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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的金融风险防范与公司治理问题
人们当然要看中国的情况。最让西方学者不能解释的矛盾是，一方面，很多人认为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防范金融风险的表现上相对比较好，甚至有人说中国是防范金融风险最好的国家；但另一方面，在公司治理结构上，人们的批评却集中在作为中国上市公司的主力的国有企业，其公司治理原则还没有条件执行，有些甚至还没建立起来。
必须首先申明的是，我并不认为以上关于中国防范金融风险最好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如果人们愿意以中国为例做分析，那么，这两个问题的相关性，当然也是值得讨论的。也就是说，我们到底如何看待像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企业改制所面临的问题，如何分析中国从国家资本向部门垄断资本转化之后国有企业产权的实质？其他东亚国家如泰国、韩国、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也曾经受到西方较多的指责，一般认为他们的企业微观制度不好，因此导致金融风险或经济危机的发生。而中国恰恰是企业微观制度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虽然公司治理原则尚未建立起来，但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对其影响似乎并不像对其他完全市场化的东亚国家那么显著。可见，这二者到底存在什么相关，也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就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跟国外做企业咨询的工作人员的交流来看，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企业应被看成管理相对比较好、公司治理结构相对比较完善的典范，但是其内部人控制问题、内部人的行为不规范性问题，以及管理者的在职消费的问题等，也是客观存在的，有些甚至是比较严重的。这也与中国的国有企业有可比性，尽管这种对比的制度背景有鲜明的差别。这是因为，外国在中国的公司远离其股东，母公司的董事会也难以控制分公司业务，这种情况和我们国有公司的很多情况是可比的，只不过国内科研单位有条件做这些外企研究的很少。不仅我有这样的质疑，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新著中，也提出了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国有企业产权不同、问题相似的观点。他的分析之所以深刻，在于他正在接近对传统意识形态约束下的制度经济学的突破。如果人们的研究完全没有偏见，而且能够真正深入外国在华企业的具体微观管理问题，就能够发现其内部问题与中国的国有企业有些相似之处。
我认为需要提出的是，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在西方本来是不同的投资方式所形成的不同资本结构派生的问题，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资本结构上具有明显的部门垄断性质，事实上已经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进程中，与其他性质的国际资本结合起来。有鉴于此，人们为了防范金融危机而真正应该深入讨论的，似乎还不仅仅是一个公司治理原则不完善的问题；需要作为前提来提出的，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全球金融资本经济运行的宏观体制问题，这当然包括中国在内。
综上所述，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很多学人表面上是根据经济学理念分析问题，其实是从现成的意识形态出发的；有些东亚国家尽管也是迫于压力才接受西方通行的判断，但接着就把这些原来似是而非的东西变成“共识”。如果我们也不假思索地认为就是企业微观机制的问题，就是治理结构不完善的原因，就会得出发生金融危机是自己的微观企业制度不好的结论。我看，这样的结论下得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