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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日本高米价背后的农协垄断及其政党联系
一、引言：日本农协的垄断性与国家安全
在美国重返亚太和日本借此提升国际地位的软实力战略影响下，人们一般会认为日本是东亚经济体中的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典范。但若去除“冷战意识形态”的色彩做分析，则可理解本文通过对日本高米价政策及其政党政治背景研究而提出的观点：日本的城市经济主要是六大综合性财阀垄断控制，[288]而日本的农村经济更是由唯一的、具有全面垄断地位的综合农协控制。亦即：日本城乡经济体制客观上都具有垄断性，并且因其与国家政治稳定直接相关而得以长期维持。[289]
在美国主导的TPP谈判中，因美国要求把大米配额纳入谈判框架而使垄断控制日本农村经济的综合农协（JA系统）的多种问题陡然暴露出来，相应地促使所谓“安倍经济学”不得不把日本综合农协改革纳入“顶层设计”……但，实际上却仍因农协之垄断地位与国家安全高度相关而步履维艰。
在梳理农协历史中我们认识到，其演变为唯一垄断组织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相关。无论是明治时期明治政府为了顺利发展资本主义稳定社会建立产业组合，还是战争时期为了对外扩张将产业组合与农会合并成立农业会，以及战后为了解决粮食危机和恢复经济发展成立综合农协，不同时期的农协组织演变都是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相对于战后的综合农协，产业组合和农业会在配合国家政策，维护国家安全上起到的作用更大，任务更为艰巨。而现今的综合农协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执政党（自民党）通过综合农协得到的农民选票维持了自身的执政基础，保持了政治上的相对稳定性。日本国内对战前合作组织研究的两位重要学者是近藤康男和井上晴丸。[290]他们作为日本合作社研究的开创人，认为产业组合是明治政府为了防止因发展资本主义产生的经济波动对农民造成冲击，通过小生产者之间的互助合作以维持社会稳定的组织。特别是近藤康男的研究，是在明确垄断资本与合作组织关系的基础上开展的。战后的山田定市[291]则分析了不同时期的合作组织在配合国家政策的同时是如何发展壮大的。近藤康男在另一篇著作《从贫穷中解放》[292]中做出论断，认为农协是服务于垄断资本的国家机构。此外，从政治学角度研究的学者有西山久德的《日本农协的逻辑、课题和展望》，[293]考察了不同农业政策时期日本政府与农协的关系。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高米价难以见容于TPP的矛盾为切入点，作如下分析。
二、问题：日美TPP谈判进程中围绕大米进口的斗争
日本和美国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Agreement，简称TPP）[294]的谈判焦点，在于美国要求日本在现有已经进口国外大米10万吨的基础上再增加17.5万吨，而日本的主张是增加的进口额度只能限制在5万吨。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最终日本同意对10万吨的进口额度进行商讨。
日本政府于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的1995年开始，根据关贸总协定的要求开始进口国内大米消费量4%的最小进入配额（进口大米被称为“Minimum Access Rice”，简称“MA大米”）。[295]由于这些“MA大米”是无关税大米，日本政府以进口大米可能对国产大米造成极大负面冲击为理由，规定这些大米进口不允许民营企业参与，而采取了100%的国家贸易方式，在价格上以政府补贴的方式提高“MA大米”的价格，以达到缩小与国内市场大米价格差距、削弱“MA大米”魅力的目的；[296]在销售渠道上日本将“MA大米”主要用于加工食品、对外援助和家畜的饲料等用途上，减少对主食大米的影响，并且日本通过加强卫生检疫的方式打击向日本出口大米积极性高的国家。但由于对大米销售差价进行长期补贴以及大米的长期储备产生的财政负担，日本从1995年至2013年19年间已经累计损失2723亿日元的财政支出。[297]
三、政策：日本的大米保护方式与政策回顾
（一）日本保护大米的方式
日本一直对本国农业实行各方面的政策保护。日本对大米的保护主要采取两种方式：
1.通过国境保护中间接保护方式对进口大米征收关税。比如大米的关税高达490%，使得日本国内进口大米销售价格比进口平均价格高4.9倍，若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税计算方法，日本的大米关税高于700%。
2.大米价格补贴制度。日本政府对大米实行价格倒挂，亦即高价收购、低价销售的“双重价格”制度。[298]
