贫困。老师常要我们抛弃一切，努力读书走出大山，走出贫困的乡村，才算出人头地，才有出息。慢慢地，我发现，我们的确通过努力读书，从乡村到了县城、市里、省会甚至省外，可到头来分不清小麦与韭菜，儿时的歌谣、故事离我们愈加遥远。
早在初中时，我就想过不读书了，去学车跑运输，最终被一位叔叔训斥后，回到学校继续念书。初中毕业，很幸运地和死党考上了市里排行第二的高中，不过在同一班，死党是前十名，我是倒数十名。在高中期间还数次与父母争执，想放弃读书回家做农民。但父母说，无论我读到哪里，他们都会勒紧裤腰带供我们上学，不让我们重走父母的老路。舅舅们也来劝说：“你从小都很会‘读书’的，这是十里八乡都晓得的。”高三毕业，全班72人，有8人落榜，我是其中之一。第二年，参加了普通高考和成人高考，双中。实地到两校“考察”，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选择了高职专科的社区服务与管理专业，希望通过在社区居委会工作，能“接触”到名人、领导、老总，而立足城市。
大学毕业后，穿梭在城里高楼大厦间，不知怎么的，我很压抑，失眠、头痛等一系列问题常常围绕在我身边，去医院检查，结果都是一切正常。怪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曾期望能成为一位心理咨询师，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没有阅历可行不？
2005年3月开始我就在为毕业做准备，从重庆一路到杭州、到南京，最后停留在了古都西安，在一家做特殊儿童服务的机构做事；6月下旬，突然有一天接到学校班主任的电话说，“北京有一家发展机构在招类似实习生的学员，为期一年，有专家指导理论学习，又有驻点实践，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学习方式，你去报名试试吧。再说，现在许多做发展领域的NGO很缺实践型的人才。”我觉得这可能是一次机会，因为一年前，我们年轻的班主任，也是我的老乡，刚从一家NGO辞职来到我们学校教书，他对NGO的判断应该可靠。而且，如果入选，这将是丰富我人生阅历的机会，也许我可以实现做心理咨询师的梦想。
就这样，我开始了填报名表、写文章等一系列申请程序。上网一查，梁漱溟、晏阳初、温铁军等，三农问题、中央1号文件、农业剪刀差……这些是什么？还要经过著名的专家学者评选。怎么填报名表？怎么写文章？我琢磨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写出了发生在村里的两个小故事，截止日期就要到了，没办法，就这样上交吧，估计没戏。帮我打字的师弟也说：“小牛哥，就你这文章，能入选？我服了你，哈哈！……”刺耳的话语还有一串串。的确，提交后我非常后悔，也觉得非常丢脸，心情十分忐忑。但是很意外，半个月后，接到班主任的电话，说我被“梁中心”录取了，一起被录取的还有和我同班的张欣。
报到的那天，我和张欣从石家庄过来，从北京西站坐特6路公交车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走进校门口，呃！怎么没人接呢？问了学校门卫，他说不知道，没听说过。问了数位该学校的学生，他们都说，没听说过。见这情形，旁边的张欣着急了，怎么办？怎么办？快给录取通知书上的联系人打电话，同时找个打印店将录取通知书复印了一份，以防不测。
电话打通后，梁中心的游丽君来校门口接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待了两个小时左右，陆续来了几个，我记得其中两个是鄂小明和张存沛。在游丽君的带领下我们从中国人民大学的西门出来，转了两次车来到了一个叫西苑的地方，七拐八拐来到一处民房处，安排我们住下，晚上见到了说话容易激动的詹玉平。当时，我还悄悄地不停地给张欣使眼色，记好路，不对劲就原路跑，跑到大马路上。
