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2.7 淌过的时光，留住的理想
人才计划十期 吴昊[1]
又一年南塘的“大地民谣音乐节”随着清明前后的十里春风如约而至。一周前，原本计划着再回南塘的时间表终于在清明假期紧张的车票面前被迫取消，只好在京城阴沉沉的天空下、灰蒙蒙的小窗内，隔着800公里的空间距离和一道手机屏幕想象并回想着南塘的今与昔，感叹“前度吴郎”还是没有再来。
从南塘“下乡”经历的结束到现在已近两年。2015年8月，带着“不甘于平庸的梦”和“不同于流俗的心”的我来到帝都，开始在北漂中追寻自己的“价值”和“理想”，工作和生活之余，乐此不疲地奔波于一场场聆听和激辩，也一次次地参与到民间公益组织中做志愿者，真心以为可以把大学时代的理想主义延续下去。虽然时常觉得，在与“现实”的对冲中想要保持那份“理想”，往往像负重前行一般，总是要增添些许烦恼；不过，更多的时候，却是觉得庆幸，幸好我还保留着那些过去和现在都觉得重要的东西，那是行走于半是原野半是荒漠的旅途中难得的动力和慰藉。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电影《卡萨布兰卡》中有这样一句台词：“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和爱过的人。”事实上，不仅仅是人的气质，还有人们每时每刻的所思、所想、所感，以及选择和决策，都深含着过往岁月打下的烙印。当我回想那些表面丰富实则乏善可陈的经历时，时常会对我“敢想却不怎么敢做”的行动力感到怀疑，不过，即使是表面的“丰富”，也足以把一些故事写在漫长的记忆简历里慢慢咀嚼了。
我一直是属于那种在现实生活中自觉理论化的人：××主义、××化、××派，看似平淡的生活、故事和人，总会自带标签地出现在我眼里。可是，面对或迷茫或坚持，或随心或理性，或包容或对立的自己和世界时，我往往会觉得，所有的理论及标签都会在零乱的现实面前变得破碎不堪，就像参加人才计划的前与后、起因、经过、结果，也都如同一片片或含苞待放或风光正盛或满地飘零的花瓣，很难简单地用线条串成串，只能随意地拾起若干，镶嵌在记忆的边框上，权作装点。
“你们来能做什么？”
我是在一个小城里长大的，所以我的成长经历早已给我打上了“小城镇人”的烙印。我一直觉得，小城虽不同于大城市的繁华与现代，却也不似乡村的落魄与传统，只是近几年，当“乡愁”一词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我才意识到，小城也面临着同样被淡化、被遗忘以及被迫变得面目全非的命运。
很小的时候，家里还没有搬进楼房，我常常和街坊的小伙伴去一片池塘边抓蝌蚪，养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罐里，看它们是怎么慢慢变成青蛙的，只不过，小蝌蚪从来都没有长大过。从我的家乡出城往西，就是连绵的吕梁山脉，那时，有一座山叫“元宝山”，因为形状酷似古时的元宝而得名，我还跟几个表哥表姐爬过那座山。不过，随着家里搬进了楼房，也随着升入中学后课业负担的加重，我再也没有机会跟那座山和那片池塘亲近过，再后来，池塘消失了，元宝山也在附近采石的人们的“改造”下变成了一片小土堆。
从小学到中学的十几年光景中，因为很少接触乡村，对乡村的印象全都来自教科书，偏执地觉得乡村是现代化的阻碍，且代表着落后和愚昧，最终必然要走向衰落，也因此和在乡村教师家庭长大的母亲辩论过很多次。在母亲的印象里，乡村的人是朴实的、善良的，乡村的生活有很多值得怀念的地方，所以当我做出参加“人才计划”在乡村待一年的决定时，母亲是很赞成的。不过，当我真正开始试图融入村子的生活时，由于缺乏乡村生活的经验，着实遇到了不少麻烦。
首先是让我“深恶痛绝”的跳蚤和厕所问题。2014年7月，刚刚大学毕业的我从一个二线城市来到赫赫有名的“南塘”。到乡下的第一天，我就遇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可怕“物种”——跳蚤，在小床上睡了一晚上，就被跳蚤咬出了满身的疙瘩，奇痒无比。下乡最初的几个月，跳蚤是困扰我的最大梦魇。另外便是厕所。用惯了抽水马桶，对乡下的旱厕总是感到深刻的担忧，以至每次上厕所，都要先怀着忐忑的心情小心翼翼地站稳，直到现在，我还庆幸自己的小心。
