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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彝族姑娘康丽的四次创业记
人才计划七期 李康丽[1]
我出生在云南北部的彝族山区。我的彝族名字叫“依鲁阿娜秀”（意思是美丽的花儿），在村里边，大家不知道我汉族名字，都叫我娜秀。我的汉族名字叫李康丽，大家比较喜欢叫我“彝族姑娘康丽”，这也成了我的微信名字。我自小生活在农村，内心理想的生活图景是：在广阔的田野上，有一所简单但温馨的房子，房前屋后都是大片的土地，可以耕耘出我喜欢的花草、瓜果、蔬菜和粮食。要是能在院子里养几只老母鸡捡鸡蛋吃，那就更好了。晴时下地干农活，雨时泡一壶茶、看一本书，不看他人脸色，不去讨好任何人，凭借自己的双手顶天立地地生活。
在小的时候，从大人的世界里我就清楚地知道，未来要想过得好，就一定要离开家乡，走进城市，因为家乡太贫穷落后了。村子里生活的很多农民都和我的父亲母亲一样，辛苦劳作，但收获微薄，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为了生活不得不远走他乡。2010年高中毕业，因为没考上理想的大学，当时多少有点年轻气盛的我，就没有去上大学了，到昆明的一家公益机构做志愿者，从一个“小跟班”开始，稀里糊涂地走上了生态农业创业的道路。
从帮帮健康生活馆开始
2010年我到昆明的一家公益机构——真善美书家去做志愿者。在做志愿者期间，当时云南对转基因讨论得比较多，就结识了一位大学老师，那时他推荐我看一些反思全球化的书，比如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等，虽然当时自己也没太想明白，但开阔了视野，也就不再满足于打工、挣钱、过小日子的那种生活了。
2010年10月，真善美书家分出了一个团队做帮帮健康生活馆，主要做生态农产品的销售，收购云南各地小农户、合作社的生态产品，在昆明开了一家门店销售。那时候我是在店里做销售，开始接触到生态农业，也接触到不同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后来生活馆经常要野生蘑菇，我家乡正好有，于是就开始让家里人去采野生蘑菇，又从蘑菇发展到核桃，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把生态农业和自己的家乡联系起来了，也为后来自己的返乡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当时自己还是懵懵懂懂的小女孩，什么都不懂，就跟着大家一起做，这算是我的第一次创业经历吧。
绿盟销售记
帮帮健康生活馆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团队，做事上免不了不太细致，所以在一段时间后，我觉得有必要离开了。2011年7月，我来到北京参加人才计划培训，这是我踏上探索乡村建设道路的开始。
初到乡建中心时，正处于闷热的夏天，七期班的第一次培训被安排在中心院子里，每个人都心怀建设乡村的理想，激情澎湃地在一起交流、讨论、学习如何建设新乡村，直到深夜还无法平息内心的激动，时常引得隔壁的村民大叔来投诉，但大家依然激动，最后大叔“投降”了。
培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国仁绿色联盟，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学习和工作。那时候绿盟的人员还比较多，刚去的时候，绿盟有李留洋、魏巍、李昭等人，我们七期班又分了三个人过去，刘培、魏川和我；后来又来了另一个女孩张连娥。
当时在绿盟做的第一件事是捡红豆，因为当时中心的储存条件不好，从农户手里收购上来的红豆很容易生虫，需要把被虫子吃了的豆捡出去，把好的分装销售。长虫的那些给院子里的鹅吃，到后来鹅也不喜欢吃红豆了，我们只好把那些长虫的红豆和鹅粪掺在一起发酵，撒在地里做肥料种菜。好的红豆，在淘宝和市集卖了一些，还是没卖完，最后剩下的都让张连娥用我们中心取暖的煤炉，试做了各种红豆食品，于是大家给她取名叫“红豆姑娘”。2011年的冬天我们一直与红豆为伴，也是我们在寒冬里有趣而温暖的回忆。绿盟主要有两个销售渠道，一是参加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二是在淘宝上销售，我主要的工作是参加市集。那时候我和红豆两个小姑娘，一起扛着上百斤的箱子，倒公交、倒地铁穿过半个北京城，参加每一场市集。从最开始一次市集最低卖200多元，到2012年一次市集多时接近1万元，中间也有很多故事。2011年年底在望京的一个集市，我们摊位旁边是悠然社，一个小姑娘在卖白菜，十元钱一斤的大白菜，后来一个老太太就骂：“你们这群骗子，超市大白菜那么大、那么好，白白嫩嫩的，才几毛钱一斤，你看你们这白菜又有窟窿眼什么的。”当时骂得特别厉害，把那小姑娘都骂哭了。那时候买菜的都是一些老人，一般年轻人要上班，所以销售量很低。印象中还有被临时取消的经历，原本联系好的场地，说明天叫大家来赶集，但在夜里12点睡觉之前，接到信息说那个地方不让我们去了，我们只得灰溜溜地取消。到2012年，市集开始有了固定的场所，并且每个周末都能比较有规律地办起来了，市集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大家的销售额也一步一步提升。
