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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怎么理解中国在遍地小农经济的条件下追求农业现代化？
我的第一个困惑是：怎么理解中国在遍地小农经济的条件下追求农业现代化？
记得是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把过去的文件中一向强调的农业现代化，实事求是地改变为“率先在沿海发达地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这当然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因为在我国中西部的大多数传统农区，农业的生产力水平确实没有、以后也难以得到根本改变。
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进入世界前5位，但是，就大多数中西部传统农区而言，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改变了吗？由于人地关系的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的制约，我国农村地区客观上不得不长期维持小农经济。这是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一直没有条件根本改变的原因。
在最近有关中国加入WTO的讨论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陈淮研究员指出，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按照中国实际已经达到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当前全国的19.5亿亩土地应该只需要4000万至5000万的劳动力。其他讨论意见虽然没有那么极端，但大多数了解实际情况的学者比较一致地承认，我国农业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基本上仍然属于传统农户的兼业化经营，因此，如果加上农户的养殖和其他经营，农业实际上只需要1亿的劳动力。那么，农村中剩余的大约4亿的适龄劳动人口，理论上应该处于“潜在失业”状态，当然就需要非农就业。这确实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要安排，客观上也没有安排到哪儿去的可能。因此，在中国，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1995年有关实行紧缩方针的讨论中我曾经提出，应该把促进就业作为基本国策。近年来的政策讨论环境相对来说更宽松了，我也就有条件更多地强调自己的观点：如果20世纪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土地问题，那么21世纪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则是就业问题。
中央领导早就指出，要想富裕农民，就得减少农民。不过，国内有没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针对性政策？目前来看，至少各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贯彻“与时俱进”，因为相关政策还没有出台，或者很不完善。将来即使政策完全对路，农村城市化加速，从中长期看，今后20年内，农民人口的比重也可能会下降，但绝对数仍然会在7亿至8亿。“不得不小农经济”的问题，也是有中国特色的、中长期难以解决的基本制度约束。
在“不得不小农经济”的制约下，如果农户的人均土地面积难以增加，绝对地租也就无法增加，种植业从长期看可能就是低效益甚至负效益的，那么，资本、技术这些至少应该得到平均利润的要素又怎能进到农业来？如果劳动力难以转移出去，小农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边际效益哪怕下降到零以下，仍然不可能被其他要素替代，那么，市场经济所依靠的“看不见的手”又怎样发挥作用？
如果上述制度约束问题无法根本解决，人们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不能用农业现代化的思路来解读中国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