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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今天的你我重复昨天的故事”
当人们开始重视“三农”问题的时候，我反而觉得问题似乎更麻烦了。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有关政策，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已经被当作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来考虑，各界也普遍重视农民收入问题，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似乎有这么一个现象，今天的你我还在重复昨天的故事，大家手中用的是旧船票，很难搭上今天的客船。所以我感觉现在出台的有关政策似乎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有可能加重现在的困境。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增加农业投入。这仍然是把当前问题看作农业问题，瞄准的目标不是合适的目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的成本每年上涨10%。在现行体制条件下，加大农业投入意味着加大所有涉农部门的开支。在所有和农业相关的产业领域，凡属盈利的部分均在政府控制之内，凡属收入为负的一部分均在农民手里。加大农业投入意味着政府所控制的涉农部门会得到投资，而当这些投资要求1：1配套的时候，都会转化为农民负担。一般地说，在现行体制下增加农民收入，如果不配套必要的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恐怕只能是导致农业成本突然上升，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在加大农业投入问题上，“两会”在讲，政府文件在讲，“十五”计划也在讲，但唯独没讲改革。在不讲改革的情况下，恐怕这个政策的效果很难达到。
第二，提高农业科技含量。从目前情况看，有很多地方，包括农业部科技司都说农业增加值中40%是科技投入的结果。但科技意味着服务，最近几年农民收入下降，一定程度上和服务成本上涨有直接关系，最近3年的服务成本每年上涨9%。小农经济条件下，劳动密集天然排斥资本和技术，因为资本和技术都是要钱的，这样就会导致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不规模经济，投入成本上升，收益下降。
直接的数据表明，最近3年，无论东部还是西部、中部，所有家庭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产出全部是负值。东部因为是资本密集地区，一部分转移收益相对维持了稳定，而中西部地区没有这种条件，出现大量的农民撂荒，实际上意味着农民破产。所以才有无论是陆学艺老先生，还是湖北的镇党委书记，都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危险就在于农业投入产出多年为负，所以我说农民到了不可维持的地步。
而我们现在所有的政策似乎都在加剧这种不可维持的问题。从现行政策比较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收入连续出现4年的增长速度下降，所对应的政策恰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出现黄金增长，并且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那段政策，其实政策手段是一样的。1979—1982年，国家出台了连续调整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农业主产品价格调整幅度上涨了49%，同期大规模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两项政策在90年代中期重演，1994—1996年，也是连续3年，农业基本产品价格调整，上调105%，比上次增加了1倍；同期，我们大规模落实30年不变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和上次（1982年）“大包干”几乎是同样的。那次价格调整和体制调整双管齐下，造成了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这次双管齐下造成的结果如何？总之，同样的政策手段在不同的时代使用差别是比较明显的，我想怎么慎重，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绘这种现象。看来一般使用政策和一般使用体制调整手段，似乎背后隐藏更多需要分析的问题，让我们简单分析一下问题在哪。很清楚，原来我们在实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调整政策的时候，农村人口占大约80%，农业产值占的比重比较高，而我们现在农业产值只占17%。用17%的产值所产生的收益去供养70%的人口，这本身是不可行的。
对这种状况做调整怎么调？王占的发言比较好，提到了城镇化；杨老师的发言提得比较好，强调了城镇化、户口开放、土地流转等。但不客气地说，这些还是老话，80年代反复被强调过，包括有的同志提到过能不能通过建立金融工具促进土地流转。这些方面在1977—1988年都搞过试点，效果并不是很好。
不好的原因不在别的，而在于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二元结构条件下，在农村三要素中，土地不可能增加，只能减少，因为人口在增加；劳动力不可能减少，实际上在增加；资金因为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产出为负是不能进来的，因为资金至少要追求社会平均利润——要是投入产出为负，连平均利润都不可能产生，资金怎么可能进来？因此资本退出农村。这几年，尽管银行商业化、市场化改革很成功，但对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来说，意味着资金这个农业要素的流出。请问，所谓农村市场条件配置资源怎么实现？其中隐含着很多深层次问题，恐怕不能用强调农村市场化，强调对农业增加更多的投入等现行的政策来解决。
目前农村存在的复杂问题，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中国农业特色的“三农”问题，看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需要深入讨论，不能表面化地就事论事，这是其一。
其二，城镇化。这是大家普遍讨论的一个话题，认为城镇化能够解决问题。且不说现在大城市吸纳农民的能力已经下降，从王占所说的长期的分析来看，即使我们加快城市化，到2030年可能实现50%的城市化率（这是在决策选择完全正确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达到50%城市化率；如果决策选择不正确，能不能达到还是个问号），那时我们是16亿至17亿人口，按16.8亿计算，仍然还有8.4亿人生活在农村；而在城市化加速阶段，每年被征占的土地按正常的规模来看，至少减少1200万亩。也就是说30年后，按老口径目前14.5亿亩耕地算，要减少3亿多亩，按新口径19.5亿亩算，人均耕地面积也不会增加，实际上还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这三个基本要素的配置关系能调节得了吗？这是一个大问题。
其三，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最终产品出口大国，靠的就是劳动力成本低廉。比如，去年中国仅出口的鞋就够美国人平均每人7双，且极廉价，连贫困人口都用车拉鞋子、衣服。以我们有限的资源、最便宜的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产品，在那里实际被浪费着。尽管有人强调出口品有消费刚性，不可能减少多少，但确实可能减少，因为没有必要每年消费7双鞋。我们维持这样的出口靠什么？就靠低层次劳动力。在劳动力供给绝对过剩的条件下，劳动力价格不可能提升。以去年看，尽管外出打工人口9500万，流出的人口总规模超过了1个亿，农民的总收入还是增长不快。看来靠出口拉动是个说法但似是而非，因为东部地区吸引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打工节省了很多成本，节省的是农民进入打工地区的全部成本。没有任何一个东部企业家为农民打工者支付路费、办证费等，只是开几百元工资就完了，且工资水平10年不变，基本上是恒定的。这样，当出口绝对值增加的时候，虽然带动了就业和打工，但并不意味着收入水平的增加，只是就业人数增加导致绝对值增加。打工人口没有社会保障，最好的劳动价值被榨取完就被淘汰了。我们绝对不可能由国家来提供占70%的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在17%的产值水平之下的社会保障国家是提供不了的。国家向农民让渡的是什么呢？是农民承包的那块土地，让这块土地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作为社会保障资料的土地怎么能进入市场？在国家不能提供社会保障的条件下，如果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减少，农民的社会保障就成问题。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自己是长期做农村试验工作的，我所说的一切绝不是推理，不是一般的建议，而是一个试验的结果。我们做了10年的试验，我们发现，在不牵涉所有权的条件下，农村土地流转实际上也会大量发生。比如，农民要出去做买卖或打工，土地总是要转给别人的。如果土地不能给他带来收益，甚至可能带来负收益的话他就撂荒了，那也是一种使用权的暂时放弃。其实，土地所有权的流动牵涉到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在国家垄断一级市场的条件下，农民不能享有农地向非农地转化过程中的收益。按农地计算的土地其实不值多少钱，仅仅是农业内部转移（实际大量发生的是这种转移）产生不了多少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