北京的市集对我很大的一个触动是团结力量大，相互之间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人是想买香菇、木耳，或者有人想买其他东西，可能只是冲着一个东西去的，但是去了以后，就变成了所有人的客户。你带了一个客户，如果是十个人在那儿摆集，就有十个客户，所以十个客户是共有的。当时大家真的很团结，没有不让我的客户买你们家的东西，大家没有竞争性的想法。当时大家是相互帮忙，比如有人说我想买花生油，就会推荐绿盟有花生油，或者谁需要什么菜，我们就会互相推荐，这是共享的一个过程，也是市集能够成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但是，2012年也是绿盟最折腾的时候，因为中心各种矛盾和纷争不断，最后我们绿盟团队搬到柳林。刚搬过去是12月，张可（那时我和张可已经确定了关系）当时还兼着小毛驴出纳的工作，因为到年底了账目比较烦琐，他经常很晚才回来，大冬天的也没有暖气，我一个人要包很多货，又包不完，他回来时已经很冷了，我就抱着他哭。到2013年，因为绿盟牵扯到两个机构之间的事情，也包括我们自己干活的人之间的内部矛盾，所以我觉得是时候离开了，于是在2014年2月，我们离开了绿盟。也正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我们才深刻地体会到了创业的艰辛，有点像生一个孩子、养一个孩子的那种感触，从开始创业什么都没有，然后一点点劳动，一点点积累，然后有点什么，但又需要细心呵护的过程。这是我的第二次创业经历，感情很深，打击也很大，以至我和张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法完全释怀，总觉得绿盟可以做得更好。
在绿盟期间，我也通过绿盟的平台卖家乡的产品，主要是野生菌和核桃。当时是抱着做公益的想法，把利润分享给大家，自己在中间不赚差价，于是又鼓动村里人做合作社。2012年把我哥和村里的一些人带到北京参加合作社论坛，他们一看也挺激动的，回去就把合作社做起来了，陆续给绿盟提供核桃、香菇等产品，都是没有包装的、大量地发货过来，然后贴上绿盟的标签。后来因为在市集上卖得比较好，合作社也给其他的渠道和平台提供原产品。也因为合作社没有完全绑定绿盟，有了其他的销售渠道，后来我的返乡不是从零开始，合作社也成为一个很好的让我可以回得去的平台。
清净家园的思考
从绿盟出来后，我徘徊了大半年的时间，直到2014年7月，又阴差阳错地去了清净家园做销售、做网店，算是开启了我的第三次创业。当时清净家园也才开店半年左右，在那边感触比较深，我们老板娘和老板人特别好，教我们从洗碗、扫地开始怎么去做一件事情。在清净家园，我看到他们怎么样去处理内部的人员关系，以及处理与外部的关系。
而在中心那时候，可能我们做概念、理论性的东西比较多，甚至我觉得中心有矛盾的时候，处理方式也是很直接、很伤人的。比如说中心有很多集体活动，打鼓、跳舞都要一起干，这些很琐碎的事情对于我们具体做经营的绿盟团队来说，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跟大家一起去做。那时就会有人说你们不团结，没有积极参与中心的活动；还有人说你们二道贩子，挣钱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总得跟大家解释，跟做贼似的，心里挺不光明磊落的。
后来我们在清净家园，慢慢地对这个事情释怀了，因为我们要给别人开工资，要有运营成本，会去核算成本。做商业是一个正当的事情，有一些利润是非常正常的事。我们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了一定的收入，这是一件非常有尊严的事；如果是因为他人同情而得到的，这事也是可以做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就不够平等和公平。所以做商业、做销售，这本来就是一个等价交换，第一，我们不压榨任何人；第二，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一点收益来维持自己的生活；第三，我觉得这事情挺好，自己也很喜欢。我不用再去给谁证明，我到底是不是二道贩子。我也不用给谁交代，我的钱花到哪里去了。这是我在清净家园受到的启发，反正我们不是偷的不是抢的，做这个事情光明正大。
返乡与追求自我
2014年我就想返乡，那时候手头上还有几万块钱的积蓄，但时机不太成熟，也没想好回来怎么办，于是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点钱，付了我们在县城这套房子的首付，就和张可一起去北京闯荡了。
在北京有一个比较深的感触，在很多机构和平台，不管做销售、做策划、做宣传，还是做店铺管理，我的位置是可以替代的，找一个像我一样的人并不困难；但是对于家乡来说，我对他们而言是不可替代的，他们很难再找到一个可以为他们做这方面工作的人。在自我价值实现上，我觉得回到家乡能做更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准备要回来了。当时家里的合作社主要是我哥在撑着，绿盟开始减少向我们的进货量时，合作社的经营压力也很大；村里人也觉得我哥挣了很多钱，有个别的就会在背后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实际上他经常贴钱，过年过节给合作社的老人买点东西，因为村里的舆论压力比较大，所以他也不想干了。到2015年年底，我就确定要回来了，如果再不回来合作社就该解散了。