其次就是融入问题。刚到南塘，我就发现想要融入社区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包括语言沟通的障碍，包括一些村民对外来“志愿者”的不理解，也包括我对村子里的人的不理解。当地的老人有很多是听不懂普通话的，在一次调研中，我跟一位老太太聊天，问起她的孙子是否已“上学”，我大声讲了很多遍她都没有听懂，最后我无奈地说出一句十分蹩脚的阜阳话，问：“你孙子在上xuo？”老人家一下子明白了：“对，上xuo了！”村民们的不理解很正常，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我们这些外地的人却来了，他们总是会问，“你们来能做什么？”还有的人直接劝我出去打工，说在村里没出息。
还有就是到了社区后，对自己初衷的怀疑。一次，合作社组织村里100多位老人到阜阳生态园游玩。一整天大家玩得都挺开心，不过下午回南塘的时候，却出现了一点“骚乱”。合作社包了三辆公交车，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永芬事先跟大家说好先排队，等点名人齐了再回村子，一来避免把一两个人丢下，二来可以让年纪大的先上车坐下，大家都同意了。可是，当车来的时候，一大群老人家却不等点名就一拥而上，永芬挡在车门前苦苦劝他们排队，但是没有人听，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要上车，怎么劝都解释不通。最后我只好挤上车让司机往前开了几百米，看着车走了大家才乖乖地排起了队。那时的我不仅理解不了老乡们的做法，更对自己为什么要加入人才计划产生了怀疑，面对残酷的现实，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让我惭愧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了十几年、原本最有资格抱怨的标哥却从不悲观。作为合作社的“精神领袖”，这位当年法律系的毕业生，从帮着村民维权到自己返乡扎根社区十多年，他是“侠客”，是理论家，又是行动者。他说，社区建设就像盖楼房，有的地方本来就有基础，从10层盖到20层，效果显著，但我们本来基础很差，从0层盖到15层，虽然没有出效果，速度可不慢。
标哥坚信“行动会让我们和世界产生无限的联结”。这两年，我也欣喜地看到南塘正在发生的一点一滴的变化。虽然当初人才计划结束后，我选择在城市工作，多少有些“逃离”的意味，因为我是打小起就被“城镇化”了的。我一直觉得，更亲近自然的乡村生活是人的本能，而被“城镇化”了的人则丧失了这种本能。不过，当我开始漂在城市CBD的时候，对那一年的怀念总让我觉得那里一切都是好的。钱钟书说，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很多时候，乡村也是如此，村里的人想出去，出去的人又何尝不想回来呢？
南塘的呼唤
早在中学时候，我就常常被周围的人冠以“文青”之名。不过，我一直都对这个称号有些排斥，我清楚地知道，或许是因为这个时代人们对物质的追求遮蔽了一切精神层面的追求，又或是因为那些自诩文青实则酸腐不堪的人的“高级黑”和“污名化”，“文艺青年”这个称谓早已带有了强烈的嘲讽意味，所以，我常常会刻意逃避这样的标签。不过，每当我直面自己不甘心沦落于“眼前的苟且”的心理时，却又愿意接受这个身份认同，无论是中学的青涩年华、大学的理想主义还是毕业后的执着追寻，都带着浓厚的“文青”色彩。
很多人怀念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往往会有这样的描述：“白衣飘飘的年代，诗与哲学汇成的理想主义，大学校园的才情与浪漫，那是新时代的启蒙岁月。”乡建圈的前辈们缅怀的刘老石老师也曾在《文化三十年》中将80年代描述为最好的时代。见多了诸如此类的叙述，又常常看到让人钦佩的那个年代涌现出的诗人和知识分子，所以我一直对那个时代羡慕不已，于是当我看到“70后”的许知远因为自己没能在最好的年华遇上那个最好的时代而生出“生不逢时”之感时，“90后”的我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种“共鸣”主要源于身为文青对“理想主义”的憧憬。而这种“理想主义”，最初则起源于小时候的一点“早熟”。
