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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从农中追求自主生活方式
人才计划七期 唐义国[1]
传统农村大学生成长模式的反逆
2008年大学毕业后，因为我学的是物流专业，就在家乡安徽芜湖的一家国有物流集团做物流工作。因为那时候《劳动合同法》出来之后，国内有一些企业为降低用工成本互相派员工，上海的员工比较贵，于是就把我们从安徽的公司调过去，相比上海的人力资本就便宜一点，一个月五六千元。毕竟是国企，待遇各方面还可以，加上加班工资，一年也有十多万元的收入。刚开始做一线，干两年可以升为主管，因此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干劲。那时候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有点希望，按照原来讲的成长路径就是这样：一个农村的孩子通过读书，在城市找个工作，买个房子，然后把父母从老家接出来。这个成长路径不仅仅是某个人的成长经验，而是整个社会告诉农村孩子的一个出路。
我上班的厂区很大，面积有几十万平方米，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虽然给算加班工资，但只剩下的8个小时还要吃饭、睡觉，还要从仓库走回自己的住所，压力很大。我们的仓库也很大，占地十万多平方米，很久才能走出来，那就是暗无天日的感觉。后来连续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身体就不行了，整个身体就很虚弱，后来我就休假了。我觉得休假也不行，很焦虑，不工作就没有钱，继续工作自己的身体又吃不消，怎么办呢？
2009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遇，芜湖当地一个环保机构的朋友找到我说有一个基金会，愿意投一笔钱推动皖南地区的环境保护、生态保护。我大学时做过环保社团，从整个安徽来讲，皖南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皖南山地比较多，有很多小的河流，水环境各个方面都比较好，正好也有这样的机会，就问他能不能让我也参与一些事情。但是因为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我不能全职工作，所以我就兼职加入这个环保机构做一点事情。
那时候钱不多，做的都是一些小的活动，如骑自行车绿色出行，减少使用塑料袋、倡导使用环保袋，还有“熄灯一小时”活动，等等。那时候联系了当地高校的环保社团，推动环保社团进校园，让大学生到中小学上环保教育课，也做了很多环境教育活动。
一年之后，基金会资助的那笔钱用完了，没有更多的资金支持我去做全职的工作，当时我的开销挺大，自己没多少积蓄，所以得出来找工作。正好有个朋友在长江中间的一个小岛上，有一片1000多亩的荒地，在这些荒地上他已经种了一些树，他说想发展循环农业，做林下养殖，可以养羊、养鸡，然后再种一点地，就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块做。我觉得这个事情挺有意思，虽然自己是农村出来的，却没有干过太多农活，但是因为长江的关系，做好了对长江的环境有益处，我当时所在的环保机构很关注这个提议，同时可以满足我对于工作和生活的规划，于是我就答应可以先做一做。
试水从农的失利
从2009年开始，我们在长江中间的这个小岛上养了两年的鸡，当时自己带着保护环境的理念，不能用有添加剂的饲料、不能用激素。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有机农业”的概念，就知道“土”的概念，如土鸡、土鸭、土猪、土鹅，当时认为土的东西就是好东西，所以，那时候我们注册的品牌叫“土鸡蛋”。
