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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叫“三农”问题？
我们反过来再说为什么中国的问题叫“三农”问题。有个朋友帮我把它翻译成英文是three dimensional rural issues，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三维的农村问题，是三维的，也就是要求你立体地去看中国的农村问题。如果你只简单地、一维地去看，那你就是投入产出，供给需求，那就是一个纵轴一个横轴就解决了。如果三维地去看，那你就能看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农民人口众多的农民国家的问题。
于是，很多人就开始跟我们讨论了：你说农民人口众多，那为什么不加快城市化，为什么不在工业化加快的同时去加快城市化呢？你如果解释不了这个问题，你提出的观点也是站不住的。
（一）中国独特的工业化道路的影响
我可以这样告诉他：中国因为处于别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之后才开始工业化起步的这样一种地位，所以它一上来上的就是重工业；并且又是在战争环境之中——我们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周边地缘环境非常险恶——所以，一上来就是重工业。重工业一上就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排斥劳动，这是重工业的特点。因此，中国不可能随着自己的工业化，就是工业产值占的比重的提高，来带动农业就业人口向非农的转移。由于客观上我们没有条件随着工业化带动农村的城市化，没有条件大量转移农业劳动力，因此，直到我们几乎完成工业化，即2000年时，GDP中工业占绝对比重，农业大概仍在16%以下，在这样一种条件之下，农业人口仍然占将近70%。这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
中国不是一个搞了几百年工业化的国家，从当代史上看应该从1950年或1951年开始。咱们从1952年的“一五”计划算起吧，“一五”之前中国有什么工业呢？比如，北京有什么工业呀？石景山制铁所，是日本留下来的。除此之外，北京有王麻子剪刀、大串糖葫芦，那叫工业吗？就是些作坊嘛。现在你看，这个国家整个工业化水平多高。但因为它是这样一个特殊的过程，这样一种一上来就是以重工业拉动的工业化过程，就根本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那样，随着工业化带动农民的就业，带动农村人口的转移，形成农业人口占非常少的比例的高度城市化，比如美国只占不到3%，日本大概不到10%。可见，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有5亿农业劳动力，这完全不可比嘛！所以，这是中国第一个基本国情。
（二）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
那接着会有人说，为什么现在不能通过加快城市化，来转移更多的农村人口呢？我们说，如果从绝对数看，改革开放之前30年城市人口就从4000多万增长到2亿，搞了改革这20年再翻一番到4亿，可见，50年来我们转移农业人口的速度确实不慢。但是由于人口基数的作用，如果从比例上看，尽管我们已经搞了50年的工业化，却仅仅把城市化水平从15%提高到30%。那再往今后数50年，城市化就算加快一倍；或者，我们不往50年算，按2020年、2030年算，因为讲人口学的人都会说，2020—2030年是中国人口最高峰，到那时候中国的人口是16亿多。就算加快城市化，到那时候农业人口转移以后占总数的一半，农村还剩多少呢？8亿多农业人口。现在我们多少呢？8.7亿，到那时候大约还是八亿几千万，绝对数差不了多少，可能才差几千万人口，还是8亿多农民人口嘛。绝对数还是没有减下去，还是人均不过一亩地，户均不过是四五亩、五六亩地，这怎么能够形成现在人们所说的规模农业？那么，在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基础上，能够把刚才我所说的那些问题解决吗？
经济学讲预测，三年、五年的就算是远景了，要讲30年的发展前景，那几乎不可信。所以，我们只讲大的趋势。30年之后，尽管你可以通过转移人口实现50%的城市化，却仍然会有8亿多人生活在农村，起根本制约作用的人地关系不可能根本改变，因此，农村可能还是这样一个小农经济。
所以刚才主持人阿忆问我说，你当年是个插队的，现在又搞农村政策这么多年，你觉得到底会有什么大的变化？我说这个变化是肯定有的，大家生活好了嘛，对吧？土地产出率提高，是因为投入增加了，这些都是重大变化。但是你说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制约条件，我觉得很难。也就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制约条件很难改变，我们把这个制约叫作“基本国情矛盾”。咱们中国的任何政策研究，假如忘记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单纯地依据某个科学理论或者某种科学理论来制定政策，就会很麻烦。
把我们刚才讲的做个归纳：因为从一开始就是重工业导向的这样一个高速度的工业化过程，所以没有同时带动城市化；又因为我们再往将来看30年，到那个时候农业人口即使不再占绝对比例，但仍然还会有8亿多农村人口。所以我们才说：从长期看，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这样一种基础是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的。有鉴于此，我们就不得不客观地承认，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的体制矛盾，也将是一个长期的体制矛盾。因此我在基层搞的10年试验把我变成一个注重现实的人。我们最终能够证明的，无外乎一个最简单的常识，这就是中国是个农民大国，它的长期发展受制于两个基本矛盾：第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我们把它叫作“基本国情矛盾”；第二是基本体制矛盾，就是城乡二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