就这样，我们心惊胆战地在西苑的梁中心大本营过了一夜。第二天，我们一早一行人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开班典礼，刘相波（老石）、温铁军、钱理群、汪晖等专家给我们讲课。这一学，就是近半个月，不过，在这半个月里，班上的同学马永红、张明涛、江耀、吴加进、休学的尚荣才等个个都在和专家老师们讨论甚至辩论。而我呢，一言不发，因为他们所讲的、所讨论的内容我都听不懂，唯一一次听懂的是一位老师说的互助换工。因为，这些从我儿时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们家都有。我记得当时村里不是亲戚关系的几家人都公用一头牛、一台打谷机，村里十几头牛拼在一起轮流去山上放牛，一年一户也轮不到几天；我还记得，当时，每过一段时间，母亲都要扳着指头算一下，我家差村里哪一家几个工天，哪一家还差我家几个工天，并告诉我们，“你们在家里有人来喊工，遇上我们大人不在家的话，你们也要及时告诉我们。”这期间，我几次不停地追问詹玉平，你们选人的标准是怎样的？文章不是要经过专家评选的吗？“的确，你是这期人才计划中最后一个被录取的，当时我们也考虑了许久。”詹玉平如实说。
四川五亩村：从没吃没住开始
就这样，我们结束了第一次培训，我和尚荣才，所谓的“旺财”组合，来到了四川合江县虎头乡的五亩村。当然，我们对五亩村以及地方联络员谢正权、罗开俊以及本地一位四川农大支农大学生等人满怀憧憬，但是一进到村里就吃了闭门羹，村里人对我们的到来是不欢迎的，吃住的地方都没有，就连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开出的介绍信都不管用，还是不停地遭到村委、派出所等的轮番盘查。
五亩村所在的合江县虎头乡，地处川南黔北门户，是典型的丘陵地形，当地普遍种植橄榄（俗称青果）、荔枝、柚子，农作物主要是水稻。与中国绝大部分农村一样，该乡大多数人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小孩和妇女在家。后面我们通过慢慢地了解才知道，近几年的农村税费改革使村民与基层乡镇干部之间矛盾不断。而且因为当时村里的联络人，其实在村里算是“刺头”，他们还会为村民争取公平的权益而组织村民商议并推选代表经常越级上访。他们喜欢看书和新闻，以便了解外面的世界和国家、省市的涉农政策动态，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并在村里尝试进行改革行动。
我和荣才后面借住在当地一位张大姐的家里，她家是开小卖部的，儿子和丈夫在外面做老板，家里有一个上高三的女儿；张大姐前两年也在外面，因为女儿上高中要高考才回来照顾女儿的，可能她看出我们真是大学生，想借机帮忙辅导她的女儿，也是让我们借住她家的原因之一吧。在和张大姐日常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就不断地跟她介绍我们，表明我们的身份，也说明我们是来村里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张大姐看到我们学生样子的装扮和日常有点学识的言谈就渐渐地相信了我们。意外的收获是，张大姐其实在村里是一位隐形的领导人物，虽然她没有在村里担任干部的职位，但在村里却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因为她的牵头，我们慢慢和村里建立了联系。加上之后我和荣才去拜访了乡里的一位副书记，跟他介绍我们的身份时发现他竟然也是温铁军老师的粉丝，经常关注和阅读温老师的文章，于是在第一个月的第三周，乡长、书记特意驱车来看我们，但当天村长有事不在村里，不过村长夫人看到了这一幕；接下来，我们在村里开展的如支教、到农户家访谈等许多活动就容易多了。
从第四周开始，我们的活动范围拓展到了附近的河坝场、海涵、坪上、龙汇等村，同时，也开始重新推动当时虎头乡种养协会的重建。早在2003年，当地就成立了虎头乡种养协会，是一个叫刘正海的农民发起成立的，但后来因财务问题一度陷于瘫痪，随后刘也外出打工，协会更是名存实亡。2004年秋，经支农大学生推荐，当地两个农民到湖北房县三岔村参加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举办的农民自组织能力培训班。他们是种养协会的成员，不忍看到协会如此衰败下去。于是学习回来后，自己找了一批人准备成立新乡村建设协会，但由于种种困难和阻碍被迫中止。
2005年10月上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张大姐家的小卖部见到了原种养协会的会长刘正海，就是经常到村里送货的那人，他家在镇里开了个小超市，批发日用品。不料过两天他亲自找上门来，相互认识之后发现他对协会相当了解，现在也想振兴协会，但苦于没有能人相助。见此情景，我们给他介绍了韩代明，一个也想组织农民做事的人，并约好下次赶集时见面，他走时我们借给他一些关于协会、合作社的资料。在第二天的集市上，刘、韩见面了，各自谈了对于协会的看法及合作的可能性。这次会开了三个多小时，结束后彼此都有了好感，都认为对方是能干大事、有能力的人，毕竟刘正海是自修法律的大专生，韩代明是20世纪80年代的高中生，两人的眼光确实比一般人长远一些。自从第一次见面熟悉后，以后他们就自己约时间交谈，这样几次后他俩就更加信任对方了。