因为以前没养过鸡，加上我们这样的养法，所以就碰到了好多问题。比如，不用激素怎么提高鸡的产蛋率？我们养的鸡产蛋率比较低；不喂有添加剂的饲料，用玉米、谷子的成本就比较高。因为不用激素、不用饲料，我们的鸡蛋不像别的养殖场里的那么大，那时候虽然卖得不贵，1.3—1.5元一个，但消费者很难接受。而且鸡的产蛋率比较低，100只鸡每天才产三十几个鸡蛋，一只鸡一般三天左右下一个蛋，产出也不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防疫，因为我们在长江中间的岛上，候鸟很多，不好防疫，候鸟带来的禽流感传染给鸡，有一次死了五六千只鸡，损失惨重。
那时候我们的鸡不好卖，鸡蛋也不好卖，于是想着开一个餐厅，卖不出去的鸡和鸡蛋就可以自产自销。当时开了一个200多平方米的餐厅，我和我的合伙人理念很一致，那时候就不用地沟油，不用味精、鸡精，不用色素，不用食品添加剂，我们还用好的食材，所以餐厅的成本也比较高。那时候“三公”消费还没有现在限制得这么严格，我的合伙人有一些政府资源，一顿饭三五千元还能消费得起，餐厅也红火了一阵子。后来因为政府对“三公”消费的限制，餐厅也日渐萧条下来。
2010年的时候，长江发了一场大水，把我们的整个基地都冲掉了，鸡棚里所有的东西都没了，再加上开餐厅投了很多钱，我们一下子就欠了好多钱。那时候我和合伙人说：“怎么办？我们得赚钱还钱啊！”正好他手头上有一个卖墓地的项目，他就开玩笑说，“这个在家里不用动，别人会找上门的，因为这个是刚需，因为每个城市就那么几家陵园”。于是我们就去卖墓地，利润确实很高，100％—200％的利润，我们要卖多少个鸡蛋才能顶得上这样一块墓地。我们卖了一年的墓地，才把以前欠的钱还清。这是我初次试水从农的经历，做得很累，还亏了钱；做的是生态农业，但那时还没有“生态农业”的概念。
大计划与小事情
在合伙开餐厅的时候，我主要是去村里找好的食材，开着车往村里到处跑。跑了才发现，原来很多村庄都没人，要不就是老年人，要不就是还在家里读书的小孩，村里已经没有什么年轻人了。后来想想，这个问题也发生在自己身上，其实我们也是被裹挟着离开了乡村。那时候我对乡村的感觉，已经不是小时候对传统乡村田园牧歌式的描述了，于是也在思考，为什么乡村是现在这样的?2011年的时候，一个环保圈的朋友说北京有一个做乡村建设的机构，他们有一个一年期的实习生计划，有一年的时间在农村里学习、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人才计划。于是我就来到北京，走进了梁中心的大家庭，成为人才计划第七期学员。
我们七期班一共有13个人，8个男生，5个女生。第一次培训结束后，我们就被分配到各个项目点上，我和另外两个七期学员一起被分配到了江苏常州的嘉泽镇。嘉泽是乡建与东部地区政府合作的第一个在地项目，以前乡建的点大部分都在偏远地区或比较穷的地方，但嘉泽不一样，当地主要做苗木产业，老百姓普遍都很有钱，所以与以前乡建的项目点很不一样。
当时在嘉泽分了两个团队，一个是从小毛驴市民农园过去的团队，主要运营大水牛农场；另一个是我们梁中心这边过去的，主要做姬山书院。我们刚过去的时候，三期的张斌、魏丰收他们已经在嘉泽待了一段时间了，那时候他们想得很大，要做合作联社、要做资金互助、要做苗木产权等，但那时团队的执行能力很弱，这些事情很难推动下去，所以一开始特别纠结。后来我驻点到跃进村，我说干脆先做点小事情，给村里做类似于便民服务的工作，帮村民搞晚会、做活动，然后帮村委会做些文字工作。因为即便是在嘉泽这样比较富有的农村地区，也基本上是中老年人在家，他们不会用电脑，所以我们去了正好可以发挥我们的优势。
当时跃进村给我住的房子旁边正好有个小广场，有很多人在跳广场舞，我就天天跟着他们一起跳，后来村里说想搞一个晚会。但村里的思路是请专业演员、专业的团队来做，我就跟村里说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来搞，自编自导自演，于是村里就花了几十万元买舞台搭建、买音响灯光这些设备。第一次晚会由我们来组织策划。那场晚会很受欢迎，那时候广场那边全是人，路边停满了三轮车，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故事编成小品，还有其他一些自编自演的节目，后来有两三个节目到镇里演出还获了奖。
