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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个从“支农”到“滋农”的成长历程
人才计划四期 张琪[1]
我叫张琪，一个从事了九年乡村建设的实践者。从汶川地震开始，就参与了不同乡村的文化保育、大学生下乡支教和农民合作组织培育等工作。2008年的汶川地震让我重新去思考人的价值和活着的意义，三个月的灾区救援经历促使我下定决心在不确定的人生中多做点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投入公益领域，成为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举办的第四期人才培养计划的一名学员。六年的一线乡建工作后，我对乡村有了更深入的认知，也意识到乡村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种力量的参与。2014年，我和小伙伴成立滋农游学[2]，开始尝试引进商业力量，用社会企业的方式去探索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做游学、开民宿，联合村民组建合作社开展农村金融等，正式从“支农”向“滋农”转型，探索乡村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到目前为止已经在福建和浙江参与设计改造了22个村庄。
初识乡建
我2006年进入重庆邮电大学学习，大学的我是个十足的愤青，对社会有着激进的批判性思考。对官僚体制的蔑视，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对“三农问题”的反思，加上青春期特有的躁动，让我不能安静地留在所谓的象牙塔里面考研、考公务员，而是走出校园，不断地参与各种社会实践，践行我所认为的社会理想。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2008年7月14日，进入都江堰这座经历了大地震创伤后的城市，一座空城，高大的建筑上布满裂痕，居民全部迁居到帐篷里，地震的灾难让我对大自然充满了畏惧，人类真的太脆弱了，一场灾难下来，生命说没就没了，看到很多母亲在已经逝去的孩子尸体面前痛哭流涕，我只能呆呆地站在旁边看着，没办法给予任何帮助，甚至连安慰的话都显得苍白无力。
农历七月十五是鬼节，我驻点的村子是都江堰白沙村，满山遍野都是在祭奠的灯火，不远处传来的哭声让我无法入眠。除了反思人类社会的问题，我想得最多的是在这短暂而充满变数的生命当中，我要如何度过？我在临终前，回望自己一生的时候，会觉得有什么遗憾？
在三个月的灾区志愿者经历中，我第一次听说并有机会认识了很多NGO组织，尤其令我兴奋的是，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顿时觉得自己不再孤单，其间被他们专业的社区工作方法所吸引。为了能够系统性地学习社区工作理念和方法，我报名参加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组织的第四届农村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计划，开始了比较系统的乡村建设工作。这个过程就是在改造自我，改造社会。
在北京半个月的培训结束后，我被派往一家刚成立的以建筑工人为服务群体的公益机构实习，实习期半年。当时机构的服务内容包括宿舍探访、流动电影放映、工伤探访等。除了周一休息外，每天还要去探访一个不同的工地。2009年下半年实习过后，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建筑工人，我决定自己成为一名建筑工人，亲自去体验他们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工作中所遭受的压迫和不公。我在工地干了八个月，到2010年的4月，因为长期居住在地下室，空气污浊并且饮食不太好，最终导致胃部疼痛难忍而草草结束了工地的劳动实践，加上北京医院收费甚高，无法承受，只能选择回老家养病。其间感触最深的是，看到了资本的强势和霸道，很多建筑工人因为工伤拿不到应有的赔偿或者被拖欠了工资，而不得不通过爬塔吊，以生命的代价来要挟以换回自己的血汗钱，当我们在享受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各种便利的时候，为之付出极大心血的农民工，却生活在脏乱差的环境中，还面临拿不到工资的处境，让人觉得这个社会存在很多的不公平。
再识乡建
养病两个月后，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此时晏阳初平民教育中心刚刚拿到民政部的一个项目叫“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选址在天津西青国家微电子工业区实践，服务的群体是18—23岁的女工，我也参与其中。由于对新工人状况不了解，担心项目预期与真实需求不能很好地匹配，我作为一名工人，先在一家电子厂待了三个月，对工厂和工人状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后，才开始进行社区服务工作。2010年秋到2012年9月的两年间我一直在西青工业区筹备天津工友之家的工作，包括工友之家的建立、工作内容的确定、志愿者的招募培训和对外宣传等。
