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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选择：应对“入世”挑战的另一套政策
我们接着讲第三部分，我们怎么办？
当然，第一还是得依靠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是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指出的，我们认为，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我们应该相信群众，这仍然是根本原理。至今我们还真没有别的办法。第二应该相信党，这是说党现在很重视这个问题，朱镕基总理最近不断地讲他睡不着觉，中国加入WTO，很多人高兴，他高兴不起来。党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重中之重，一定要加强，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相信群众，中国老农民已经活了5000多年了，从“后稷”教人稼穑开始，农民有4000多年的种地历史了。4000多年都已经活过来了，今后也会继续活下去，这个历史还是要相信的。这是我们要相信的两条原则。
至于具体应该怎么办，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强调的实际措施主要叫作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农业产业化，加强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的科技水平和农民的素质。这些说法从目前看，每个说法都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都存在很多问题，落实起来都非常困难。所以从说法上看，今后解决问题的前景也不容乐观。
最近我们一再向上递建议，大体上有这么几条，当然都是个人看法。
第一条，农民纯粹在农业生产领域中，不仅无利可图，而且投入产出为负，这是客观事实。因此这么多的人，这么少的地，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就决定了任何调整都不可能大见成效。除非实现重大战略调整，就是大幅度加快城市化，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允许他们进城，放开城市户口，在就业、劳保、社保等一系列待遇上一视同仁。这应该是第一条。但能不能做到呢？目前看政府逐步在做，比如说现在浙江省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实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城里人共同实现。这也算是一个开始吧。2001年10月1日，中央放开了县以下城镇的户口，个别的省会城市，比如石家庄市，也打开城门，你可以根据你的身份、居住地、工作来登记你的户口。因此应该说，假如中国能够在21世纪以有效的政策来推进城市化、加快城市化，那我们有可能大幅度减少农民的数量，提高平均每个小农的农业规模。
但是，尽管我们有这种梦，也仍然不可以对它抱有太大希望，为什么呢？
我们假定确实加快了城市化，而且这个城市化真的实现了我们的计划目标，那么我们从中长期看，到2020—2030年这段时间，中国人口会发展到16亿至18亿。按照这个人口规模，我们实现了50%～60%的城市化率，我们现在只有34%，能够翻一倍到60%。且不说我们50年来城市化率只增长了15%，我们在今后20年内要比前50年快1倍，还会有多少人生活在农村呢？大约8亿。绝对量减少多少呢？仅仅几千万。我们现在的绝对量应该是8.7亿农村人口，号称9亿，结果是什么呢？还剩8亿多。那么，劳均耕地能提高多少呢？不仅不能提高，还会下降。为什么？因为每当城市化加速的时候，都必然会带来土地的大规模征占，按照现在的速度，平均每年大约减少1200万亩。按照1993年以后城市化加速的情况看，平均每年会减少2000万亩。我们按少的算，按1200万亩算，20年后减多少？24000万亩。现在8.7亿农村人口对应的19.2亿亩，减掉2亿多亩，还剩多少？16亿多亩。人没减多少，地减少了几亿亩，你想劳均耕地面积、小农产的土地规模会提高吗？
这还是在领导决策正确的假设前提之下。万一要是不正确呢？所以从中长期看，靠大规模地减少农民人口来提高农地规模，以农业规模经济来参与国际竞争这条路，中国根本走不通。现在我们的学术界浮躁得很，一有点儿问题就急着说，为什么你不这样呢？确实有很多学者提出很多聪明的办法，可你算算账就知道了，基本国情矛盾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的。我们目前农业劳动力绝对过剩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同样不可能根本解决。
