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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现场问答
问：温老师，中国现在就像是一个农业大家庭，比如说老大和老二都在上学，但是家里没有这么多钱供养，只能牺牲老大，供老二读大学。就是说国家让农业做出一定牺牲，保护了其他一些产业。现在按您的观点，就是把老大杀掉，是这个意思吗？谢谢。
答：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说不是问题，你描述了在中国追求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必然有人牺牲，我们确实也是这样做的，50年来我们是让农民做了牺牲。不光我这样说，你看薄一波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老作为当时参与中央重大决策的领导人之一，他也是明确指出，中央当时经过慎重选择，认真地讨论，觉得要想搞工业化，就得有人做出牺牲。那么看来只能让农民做牺牲了。这一点我觉得你说得对，跟当时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决策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个国家要实行现代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总得有人做出牺牲。就现在的情况看，我也觉得有些决策仍然有相当的合理成分。比如说1999年，中国定义自己的21世纪的发展战略是要做最终产品制造业大国，也就是世界其他国家所说的，中国想当世界工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在一般的商品竞争中占有比较大的份额，客观上我们也正在这么做。
前两天听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德国人要过生日，让他的几个子女去买礼品，其实他心里想测试一下他的子女买回来的东西有多少是本国货。结果，买回来的礼物全是中国货。就是说我们定义中国为最终产品制造业大国这一点正在实现。而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竞争不过我们，其中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我们有2亿绝对过剩劳动力。在劳动力绝对过剩条件下，劳动力价格必然是最低的。请问哪一个农民工有社会保障？有参加工会的权利？有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权利吗？什么都没有。当然，有些地方的讨论和政策安排中这些问题已经开始有所涉及。我今年已经看了几个这种典型，看他们的制度怎么建立的。广东1996年提出全省不分城乡，所有的企业必须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8月份我在广东做调查，他们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0%多的企业落实了社会保障。我就去找企业调查，问一个企业家实行了吗？他说实行了。我问你给几个人上了保险？他说3个。我说3个都是什么人呢？他说：“我一个，还有我老婆，我儿子。”我说你雇了几个人？他说十几个人。我说那些人呢？他说：“我为什么要给他们买？”这是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今年10月份开了一个研讨会，主办者提交了厚厚的一个调查报告。在他们试点的地方，政府要开始推行统筹社会保障，在所有的企业铺开。于是，首先是外资投资企业联名找当地政府提意见。政府答复说，根据上级给我们布置的试点任务，必须这样做。政府做了无数的工作，最后做通了，企业家们同意了，可工人们却不干了。政府就找了工人座谈，问，为什么你们不干？工人说我们不信这个，我们要现钱。因为这个社会保险制度要企业负担一点，从工人的工资里拿一点。到现在为止，推行这个制度报纸上是有，文件上也有，实际执行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因此，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挺有立场。
咱们回到你的问题上。我们要想维持竞争优势，目前唯一的就是靠劳动力价格低廉。我今年去印度，印度搞基层调查的知识分子跟我们座谈，他们就说，你们中国的产品没道理便宜。我们印度的劳动力也过剩，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劳动力价格压到最低了，可我们制造出的产品价格还是比你们高。怎么回事？墨西哥是纺织业大国，也是个最终产品制造业大国，那里的学者也问，为什么你们中国的产品价格比我们低？他们都解释不清楚。我看，只能说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第一，有体制优势；第二，这里劳动力过剩的绝对数远大于那两个国家。所以我们看墨西哥劳动力价格比我们高3倍，印度比我们高大约1/2。
但是请注意，你可以压低劳动力价格，但你同时必须得到低价格的原材料。这就是说，你的制造业在现在的工业结构条件下发展，必须以石油为原料，所以才造成我们近年来大规模石油进口。而按照这种模式发展下去，其实是走不了多远的。尽管我们可以在一般商品的生产上一时覆盖住整个世界市场，但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制约：原材料的制约是一个，市场的制约也是很明显的。去年我到美国做了3个月的访问学者，看到连美国的低收入人口都成批地从超级市场购买中国制造的衣服鞋帽。据美国人统计，平均每个美国人一年消费7双中国鞋。可见在一般商品的制造上中国已经基本覆盖掉了发达国家市场，这样发展下去，尽管我可以同意你的观点，在工业化过程中，总会有人做牺牲，但就按这个方式，我们即使杀了老大，老二似乎也走不下去了。所以如果不改成可持续性发展战略，还是有个是否走得下去的问题。
问：我在《读书》上看到您的一篇文章《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今天听了您的报告，我觉得“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不在它本身。我还想补充一点，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党第一次把权力下放到基层乡镇一级，这时候就引发了负效益，对农民来说是很严重的，因为牵扯到农业税费的问题。再加上您说的部门垄断利益，从这两点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府以后应该少干预农民的事呢？
答：先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我完成过三个关于农村税费问题的研究报告。网上都有，你可以上网查，我就不多解释了。关于第一个问题，1993年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在《经济日报》上发表了，题目叫《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当时我就提出不可能在农业内部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做宏观政策的全面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