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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中国农村的税费改革问题
早在农村落实了家庭承包之后，有一个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现象就又发生了，就像大家唱的一首流行歌曲“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那么，我们重复了一个什么样的昨天的故事呢？
（一）交易费用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新中国政权刚刚建立，党给全国农民搞土改，大家分了地。那个时候说是有4亿多农民，大约15亿亩地。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政府要想进行调控，按正常情况，就得有财政收入来源，就得征税。征税当然是个正常的政府行为。可是，有谁想过，假如政府面对这4亿多农民征税，起码应该知道谁挣了多少，才能决定谁该交多少，可问题在于怎么计算。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要面对4亿多农民去征税。这个情况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就是交易费用太高。制度学派立论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交易费用。当交易对象增大到一个特别大的量的时候，就会因交易费用增大而导致交易没法进行。所以，当政府征税面对农民这个交易对象达到4亿的时候，交易费用大到无法进行，就是很明显的常识问题。
有人说美国为什么能征农业税？对不起，美国是农产品大国，美国的农业纳税人叫farmer，那先得有农场farm，然后才能加er，变成农场主farmer。中国呢，没有农场主，中国只有农民，叫peasant。虽然他们有了土地，可中国农村的土地基本上不能叫farm，为什么呢？土地的大部分产出是供这个农家自我生存的。所以，我们把他们叫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交易费用增大只是其中的一个道理。第二个道理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不可能适用现代税制。例如，有个农民，如果他家里分了8亩地或5亩地，他不会只种一种庄稼，得倒茬、得间作。要想这样，他就得种点稻子，还得种点麦子或蔬菜。如果在南方，一年得两季到三季。并且，家里还得养些猪、鸡，或者养些牛、羊。因此，对这种小农，我们还不能一般定义为自给自足，还得加上兼业农，农户生产是兼业化的。中国农户大约70%以上至今仍然是兼业农户。
这就与西方完全不一样了。多少了解点西方的人都知道，西方的农民基本上都是专业化商品生产，养牛就养牛，种小麦就种小麦，种小麦的人不吃他们自己种的小麦，他们要买面包，因为他们自己不磨麦子。他们把麦子送到面粉加工厂，然后去买面包吃。养牛的人不杀牛，他们把牛送到屠宰场去。他们不是自给自足的，他们是专业农。西方的这种农业是完全商品化的。而我们这个兼业农，你怎么计算他那两头猪或者再加三个猪崽该交多少税？你怎么计算他那玉米，还没等棒子硬就砍了，然后做猪饲料？你算它是生产环节还是消费环节？养两头猪自己吃了一头，是劳动力补偿自己，还是算商品？怎么算？
因此就农村税制而言，中国与西方应该有很大不同。
中国就有这么大规模的农民人口，而且70%以上是兼业农，政府怎么征税？20世纪50年代这问题没有解决，就要靠合作化、集体化、人民公社化。高级社以后，农业税就不再重要了，而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来占有农业剩余，这样问题就通过提高组织化解决了。但那是所谓计划经济，实质是严重剥削农民，所以后来被农民自发搞大包干否掉了。于是，今天的你我，就不得不又要重复昨天的故事，而且比昨天更严重，因为现在有9亿农民，大包干时有8亿农民。50年代有4亿，现在8亿至9亿，交易费用问题也更加严重。要这么生硬地把西方的征税制度搬到农村来，请问，能实行得了吗？
有人会说，这个问题现在没有办法解决，那旧社会为什么解决了？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只听说过赋税重，似乎没有人提到交易费用这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土地的使用权其实是正态分布状态，如下图所示，A是地主，B是富农，C是中农，D是贫农，B、C是自耕农，他们通过租地占有大部分农地的使用权。而地主A占人口的7%～8%，占土地的大约50%。旧中国土地资源也紧缺，越是短缺要素其价格越高，因此中国的地租率高，谁能承受这么高的地租率呢？富农和中农，亦即自耕农，而不是雇农和贫农。
