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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工业化时期的资本原始积累
（一）历史不存在假设
分析历史的目的也并不仅仅在于批评判断某一事件中的谁是谁非，而在于找出一定历史时期各主要事件合乎逻辑的本质联系。无论如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仅用了28年即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进步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留下了价值两三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家资本，包括工农业固定资产和房地产。同时，还留下了一个表现为对立壁垒状态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
（二）政治因素的考虑
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在极短时期内以极高的速度完成的，这就必然带来众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因此，在做制度成本分析时，绝不应仅仅考虑经济因素，同时还要考虑政治因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落后的农业国，只有15%的城市人口，5%的工业人口，15%的工业产值和50美元的年人均国民收入。没有海外殖民地，没有国际市场，除了苏联之外，没有外部资金投入，而苏联投入伴随着无法接受的条件（当然，在朝鲜战争中苏联曾给予过援助）。中国自1950年以来，地缘政治环境险恶，朝鲜、印度、苏联、越南和柬埔寨等区域战争和边境争端接连不断。战争需要工业，民族独立需要工业。毛泽东作为“英雄政府时代”的代表人物，拒绝以主权为代价换取苏联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中国人只能靠自我剥夺来完成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即马克思所揭示的最大限度地把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至于是由资本家还是由国家来实现这种转化，则是原始积累这个任何国家任何不同历史时期都无法跨越的历史阶段所派生的问题。从经济实质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已有明示：“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是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31]
为了实现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中国政府在接收了仅值一百多亿元的原国民党的官僚资产，使之成为国家工业化启动资本的最初投入之后，不久即进行了私人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改造，使之不能与稚弱但又是垄断性的国有企业竞争。于是，国家拥有了实现工业化的“启动资本”。然而，处于幼稚期的国家工业要求有稳定的原料和产品市场，可它面对的却是有五千年历史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传统的农村集市交换。中国台湾学者柯志明曾在分析大陆20世纪50年代的原始积累问题时提到：1952年政府还可以购买到70%的贸易粮，但1953—1955年，政府购入的贸易粮迅速从800万吨下降到200万吨。这是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使工业劳力和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粮食的市场需求上涨导致粮价上涨（柯志明·塞尔登，1988年）。而政府恰恰在1953年开始推行统购统销，试图保住国家工业的原料和产品市场。其实质是推行“剪刀差”——高价卖出工业品、低价购进农产品，这样，政府可以在买卖双方中都获利，国家把所获利润通过政府财政二次分配投入工业建设和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之中。
但是统购统销在推行之初不仅“统不了”，而且适得其反，其问题在于分散的4亿农民，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不可能照搬列宁的方式，让武装的工人以革命的名义强迫农民上交粮食，因此，毛泽东提出合作化，并进一步发展为人民公社制度，即把自治形态的农村社区变为准军事化的人民公社，使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成为公社社员，这就奇迹般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政府的控制下伸到农村基层。以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为特征的人民公社，代表国家占有了除简单工具和居住用房之外的一切农村财产，执行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全部经济环节的计划控制。
1958—1978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的当代史中，只有这20年可以说是集权体制，实践证明这个体制在国民动员上是极其有效的。这是一代人以革命的名义无私奉献，为了国家工业化而自我剥削的20年。从国家固定资产的投资额来看，年积累率最高可达40%，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由200亿元增加到600亿元以上。就这样，最终给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即对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与再调整留下了一个两三万亿元的基础。
（三）经济危机与体制改革之间的因果关系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中国屡次进行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回顾危机周期之前，有两个因素必须首先考虑：一是在集权性的政府经济体系中，财政是最重要的核心部门；二是在1980年之前，除了通过国家财政再分配对全社会固定资产进行投资以外，没有其他资金来源。所以，财政收支变化直接反映经济周期变化。