我举几个例子，说一点儿数字。按照去年的统计，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应该劳动的这部分人是5亿，那么农业按现在的生产力水平，需要多少劳动力呢？最多需要1.5亿。为此需要转移多少呢？3.5亿。我们现在的乡镇企业号称解决了1.2亿劳动力的就业，但70%的企业处于停产、歇业、倒闭的状况，它不能破产，因为破产法不涵盖乡镇企业，它没有依法破产的资格。乡镇企业没有国民待遇也是个老问题，咱们且不说。就算它仍然在解决1.2亿人口的就业问题，但其中有一半以上也叫作两栖就业。比如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一带，它没必要完全转移，在村里上班、下班，就那么点儿地，早晨晚上捞两把就可以了，不值得正儿八经地去种，就那么个意思吧。实际上乡镇企业解决的过剩农业劳动力大约也就是6000万～7000万。那么你把那1.5亿加上6000万～7000万，算出2.2亿，就是5亿劳动力解决2.2亿，还有2.8亿。那么这些年进城打工的呢？大约有8000万。那好了，再减8000万。其实这8000万和乡镇企业就业是有重复计算的，外出打工的农民中有相当多的人，据说有57%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乡镇企业就业了。客观地说，不能说减了8000万，顶多算减了4000万，但是咱们仍然按8000万算，为了好算账，所以我们说农村绝对过剩的劳动力大数至少是2亿，2亿就是俄罗斯的总人口或接近美国的总人口。
农村过剩劳动力问题怎么解决？刚才说了，即使城市化加速，从中长期看，算下大账来，也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不仅如此，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在加入WTO条件之下，会有1200万劳动力需要从农业离开。也就是说原来有1.5亿，实际上可能最后剩下1.3亿。这些因素考虑来考虑去，我觉得目前在这个大的环境、大的政策上还没有给个明显的出路。现在这种调整，无论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农产品品种，还是品质结构等，相对于我们的基本国情约束来说，都还没有针对性地提出措施。
尽管我们第一条讲了要相信群众，第二条要相信党，我们应该相信现在所提出来的一切政策，都将有利于“三农”问题的缓解，但是从中长期看，思路还不是很清楚，问题还是长期客观存在的。现在我们已经有的这些政策提法，都不足以有针对性地、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此就必须有综合性、突破性的东西。
依我看，目前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到农村基层和农民头上，能够真正代表大多数农民的利益。中国要真正实现“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就应该有针对性地解决或缓解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口过多，资源有限，劳动力绝对过剩。因此，我们首先应强调中国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都应该认真学习邓小平，毫不避讳地讲清楚这种国情，谁想让我照搬你的制度，请你把我这2亿多过剩农民劳动力拿走。当年邓小平就是这么谈的话。美国派特使斯考克劳·福特来秘密谈判，邓小平就说，你们美国人讲人权好啊，我同意，可我现在没办法，要不这样吧，我给你1亿人，你给他们人权吧。当时杨尚昆插话说，别说给你1亿，给你5000万，你就不是今天这个生活水平了。
所以，我们只要知道国情矛盾，就请在座的各位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不要寄希望于照搬人家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得明白，站在这块土地上，脚下这块热土就决定了你搬不来现代化，你就得认“可持续发展”。无论我们讲科教兴国也好，赶超战略也好，今后假如你们在座的各位有一天当了领导，请你千万记住，“恰似那张破碎的脸”。
因此说，中国的基本国策应该强调一条，叫“就业最大化”。无论谁作为中国的领导者，只要你心里没有那9亿农民，没有那2亿多过剩劳动力，光想着追求什么现代化的东西，解决不了他们的就业，早晚你也待不稳。所以，我多年来一直呼吁就业最大化应成为基本国策。任何高科技，如果是节约劳动，那么对不起，你就不能算适合中国的技术。所谓发展适用技术，就应该适用于我们目前劳动力过剩这种基本国情，亦即要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之后，强调以就业最大化为基本国策，否则，我们必会遇到大麻烦。
