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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成本转嫁论”
21世纪以来的20年里，新兴国家经历了像“过山车”一样的大起大落！
对此种现象，形成于300年前的资本主义的陈旧知识体系及被其勾兑的舆论体系均无力解释。
我们不妨先看看21世纪的主要事件演化。
先是因2001年美国爆发“双重危机”——以“IT泡沫崩溃”为代表的新经济危机和以“911事件”为标志的政治危机——加强了这个核心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双重流出，遂使有条件容纳“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国家出现经济一度勃兴的局面，也就有了被西方跨国公司粗略归纳出来的概念——“新兴经济体”。
但好景不长，这些新兴经济体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又随2008年核心国家爆发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下滑而相继再度陷入停滞，甚至落入发展陷阱。
究其原因，发现其经验过程基本符合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17]给定的规律：核心国家的所谓的“比较制度优势”的实质内涵，就是核心国家顺畅地实现了在全球体系中向半边缘及边缘国家进行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成本转嫁。
为此，我们尝试着把“微笑曲线”（图1）作为分析全球化成本转嫁的模型图，提出了“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也可称为“国际分工产业链微笑曲线”[18]；用不同于西方理论的自主创新知识体系，来说明核心国金融资本主导竞争的全球化体系内制造产业国和资源出口国分别占据国际产业分工链上的不同位置，以及其承载核心国金融资本对外做双重成本转嫁的实际流程。[19]
注：全球化危机在中国的软着陆，依赖于生态化整合，意味着资源环境和劳动力等“租金”在地化形成社会资本。
图1 金融资本阶段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
图1表明全球化竞争中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收益。
一是右侧占据金融资本高端的核心国家，凭借虚拟资本扩张获取制度收益。
二是左侧占有资源主权的国家，得以借助资源价格短期抬升而获得“搭便车”收益；但资源被外部跨国公司掌控的国家，则只能承载主权“负外部性”的代价（资源市场的溢价收益被外部占有）。
三是处于底端的制造业实体经济国家承载了最大化的制度成本。由此，只能靠社会创新提升劳动力租、靠掌握资源主权获取环境租，同时把控国家货币主权获取货币租。这些租资源在图中之所以用暗色表示，在于这些潜在能力必须靠积极的制度安排才可以提升制造业国家在微笑曲线中的位势。
不过，在核心国家软实力的影响下，这些国家的学术研究者及媒体从业者往往缺乏独立的认知，经常将问题简单地归咎于自身国家的制度落后，比不上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遂有“裴多菲悖论（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的当代验证——种种以自由之名推动的配合核心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而开展的“颜色”革命、“花卉”运动，致使不少国家甚至出现长期政治混乱，无法建立稳定的社会治理环境，甚至发生血腥内战及国家瓦解，爆发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一）全球危机与核心国家的双重成本转嫁
21世纪以来，全球危机不断在核心国家内部爆发，被萨米尔·阿明称为“内爆”[20]。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其金融化之经济成本对发展中国家转嫁的具体做法：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演化为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核心国相继陷入金融或债务危机，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等先后启动多轮量化宽松政策（QE），大量制造过剩流动性，一方面推高全球能源、原材料和粮食价格，“成功”地在贫困国家制造了通货膨胀诱发的“颜色革命”，同步向实体经济国家转嫁了经济危机的代价；另一方面，也确实在不断向外输出通货膨胀的同时，有效地实现了自身的低利率和低通胀。
当前，核心国家的政府和私人负债总量，已经超过全球GDP总量的两倍，西方国家金融机构的虚拟资本坏账，到2016年7月已经高达550万亿美元。西方分析家认为，德银、JP摩根、花旗、高盛等金融机构可能引发金融“核爆炸”。[21]这些西方投资公司的表述，从侧面印证了阿明提出的“内爆”论。
更为严重的是债务国与债权国地位的颠倒！
20世纪核心国家对外输出产业资本，成为债权国的时候，都会要求接受西方产业转移的债务国做符合西方要求的“制度转轨”；但当核心国家成为最大债务国之后，即把危机期间大规模增加对外负债的做法“常态化”，却绝对不会按照债权国的要求进行改制，甚至会反过来凭借其占据全球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地位把债务演变为资产交易，借此扩张资本市场而不再承担还债义务。
这两个21世纪的逆“普世规律”的矛盾现象，警示着所有在西方软实力控制下痴迷于“看不见的手”的发展中国家利益群体：唯独占据国际制度权及金融-货币权优势高地的霸权国家，才能够创造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
核心国家债务越高越扩张信用的做法，与其在20世纪后期强迫发展中国家作为债务国，必须服从债权国要求实行的放弃经济主权的“深化体制改革”、而且必须低价出售资源性资产来连本带息地用美元还债的做法完全相反。由此表明，“二战”以后被标榜的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被金融资本阶段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彻底颠覆！
核心国家之所以要利用金融全球化来大规模扩张债务，就在于其在“后冷战”时期形成的单极霸权，要依赖“三种借债”才能勉强维持：一是借债消费（借边缘国家的钱维持核心国的无度消费），二是借债投资（借边缘国家的钱来占有边缘国的资源和并购边缘国的产业），三是借债打仗（借边缘国家的钱增加核心国家的军备，挑起区域冲突）。
诚然，个别事先就收回了资源主权、得以借助资源价格上涨的“新兴国家”，一度得到“搭便车”的短期收益，也一度改善了本国福利；其他超大型实体经济国家也各自以其方式应对全球危机的冲击，暂时稳住了步伐。但这些新兴国家须臾不可忘记的是：国际制度权还是主要掌握在核心国手上。核心国家为了应对金融资本主义本质性矛盾所造成的全球危机，采取了与足球场上的“上帝之手”[22]等做法类似的多种措施。
这些手段并非针对解决金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而是继续利用国际制度的不对称性，延续其优势，一方面从全球系统的半边缘及边缘地区更大规模地榨取庞大利润，另一方面则把维持制度的成本转嫁给非核心国。
尽管人们对其经济成本转嫁已经或多或少地有所认识，在其政治成本转嫁方面，依然有太多的含糊不清。