对此，一般西方人都习惯把日本抵制进口大米的高关税政策和对大米的价格高补贴的“双高制度”视为一种与自由市场经济相对立的保守和固执；还有学者指出，这不仅使得日本大米远远失去了国际竞争力，而且造成所谓“合作社陷阱”制约农业发展。然而，这些批评大致是出于西方经验和根据西方理论的误判。本文认为：即使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也要勉为其难地坚持高米价的动因，是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双重作用。
须知，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东亚农业制度体系在西方没有参照系。如果完全剥离意识形态，则日本以“综合农协JA”作为组织基础的农业垄断经营体系，从来就是国家历经战乱和危机而保持基本稳定的基础，因而具有维护综合安全的战略意义：其一，日本作为岛屿国家农业资源高度稀缺，必须立足于基本国情矛盾及其对制度的客观约束，来维持大米作为传统主食的基本粮食安全，为此就需要借助“大和民族”历史悠久的稻米文化构建多元化“六次产业”[299]（包括历史、文化、教育、神道文明等能够提高基层民众凝聚力的社会建设），来维护本国不可或缺的农业基础。其二，日本政府无论怎样换届，都集中优惠政策全部用于发展比城市财阀制度还要全面垄断、并且是农村唯一垄断组织的综合农协，以此才能把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期间不断涌来的外部性成本予以内部化消纳。若没有农民和农村的高度组织化，历经多次危机并且深陷于20年衰退的日本根本不可能维护国内政治长期稳定。
（二）日本国内大米政策的相关回顾
基于日本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日本政府通过各种农业保护政策保证本国主粮的自给，即使巨大的补贴造成财政预算大量支出日本也一直不断加强农业保护。近年来日本在美国推进TPP派生的改制压力下提出农协改革措施。对此，应该联系日本大米政策调整的历史进程来深入理解（参照表19-1）。
表19-1 与大米相关的政策回顾
来源：柿沼茂喜、福永宏：《減反廃止は名ばかり、迷走を続けるコメ農政——転作補助金を残したまま強いコメ農業は作れない》《周刊东洋经济》12月29日号（2013）。
日本现行米价机制的形成要追溯到1942年。当时正处于战争年代，为了保障战争的顺利进行，制定了由政府统一管理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的《粮食管理法》。战争结束后，因粮食严重短缺，黑市猖獗，政府为了稳定大米价格继续沿用了该法来掌控大米市场，这一法案一直到1996年才被正式废除。在政府直接管理大米的制度框架下，生产者必须以政府规定的价格将大米全部出售给政府，政府根据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工资和平均利润率核算大米的收购价格。因此，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使得大米收购价格急剧升高，大米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也逐年增加。[300]
日本政府虽然于1961年制定《农业基本法》，希望通过农业的规模化达到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增加农业收入，缩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是与农业基本法相反，实际上的农业政策是通过上文提到的《粮食管理法》中“双重价格”政策以提高大米价格的方式来提高农户收入的，加上日本国内大米的生产成本很高（参照表19-2），使得日本大米价格形成了高关税、高成本、高价格的“三高”状态，确实没有国际竞争力，给国民带来了更大的食品消费支出。
表19-2 日本、美国的大米生产成本比较估算（单位：日元/公顷）
注：日美两国所取的水稻耕种面积为两国各自的平均值。
来源：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生产局：《米の生産コストの現状》《米の直接技術等の現状（2008）》数据整理得出。
但是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生产收入增加和饮食文化的变化，日本的大米消费量在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后逐渐减少，但是日本的大米生产量却因为政府的价格补贴而不断增加。其结果是大米生产量远远超过了消费量（参照图19-1），而政府为了保证农民的收入和贮存大米则付出了大量的财政补贴，日本的粮食管理制度很难继续维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开始对大米进行调整，主要通过补助金的诱导让农户从种植大米转向种植其他农作物。
1970年“减反政策”（休耕政策）的实施成为了政府减少财政收入、保障农民收入，同时维持高米价的主要政策，并且于1978年引入“转耕补助金政策”来“吸引”农户减少耕种大米的面积，减少大米的生产量，以通过供给的减少来维持大米的高价格。民主党执政期间加入的“务农者户别收入补偿制度”[301]进一步促进了小规模兼业农户继续进行高成本的大米及相关农产品的种植。
图19-1 大米的生产量与消费量推移（单位：万吨）
来源：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食料需給表》（平成25年、平成26年）整理。