竖看中国历史，所谓的天灾人祸、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无论哪个重大事件发生之前，一般都出现人与资源之间关系的恶性发展。而当资源不足以支撑人口扩张的时候，肯定会出大麻烦。现在看还没到极限，中国的资源可支撑的人口约为16亿，超过16亿这个极限，按现在这个生产力条件，就支撑不住了。这个极限值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测算过，更何况我们现在还是粗放型增长。我们且不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水荒、油荒，2000年我们进口的7000万吨石油已经超过国内总需求的30%，到2005年，我们的石油进口至少将超过总需求的50%，到201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将超过总需求的70%。如果国内70%的石油消费要靠进口，这么发展受得了吗？一天到晚嚷嚷汽车消费，但是客观地说，我们完全按照现在西方国家走出来的现代化道路走，那是走不下去的。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同学不妨多学点GRE、GMAT，都考出去，你就可以享受现代化了。可如果你在中国，那还得悠着点儿，也许得把追求四个现代化改成追求可持续发展，把追求高科技产业结构提升改为追求就业最大化，这是战略层面上的问题。这是第一。
第二，中国并非没有扩张土地资源的条件，我们到现在至少有5亿亩干旱荒漠土地沉睡在西部。但是如果按照现在开发西部的方式，对外招标，你哪怕上了一批非常漂亮的高速公路，也会是“这条公路静悄悄”，两边没人。你就算修了复线铁路，那就是四条铁轨在月亮下闪着寒光。就算你修了油气管线，6000公里一直从塔里木盆地到上海，但沿路如果有个把民族分裂分子放个炸药包就完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心里得有人，光是上项目，没有人在西部生活，将来会有很多麻烦。
那我们建议的是什么呢？中国在国家的这个战略层面上，我们叫可持续发展，在具体的开发策略上，我们要考虑尽可能多用人，少用机器。咱们宁可慢一点儿、质量差一点，你用了人就有收入和消费，有消费就有拉动内需的可能。所以，我们主张西部开发“以水为先”。先上西部调水工程，要实行以工代赈，除非一些特殊工程要用大机械，其他能用人的地方尽量用人，而且应该是一个劳动力上工地，给你三口人的以工代赈，鼓励劳动力带着老婆孩子去。干一年白给他3亩地，干3年给他5亩地，白给，叫作“以工授地”。以工代赈可以解决生活问题，以工授地则是让去的人留在那儿。有水就有地，有水就有农业生产，然后沿水建村，沿路建镇，把5亿亩的旱地开发出来，西部就保下来了。大家知道北方河流的用水有70%是灌溉用水，这是既成事实。自从大禹治水以来，几千年来人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宏观层面上要考虑国家战略，中观层面上要考虑开发项目的实施策略，我们不能完全按照现成的这些理念来搞。西部开发搞项目也应该想着那2亿过剩劳动力。我觉得这样做的结果其实不仅仅是有利于农民，有利于调整农民和土地资源之间的不平衡关系，也有利于那些目前仍然试图维持自己垄断地位的企业的生存。你想啊，如果2亿过剩农村劳动力就了业，挣了钱，怎么不想给闺女买根红头绳？哪怕他就是杨白劳。2亿人需要2亿根红头绳，那也够生产一阵子吧？所以我想，即使各位将来毕业到了垄断部门，大家心目中都是银行呀，保险公司呀，但不要太短视，要想着真能把这2亿人的就业给解决了，就会有需求，有需求就会带动生产，这样国民经济会进入良性循环。就是说，中观层次上考虑项目的时候也要心里有农民。
我们再进一步说，第二个层次，微观层面上考虑“三农”问题的时候，建议不要光学西方远的经验，我们的近邻日、韩，加上我们的宝岛台湾，乃至于欧洲，任何地方只要小农人口仍占一定规模，它都必然实行合作经济。在东亚小农社会，尽管它的农民人口已经普遍下降到10%以下，日本现在大约有5%的农民人口，韩国也就7%左右，但几乎都是政府以一定的政策优惠，以一定的投资来帮助农民发展合作生产、合作运输、合作销售、合作加工、合作保险、合作金融等。有人鼓吹私有化、反对合作社经济无可厚非，但如果说中国农民没有搞合作的愿望，那就大谬不然了。事实上，让农民只在负效益的农业生产中合作、联合，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组织、任何制度都是有成本的。而当前能够产生效益的涉农领域，比如加工、流通、金融、保险全都是你垄断，农民怎么能合作得起来呢？至今没有哪一个政策试图帮助农民进入这些垄断领域。为什么科学决策行不通，还不都是垄断部门坐在那儿决策吗？一方面自己是政府来制定政策，另一方面自己又是经营部门在捞钱，当然就制定出自己最能捞钱的政策来帮自己捞钱了。