那时候和村里的小孩子互动特别多，我会给村里的小孩子做课外辅导，但做了一年之后，感觉没有成就感，这些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于是，在嘉泽待了一年，我觉得自己还是想做生态农业，到2012年7月，人才计划结业之后，我就回到芜湖，继续做生态农业。
轻资本农业、再探索的失败
回到芜湖之后，我没有立马投入农业，因为以前的经历告诉我，投入农业需要很多资源，而我在中心做学员的时候，一个月才800元钱，只能保证基本的生活，根本就存不下钱，于是最开始在那里帮我一个朋友做一些咨询、写一写方案，干了有半年多。
到了2013年，有一个地产公司想搞旅游开发，配套地也想搞生态农业、景观农业，那时候和我的想法一致，我就拉几个七期的同伴与地产公司合作一起创业，做生态农业。刚开始我们觉得找到了一个和资本合作的路径，觉得地产公司财大气粗、想法好，但后来合作的过程中慢慢发现他们铺得太大，那时候地产环境比较低迷，对这边农场的事情推动很慢，我在地产公司干了半年没做起来，觉得有点儿不靠谱，就和伙伴们都退出来了。
从芜湖出来后，我们三个人又去了福州，当时正荣基金会在福州闽侯和乡建合作建了一个农场，叫故乡农园，他们说可以给一块地让我们做生态农业。我们在福州待了半年，因为人生地不熟，卖生态农产品很难，没办法做营销活动，待得很是艰难。后来厦门有几个朋友想开生态餐厅，因为我以前开过餐厅，有一点开餐厅的经验，就和他们一起在厦门做了一段时间，也没做起来。
这几个事情做得蛮可惜，在福建晃悠了一年，除了做农场和餐厅之外，还做了一些小尝试，包括卖猪肉等。2014年，我们还花了一年的时间来筹备福州的农夫市集，当时我找了一个小项目，拉着福建的生态农场和当地的乡建机构，终于在年底把福州市集办起来了，而且福州市集一直持续到现在。
现在让我回想在福建的这段经历，是最痛苦的一段，我非要把自己置身在城市的资本洪流中，想走一条轻资本的、半农半X的创业道路，却发现自己走不通。后来想想，我的事业和生活的可持续性在哪里呢？我决定还是老老实实地扎根乡村吧。
阳澄湖畔耕与读
昆山这边是2013年中心和昆山城投[2]签的协议，2014年中心开始派三期的管奇过来负责，并在当地招了几个实习生一起来运作。第一年的时候压力比较大，最重要的是人手不足，当时管奇就找到了我，希望我去昆山。当时我在福建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特别困惑。想想去昆山挺好，因为我的老家在安徽芜湖，从昆山坐高铁3个小时就可以到家；我姐在江苏那边工作，离我姐姐也近一点。那时候父母给的压力很大，觉得我好像没有事业，也没有结婚，要不然就离父母近一点，离家人近一点，能不能赚到钱再说，至少对家人来说能让他们安心一点。所以2014年年底，我就来到了昆山。
“青澄计划”这个名字是管奇起的，意思就是一群有返乡从农意愿的青年在阳澄湖畔耕读，这正好满足了我对事业的向往，以及对生活的想象。其实最早我们来到昆山，是因为政府为了保护当地饮用水源地阳澄湖和傀儡湖，在两湖中间的地块建了一个悦丰岛农场，采取生态农业的耕作方式，希望不再污染当地的水源。悦丰岛农场做了几年之后，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也积累了一些品牌和渠道资源，但是总公司在评估的时候，觉得投了这么多钱，还是没达到期望的效果：一是从经济方面来看，农场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二是从社会价值方面来看，农场没有影响到当地的村民采取生态农业的耕作方式，改善当地的水质。所以城投公司就跟我们乡建合作，希望我们去影响村民，我们的具体工作主要是和悦丰岛农场对接。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悦丰岛农场，建立与村民沟通和对话的渠道，去影响当地更多的村民做生态农业。