我几乎是从刚上中学时就开始倾心于一位女同学，那个秀外慧中的女孩有着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的优秀，始终都是老师和同学眼中的“焦点”。后来到了高中，我们不再同班，但她的风采并未因此淡去：高一的新年晚会，她的诗朗诵赢得了阵阵掌声；汶川地震后的募捐活动，她做主持人用最打动人心的声音触动了每个人。于是，想象中的她也是一个有着情怀和理想的女子，这一点想象也成了我在后来许多年里航行中的“灯塔”。
那时做得最疯狂的事，是高一结束时文理分科的决定。按照学校惯例，文理分科后，理科班会在一个楼里，文科班会在另一个楼里，而两楼相去甚远。我知道她一定会选理科，但我擅长的却是文科，由于从小培养的兴趣和知识积累，只是上课随便听听，历史和地理就全都是90＋；得益于文科的助力，高一一年，我都是班里的佼佼者。可是，为了偶尔会发生的“邂逅”，我却舍弃了“得天独厚”的优势，选择了本不擅长的理科，从此离曾经可能踏进的憧憬过的“名校”越来越远，走进了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二本学校。
几乎是一踏进大学的校园，我就开始了对自己当初不慎重的决定和荒唐的选择的追悔。在那个“亭台楼阁”一应俱全、“风花雪月”无处不在、时不时还因几个学生开着兰博基尼的“临幸”而登上新闻头条的园林式的校园里，唯一缺失的就是想象中榕树下本该有的朗朗读书声、课堂上本该有的思想激辩、图书馆里本该有的宁静致远。说不出的失望对于一个坚强的内心来说，也许会化作求索的动力，可对于当时的我，却变成了逃避与颓废，只能蜷缩在宿舍的床上和自习室的角落，一页页地翻着中学时代没有翻完的武侠小说。
我常常觉得，高中时做的那个选择无疑是至今最大的“错误”，它让我在一条本不属于自己的错路上拼命地爬了好多年，直到精疲力尽才迷途知返，不是有句鸡汤叫“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吗？可是，当我幡然悔悟时，当然知道，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当初放弃的两个轻松的90＋，和从小培养的兴趣，已再也无法带给我更大的助力。偶尔会想，如果那年文理分科时选择了文科，也许就会在轻松拿到历史、地理高分之余，在英文、兴趣爱好、体育锻炼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度过一段完美的中学时光；也许就可以到一个非常不错的学校，遇到很多良师益友，并很快找到人生的方向，乐此不疲地如醉如痴地在学业上日益精进；也许最初梦中的“伊人”会在后来的某个路口重逢；也许……然而这些“也许”的蝴蝶效应永远不会成真，过去了的再也不会回来。
对于当时年龄上已经成人但心智上却并不成熟的我来说，所有的不顺利都会被“习得性无助”的脆弱内心当作“不可抗力”。在“要么完美、要么放弃”的伪完美主义的二元思维下，面对那么一点点的失望，我选择了“三分超然物外，七分游戏人生”的妥协（抑或“对抗”），除“看小说度日”的主业，还把玩游戏当作“兼职”，也因此认识了大学最初的几位“朋友”，开始的半年光景里，通宵游戏也成了隔三岔五就会如约而至的“必修课”。
都说“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我的这扇窗是在半年多之后的大一下学期打开的。对于无意间加入并在其中“谋得一官半职”的社团，从开始就有了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读书会、沙龙的思想激辩，下乡实践的理想主义，交流、碰撞的朝气和活力，似乎都在诉说着一段“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故事。我在社团里了解了民国与当代的乡村建设，也了解了或左或右的多种思潮，而事实上，那些我在社团里关注的，其实都在更早的时候就关注过，是命中注定的偶然相遇，又或是追寻了很久的蓦然回首？
我在大三暑假的一次长途骑行经历也起源于这之后产生的想法。看到乡建圈的一位学长的骑行，于是心生向往，就有了从沈阳骑回老家山西的想法。不过，那时我做出选择的初衷，多少有些“说走就走的旅行”的伪文青想法和想要增加炫耀资本的“闷骚”念头。有人总结“现代人四大俗”，即“从小有个音乐梦，辞职开间咖啡馆，改变世界要创业，放下一切去旅行”。那个时候的我，除了旅行的梦，也常常出没于咖啡店这样的场所，不过，对公共空间构建有点追求的我，并非完全是附庸风雅，而是真正懂一些咖啡馆的精神内涵的。