比如说，我们国有商业部门的生猪加工企业，非要告农民宰的肉都是假冒伪劣产品，只有他们那里屠宰的才是放心肉。最后名义上为了让市民吃上放心肉，就规定统一屠宰，实际上就给了上面一个收费的机会。比如北京，大家只认大红门、顺义，似乎只有他们的肉是真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为什么农民使刀子捅出来的肉不合格，一定要你宰的猪才合格？好多事情都没法说道理，其实就是因为它垄断。谁能够逼着所有的猪都必须是定点屠宰？客观上根本做不到，于是各地都报告，实行了上级下达的计划，可弄了半天，却把猪头税变成了人头税。具体做法是：乡里根据上级税收计划计算应该有多少只猪的税，然后各村一平摊，就按人收了。农民就说，政府把猪头税变成了人头税。这种事儿往往开始是某个部门为了自己的垄断利益来建立这么个名目的，接着各个部门都支持，因为都可以搭车收费。
再比如金融垄断，非得说农民自己办的合作金融搞的存贷不合法，只有他搞的合法，现在所有的存款都进他那儿，结果每年至少几千亿的农民资金流出农村，农村就变成了经济上的锅底。农村没钱，接着就必然是高利贷横行。我去年调查了46个村，分布在15个省，95%存在民间借贷，85%存在高利借贷，尤其是农民一遇到教育或者看病收费，非借高利贷不可。在教育和医疗垄断下，据说为了让学校和医院不断地提高收入，上学和看病就越来越贵，农民借高利贷也越来越多。和知识分子相关的这些领域，教育、医疗等，农民都是越来越消费不起的。因此，号召从农村来的这些年轻学生，学成回乡为父老效力，怎么可能呢？请问你们谁还愿意回去？于是，农村人才流失是很正常的，这是按现在政策走的结果。
因此，涉农领域的部门垄断不打破，留给农民的就只能是一个负效益的农业生产。农业属于劳动力密集的生产，劳动生产率低，近年来低到负值、零值以下，劳动生产率长期上不去，这农业还能有救吗？如果把所有能产生利润的领域都垄断着，让农民怎么办？所以我们客观地说，农村真正需要的、所谓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政策是：请你打破自己的垄断，允许农民合作起来，进入这些领域。
我们现在说加强农业投入，请问到底加强给谁了？当你面对着2.34亿小农户的时候，请问政府即使有投入，给2.34亿小农户怎么分？政府投入怎么能到户？按照交易费用理论，政府怎么可能对付2亿多小农产？交易成本在这儿摆着呢！由于任何政府都根本做不到与分散农产的直接交易，那些支农政策从根本上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政府加强的投入，其实大都给垄断部门拿走了。这个农业投入当然就基本上是空的了。
你们只要上网去查看就知道，其他东亚小农社会，尽管农民人口比我们少得多，但是政府法定投资每年投多少？政府法定的投入投给谁呢？投给那些组织起来的农民。日、韩也是小规模农户经济，尽管它们的土地规模比我们大得多，但仍然抵抗不了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米，于是就靠合作经济保护农民收益和农村发展。比如说合作社办了一个肥料厂，政府的投资量为50%，但只投资，只做股，不得计息，政府除了税收之外是不许有其他收益的，因为你拿的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是为了保证国本，保证农业不可动摇，保证本国农业不垮台，所以同意政府投资。那么，政府投到什么上呢？投到农民合作起来办的企业，比如说合作社的一个设施农业，为了生态环境需要生产复合肥，那政府就投资进来。无论是买车还是买设备，总之我保证你不私有化，取得收益得为社会大众服务。
政府投入产生的收益，必须定向地用于农村公共品开支，农民可以合作起来办金融和其他产业，而且享受免税待遇。只要是农村社区成员，包括非农民，都可以实行会员制借贷，但是这个农民办的合作金融所产生的收益60%必须返还到农村公益事业，比如修路、架桥、农民培训等。农民合作组织的大型批发、仓储销售也一概免税，所得收益仍然是50%以上用于农村公益事业。农户几乎都是农协的会员，例如一个种稻谷的农民，向合作社办的批发市场交了稻米，最后产生的利润的60%会被返还回来。否则他如果纯粹就靠在土地上种植稻谷，怎么能不亏损呢？小农经济从事的种植业当然都是亏损的，就得靠涉农领域的合作经营来补贴种植业的亏损。
再看韩国，他们搞的农协公开宣传的口号是“身土不二”。什么意思？就是我身、我土分不开，我生为韩国人，我就脚踏这块热土。所以哪怕美国农产品再便宜，韩国人也不买；韩国的农产品再贵，他都愿意买韩国农产品。农协大力宣传韩国农产品是绝对绿色产品，以韩国农协的名誉保证我们韩国人的健康，不吃那些转基因食品。农协给农民一个绿色食品的标志就够了，他们的宣传没有那么意识形态化，但效果好，消费者就是形成了这个选择。看看我们，有这种宣传吗？报纸上空喊着加强农业，政策呢？措施呢？不仅没有，农民头上还有那么几座大山压着，教育恰恰就是其中之一。不要以为喊加强农村教育就都对了，对于那些没有起码的国民待遇的农村人来说，没有公平，什么提法都可能造成他们的损失。
所以，说来说去，中国在“入世”的挑战面前，恐怕需要另外采取一套政策，完全照搬是搬不来机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