需要强调的是：当代全球化是以国家作为竞争单位的。据此可知，政治成本转嫁主要表现为核心国家在边缘及半边缘地区以软实力和巧实力支持种种颜色革命为名义的战略性“去国家化”运动。其结果往往是，核心国家得以以低成本维护其币缘-地缘战略利益，而在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下的被边缘化的国家参与全球化竞争，则纷纷遭遇“国家失败”，这些被边缘化的国家中只有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根据其对核心国家的贡献度分享了有限的利益，广大民众却承受着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甚至大量无辜平民付出了人身伤亡的巨大代价……
中国资深学者王小强曾经深刻地指出，发展中国家摆脱不了现代化三部曲的宿命：首先，改革开放带来物质生产高速增长，其后，因金融自由化带来货币经济繁荣昌盛，最后，承担外资抛空带来的金融危机。其实，外资抛空不只导致金融危机，更威胁国家政权和执政党的权威及执政地位。“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顶多恶化成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而且经常递进成社会动乱、政权颠覆、国家分裂。”[23]
当然，我们也要重视核心国家内部日益严重的阶级矛盾。
欧美乃至日韩等富裕社会内部财富分配日益两极化。西方社会科学曾经因为中产阶级的一度壮大，而质疑经典政治经济学中“阶级”（Class）的概念。但到现在，核心、半核心国家富裕社会却普遍出现了“去中产化”的情况，人口占少数的最富裕阶层不成比例地占有了本国大部分财富。我们称之为金融资本主义的制度不对称性（Institutional Asymmetry）。[24]
诚然，核心国的阶级矛盾虽然深化，却不一定以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方面，国际制度的不对称性使核心国家从非核心国榨取巨额收益，这些收益回流核心国社会，无论其分配是多么不平均，中低层民众还是能分享一小部分。因此，大部分国民作为全球体系收益的分享者，还是支持参与国际竞争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机器（包括媒体、文化产业、学术界）极力掩盖阶级矛盾的结构性根源，纾缓阶级对立情绪，以致中下层民众对生活的不满情绪往往以种种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25]的方式爆发出来，例如宗教或族群冲突、仇外等。右翼取向的民粹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在欧美日社会普遍有复兴之势，以致非建设性的激进政治在各地冒起……
凡此种种，金融资本主义制度是其深层根源。
新兴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处境不一样。虽然这些国家也有身份政治，但同样面对源于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带来的失序时，社会矛盾往往直接表现为针对政府。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不能像核心国家那样一面赚取全球性制度收益，一面把危机向外转嫁。因此，它们在国际竞争中享受的收益和承担的风险高度不对称，直接表现为内部社会矛盾。
延伸阅读1
核心朝边缘成本转嫁表征：非洲近年的社会冲突[26]
近年非洲的群体事件急升，自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后趋势更明显，如图2所示。
图2 非洲近年的群体事件
图3表明，群体事件的主要原因还是以经济性质为主，例如要求加薪、失业、工作条件、追讨工资等。
图3 2013年排名前十位的抗议动机
在核心国家意识形态软实力的影响下，边缘国家承担知识再生产责任的思想理论界及舆论领域中的信息生产者一般都缺乏认知深度，把问题简单归咎于本国的制度落后，遂有种种以自由之名推动的“颜色革命”“花卉运动”，把经济及社会矛盾转化为政治矛盾。
延伸阅读2
政治成本转嫁——美国低成本退出中东，祸延欧洲
2001年后，美国推行全球反恐战，直接出兵中东及中亚。近年美国国内推动了页岩气革命及建设北美天然气管道，基本实现本国能源供应独立（参阅附录《专题1 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阶段性战略调整》），中东地区对美国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下降，加上美国21世纪的地缘战略重心移往东亚，促使美国战略性撤出中东。但美国多年的单边主义令中东区域内分崩离析，当地极端恐怖主义横行，政局动荡，宗教派系对立，社会一片混乱。如果美国承担维持中东秩序的责任，则必然要负担庞大的军事及政治成本。然而，美国这次撤出中东，采取的不仅是低成本撤离，而且是焦土政策，包括策动圣战武装部队及伊斯兰国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及引爆叙利亚内战[27]。这不仅不用承担撤出的政治成本，反过来还祸及欧洲，防止中东成为欧洲的势力范围，尤其是避免欧洲整合俄罗斯及中东，建立石油欧元（Petro Euro），使中东、北非及中亚成为泛地中海欧元区。与此同时，增加依赖中东能源的中国之成本，一石二鸟，同时打压欧元及人民币，维护美元的全球霸权（参阅附录《专题4货币霸权战略冲突下欧元的困局》《专题5美欧中战略关系分析（2015）》《专题8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两个取向与两难困境》）。这也是核心国政治成本转嫁的经典例子。
由此可见，政治成本转嫁不仅是核心朝向边缘，更会发生在核心内部的核心与次核心之间。
回顾历史，当前金融资本全球化蛊乱世界的局势，与“一战”“二战”间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背景高度相近，都是在高度金融化的资本主义体系爆发严重经济危机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分歧和矛盾加剧，民众面对生存的焦虑凸显。在社会经济资源分配高度不平均的情况下，个别机会主义政客和背景复杂的组织别有用心地转移视线，挑起族群或宗教等矛盾，把下层社会的愤怒引向排外的血腥冲突。
20世纪法西斯主义兴起后的惨痛历史人们还记忆犹新，可是对于当前全球因金融化而会再次导致“泛法西斯化”的严峻势头，大部分人却仍然缺少警觉性，更遑论直指其根源。
面对上述严峻形势，新兴国家社会各界尤其需要提高对核心国家主导的“金融全球化”的认知能力。因为在可预期的未来，仍然要不断承受全球无序的各种冲击，在艰难中摸索前进。
为此，本研究选取其中七个较具代表性的新兴国家：印度、巴西、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南非、委内瑞拉及中国（以下简称E7）。它们的发展途径和模式，乃至于当前的处境，对于我们理解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命运，具有深刻的参考意义。
（二）全球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分析
要深刻理解新兴国家，乃至全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当前的处境，必须把它们近百年来，为了摆脱贫穷奴役而追寻发展的路径，放回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大背景中进行研究。若抽离全球历史背景去研究国家的制度选择，甚至比较制度之间的优劣，不仅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弊，甚至容易落入高度意识形态化话语的窠臼。
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共经历了三个主要历史阶段。