2005年11月3日，原来的种养协会正式升级，升级为虎头种养协会，把原来名称中的“乡”字去掉，他们认为协会以后要发展成全县的协会，而不仅仅是虎头乡的。就在挂牌的当天，县科技协会主任到场，宣布该协会正式批准注册，是一个带领群众致富的合法组织。在会议上选举产生了理事长、监事长，分别是刘正海和韩代明，以及理事、监事若干，办公室就设在监事长韩代明的一间空房里。虽然协会的服务范围在整个乡，但起初正式注册的会员只有29户。11月中旬，乡政府名下的青果协会准备合并给种养协会，原因是协会是政府成立的，乡干部当理事长，村干部当理事，村民就是会员，完全不符合“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协会基本原则。所以政府想把青果协会也合并给种养协会，也是希望通过整合当地资源打造一个真正的农民协会。刘正海非常懂得怎样与官方打交道，他积极与政府沟通，一方面表明接受政府指导，另一方面希望有更多的资源支持协会的发展。当时，重组的协会成立后，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是统购农资，按成本价分发给会员，当时化肥是85元/袋，会员价79元/袋，每袋为会员节省6元；二是成立了产业服务中心，为会员提供技术服务，以及农忙时为劳动力不足的家庭抢收抢种；三是建立了由协会统一管理的水果基地，并获得四川省农业厅的无公害认证。协会的不断发展，使地方政府对协会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起初的反对到既不反对也不支持，再到现在的大力支持，协会还获得了“2005年四川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百强协会”的奖牌。
回想当初，我和荣才同用一部手机，同床共枕，抱团取暖，分工合作，调研、培训合作组织知识，推动合作组织的建设。这期间我们遭受了来自地方的诸多质疑，村委、派出所等轮番盘查，但我们还是坚持学习相关理论知识以及写工作日志和月总结，进行总结反思并不断改进，践行从中心学来的和郭书田导师指导我们的方法来一一化解和应对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同时积极参加了中心安排到成都的学习，了解什么是乡土文化等相关知识。
半年后，旺财组合卓有成效地在当地推进了一个种养协会的成立，以及2006年5月后合作社的成立。当然，在这期间背后的推手刘老石老师和梁中心是功不可没的。正是在这种环境下，锻炼了我们旺财组合。
十年乡土文化保护与传承
2006年2月还在“人才计划”的时候，梁中心和滋根（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有一个关于合作社培训的合作，于是派我先去滋根贵州雷山的项目点做前期的调研。在贵州黔东南的雷山、榕江等地，我发现它们有非常丰富的苗族、侗族的文化，且滋根以社区为基础、教育为主线，通过民间互助、滋润根本的方法，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一直想努力的方向，当时有幸与滋根创始人杨贵平老师面对面交流（后来才知道，其实那就是面试）的时候被她的情怀所感染，于是“人才计划”结业之后，我就留在了滋根，这一留就是11年的时间。