所以，当我后来听标哥谈到南塘有“公共空间构建”的主张时，是有强烈认同的。此时的南塘，已经开始跟一些“城市小资及中产”有了很多互动，标哥也常自诩“文艺的屌丝”，不仅致力于“文艺”的阅读空间和社区环境的打造，更向诸多的“泛艺术家群体”伸出了“橄榄枝”，并通过氛围的营造重建社区内和社区外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大地民谣音乐节”是标哥及南塘精神气质最集中的体现。社区功能与文艺气息完美结合的“音乐节”，更像是南塘本身的一个“缩影”。
那时在南塘，几个年轻人常常会买点啤酒，坐在星空下夜谈，或是一起徒步数里走到田间、池塘边享受“与夜幕平分此世界”的宁静，或是搭几个帐篷在屋顶，同月亮分享夏夜的清凉。标哥是一群人里唯一的“老男人”，能讲的故事也是最多的，自己的故事、村子的故事，还有公益人的故事。由于南塘正在做教育的探索和尝试，所以教育是最常谈起的话题，当时在合作社负责图书馆、夏令营工作的“蚱蜢”是个富有教育理想也有着很多实践经验的年轻人，对教育领域有着颇深的认知和见解，谈到精彩的部分，我常常会忍不住拿一个本子记录下来，像一个奇妙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南塘团队的“文艺气质”，以及此间多种不同思潮的汇聚，也渐渐成了我寻找自我价值的过程中的重要参照。
多元化磨合
南塘社区的另一个特点，在我看来，就是持不同观点和主张的或左或右的“流派”都有在这里实践自己理念的可能，这一点，跟乡建群体本身以及我所参加的“人才计划十期”的多元特点颇为相似。
“人才计划”同期伙伴的面孔，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拥有最多国际视野、把小乘佛教介绍给同伴的海归鑫姐；扎根苗乡十余年的云飞姐；弘农书院的欢姐和珍姐；西北政法毕业，在当时引起一阵轩然大波的谌洪果辞职事件中得到谌洪果老师声援的小强同学；同样刚刚大学毕业却履历丰富，以一人之力撑起一个公益项目点的行动派蒋峥；走在路上常常手拿一支藤条边晃动边独自哼着歌的地瓜；返乡青年迪桥、魏伟；离开《大公报》加入这个团队的夏斌；一起从“东北区支农队”走出来的李强；重庆美女小艳姐；丽江妹子海梅……每个人都有特点，共同书写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2014年8月，景色怡人的阳澄湖畔，人才计划十期第一次昆山培训在那里开始。每个人都讲述着自己的故事、经历，试着用同理心、非暴力沟通互动和交流。这个多元的群体中，个体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一次最大的争议发生在芬芳文化书院牛见春老师的讲座上。牛见春老师的观点并不是所有同学都认同的，第一个反对的同学直指他“反传统、反文化、反小农”。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和独到见解令我佩服，但是他对左派的看法和转基因的认识却让我反感，于是在接连有两位同学站起来“炮轰”后，我也站起来貌似求同存异实为“拉偏架”地表述了一番，引起了更多的争论，团队的多元性表露无遗。
团队的多元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有时也是矛盾的源头。作为从大学“支农队”出来的愣头青，开始的时候我对团队的期待非常之高，希望它会是一个百花齐放、英姿勃发，又能共同进步的团队。第一次培训结束，我还被推选为“班长”。不过，由于期待过高，当我看到现实并不如愿的时候就产生了不少失落，加上大家都是单独被分到一个村驻点，我去了安徽阜阳南塘合作社，大家走进了各地的社区，团队建设也没能做起来，所以当所有人再次相聚，赴北京的大本营“西山雨舍”参加第二次培训时，矛盾便发生了。一个宁静的夜晚，西山雨舍的小图书室，十期学员的“吐槽夜谈”以激烈的争吵开始。由于“支农队出身”的“身份认同”，早已把中心当作自己的家，也因为所谓“班长”的压力而把团队建设的成败看得十分重要，所以在那场“吐槽会”上，我直接向一位伙伴“发难”，指责他只顾个人不顾团队。是夜，大家都不欢而散。不过，团队的融合却也并未因多元而撕裂，反而让每个人在不断的碰撞和磨合中学会了理解和包容，学会了如何对待不同。