第一个经济危机周期（1958—1968年）。1958—1960年是危机发生期。政府财政赤字占收入的比例从5.6%增长到14.3%，三年赤字总额达到200亿元。1960年以后，由于财政投资能力下降，就业严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动员大约2000万城市人到农村去生产自救，以解决城市的失业问题。
196l—1962年，经济萧条期。国家财政年收入进一步由572.3亿元下降到313.6亿元。从1982年公开发布的1964年政府统计数据可以看出，1960—1962年这三年的人口增长曲线呈下降趋势，“未增加人口”大约为2000万人，其中大部分人口被认为死于饥饿。人们称此段时期为“三年困难时期”。
1963—1964年，经济复苏期。由于政府在全面危机压迫下放松了经济控制，允许农民（人民公社社员）搞“三自一包”（这种以“放”为特征的经济改革15年后再次进行，只是改名叫“联产承包”了），因此，农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由原来的8%上升到22%，财政形势好转。
此时，由于中央领导人之间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和在政治路线上的斗争越来越明显，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无法解决基层阶级斗争问题，因此，“文化大革命”正处在孕育阶段。
1965—1966年，经济高涨期。国家在经济形势初步好转后，增加了对工业的投资，使得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但紧接着财政赤字再次出现。随后，1968年上百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其真正原因仍在于城市无法解决高失业率问题。
（四）第二个经济危机周期的发生
第二个经济危机周期（1978—1986年）。1978—1979年，危机发生，国家财政赤字每年约为200亿元，占总收入的比例高达20%，比上一次危机爆发时的比例还高5%。其中的原因不仅仅只是“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影响，还有“洋跃进”——大规模举债用于工业投资及中越边境战争造成的非预算性开支。
1980—1981年，经济萧条使得政府再次采取“放”的政策，逐步解除了对农村地区的控制，降低农业税收，提高农产品价格，允许农民分户经营，承包土地，开放集市贸易。这就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这不仅是上一次为缓解危机而采取的“三自一包”政策的翻版，而且很像中国历史上的那些通过战争获取新政权的统治者为了恢复经济而采取的“均田免赋”政策。与上一次经济危机不同的是，这次没有迫使城市人去农村解决就业问题，因此，城市犯罪率增高，监狱暴满。
1982—1983年，经济复苏阶段。由于对农村土地的再分配和农产品自由市场的开放，粮食产量每年增加20%，这三年的总增加量约为75亿吨。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吃饭问题，同时，农业产值也提高到工农业生产总值的40%。
1981—1986年，经济高涨阶段。工业产值增长幅度加快，同期财政赤字每年大约增加100亿元。其中较重要的原因即是1982年“利改税”之后形成的国有资产“单位所有制”。由于国家垄断金融的低利率政策和政府财政投资的无偿性，因此，相对于较高的物价水平而言，任何单位获得投资本身即意味着吃进利差，这就必然造成投资膨胀；又由于单位内部“利益同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一般有30%～50%的部分会以各种渠道转化为消费基金，自1983年以后，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大幅度增加。于是，消费膨胀接踵而至。在投资和消费双重膨胀的压力下，供需矛盾和由赤字转化的超发货币量终于引发出全面通货膨胀危机。
正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危机导致了第一步农村改革一样，80年代中期的危机也促进了城市改革。农村改革中，人民公社解体，使农村发育出各种独立的经济主体，并成为商品经济的基础，农村社会恢复了自治形态，使得以人民公社体制做组织保障的统购统销制度难以运作，农业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渐次开放，于是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商品经济新体制在农村形成。同理，城市改革从80年代中期开始日益触及产权，城市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和股份化使政府部门垄断和计划控制相对弱化，工业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也渐次放开。因此，假如没有新的战争把现在的中国“平民政府”再一次打造成“英雄政府”，则中国的市场取向的改革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五）传统行政手段对资本的调节造成的极端性后果
1988年全国范围内发生的通货膨胀危机，如果可以不考虑意识形态的影响来分析政府决策，则可以看到，在使用传统的行政手段强行压减投资、消费双膨胀未能奏效的情况下，政府于1988年末开始连续大幅度调高利率，存、贷款利率一度升高70%～80%。这种流量资本调节的极端性措施是在不触动存量资本的情况下运作的，因此，必然会由于企业产权虚置而造成极端性后果：银行高利率造成企业资金成本大幅度提高——使用流动资金贷款最多的商业企业被迫减少资金占用，改购进为代销，向生产企业转嫁成本负担——生产企业如法炮制，缓付原材料款，向原材料企业转嫁产品成本占压资金负担——连锁负债迅速波及全社会。在这样恶劣的经济环境之下，企业管理效益每况愈下，中央财政捉襟见肘。可供中央分配的资源和利益份额减少，调控能力随之下降，各部门与地方之间“条块”矛盾加剧，终于，传统体制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又都走到再也走不下去，非变革不可的地步了。由于过去不动产权的改革已经给政府留下了足够的教训，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必然触及“公有国营”经济单位的产权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