2012年10月，因为晏阳初平民教育中心筹备福州办公室，我从天津工友之家调到办公室任项目部主管，协调培田社区大学、莆田汀塘社区大学、福州工友之家各个项目点的工作，一直到2014年5月。其间我们在福建的不同村庄里，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发动村民建立文艺队，跳广场舞，活跃村庄的文化娱乐生活，低成本地提升村民的幸福感；挖掘村庄的传说和乡土故事，整理成乡土教材，教给村庄的小孩子，让他们对自己的故乡有更多的认同感；和村庄的乡贤一起组建村庄可持续发展协会，对村庄的环境问题进行分析和治理，梳理村庄的村规民约，建设美丽的居住环境；成立老人公益食堂，给村里的孤寡老人送餐，解决基本的饮食照顾问题；我们还协助村民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生态农业和互助合作经济的试验，这个部分是最难的，需要小心地处理村民的各种需要和彼此的矛盾，逐步推动村民自主化运营。
乡建反思
在乡村建设实践期间，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就是人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先说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为什么我们要那么辛苦地做乡建呢？低廉的工资，粗糙的生活，父母的反对不理解……如果乡村建设是有价值的事情，我们这些从业者是有价值的，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刚从学校毕业的三年，这个问题还不会很突出，只要养活自己，就没有问题，但随着我们要谈恋爱、结婚、生孩子，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这些问题越来越凸显，是坚持，还是离开去寻找一份公司的工作？这种纠结挣扎的心情，我想大部分乡建从业者都应该经历过。
再说乡村的可持续性问题。我们现在推动的乡村建设，大部分是用公益组织的名义在推动，组织经费也主要来自公益基金会、社会捐赠和政府购买服务，这就决定了资金的不稳定性。一般基金会支持一个项目顶多三年，所以对于很多小型的NGO来讲，天天要想的问题就是资金的筹措，一旦资金链断裂，整个乡村的事业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乡村的建设一定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花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去推动，而这种依附于外部公益资源的乡村发展模式是否合适？反之我们是否应该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才有可能有效推动乡村的发展？另外就是，如果没有乡村经济做支撑，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乡村骨干，面对生活的压力，也很有可能外出打工，赚取现金收入，而乡村工作者不得不重新培育村民骨干。
我们乡建前十年的乡村发展，主要是通过文化建设、教育建设等手段，逐步完成村民组织化建设，乡村的经济建设领域因为各种原因，很少涉足。可是如果乡村的经济不培育起来，乡村的复兴就是一个伪命题，而公益组织的身份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使命的。
乡建转型
温铁军老师讲21世纪中国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产阶级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乡村业态结构。和生态环境高度相关的休闲旅游、养生体验等消费需求都在快速增长。千差万别的、和自然紧密结合的乡村生活，最能吸引中产阶级对“三产化”农业的需求。这个新业态所要求的休闲农业，得体现“三慢”（慢城、慢食、慢生活）特点。这个业态要求的养生农业，也必须符合生态文明的多样化内涵才具有体验功能——在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中就内生着这种体验功能。中产阶级下乡创业的浪潮已经兴起，他们把个性化特质与千差万别的乡土社会有机结合，特别是人文资源、旅游资源相对丰富的地方，最具有“后发优势”。
于是在2014年5月，我们几个成员组成团队成立滋农公司，开始转型做社会企业，希望用商业的模式去探索人与乡村共同可持续的可能性。我们首先选择做实验的项目点就是培田村，一个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客家古村落，是一个远离城市、拥有浓厚传统文化气息的村庄。
乡建团队（晏阳初平民教育中心）早在2009年就介入村庄的发展中，尝试了各种方式去激发村庄的活力。我们进入后，举办培田春耕节，挖掘和保存传统客家文化；进行生态水稻的种植，尝试让农民更有尊严；发动社会力量众筹资金为古村建造一座竹屿亭，继承和发扬古老的竹艺；与村民一起合办金融互助社，希望用经济的方式盘活村子；举办大学生支教夏令营和老人公益食堂，让公益重新融入村庄的血液……