从社团到“人才计划”的团队，都会接触到持不同观点和思潮的人，周围的同伴都会选择认同或反对一些观点，其中难免有一些人是被动接受了某一观念，但我对一些思潮的认同或反感，却是在很早就确立了的。
譬如我一直都对“民族主义”存有戒心，最早是因为高中时读过的一本英国的中篇小说《柑橘与柠檬啊》，小说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国为背景的，反思了战争以及意识形态造就的悲剧，书中并没有提到“民族主义”一词，我那时也不知道什么“主义”，后来了解了一些意识形态后才知道《柑橘与柠檬啊》是在解构和反思民族主义。因为那时就形成的观点，所以后来很认同一位左翼学者对民族主义的解读，即“社会矛盾激化时，一些人出于自身利益，会动用意识形态的力量，将阶层矛盾转嫁为民族矛盾”。
大学时，我开始了解了一些“女权主义”，并对女权主张深以为然，其实也是因为很早就读过《玩偶之家》和《简爱》。读过或看过的文艺作品以及从小到大的经历早已塑造了自己的“三观”，所以后来接触到各种不同的观念，就会自动分辨出哪些是契合自己想法的，哪些是有违自己“三观”的。过去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让我对传统意义上的“左派”和“右派”并无偏见，无非左派更追求“公平”而右派更在乎“自由”，我一直都坚信，无论到了哪个年代，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一切对“平等”的追求都是天然合理的。
理论与实践
在众多的思潮中，唯独“乡建”让我对中学时代建立起来的认知体系发生了一次180度的反转。中学时代了解西方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在殖民地的原始积累，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以及苏联式的工业化中农民的血泪史，所以隐约能感觉到，我们的工业原始积累阶段，也许乡村承担了一定代价，但仍然接受了教科书的理论，觉得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是天经地义的，并没有产生过质疑。直到接触“乡村建设”后，我才意识到我们学过的那些理论，其实从未站在乡村与农民的立场上考虑过。
大学时代接触到的“乡村建设”理论，多是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待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的，所以当我带着这些宏大的理念来到乡村时，就突然发现，参与“乡村建设”跟想象中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之前的认知是“空中楼阁”，那么实践则更像是“鸡毛蒜皮”。来到乡村做事，我们不再会考虑“工农业剪刀差”，也不需要了解“三要素的净流出”，甚至不需要知道“解构现代化”，我们似乎更需要在家长里短间，体察村子里的人在生活琐事中的现实矛盾。
所谓“理想的落地”，不过是先把理想晾在一边，让自己融入泥土中。
毕业季的时候，我并不满足于周围的同学想要过上的那种日子，那在我看来乏味到了极致，尤其是我想起一些学哥学姐分享的毕业后的生活（要么请客户吃饭，要么陪领导喝酒），这让我感到无比的厌恶；同时，在大学投入了最大一部分时间与经历的“支农”让我觉得，对“乡建”的参与不该止步于此。于是，我开始想探寻另外一种“可能”，所以当第十期的“人才计划”开始招募时，我就迫不及待地递交了申请，接着，我就接到了赴南塘实践的通知。
初识南塘，我首先看到的是各种版本的故事和往事：从维权到乡建，从《罗伯特议事规则》到《可操作的民主》……在百度上输入关键字“杨云标”或者“南塘”，网页上可以弹出数十条相关的新闻以及评论，还贴着“乡土维权者”“新乡村建设”“罗伯特议事规则”“理想主义”“实践者”等诸多不同的标签。当我怀着一点好奇和憧憬来到这片想象中的田园时，我渐渐意识到，故事中的“一波三折”还原到现实生活里，往往会变成一件又一件平淡无奇甚至有些乏味的柴米油盐的日常琐事。