早在前资本主义的殖民化时期，西方列强通过大规模实施反人类的国家犯罪，在欧洲之外到处复制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制。一方面奠定了西方进入工业文明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把人类社会改变成“三个世界”，随之派生了三类资本主义模式：一是殖民地宗主国的老欧洲演化成的“莱茵模式”；二是被殖民化的新大陆（南北美洲、大洋洲）演化成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三是没有完成殖民化的亚洲原住民大陆演化成的“东亚模式”。[28]
在人类的资本主义历史上，这三个世界在资源环境和制度文化上都有显著区别，我们对不同经验都应该增加了解，但不可简单照搬。
1.第一阶段：16世纪末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处于亚欧大陆边缘的欧洲通过向全球殖民扩张，既向外输出贫困人口，又占有资源产品借以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进而，殖民地瓜分演化为主要发生在欧洲的帝国主义战争，由此，欧洲成为世界中心。
殖民化之前的欧洲，负债累累、战乱频仍，为了应付内部危机，积极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贸易路线及开拓殖民地。欧洲人在新大陆的掠夺和开垦，以及开展更为血腥和残暴的奴隶制“三角贸易”，为欧洲本土诸国产业资本的急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欧洲社会虽然取得较大的进步，但这如同恩格斯指出的：连工人阶级都因分享了殖民地收益而淡化了阶级意识。于是，欧洲人虽然在其本土发展了少数人享有的平等、自由、民主等理念，却同时在其他大陆复兴了古希腊、古罗马所谓“弗里敦邦”时期的残酷奴隶制，对其他民族和国家进行无情的侵略和剥削，甚至大规模杀戮；即使在国内，也是奉行双重标准——“人生而平等”的前提是：白人基督徒，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必须是男人才能享有权利。欧洲内部诸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在欧洲大陆甚至世界各地引发了无数战争。20世纪初，德国、日本等后起的帝国主义新秀积极扩张，英、法等老牌帝国为确保利益及延续本身的优势不断打压后起之秀，最终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2.第二阶段：20世纪“一战”及“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反殖民主义与产业跨国转移
世界各地几百年来饱受殖民主义侵略压迫的民族，纷纷争取民族自主独立。资本主义核心国发现，在国外直接殖民的成本日益高昂；随着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先发国也在寻求产业升级。而且为了降低劳工成本、纾缓阶级冲突、降低国内环境保护的压力，先发国乐于向在解殖运动（独立运动中的反殖民主义，以下简称解殖运动）中诞生的民族国家转移低端制造业。只要先发国能继续掌握核心技术，并确保国际货币金融及贸易制度有利于资本输出国（例如资本自由流动），就可以利用其优势，以低成本获得发展中国家的低廉劳动力及自然资源，并且把劳资冲突造成的社会不安，以及环境破坏等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来承担。对此，我们归纳为“成本转嫁”理论[29]。
3.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全球化阶段，核心先发国加速金融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一方面，在政治上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中国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压力下奉行亲资本的制度转型；另一方面，在经济上，核心国家资本跨越了地缘及意识形态壁垒，在发展中国家赚取了巨额利润。
然而，这些利润回流，客观地促使资本主义核心地区加速金融深化，并多次催生形形色色的资产泡沫，不断引发金融危机。危机爆发后，核心国家利用其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借由巨量货币增发来缓和流动性危机，而发展中国家则承受金融无序及资本大规模流出的风险。从昔日的赤裸殖民掠夺发展至今日的复杂金融化，成本转嫁的机制更上一层楼，核心国确保了其在国际货币—金融—贸易制度中的寻租地位。
本书提出的“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模型，可以用来说明这个历史过程。
以上是E7比较研究的宏观历史背景，属于大时段的历史划分。
本章集中讨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细分为三个时期。
20世纪90年代至2007年：“二战”之后，1944—1971年的国际货币体制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2013年可称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中，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阵营解体后的单极币缘-地缘政治格局为核心国家的急速金融化提供了便利。过去20年中，个别发展中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被称为新兴国家；与此同时，核心国家凭借产业转移进行产业升级，朝向金融深化发展，最终引爆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
2007—2013年：核心国家经历金融及债务危机，一面做出制度调整，一面通过QE纾缓流动性危机，把金融化的风险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2013年10月，核心国六方（1+5）货币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应对金融危机的制度调整初步完成。（参阅附录《专题2新核心同盟之一：核心区构建六方货币同盟》）
2014年至今年：由于核心国家内部出现问题及面临新兴国家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初，“后冷战”以来的单极币缘-地缘政治体系难以为继。核心同盟完成制度调整、初步稳住阵脚后，便积极调整其全球地缘战略。2014年以后，币缘-地缘政治格局出现法西斯化的变动，各地缘政治板块进行大规模重构，血腥的地区冲突和排外的民粹主义成为新常态。同时，新兴国家过去近20年的旧发展模式走到极限，E7之中，凡是紧跟西方新自由主义制度的“路径依赖”都显得难以为继，各自陷入调整的阵痛之中。
在这个金融资本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新世界体系中，被边缘化的国家中只有中国可能成为唯一例外。作为实体经济规模世界第一的、具有完整产业结构的超大型大陆国家，其实体经济总量至少两倍于国内金融资本总量，并且主权货币不能自由兑换。加之东方国家有别于西方的举国体制，使中国相对而言既顶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输入型通缩，又缓解了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带来的输入型通胀。