培田是4A级景区，一年有30万至50万的游客量，村民经营了农家乐，增加了一部分收入。但是农家乐的整体状态比较粗糙，不够精致，没办法满足城市人的需求。如何开发和经营兼具高端品质、互动性强、消费力强的乡村旅游产品是每一个乡村旅游从业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我们希望改造一个民宿，作为一个标杆，引领培田民宿产业的改造升级，“乡语”是我们希望打造的民宿品牌。意指“诉说乡村的美好”，我们强调旅行中的文化体验，让客人在享受舒适的居住体验之时，也能从当地的建筑、民艺、语言中体会先贤的生活哲学。我们希望营造一种新的、健康自然的乡村生活方式，倡导尊重自然、简单生活、分享快乐的生活态度。我们更希望创造一个可供借鉴的乡村改造案例，让村民可以直接借鉴学习，参与到自有房屋的设计改造中，逐步盘活村庄的闲置资产，进而让居住的乡村更加美好。民宿所选的建筑是原来的“培田社区大学”，这个庭院承载着诸多乡建工作者的回忆，村民培训、青年交流、乡建思想碰撞……总占地面积196平方米，改造后建筑面积为328平方米，共8间客房，与培田的地标性建筑“大夫第”相邻，背靠历经六百年沧桑的宗祠和戏台。如何在尊重建筑历史的前提下，让改造后的建筑与周围老宅和谐共存，我们思考了很久。我们邀请了对培田同样热爱不已的北京青年建筑师李国发担任培田别院改造设计师。希望能通过设计让空间变得小而美。在民宿选址之时，我们也考虑过承租老建筑进行改造，但再三权衡，还是放弃了。原因有二：一是老建筑都布满了明清时代的浮雕、楹联、名匾、石雕，再完美的改造也会带来破坏；二是八十年代的建筑生活功能更为完备，日后客人居住时，会有更加舒适的居住体验。
接下来在民宿的经营中，我们发现很多客户都有村庄深度旅游的需求，他们希望更加深入地认知和体验培田这个地方，于是我们根据客户需求改造了敦朴堂为体验工坊，提供造纸、雕版印刷、扎染三个手工艺体验项目，作为对他们需求的回应。
我们跟村民一起成立了连城汇通种养殖合作社，我们出6万元，6户村民每户2万元，老人协会2万元，共20万元，在这个基础上开展农村合作互助金融的实验。到年底发展到社员50多户，资金规模200多万元，有效解决了一部分村民贷款难的问题。
在年底的总结中，我们发现最赚钱的业务是游学，且游学是轻资本投入，可以在很多类似的乡村复制。而民宿是重资本投入的，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农村金融需要取得村庄相互的信任之后，才能比较好地去落地，不然很容易被当作非法集资。
从2015年开始，我们把重点放在了乡土游学上，并经过2个月的梳理调整讨论，形成了乡土游学的商业计划书，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厦门拉隆基金，双方谈得很顺利，经过尽职调查之后，我们拿到了一笔120多万元的天使投资。接着我们开始在福建其他乡村复制我们的模式，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已经签约了22个乡村，同地方政府一起开发乡村旅游。
人生导师
在这八年的乡村建设实践中，我先后遇到了两个对我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一位是温铁军老师，另一位是高晓明老师。
温铁军老师，是一位用脚行走、用心治学的三农问题专家，我跟着温老师边学习边实践，学习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反思现代化的制度成本转嫁，老老实实接触基层实际，扎扎实实在乡村搞合作实验，搭建全国合作组织网络，倡导爱故乡的社会理念。温铁军老师一直倡导市民下乡与农业进城，城乡统筹发展的理念。在城市，CSA（社区支持农业）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小毛驴市民农园成为这个行业的标杆。生态多样、文化多元、食材健康的乡村，对生活在钢筋水泥中的城市居民而言，无疑是一个美好的去处。
高晓明老师，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酒店经营管理专家，曾参与中国第一家五星级酒店金陵饭店的筹建。在32年的从业时间里，他全程参与了16家五星级酒店的筹备与运营。与高老师相识是因为爱德公益基金会的“培田—东板古村落人才培养计划”，她当时是民宿发展课程的培训老师。她认为目前的乡村旅游，精品民宿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旅居载体。一方面，对向往自然的城市居民而言，民宿让短暂转换生活方式变为了可能；另一方面，对于乡村本身而言，闲置资源得到利用，自然资源得到挖掘，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温铁军老师一生都在研究乡村问题，对于乡村传统文化及文化旅游的发展，有着旁人无法比拟的经验。高晓明女士从事五星级酒店管理经营30余年，对顾客的需求与民宿的管理经营有着独到的见解。有两位重量级的大咖作为指导老师，让我们在乡村旅游的开发实践中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方向。