对于悦丰岛来讲，他们做农场的目的，其实是让更多的人去做生态农业，因为这里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鱼米之乡，我们所在的绰墩山村有5000多年种稻子的历史。说起阳澄湖，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大闸蟹，再加上昆山是全国的百强县之首，本来就有很多其他赚钱的计划，当地农民开始不太愿意去种水稻，因为利润太低了，所以2014年的时候我们就拿80亩地试种，生产上采取生态农业的耕作方式，销售是由悦丰岛农场负责，第一年下来我们的产量达到900多斤/亩，而且我们还打出了“青澄米”的品牌，一斤能卖到15元，效益还不错，当地农民看到之后，第二年村里才开始跟我们合作种植水稻。
2015年的时候，我们只种了20多亩水稻做老品种的保护实验，大部分的水稻主要由当地的农民在种，我们做的事情就是PGS（参与式保障体系）。一方面帮助村里动员农民，去给农民做一些培训，包括让招来的实习生和农民一起学习，然后帮助农民做田间记录，用农民看得懂的语言推广生态农业技术，我们把这个工作叫作“望田头”；另一方面我们也做消费者活动，我们招募当地的市民来农场做农耕体验活动，每年水稻收获之后还会做“丰收节”，让消费者来参与和感知农耕与食物、农耕与环境的关系，我们把这个活动叫作“青团子”。我们也将农事生产和田间知识转换为消费者能看得懂、能感受到的书本知识，因此我们出版了很多宣传物。
同时，我们做了一个类似于人才计划的实习生计划，每年招募六七个实习生到这边来，和农民一起学习，但时间比较短，只有半年的时间，主要是跟着水稻的生产周期学习。我们还面向公众、面向政府做一些公开的讲座，请温老师、《汉声》杂志的黄永松老师、复旦的王建革老师等，讲乡村建设、讲传统文化、讲转型城镇、讲生态农业等，做公众倡导工作，去影响政策以及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和支持昆山农业的生态转型。
到2016年第一期项目结束的时候，村里有390多亩水稻是按照我们提倡的生态农业耕作方式种植的，每年给当地农户带来20多万元的收益，未来大家还是比较愿意持续做下去的。这两年周边过来学习交流的人越来越多，其他乡镇都知道这个事情很好，都在开始做农业的生态转型了。同时我觉得现在政府的思路有一些转变，包括一些在农业口工作的人，他们认为应该重视当地的传统农耕知识，以及对当地老品种的保护，应该做自己的文化。所以这两三年来，从项目层面讲，我觉得还是上升的状态，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从我个人层面来讲，现在很多工作我们都没有再参与了，我们没有参与生产，也没有参与销售，这些都是由绰墩山村的村民和悦丰岛农场在做。我感觉即使我们现在就撤出去，这个事情还能持续做下去，所以对于我们青澄计划项目的执行者来说，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金钱无法带来安全感，但种地可以
近年来，我们一直围着农业转，因为做的事情特别具体，很多事情具体化之后就发现自己大的框架和想法越来越少，其实反过来说，我们做生态农业本身也不完全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我个人的力量，始终不能解决这个社会中所有关于食品安全和农业污染的问题，我们能做的工作，无非是让外界或者社会能够看到，每个个体都有改变的可能，这些事情能否做到，取决于还有多少个个体愿意参与。
人如果离开了土地，就失去了直接养活自己的能力，无论劳力或脑力都只能换成现金。城市里什么都得用买的，很难脱离消费主义的束缚。就我个人来说，金钱不一定能给我带来安全感和满足感，但种地可以。我每天一眼望去就是菜地，那是我中午要吃的菜，那边的稻田，是我的米饭。我现在活得很踏实，从农不仅是生计，更是一种自主的生活方式。
（口述：唐义国；访谈：周其义；撰稿：刘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