从人才计划到滋根贵州项目点工作，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贵州团队就放手让我挑起了重担，我记得自己接手的第一个项目是为期一个月的滋根暑期大学生志愿者活动，让我参与该项目的方案设计并主持执行。当然，我远程请教了刘老石老师，并将中心人才计划的模式进行了复制，培训（理论学习、团队建设等）3天，按组分配下村调研一周，7天后回来进行中期交流3天（调研结果分享、再学习并进行实践活动设计），之后下村15天进行实践活动，最后3天总结。每天每个组都要坚持写日志以及坚持学习，要求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经过前3天的培训，大家给志愿者团队取名“夏风”。直到现在，我与夏风志愿者团队的队员还有联系，用当时参加了活动，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毕业后在四川大学工作的罗同学的话说，“虽说我是博士毕业，在校期间参加过许多调研以及实践，但参与滋根在贵州这一个月的‘夏风’调研、实践活动是我终生难忘和受用的”。之后，举办了连续几年的寒假、暑假短期志愿者下村调研实践活动。这十余年我还在滋根，作为机构和社区伙伴（PCD）、NPO信息中心的青年联合培养项目，以及近三年友成基金会“小鹰计划”的在地督导，陪伴了20余名青年实习生共同成长。
在滋根十余年，我遇到了许许多多的人：从十几岁到七八十岁，这些来自五湖四海、三教九流以及热心关注家乡发展的滋根人，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地参与、支持乡村和地方的发展。和他们在一起，我学习到了许多，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第一次生大病；第一次在冬天参与苗寨救灾时遭遇路面结冰；第一次参与拍摄纪录片电影；第一次主持70多人的会议，但由于怯场被同事替换下场；第一次和村里的妇女一起过三八妇女节；第一次在山里迷路；第一次做青年实习生的督导……这一幕幕都让我记忆犹新，构成了我人生中精彩的故事篇章。
在这十余年间，我一直在做乡村文化与乡村发展的工作，在这过程中我发现和接触到了很多当地厉害的人物，他们有手艺、有想法，并一直在用实际行动推动和推广地方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我和我们的机构与当地伙伴一起合作，和他们一起设计适合学生的乡土文化课程，请当地的这些民间高手进课堂，讲述当地乡土文化，传授民间手工艺技能。支持和鼓励当地的青年继承当地乡土文化，热爱并将其传承下去，在苗寨支持和动员村民一起互助合作修建芦笙场，推动村寨公共文化活动的举办；在侗寨推动侗歌、故事的整理与传承。这些支持给当地提供了一种对文化认同的契机和方式，村里人参与得多了，对文化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热爱和责任。滋根发挥桥梁的作用，提供村里的芦笙队、侗歌队去参加外部的活动和在村里接待外部人士的机会，使大家感觉我们村寨的民族文化是受到这么多外面人喜欢的，从而提升他们对地方乡土文化的自我认同与自信。
这就是我们在乡土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三部曲：让乡土文化进课堂、乡土文化留村寨、乡土文化出村寨。同时，这是我们在保护文化多样性方面的一种尝试；也是展示当下中国，在维护乡土文化领域民间以及草根组织的努力。但是任重而道远！因为许多村寨的学校还在被“撤点并校”；被“撤点并校”村寨的孩子被迫来到城镇上学，这些孩子从小学甚至有的从上幼儿班开始，就在学校被“集中”起来，在课堂里的“学习”成为最重要的任务，与他的社区、家庭隔离开来，淡漠了生活、生疏了土地。我们儿时听到的，农村是贫穷落后的，城市才是文明先进的，这种教育思想愈演愈烈。乡土文化保护与传承到底还能走多远呢？
从异乡客到苗乡女婿
这十余年，在异乡工作的我，居然开辟了我的第二故乡，并一直在书写着第二故乡的故事。
来到苗乡侗寨四年后修成“正果”，摇身一变成了雷公山苗家的女婿，也就是被苗乡侗寨给收编了，这个之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当然，这也是我这十余年间最开心的事之一，迎娶了雷公山的苗家妹子，生活在雷公山，那是真实而快乐的生活。
有许多朋友好奇地问过我和她的故事，一个孤身一人在异乡，不善表达，也不会喝酒的小伙子，居然还能成为雷公山苗寨的女婿？这个，起初在外打工的岳父岳母是极力反对的，因为那时他们打听到我的工作，以及是外省人，而且身子还非常弱。不过，由于当时工作的关系，我经常能接触到妻子家里的大伯、叔叔等，她家族的好多亲人都比较喜欢我，还有她的坚持。加之恋爱期间带她回我家看父母，我父母说，“我们不在乎远近，不在乎她是不是种地或有铁饭碗的，更主要的是你们俩要合得来，因为以后在一起过日子的是你们俩，而且是一辈子；即使是回家来干农活，她绝对比你强，何况现在在家务农的日子也不比在外面差”。