发展目标：社会企业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步的中国百年乡建，涌现出一批社会企业家。在清末和民初两个时代都有重大历史作用的张謇，堪称世上第一个社会企业家。“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是在西方遭遇到全球化大危机之后才逐渐作为一个新的概念提出来的。而张謇作为1894年参与实业救国的社会企业家，抱定“村落主义”辞官回乡，做的就是具有“在地化”性质的社会企业。他在南通创立大生公司，发起农会配合农田水利建设，形成农业增量来支持纺织业；他兴办交通运输、银行和保险业，再将一二三产业综合经营的收益投入本地教育、文化和社会福利。张謇之后，继往开来的是1925年在四川创办民生公司的卢作孚，他立足北碚镇开展了近30年在地化试验，产生的所有收益都用于本地教育、科技和社会民生事业。这些乡建前辈中的社会企业家，留下的是值得所有人借鉴的经验。
当代的乡村建设本身也形成了很多社会企业，如北京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分享收获农场等。滋农游学在福建生态环境丰富多元的背景下，提出“引导城市再识乡土，协助村民共建乡土”的理念，深度挖掘乡土社会的文化、历史、手工艺和自然等资源，据此开发成能够深度体验的游学项目，并将村庄的闲置房屋进行民宿改造，提出“民宿＋在地文化体验”的设计，既要满足城市周末休闲度假的需要，也带领城市居民去重新发现生态乡村的美好，以此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我们这些年轻的乡建人，十年来跟着温老师下基层开展乡村建设，后续的演变本质上是把从志愿者干起形成的社会资源逐步向实业过渡，未来滋农也会把形成收益的股权大部分捐赠给乡建基金会，以便资助更多的年轻人更好地参与到乡村建设这个延续了百年的历史运动中来。
公益与乡建转型的问答
问：如何权衡公益组织平等文化同公司效率文化的冲突？
张：公益组织内部讲究的是平权、民主，适合小团队的做事方式。而公司一旦发展起来，就需要更加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束缚和科层制度，这个跟原来的公益组织体系就会有很大不同。公益讲的是社会利益最大化，如对村庄的发展来讲，引入更多的团队来建设乡村，是个好事情，我们在村里做游学，你跳过我们，直接跟村民对接，客观上也提升了村民的收入，作为公益组织，我觉得是挺好的事情。但从公司的立场上来讲，就有问题了，如果所有的人都要跳过你，直接跟村民合作，那公司的利益就没办法保证，你就没有了收入，也就无法生存。公益组织的收入来自外界的支持，公司的收入来自市场竞争，这两者的概念很不一样。
在实践中，培田的村民就有人说，社区大学现在变了，不再以社区服务为主了，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赚钱上。这样的议论很考验人。我觉得社会企业，首先是企业，一定要讲盈利，只有有了收入，有了盈利，社会责任才能够谈，不然一切都是假的，根本不可持续。再有，社会企业要通过商业的手段解决村民组织化建设问题，才能保证合作共赢，单个的小农只能不断分裂业已原子化的乡村。所以我们在地方的实践中，优先跟村庄的合作社等集体组织合作，以便能够不断推动乡村力量的整合工作。
问：从公益到企业的转型，是否意味着对理想的背叛？
张：我们通常在讲乡村的衰落和复兴的时候，往往隐藏的理念是排斥资本的，觉得资本是逐利的。资本进入乡村，只会排斥村民，独享收益。我们是否有可能更加合理地使用资本，把它视为工具，而不是异化物，用更加开放的心态去看待资本、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使大家能够更加合理地共赢。村民有收益、资本有收益，乡村也能可持续发展，生态更加多元化。如果我们的尝试失败了，那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探索，我希望能够把这个过程详细地记录下来，跟乡建的人士去分享，我们到底是如何被异化的，如何走向失败的。
八年来，经历了很多，以前是为了理想，背负着神圣的道德光环，一副解救人民于水火的姿态，希望通过乡村建设实践去解决这些问题，让地方政府对我们非常警惕。
而现在，坚守农村，进行乡村建设，内心更加平和和包容，更多地演变成了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些人看到了乡村的衰败也看到了乡村的美好，原来我们在谈的是“三农问题”，但我更喜欢去谈“三农的优势”，尤其是在生态文明成为国家战略，开始出现大量中产阶级下乡的背景下，乡村的宁静、文化的沉淀和生态的多样性，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休闲度假场所。我们应该重新去审视乡村，去重新发现乡村的美好，同社会各界一起参与美丽乡村的打造，让更多乡村的美好能够被发现、分享和共建。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愿意缓慢地发展，缓慢地行走，用更多的时间去发现、去挖掘，去亲身体验，不断推出美丽乡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