由此来看，这个核心国主导的西方金融资本新体系要完成对世界的统治，就只有软硬兼施，对中国等新兴国家推行“去国家化”。这是21世纪西方金融危机连续发生之后中美战略利益冲突的一个具有本质性的内因。
以上是从历史时序切入所做的归纳。
二、新兴国家当前面临的全球大势分析
当前的世界局势，在三股巨大力量的碰撞中被重塑。
首先是两股互为表里关系的宏观政治经济力量。其内在深层动力为金融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趋势自身，服从于金融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是为“里”；相应地，币缘战略及“后冷战”意识形态所派生的各种话语载体为其“表”，服务于边缘国家接受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成本转嫁。
美欧核心国经济结构日趋高度金融化，连带半边缘乃至新兴国家“被金融化”，人类资本主义历史由此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这期间的虚拟化金融扩张造成金融资本全球过剩危机，进而引发币缘战略冲突[30]。这与产业资本阶段的资本增密造成工业化大生产的生产过剩危机进而引发地缘战略冲突，虽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金融资本阶段所导致的全球经济风险增加、经济涨落周期缩短、金融危机频繁加剧、社会及地域贫富悬殊分化等内生性制度成本和代价，却比产业资本阶段要沉重得多。
在进行金融深化（虚拟化）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面对全球新形势，核心国为了巩固自身的利益而调整其币缘-地缘政治策略。此中的转变乃是西方主导的“后冷战”时期——1989—1991年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之最大的重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只能被动应对，饱受经济、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冲击；个别新兴国家尝试主动回应挑战，开拓新的国际区域性合作关系，寻求发展空间。
接下来十数年的全球币缘-地缘格局，将在核心国与新兴国家的博弈碰撞中被重塑，但核心国在此场博弈中始终占据着硬件和软件方面的优势（包括军事力量、制度安排及意识形态软实力）。也因此，核心国家在这种“后冷战”时期，尤其需要借助意识形态软实力压制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制度权，并且在挑起区域冲突之际，借用巧实力促进分化，甚至直接制造新兴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动乱。
“后冷战意识形态”作为软实力，[31]主要通过科学技术援助和制度转轨（改制）服务的输出，以及所谓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现代教育”和“精英文化”等领域中似乎充满善意的合作交流，就足以诲淫诲盗地、威逼利诱地把握住新兴国家的知识集团，掌握以个体或小团体获利为内在目标而推进制度变革的思想理论体系。诚然，只有这些手段软硬配合，才能顺利转嫁金融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巨大制度成本。
上述两股力量互为表里关系。金融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为其本，“后冷战”意识形态包装的全球币缘-地缘战略格局的重构为其表。[32]
第三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自然力量。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各地持续出现极端天气，自然灾害频繁。再加上本来已日趋严重的全球资源制约，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原住民为主体的乡土社会将受到更严峻的冲击。
综观人类历史，气候变化一直是塑造文明的重要因素。只有到了西方殖民化大陆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为主导的现代化时期，人类才有了不可一世的想法，以为自己已经可以突破气候和自然的制约，无限度地扩张下去。事实上，气候变化及资源枯竭，将会成为全球最严峻的宏观刚性制约。这个因素的影响和冲击，势必愈益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各个层面上猛烈呈现出来。
本书集中探讨前两股力量的互动。[33]
不可否认，资本主义通过顺利转嫁制度成本的金融资本阶段表现出其仍然具有巨大的自我调节及创造力。核心国家一直在进行内部制度创新及政策调整，来应对后进国特别是新兴国的挑战。可见，人类接下来要面对的，恐怕不是国际主流传统左翼思想所热衷想象的资本主义危机（crisis of capitalism），而是新阶段的危机资本主义（crisis capitalism），即核心国家将持续不断借着危机向发展中国家转嫁金融深化的成本。随着全球金融深化，种种危机（金融、债务、地区军事冲突、社会动荡、自然灾害等）势必成为新常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当前的“全球化危机”不是国际社会的左翼力量发起的“反全球化运动”造成的；全球化解体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国强力推进的，是其自身内在矛盾演化而导致的。
（一）世界格局重构，新兴国家面临巨大挑战
近年来，世界局势变化之快，规模之广泛，影响之深远，是自20世纪90年代苏东集团瓦解以来之最大变局。新兴国家面临巨大挑战，唯有把握当前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方能正确理解过去40多年以来的全球发展史，包括新兴国家当下的困局。
2007—2008年华尔街爆发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国家以各自体制派生的应对方式承受着国际金融市场震荡的负外部性，反过来也检验了各自体制的有效性。因为，所有非核心国家面对的外部挑战具有同质性——新兴国家当前的困境源于金融资本阶段的“新核心”在地缘战略及制度两方面的演变。
1.地缘战略重构
美国靠2008—2013年连续5年的多次QE制造金融资产再膨胀，向全世界乃至“99%”[34]的美国公民转嫁成本后，暂时性地纾解了美国国内金融部门的结构性危机，稳定了国内经济，并趁此时机在国内外进行了战略性调整。
美国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战略性调整的核心从过去近20年的急速财政膨胀转向相对策略性收缩（参阅附录《专题1 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阶段性战略调整》）。
延伸阅读3
美国的战略收缩
有研究者指出，美国正由之前的扩张周期进入收缩周期。陈晓晨和徐以升认为，美国的收缩表现为全面的战略大转向，包括：
（1）不再像小布什时期那样不断增加军备，转而开始收缩；
（2）不再全面出击，而是进行军事战略调整，除亚太以外整体战线收缩；
（3）不再对盟国提供全方位的安全承诺，转而鼓励盟国自行承担义务；
（4）不再奉行贸易领域的全球主义，转而推进区域化的贸易投资协议；
（5）不再依赖进口能源，转向通过“页岩气革命”等，逐步实现西半球能源自给，进而向“能源独立”目标迈进；
（6）不再扩张赤字，转而推行财政相对收缩；
（7）不再通过货币政策为全球“输出增长”，转而实施强势美元政策，全球资金将回流美国。
参考资料：