于是，经过两年多的恋爱磨合，我们修成了正果，而且还办了有民族特色的婚礼，在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我约了几个哥们儿，晚上7点集合，带上防滑链、一壶酒，还有一些糖果及手电，驱车翻过雷公山，前往雀鸟，用苗寨的接亲方式，悄悄地将她接了回来。第二天一早，我们又赶火车一路直奔云南，在家里办了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婚礼。
从认识丽萍到现在刚好整整十年，现在我们4岁的小儿是满口的苗话，天天喜欢和外公、外婆上山、下地，玩泥巴，采茶，采竹笋，在稻田里钓鱼，也喜欢打电话给爷爷、奶奶问家里的小白兔、大公鸡的近况。这里，苗寨的一切小儿都非常喜欢，当然，高铁、地铁、公交车他也喜欢，而且经常自己用微信和他大舅、二叔留言、聊天、抢红包。时而，他会告诉他们，我们一起做的苹果酵素、姜酵素等可以喝了，每天和他们分享用酵素种植的草莓的长势以及果实。他还帮忙用相机记录我们的家庭学习和制作环保酵素，以及制作本地益生菌来改良茶园土壤等，成为我们家庭的干将之一。小儿的出生，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许多欢乐，同时也使我更加坚定了我的方向，在乡村从亲朋好友开始推广可持续发展教育，期待做到民间互助、滋润根本。让孩子生活在自然中，且能自然成长，期待我们每个人都能生活在语言、文字多姿多彩的当下。
工作之余，这几年我也在做另一个实践，进行土壤和种植改良，2015年开始以姑丈在苗寨的高山茶园作为试点进行改造，逐渐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到2017年做到了没用一粒尿素。茶园里套种一些黄豆和草药，茶园周边养有十几窝蜜蜂。让小蜜蜂作为我们茶园的环境监测官，让蜘蛛网遍布茶园的各个角落。2016年年底，姑丈的高山茶园开始用环保酵素、糖蜜、米糠、原始密林里的腐质土来制作IMO（IMO指的是农业中植物所食用的微生物，又称本地益生菌）。这些人工制作的微生物含有细菌、真菌、放线菌、藻类、原虫、酵母等，再分为杆菌、根瘤菌、醋酸杆菌、微球菌、乳杆菌等2万多种菌。其作用有提高植物的免疫力，增加氮含量、从空气中固氮、分解除草剂、制造氨基酸、促进根部发达、增加磷钾等。我们用这种方法来改造茶园的土壤以及为茶园提供肥料。我们希望用这种种植方式提高当地家庭的经济收入的同时，实现保护水源，并维护茶园周边的生物多样性。
2017年，我们开启一些本地自留种、老品种的种植保育工作。同时，也开始辅导和组队在朋友圈中“闯市场”，卖地道食材，设计和推广具有地方乡土文化的体验游，以此开启我们的老品汇（种）再生计划，也期待能为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和生物的多样性出一点点力。
让乡村焕发出现代的生机
回想这十个年头里经历的所有人和事，好的不好的，成功的失败的，让我似乎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我与乡建看似偶然的相遇，其实是生命里早就隐藏着的“设计”，是我这“一辈子”必然的一种选择。这种必然性，从小时候奶奶给我讲故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这十年中，由于工作关系我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当中有村民、有学生、有小学老师、有大学教授、有企业家、有个体户、有媒体人、有官员，还有杀猪匠、猪贩子等，不计其数。他们的身份不同，所在地域也不同，但都对乡村有着依恋与思索，他们不希望在步入所谓现代化的国家行列中将我们祖辈传下来的技艺、历史等乡土文化抛弃。他们努力用自己的行动实践、记录、整理并挖掘乡土文化的现代意义，他们或埋头实干，或撰文呼吁，他们将情怀和专业，将激情与职业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努力让乡村焕发出现代的生机，赋予乡村生活现代的意义。
这十年，我期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同时也希望自己成为小儿心中最闪耀的那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