直到我自己插队下乡接触生产实践，才知道真的就是老中农的生产技术高。老中农当队长，这个队的产量就高，分的粮食就多；你要硬选一个贫农或雇农——当然贫雇农是依靠对象，阶级斗争搞得坚决，这都没问题，但是你让大家作为社员来选队长的时候，给候选者背后碗里放豆时，肯定是老中农碗里的豆最多。也许大队书记老百姓不能选，能力怎样也见不着，但因为基层的生产单位是生产小队，所以大家特别重视选小队长。
客观地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农村情况，这部分自耕农集中占有了大量的土地生产资料，因为他们人口相对少，生产的剩余量就大。即使地主，也愿意把地租给那些产出量大的，而不愿意租给产出量相对小的，这就是高地租约束的规律现象。因为土地使用权呈正态分布，土地集中在自耕农那里，所以，旧中国农村是有规模生产主体的。
我们讲农村规模经济，要看规模生产和规模流通两个主体。因为使用权集中导致的规模生产主体主要是富农和中农。那么规模流通主体是谁呢？是地主。他们占有大约50%的土地，一般要获取50%的地租（五五分成），这样大算账，农业产出的至少25%应该是留在地主手里。再加上地主往往会买好地而不买薄地，所以尽管占有50%土地，但那是50%的好地，因此产出不止50%，应该在60%甚至更多。这样算，地主大体上应该占农业剩余的30%，而地主占人口的7%，他消费多少呢？就算他浪费，大碗地喝香油，大块地吃肥肉，也不过消费10%而已。更何况，旧中国地主大多数是“土地主”，土地主为了简单生产力的外延扩张，要更多地购买土地，所以他得节约，宁可吃点窝头。
旧社会的南方和沿海大部分地主多少在城里有个铺子，不是个什么米铺，就是个面铺之类的。有个铺子，地主就当然地成了流通主体。农民种地交租，假如地主得到了30%，自己消费了10%，就有20%上市，而且这部分以富农和中农为主的自耕农，形成了一条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链条。自耕农为了能稳定地获得土地，肯定是守信誉的，按时交地租，于是地主集中的这部分农产品就进入市场形成规模流通。那么接着的问题是：谁该是纳税人？当然是地主。所以，旧中国对土地所有者征税，而不对租地者征税，当然就不会有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交易费用问题。
在正常情况下，中国历史上长期维持农业轻税、低税制，以此保证稳定。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维持不了稳定呢？一是兵荒马乱，兵差大于正税；二是大搞基本建设，徭役负担过重。比如像秦始皇修长城，或是像隋炀帝修大运河、东征高丽，都必致朝代短命。
好了，我们面对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简单的制度经济学道理：政府征税，只有纳税者人数少才能征到，而不可能是普遍对所有8亿至9亿的农村人都征税。要想实行现代税制，并且以现代税制为基础，建立所谓的现代管理，我们现在叫local governmence（地方管制），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借鉴现代制度和现代管理，但那确实是建立在庞大的税基之上。
我最近刚下载两篇文章，一篇是介绍美国现代政府的，政府及其所属单位的人占整个就业的比重；另外一篇是介绍意大利的这个比重的，比重似乎都不比中国政府小。庞大的政府，庞大的制度，建起来的全套现代制度靠什么呢？我们说进一步应该讲清楚，你要想执行现代制度就得靠警治，英文叫policesystem（警察制度）。大家看美国电影，随便什么人，哪怕是个老太太，拿起电话叫警察：“你赶快来，我感到有危险，有人在我们家门口转。”或者你看《小鬼当家》，那个小孩拿起电话叫警察来：“我发现××××。”警察都得马上来。为什么？关系很清楚，这个社会的这套制度之所以有效，是靠你随时都可以让警察到门口来。靠这样一套警制来维持，需要多少警车、警棍、警枪、警服等庞大的开支？别说现在，从中长期看我们都难以支付。
（二）税费基础
以上是第一部分讲的交易费用的道理。第二部分讲税费的基础。
我们现在多少农业产值？前天看了个统计表，今年（2002年）农业占GDP增加值份额预计15.2%，去年15.6%，前年15.9%，大致数字为15%。多少农村人口？第五次人口普查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3.9%，这是按居住地和职业分；如果按户籍算仍然近70%。那么，政府管理按户籍算，还是按居住地算？现行制度当然是按户籍算。15.2%产值，对应70%人口，怎么能对15.2%产值征税来满足70%人口的公共需求？
我以为，你们明白了这两个道理，就能够自己去找关于税费制度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