陈晓晨、徐以升著：《美国大转向：美国如何迈向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
陈晓晨：《美国大转向、全球大失序与中东大乱局》，本文刊于2015年11月27日“秦朔朋友圈”微信公众号。
但是，我们在基本接受上述分析的大部分判断的同时，也认为不宜过度解读美国的战略性收缩。因为，美国的整体债务始终维持高水平。美国私人债务从2009年的高峰下降，至今仍维持在高水平，而与此同时，美国公债却高速增长。两者加起来，达到美国GDP的300%（见图4、图5）。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美国公共债务局。
图4 美国公债占GDP比重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图5 美国私债占GDP比重
美国始终站在金融资本主义的顶峰，并且始终是全球金融深化的先锋，直至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到最终发生“内爆”。由于美国的债务不断攀升而必须增发货币、购买债券，因此，金融资本总有急速扩张的内在冲动。当然，这也是由金融追求流动性获利的本质所决定的。无论是美国的“再工业化”，还是暂时性的战略收缩，都只会为下一阶段的金融扩张铺路。美国要勉力维持住作为全球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国家政策及其巨大的金融利益，这决定了美国金融资本始终会是扩张性的，由此而势必派生出政治军事的扩张性——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美国接下来数十年利益的关键，就是怎样对主要新兴经济体进行“美元化”。
据此来看，核心国金融资本法西斯化乃是美元资本全球化的内在特征使然。
美国没有打算降低其在全球的影响力。它目前进行的策略性调整，一方面是为了配合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以更低成本发挥其全球影响力（包括善用巧/软实力及金融制裁等国际制度性优势），另一方面是为了针对更大的长远利益目标——中国，而把主要海外军事力量集中部署在东亚。要掌握美国的新地缘战略，必须理解其金融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币缘战略。
近年美国在多条战线上展开重大的地缘策略调整部署：一方面，在亚洲延续2012年以来在区内拉拢形成“太平洋同盟圈”的策略，企图对至今仍然维持住了货币主权的中国进行孤立和围堵；另一方面，在欧洲则支持乌克兰的极右翼力量，引爆地区性严重军事冲突，把俄罗斯推向欧洲的对立面，破坏欧洲和俄罗斯建立战略性同盟的任何可能性，以确保美国对欧洲的主导权；再利用“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制造乱局，祸延欧洲，以此拖累欧洲的经济复苏，打压欧元。[35]
简言之，一面是通过打击俄罗斯来巩固其对旧大西洋同盟的领导权，并防止欧洲强大到足以挣脱美国的影响；另一面是打造新的太平洋同盟圈以孤立中国。
美国“二战”后的军事原则，就是确保其军力能同时在大西洋及太平洋两边打赢两场战争。据此，美国当前欧亚两边同时开展的“新冷战”模式，正是此军事原则在地缘政治上的反映。
恰恰因为在大西洋及太平洋两边同时打开战线，促使美国战略性退出因页岩气革命（参阅附录《专题1 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阶段性战略调整》）及能源独立政策而变得价值下降的中东地区，留下一个烂摊子，让依赖区内石油的欧洲及中国来面对。（从区内涌出逃避战火的难民，已经对欧洲造成沉重的负担，影响欧洲社会的稳定，甚至促使欧盟解体。2016年6月英国公投脱欧，其中脱欧阵营鼓动群众的主要煽动点之一即是欧洲的难民政策。）
2011年以前，全球地缘战略演变格局明显趋向三分之势：中、日、韩通过货币同盟整合亚洲；而欧洲则和俄罗斯联结；21世纪的地缘格局一旦朝此方向发展，美国就只能依托“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亚三足鼎立。这虽然利于世界平衡，却不利于其单极霸权地位。所以，无论重回亚太推行“再平衡”战略，还是扰乱欧洲，美国的战略目标很清楚：防止全球地缘格局形成天下三分之稳态。为此必须压制打击中国，削弱欧洲。
欧洲是欧元面世后美国过去十多年进行币缘战略打击的主要对象（参阅附录《专题4货币霸权战略冲突下欧元的困局》）。而当人民币影响力开始上升，并意图成为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结算及储备货币时，美国当前打击的对象，则将无可避免地从欧元转向人民币（参阅附录《专题5美欧中战略关系分析（2015）》）。
自然，美国更需防止欧洲和中国市场融合，例如批评欧洲各国加入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AIIB），又越俎代庖警告欧盟不要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Market Economy Status）[36]。美国强烈反对的理由很简单，一旦全球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也是第一和第二大国际贸易体）基于利益而结合，甚至可能建立某种货币同盟关系，则美国将更难打击欧元及崛起的人民币，美元的全球霸权或将不保。美国多年来的全球策略一直是“分而治之，逐个打击”。当对手有联合之势时，美国更需加强分别打击。
进入2017年，全球地缘局势又出现新转变。
特朗普靠高举民粹主义大旗当选美国总统，就任后立刻宣布退出之前美日金融资本集团积极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37]。再加上随着中国深水海军力量的发展，美国多年经营旨在围堵中国的岛链开始崩解。此时，美国借着朝鲜核危机而制造北亚紧张局势。在亚洲的另一边，随着俄罗斯高调直接军事介入，美国推翻叙利亚政权的地缘策略功败垂成，因此转而挑起中东地区主要盟友与伊朗之间的直接对抗，以什叶派及逊尼派之争为下一轮中东冲突的爆发主轴，并且把中东区内持续的军事和宗教冲突引向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沿路的中东及中亚地区。
全球局势千头万绪，但只要抓住最主要矛盾，问题的核心便水落石出：欧亚大陆乃至中东、非洲的和平大整合，是最根本动摇美元全球霸权而美国最不乐见之事。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朝欧亚非大陆和平大整合的方向前进，恰恰是美元霸权的最大绊脚石。
明白这些背景，我们才能理解美国为什么冒着影响国内经济复苏势头之风险，也要部署退出QE，美联储资产缩表，并重新进入加息周期，引导三轮QE洪泄出去的资金，挟带实体经济的价值回流美国市场。
据此来看，新兴国家将面临进入21世纪近20年来最大的挑战。
2.国际制度转变
在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新阶段中，发达国家中的“核心国家”主导金融竞争的实质，是金融资本及其投机获利能力都向在全球具有垄断地位的“核心国家”的跨国公司集中，其金融利益集团组成的监管机构，通过大量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将资本以零利率投给机构投资人，使其以最低资金成本进入资本市场，占据能源、原材料和粮食期货及衍生品市场多空交易主导权，获得高收益。
核心国的跨国公司通过零利率美元的海外投资，确实已经占有了世界实体经济的高收益，例如投资或战略收购中国这样的实体经济国家的关键产业（中国现在21大类产业的2/3由外资控制）。其中的内在逻辑可以解释为，一方面，国内接受了通过国际贸易推高的基础商品价格，必然是高通胀的，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应对输入型通胀导致国内资金价格也相应上升，进而竞争不过投资市场中的国外低价资金。[38]