在南塘最初的三个月里，我的核心任务是应对生活的挑战。除了适应厕所和面对跳蚤，还要学会跟多种陌生的昆虫“共享”房间。其中有一种黑色的体型巨大的昆虫，飞起来会发出一阵阵“轰鸣”，时不时还会横冲直撞，我把它们命名为“变态虫”，为避免半夜受其困扰，我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其习性，以便于捕捉。炎热的夏夜，四下一片漆黑，周围除了虫鸣外便再无其他声响，当时的南塘大院里，经常只有我一个人，于是我可以肆无忌惮地用箫声和歌声打破暗夜虫声对周边生物群落“传播媒介”的“垄断”。
我在大学的最后一段时光是在忙碌中度过的，以至对毕业季的离愁别绪的感知也是滞后的，直到“人才计划”开始，我面对新生活的困境和孤寂，内心的离别之殇才一下子喷涌而出。夜静时分，我写了一篇表达怀旧和茫然的长文发给几个朋友，其中一个女生在回复中抱怨说，离校后原本已平复了离愁，我发给她的文字却又让她大哭了一场。
起初参与到南塘社区工作中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乡建”，为什么我们学到的那些理论跟实践是没有关系的？于是，我几乎是完全被动地参与到日常社区的一次次活动中的，直到南塘的一个对外项目“返乡青年培训”的开始。
在南塘时投入最大热情的工作，可能就是“返乡青年培训”了。由于已经有过两期的经验，我进入的“第三期项目”是一个比较成熟也比较完美的项目，从招募，到培训的开始，再到完结，我在项目里逐渐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工作内容，除了文字记录以及培训期间的零星琐事，还写过项目中期报告的部分内容。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近距离地接触了一些机构、一些人：有以前在支农队时就常听说的乐施会；有贵州乡土文化社、贵州和仁乡村发展研究所等本土NGO组织；有参与项目的返乡青年学员；有做过记者又懂人类学，常常会分享台湾地区、泰国和“保育着世界上最丰富的基因库”的西南少数民族乡村故事的乡土文化社社长李丽老师；有在乐施会实习的香港大学女博士嫣然……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背景，也都有各自的故事和内心世界。过去我觉得，理想就应该是对宏观世界的情怀，而此时，我意识到，真诚地走进一个又一个平凡的个体的内心世界，去在乎每个看似渺小的生命的感受，也许比关注抽象出来的群体概念有着更重要和实际的意义。
也是缘于这个项目，我第一次走进了黔东南风光秀美的侗寨——龙额，开始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有了一点点的了解。从小到大一直都生活在汉族区域，除了在家乡的县城里卖羊肉串的维吾尔族商贩，我接触的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是“汉化”过的，但这次，我却真实地从侗乡的鼓楼、风雨桥，从侗族特色的油茶、烤肉、米酒，从侗歌侗话，从饮酒时的“吆喝”和敬酒时的习俗中感受到了“小众文化”的魅力——文化就在普通人的衣食住行里，文明就是在那些最朴实的人的生活劳作中积累起来的智慧，而多元文化的共存正是保存了人类最丰富的“智慧宝库”。
当我开始暂时抛开宏观的视角，看到社区以及每个微小的个体的价值时，南塘社区本土的文化也渐渐在我眼前绽放出了它特有的迷人风采。其中，年过八旬的罗桂兰老人的剪纸是最让我惊叹不已的。我竟是头一次看到，用一张普普通通的红纸、一把破旧不堪的剪刀，可以裁剪出那么多精巧细致而又变幻无穷的图案。老人家原本还会做阜阳当地特色的“虎头鞋”，只是年纪渐大，眼睛和手都不比年轻人灵便了，她已经多年没再做鞋，只有剪纸还勉强可以做。于是，我在人才计划的最后一段时间，隔三岔五就会跑到罗桂兰老人的家里，一来找她聊聊天，二来想看看是否能找到一些年轻人，来学习老人的剪纸，既作为文化的传承，也可以成为对老人的一种尊敬和认可。
彼时，南塘的年轻志愿者渐渐多了起来，最多的时候，小楼里住着五个年轻人，于是，生活中渐渐充满了欢笑和吵闹。有一次清晨，有三个同伴出门跑步，回来吃饭时，志愿者蚱蜢问道：“你们今天是不是没跑多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的日记还没写几行！”我突然说：“原来跑步跑多远是可以用多少行字来计量的！”于是在饭桌上，大家纷纷笑着戏说“跑出了一首长诗”“跑出了一篇散文”……后来，我作为第一个来的，也成了第一个离开的，之后又陆续离开了两个，那个短暂的小团队终于各自分散在了天涯。