2015年我和张可结婚了，考虑如果有孩子了在北京怎么养，还有上学等事情，这也使我们比较倾向于回家。后来父母也经常生病住院，年纪大了，总希望子女能在身边多一点，再加上我也很坚持，所以就回来了。我在返乡这件事情上一直比较有主见，另外我父母也比较开明，对我做的选择，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至少能够接受，因为我做很多事情比较坚决，不会受别人很大影响。返乡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自己比较适合做销售，主要做野生的核桃和菌类，因为我有这方面的经历，家乡刚好也有这些资源。
刚回来那会儿，自己还有很多的计划，想做的事情很多，也保留了在中心当学员时每天写日记的习惯，还有年前规划、年中总结、年后总结等，写了满满的一本日记。但从我怀孕到生了小孩之后，就是两眼一抹黑，能做到哪儿算哪儿，还好前些年在北京积累了一些人脉资源，去年一年算下来有三十来万的销量，减去投入，基本上能满足一家人的生活。
2016年6月以前，因为刚回来没什么收入，积蓄也花得差不多了，我还会挣一些生活费，去别人的葡萄地里打零工，还去摘过桑果卖，摆批发市场、早市等，挺不一样的经历。后面张可因为在外面打工受伤，6月也回家来休养，此后我们再也没出去了，就在家专心做自己的事情。最开始我们做一些干货的销售，核桃和野生的菌类比较多，从7月开始，我们也跟合作社那边重新商定，添加野生牛肝菌类、松茸类的鲜货，2016年干核桃差不多有5吨左右，合下来新鲜核桃有10吨多。因为我们这边的核桃树大多属于野生、半野生状态，不用担心化肥农药过量的问题，所以以前都是社员自己来管理，自己来晾晒。但是后来发现大家晒不好，质量上不太好把控，于是从2017年开始，就由我们自己晾晒，统一管理，社员只管给我们提供原产品就行了。
从9月初开始一直到10月是核桃的收获期，核桃也是我们的主打产品，但在我们县城核桃的价格波动比较大，有时核桃的市场行情不太好，一天跌三个价的都有，比如早上收购是11元钱一斤，销售是11.5元，还能赚5毛钱的差价，但到晚上拉到城里后跌成10元钱，就赔了。但我们有自己的销售渠道，不太受当地价格的影响，因此我们都是按照县城最高的价格给农户。因为我们都是少数民族，老年人居多，除非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其他的农户都需要给他们现金，所以开始时我们的资金压力也很大。还好我们跟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平台等渠道合作，以及一些消费者团队，会通过预订的形式给我们预付款，也大大缓解了我们的现金压力。
我们在与消费者交流的过程中慢慢摸索，产品品种也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在一点一点地增加，比如核桃，最初我们是带壳卖，后来就有消费者提出需要核桃仁做面包、加工之类的，我们就剥核桃仁；剥完核桃仁就有核桃芯木，可以用来泡茶喝，于是我们也会卖点核桃芯木；可能有些时候核桃剥得比较多，一时半会儿卖不了，那就榨点核桃油。一个核桃就这样一点一点衍生出来了这些产品，到现在为止我们一共有十几个品种，以核桃、野生菌、蜂蜜为主，在我们能力范围内去做，也不希望一下子能做到多大，关键是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返乡这两年来，我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跟消费者。过去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刻薄的人，对别人不太相信，比较猜疑，但是跟很多消费者接触之后，我觉得并不是我要赚你多少钱，你剥削了我这样的关系，虽然有些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还是成了很好的朋友，这些事情也让我很感动。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最初发新鲜的松茸时，没有经验，因为路途遥远，加上不知道路上出了什么状况，到一个上海的消费者手里时，松茸酸掉了。当时我们就跟客户说我们给你补发，但是他当时在国外，他说：“你不用给我补了，等我回国，再买一份，那点钱就当支持你的。”我挺不好意思的，因为是四五百元的货，后面我们还是补发了，但他说得特别真诚，他也继续买我们的东西，这个过程让我对人性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好事多，这些消费者对我们的肯定、支持，让我重新认识了这个社会，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以前我觉得自己有那种要拯救世界的很大的想法，到了中心、到了绿盟之后，在那样的环境和氛围下，更加深了这种想法，要拯救世界，要拯救人类，要改变整个环境安全、食品安全问题。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些事情有点远了，我开始有一点明白，真正的奉献，应该是一种自我需要，一种好好活着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刻意，更不是道德优越感和功名。这些年来曲折的创业历程，也让我明白了我热爱每一粒蕴含希望的种子和可以孕育出生命的土地，我渴望与每一个农民握手言谈，我享受在田野里自由劳动的幸福感，我快乐在品味大自然随意打造的精致生活里。以后的人生里，乡村于我是一种自然的生活，已无关悲喜，过去留在心里的也只剩淡淡的回忆，未来我希望更多人都可以找回内心里的故乡，幸福地生活。这就是我第四次创业的感悟，也许是最后一次，也许不是。
（口述：李康丽；撰写：刘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