反之，由主要金融集团组成的美联储如果部署退出QE并重启加息周期，亦同样会引发全球金融震荡，受其影响的首先是实体经济效益有所增长的新兴国家；2013年年中，美联储放出QE结束风声，随后资本回流美国而在新兴市场国家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国内中小投资者在股市中被外资操控的多空大战打败。这就是新兴国家演变为衰败国家的外因之一。
在金融危机频发、威胁性日增之际，核心国家向外转嫁成本必然提出相应的制度安排。金融海啸派生的美联储QE政策（以及欧盟和日本相继推出QE）最为实质性的后果，就是核心国家虚拟资本更大规模的扩张，于是全球的制度安排将向更利于全球化金融（尤其是高度虚拟化金融产物）的方向扩张及流动，加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控制。
例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破坏了供应链，连带造成全球化危机，美联储再度无限量QE，资产负债表增加到7万亿美元[39]，大部分用于美联储直接购入美国各类负债；而获得资金的企业反身杀入股市，使得连续4次遭遇“熔断机制”的美国股市基本上“收复了失地”。
以下从核心内部地区，以及核心与半边缘的关系两方面来分析。
首先，在金融资本利益与地缘军事战略操作协同的大趋势下，美、日以及欧盟等为了推动其严重的金融危机向全球转嫁，进行了稳定核心国家金融市场的制度变革。2013年10月31日，以美联储为核心的美国、欧盟、瑞士、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宣布达成长期、无限、多边货币互换协议，构建核心国之间的流动性互换协作网络，这标志着金融资本阶段“新核心”的形成，也是全球化金融资本“作而不死”得以自我修复的一次重大制度调整。（参阅附录《专题2新核心同盟之一：核心区构建六方货币同盟》）
其次，金融资本核心国积极推动吸纳服从其地缘战略的“卫星国”及其他半边缘国，形成具有鲜明地缘政治背景的新贸易同盟。以WTO为代表的那种基于多边平等（起码原则上）的全球性贸易协议组织的发展，基本上已走到尽头。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为代表的新贸易同盟兴起，其核心机制是解除非核心国家的金融与货币主权，甚至“去国家化”，以方便核心国家的金融资本在境内外自由流动获取利益，并控制非核心国的实体资产。
“去国家化”是指核心国家利用国际制度安排、地缘战略和各种巧实力，削弱处于较弱势的主权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各种主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调控国内经济及监管外国资本的能力（经济主权）；二是通过国家信用赋权而获得铸币权收益及调控本国货币的能力（货币主权）；三是维持国内社会稳定的管治能力（政治主权）。
本书讨论的“去国家化”，主要指后殖民现象中的蚕食发展中国家主权。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防止威胁国家主权完整和政治安全的新帝国主义策略。
（二）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并重启加息周期，引发环球金融震荡
延伸阅读4
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预期，引发新兴国家货币汇率急挫
美联储是美国的金融资本家集团组建的服务于金融资本获利体系的私人机构，但是，这个代表金融资本利益集团的私人机构做出的决策，却由世界最强大的美国政府来贯彻执行，并依靠美国政府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迫使全球政府跟随。
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后美联储决策的变化，直接影响全球经济乃至政治形势。
第一阶段：2013年年中，美联储放出QE结束风声，新兴市场出现动荡。
第二阶段：2014年10月美联储正式宣布结束QE。在此之前，日本央行及欧洲央行已相继推出QE。此时，美国已经向全球倾泻了超过3.8万亿美元的资金（见图6）。
来源：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注：阴影区表示美国经济衰退。可以看到，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从2008年9月时的9000亿美元膨胀到了2014年10月的4.5万亿美元。
图6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
此后，海外资金回流美国，美股大幅度上扬，直接带动美国2014年第四季度GDP增长幅度达到5%的历史性高度。
第三阶段：2015年12月开始，美国重回加息周期，资金持续回流美国，新兴市场面临巨大冲击。
自2013年5月以来，市场对美联储退市的预期加剧。2013年6月，美联储对外释放结束量化宽松的信号引发全球货币及金融震荡——国际资本大幅撤离新兴市场，美元再次走强，进入上升周期，引发了新兴市场动荡，包括货币贬值、资产价格下挫、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停滞和衰退等，进一步暴露了各国本身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社会矛盾被激化，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持续的社会及政治动荡，如图7所示。其中，没有外汇管制或资本流动限制的国家受到的影响最为直接。据统计，美联储宣布结束量化宽松以来，全球有50多个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的货币震荡。
图7 2013年6月巴西各地超过100万群众上街示威
图8 自2013年5月，资金开始流出新兴市场
注：2016年的低位较2009年低25%。
图9 JP摩根新兴市场货币指数
图10显示了2013年6月因QE结束预期而引发的金融震荡，这使本来便呈现疲态的新兴国家货币出现崩盘式下跌。2013年6月至2015年9月初，新兴七国货币兑美元的汇率都出现大幅下跌，巴西雷亚尔下跌约73%，土耳其里拉约55%、印度尼西亚盾约45%、南非兰特约34%、印度卢比约17%、中国人民币约5%；至于委内瑞拉，其官方牌价不反映实际情况，2013年6月的牌价约1美元兑6.3玻利瓦尔，其后，2014年3月设立的SICADII市场牌价为1:55，但实际黑市价可能超过1:600。
来源：http：//blog.frontierstrategygroup.com/2014/12/fsgs-events-watch-extreme-currency-volatility-2015/。
图10 2013年以来多数新兴国家货币大幅贬值（2010年10月—2014年12月）
我们在对七个新兴国家的国别比较研究中看到，除了中国恰在2013年完成政府换届，随即开始反腐败，因此相对缓解了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带来的压力，得以保住金融主权，而其他六个国家都在全球金融战争中遭遇洗劫。巴西、印度、土耳其、南非和印度尼西亚这些一度被跨国金融资本追捧的新兴之星，现在已经被国际金融集团的分析者改称为“脆弱五国”（Fragile Five），如图11所示。
新兴国家除中国外，只有印度卢比对美元的跌幅相对温和，但这也是临时加强管制的客观结果。其实，2013年6月的环球新兴市场危机中，印度的金融秩序还是面临很大的冲击。2013年5月下旬至8月底，印度卢比兑美元已下挫超过24%。因印度不仅高度依赖外资，而且存在巨额贸易赤字，很容易被国际资本做空，所以造成由币值急速贬值及资金外逃引发的国际收支危机。2013年5月至9月间就有约120亿美元资金撤出印度股票和债券市场。只不过，面对危机迅速恶化的巨大风险，印度官方当即采取了资本管制等一系列措施[40]，包括上调贵金属及部分商品的进口税率、禁止金币进口等[41]，这才避免了更大规模的金融震荡。