世界并不大
当为期一年的人才计划走到尽头的时候，同期的伙伴纷纷开始寻找下一个人生阶段的方向，我自己则选择了媒体工作。其实更早的时候，在大学社团，我就隐约萌生了做媒体或者传播的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很多读书会，我无奈地发现，就算是进入社团的稍有点情怀和思想的同学，对于公共领域的理论以及各种不同的思潮也知之甚少，甚至没有关注的兴趣。我那时觉得，所谓思想的碰撞，不过是公共知识分子和拥有思辨能力及人文素养的小众群体的自娱自乐，沉默的大多数听不懂，也不愿听。
于是，大学时我就想，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理念，包装成公众可以听得懂的、乐意听的东西呢？一年的乡建之旅更让我看到了传播以及拥有传播能力的重要，我开始向多家媒体投递简历。最终，我阴差阳错地进入了一家能源领域的“垂直媒体”。
2017年年底，标哥从南塘来京做事，返程前，我们在北京西站附近的一个小餐馆里边吃边聊了许久，谈起我们都熟知的人和事，还有很多NGO组织。因为时常会在不经意间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大，所以当我知道标哥的朋友里也有关注能源的人时，并不感到意外，就像发现做乡建的人和环保主义者有很大交集时一样，不过是在我认识的不同圈子的人群里，又多了一条可以在平行时空中把不同的人连在一起的“隐形纽带”。
2015年10月，我开始以会员身份频繁地参与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活动，并尽可能多地关注环保。参与环保组织的缘起，有从小就建立的认知，我的母亲就是一个关心环保的人，家里卫生间、洗手池的下水管道，都是被她“改造”过的，这样，洗过手的水可以截留下来，而洗过菜的水也常常会被她用来浇花，从小到大，我们经常会聊起节约和环保的话题，所以，我似乎从小就完成了环保的“启蒙”；此外，更多的是机缘巧合的相遇——早在“人才计划时期”，就听多位乡建前辈提起“自然之友”，来京后我第一次参加的这个NGO的活动，也同样是一位乡建前辈推荐的。
不过，生态与环境虽然跟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关，但在日常生活里仍然是一个很小众的话题，所以总会有人问我，既非职责所在，又非科班出身，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些问题？为了避免被当作愣头青，我总会尽可能解释得理性一点、实用主义一点。事实上，理性和实用主义原本就是我参与到其中的原因之一。由于工作的缘故，我需要关注能源，而能源和环境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在发现绿色和平、WWF等很多著名的环保组织都有关注能源的项目（如绿色和平可再生能源团队）后，我更加确认了这一想法。
幸运的理想主义
有人说，时间流淌过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会留下痕迹的。
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虽然在现实生活的摸爬滚打中消磨了不少年少时的梦，更学会了隐藏和伪装，但我还是有一点理想主义的“特质”，也在世俗的环境里保有着一点“清高”。不过，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因为越是稀缺的东西就越是弥足珍贵。
我在北漂了数月之后，偶尔回想起在南塘的日子，曾作一首诗，名曰《记得彼时》，就以此作为结尾吧。
记得彼时，
那个夜幕下的安静的村，
和一群数着星星、夜谈的人。
记得彼时，
搭一个帐篷就能睡在屋顶，
等着阳光照到脸庞的清晨。
记得彼时，
一到周末就会有一大群小孩子，
叫喊着跑来，像小河里水的翻滚。
那片跳动的麦田里，
有时撑着伞走过，
总会有雨水，
洗去鞋上沾了泥土的痕。
那熟悉的歌声，
是朋友的相聚、别时的追问，
却像梦一样永存，
不会因风雨而变得残损。
因为，
那些好的人告诉我的，
我愿告诉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