注：脆弱五国的本币汇率自2013年5月后大幅下跌。
图11 脆弱五国货币兑换美元走势（2013—2014年）
来源：https：//www.chartoasis.com/inr-usd-forex-chart-10-years-cop0/。
图12 印度卢比兑换美元汇率
这个情况表明，尽管印度近年官方的政策主调是解除金融管制的新自由主义，但在紧急关头，还是政府出手沿用资本管制措施，才稳住了局面。
E7中，只有中国的人民币在2015年8月“汇改”前保持了币值稳定。
究其原因，这仍然是中国坚持国家经济主权、坚持政府对金融资本跨境流动管控的结果。其中，人民币非自由兑换是政府得以直接干预汇率和利率的制度前提，它既是中国有效实行宏观调控的制度条件，也是长期遭到西方国家强烈批判的所谓“中央集权”。最令西方金融资本集团愤怒的是中国限制国际资本流通的管控制度。与此类似，西方“人权”话语的背后，更多的实质性含义是去国家化的“资本权”。
然而，中国金融高层及相关主管部门似乎没有看到2013年新兴国家遭遇金融危机的教训，在同一年推出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的所谓“深改”政策；随后，2015年中国发生股市大幅度波动，约20万亿元资金蒸发；随之而来的是2016年资本大规模流出。这些相继发生的危机现象已经引起领导人的重视。
2013年12月18日，美联储决定缩小QE规模，每月削减购债100亿美元，使购债规模降至每月750亿美元。之后，美联储明确提出将退出QE，这掀起了国际资本撤离新兴市场、回流美国的新周期。某些主流经济学家试图淡化美联储政策对新兴市场资本流出的影响。例如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克里斯汀·福布斯（Kristin Forbes）认为，全球GDP增长及其不确定性是比美国利率及流动性影响更大的因素。[42]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循环论证，因为外资进出新兴市场，本身就是近年来影响全球GDP增长及其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
过去数十年，国际宏观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基础是蒙代尔三元悖论，即在资本自由流动、独立货币政策与固定汇率中，只能选择维持两项的三难困境（Trilemma）。但海伦妮·雷（Hélène Rey）的最新研究却指出，全球化金融周期实际上令三难选项压缩为两难：只有在资本账户受一定管制的条件下，一个国家才有可能维持独立的货币政策。[43]当前，国际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及信贷增长存在一个全球性金融涨落周期。此周期与量度市场的不稳性及风险指数VIX[44]同步。有更大规模信贷流入的国家，其资本市场对全球周期更敏感。全球化金融周期并不与个别经济体的特殊宏观经济条件一致。雷教授的分析显示：决定全球金融周期的最主要因素是核心国家的货币政策。这决定了国际金融体系中银行杠杆水平、资本流动及信贷增长等重要事项。只要资本可以自由跨境流动，不管该国是采用哪一种汇率制度，都不可能维持独立的货币政策。
雷教授的实证研究结论，验证了我们多年以来在《八次危机》[45]及多份关于新兴国家的研究中的观察与分析，也说明了在核心国主导的全球化金融涨落动荡中新兴国家所面临的困境。
（三）新兴国家被动跟进的经济金融化与资金回流美国的挑战
值得关注的是，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全球危机之后，美、日以及欧盟等相继采取QE政策，促进金融资本的空前扩张，一方面构成了对新兴经济体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普遍遭到国际金融资本绑架；另一方面也促使新兴经济体大多应对性地出现自身金融化进程的加快（或者说“被金融化”）现象，而严重侵蚀实体经济。
中国面临的严峻考验，不只是要应对国际资本借此做空，还要减少外贸盈余和过剩外资进入带动的国内货币超过实体经济需求量的“对冲增发”。这部分对冲的货币增量在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后，短期内即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占增发总量之比超过80%，是国内金融过剩的重要原因。亦即，当对冲外汇的货币发行超过绝对比重的时候，表明国家主权货币的性质在客观上已经实现了重大改变。人们无法获知，在这种重大变化中的获利集团到底怎样发挥对宏观决策的内在作用，但至少应该看到，伴随金融市场化改革已经发生的“洗钱”风潮和大量资本外逃。对此应该警醒，若这时中国在核心国家压力下开放人民币自由汇兑，则势必发生对“做空中国”蓄谋已久的外资短期逐利性撤离和国内资本恐慌性抽逃，导致人民币灾难性贬值或国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
既往的教训是清晰的：资金撤出新兴市场的趋势自美联储部署结束QE两年以来没有改变。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15年8月之前的13个月中，已有1万亿美元的资本流出新兴市场，差不多两倍于金融危机期间的资本流出。有投行的分析指出，截至2015年7月底的前13个月里，19个最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净流出总量达到9402亿美元，近乎两倍于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三个季度共计4800亿美元的净流出量，而从2009年7月到2014年6月底，上述19个新兴市场的资本净流入总量达到2万亿美元。
简而言之，这个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后的资本流向变化表明，E7国家的双重困境的本源只有一个，那就是金融资本核心国借助推行金融自由化带动的危机成本转嫁：美国推出QE释放流动性，新兴国家随即发生海外资本大规模流入造成的通胀；美国结束QE提高利率，新兴国家随即发生资本大规模流出引发的本币贬值和资本市场被做空造成的财富损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年6月底公布，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在该年首季急跌2220亿美元，至7.5万亿美元，跌幅达3%，为2009年首季以来最大跌幅。据推算，新兴国央行在2015年首季消耗约26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抵抗外资的流出，外储之流失速度是华尔街金融海啸以来最快的。据估计，新兴国家在2014年第三季度至2015年首季共损失5750亿美元外储，连跌四季，为20年首见。国际投机资本也纷纷放出消息，认为新兴市场货币面临史上最糟糕的风暴。根据上面报道的数字计算，当时滞留在新兴经济体的资金仍超过1万亿美元，还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做空操作，故而其后在2015年8月21日的黑色星期五及接下来的黑色星期一，全球股市以预期美联储将重新启动加息周期作为触发点，出现大幅下挫，新兴市场所受的震荡更剧烈。
正当新兴市场为资金撤出而苦恼时，一直处于历史高位的美国股市，却因为资金回流预期而急速高涨，2013年以来美汇亦同步上升。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美股已经延续9年牛市，成为历史第一。
2015年，全球约有5000亿美元资金从新兴国家流向美国。
2015年12月16日，美联储宣布基准利率调升0.25%，结束7年的零利率时代。全球新兴国家货币随即受到冲击。例如，多年受金融危机困扰的阿根廷比索一夜之间暴跌了41%。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援引IMF数据称：“不计中国在内，2015年新兴市场整体GDP增速仅有1.92%，低于发达国家1.98%的整体增速，这是1999年以来首次增速低于发达国家。考虑到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口增长更快，若以人均GDP计，两大阵营经济体的差距更大。数据反映出，新兴经济体国家不再逐渐趋近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而是越来越落后，2000—2014年新兴市场的强劲增长可能只是异常表现，这期间，中国超快速的工业化所激发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惠及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但可能是一次性的变化，新兴市场将回归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增速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常态。”[46]如图13所示。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国《金融时报》。
图13 新兴经济体（不含中国）经济增速首次低于发达国家
换言之，处于边缘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追赶，曾以为可以缩短与先进核心国的差距，结果在核心国家为了应对自身危机而进行的一系列地缘-币权策略操作下，还是被打回了原形，不仅在经济上依然深陷于依附性结构，还要应付由此引发的种种政治及社会矛盾动荡。
其中，新兴七国大部分都被全球危机“打回原形”，不仅没有体现所谓西方提出的“新兴市场经济”概念，反而几乎都倒退回传统的“殖民地经济模式”——主要靠出卖资源维持生存——贸易赤字和债务增加转化为国内暴力冲突的趋势愈演愈烈。
究其原因，依然是国际货币金融权及制度话语权掌握在核心国家手里。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表征，其实质仍然是国际制度权不对称下的“依附性陷阱”（dependence trap）。
回溯以美国为首的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进行双重转嫁的历史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规律，虽然部分结论还只是在经验层面上的归纳，但通过对新兴七国被双重转嫁并被动应对措施的回顾与分析，也足以说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复杂困局。
三、新兴七国各自所受的冲击
新兴七国在以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化进程中，客观地分处于“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特定位置。为了更清楚地揭示新兴七国各自面对冲击的特殊性及其与各自所处产业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结构和地缘关系的关联，本书同时采用了另一种分类方式，即根据各国之特殊性及条件将新兴七国分为以下三组。
第一组：中国及土耳其
将这两个国家归入一组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两国都曾经有过国家资本主义[47]工业化的崛起时期。两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周期性波动的情况也较为相似，也都在80年代开始接受新自由主义，推进制度转轨，此后外资大量流入，这些与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有一定的相关性；近年也在遭遇全球大危机之后各自提出地缘战略，却都深深受控于西方几百年来驾轻就熟的地缘战略变化。
第二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将这两个国家归入一组，是基于两国都属于人口大国，但也都具有灰色就业占比很高、外债和贸易赤字严重的共性特征，并且，这两个国家内部都存在不同名义的武装冲突、恐怖主义袭击等威胁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素——根据经济及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Peace）编制的恐怖主义指数（Terrorism Index），印度所受的恐袭风险在E7中最高。印度尼西亚也曾经面临高风险，但近年已下降至中等水平。
第三组：巴西、委内瑞拉、南非
这三个国家都是因“后殖民主义”历史条件而造成严重“主权负外部性”的国家。巴西和委内瑞拉都属于陷入典型的拉美型“城市化陷阱”的国家——大城市贫民窟化+大宗农产品金融化（“贫困化+金融化”），这使得两国贫富分化更加恶化——食品和一般消费品都依靠进口，国内民众的生活必需品价格过高，下层社会劳动力的实际成本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更大大高于中国、越南、泰国等依靠自给自足的小农村社经济实现危机软着陆的国家。从根源上看，巴西和南非的国民经济都始终残留和延续着昔日的依附型殖民地经济模式，由于土地及主要经济资源高度集中于占人口少数的前殖民者后裔及跨国资本手上，财富分配高度不公，社会矛盾势同干柴烈火，民间却缺乏有理论创新基础的自主话语解读。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E7中的巴西和印度尼西亚都兼具丰富的劳动力及自然资源等“比较优势”。巴西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出口替代”，到80年代已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可是后来的自由化政策导致出现经济再回归第一产业的现象。印度尼西亚也曾经蕴藏丰富的石油及天然气，但目前石油产量已不及国内消耗量，目前主要依赖出口棕榈油，其热带雨林也是受到资本垂涎的珍贵资源，同时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制造业也是印度尼西亚产业结构的重要部分。
E7之中，巴西、委内瑞拉、南非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过去十多年搭乘了全球贸易扩张、全球市场对原材料需求旺盛的便车，一度获得了可观的资源出口收益，因2008年以来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推升了国际原材料价格，也推高了出口资源的收益率，可谓资源输出型国家的黄金十年。但随着华尔街金融海啸，全球经济于2009年以后增长下滑，国际贸易额大幅度缩水，制造业出口国对原材料需求降低。而原材料价格下滑，造成从2011年起资源输出型国家的出口收益下降，国内消费需求也随之下降，这更加恶化了全球需求下降的局势，加剧了制造业国家的生产过剩危机。在这种恶性循环形成之际，2013年后美国收缩货币政策，外资撤出新兴市场，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曾经风光一时的以资源输出为命脉的国家，遂以各自不同的形式陷入危机中无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