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来维持大米价格，主要是为了国家粮食的自给、国家粮食的安全保障以及农户收入的不减少。但是在具有生产能力的情况下进行采取“休耕政策”“转耕政策”以及“务农者户别收入补偿”来维持高价格的做法是否真的正确，为什么日本的农业规模化不能实现？
按照市场经济的原理，在具有生产能力的情况下，通过贮存等手段完全可以用降低价格促进内需或进军国际市场。可是，日本政府的做法却相反，为了能在维持高米价的前提下削减政府储备米，实施了以上政策。人们一般都认同大米产销涉及农业、经济领域以及国家粮食安全的问题，而很少理解这在日本历来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因为大米价格与自民党的选票密切相关。游国龙、尚会鹏（2004）的研究中将日本稻米生产地分为三个不同的区域，通过自民党得票的大量统计资料，得出自民党在稻米产量高的地区得票率也较高的结论。[302]2009年举行的众院大选中在野党民主党击败自民党而成为执政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原本被称为“城市党”的民主党也认识到了农村的重要性，在竞选纲领中承诺直接将补偿金发放到每个农户手中，因而成功地拉到了大批的农村票。[303]
四、分析：日本政党政治中综合农协的地位
日本近乎固执地维持“高米价”的目的，在于维持大量的小规模的兼业农户继续停留在大米以及非主食用大米的耕作上。而大量农户作为日本农村最具影响力的组织——综合农协的组合员，对综合农协的发展以及对执政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日本的选举制度
分析综合农协和政党的关系，首先需要从日本的选举制度开始。日本的选举制度在1994年选举制度改革以前采用的是介于大选区和小选区之间的中选区制。[304]随着日本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使得日本人口分布呈现大城市高度集中的特点，在中选区制下，城市与农村的选民人数相差很大，同样一张选票在不同选区所代表的价值也就不同，这就是所谓的“一票的格差”。简单说就是农村的选票能够选出较多的代表，农村的选票价值高于城市选票，在1994年选举法改革之前，农村的1张选票平均相当于城市的5张左右，农民选票的价值在选举中占据重要位置。为了解决“一票的格差”的问题，1994年日本进行了选举制度的改革，从原来的中选区制改为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制相结合的混合选举制。[305]但即使改革后的农民比例缩小，城市选票和农村选票的价值差仍然很明显，平均一张农村选票也仍然相当于城市的3张左右。选举制度仍然有利于农村选区。
因此，正是因为有利于农村选区的选举制度，使得无论哪个执政党都会把重心放在农村，而作为战后一党独大的自民党更加与农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二）综合农协的组织结构
综合农协的组织结构最大的特点在于其“金字塔式的三段制结构”。从图19-2可以看出综合农协三段制的系统组织纵向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农户，横向涵盖了农村生产生活的几乎各个方面。综合农协经营的事业范围极为广泛，“JA全中”是综合农协贯彻国家农业方针实施的决策机构，同时也是向国家表达农民诉求的机构。“JA全农”“农林中金”“JA共济连”“JA全厚连”等部门分别承担着经济业务、金融业务、保险业务以及卫生业务，使农民得以享受和城市居民同样的保障和福利。“JA全中”是日本综合农协当中的决策机构，农民利益诉求也是通过“JA全中”进行表达的，可以说“JA全中”可以代表整个农村。加上基层农协自下而上服从组织的指导和监督的原则，组织结构的完整性构成了日本农村高度的同一性。
由于日本综合农协长期以来客观上形成了对农村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全面垄断控制，因此，一方面海内外至今没有任何私人企业能够进入农村开展任何领域的竞争，日本至今维持稻米这个主粮的产销自给率超过100%；另一方面日本农村长期稳定，无论国内外发生什么剧变，农村都波澜不惊，无任何“群体性治安事件”，更无强力维稳……
图19-2 日本综合农协的组织结构
来源：JA全中http：//www.zenchu-ja.or.jp/profile/x，2015-05-06引用修改。
（三）“一票的格差”与综合农协的“金字塔结构”——执政党的“集票机构”
城市选民身份各不相同，在一般情况下并没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他们在选举时只是按本人意愿各自投票，甚至还有很多人放弃投票。相对于城市人口多元化的利益取向，农村人口是一个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保守群体”，越是规模细碎的小农，越是需要国家集中权力予以保护。[306]并且，由于地缘、血缘的关系，农村人口在社区范围内具有紧密的联系，农村人口的利益取向相对单一。
日本综合农协作为涉及农村各个领域的组织，具有高度集中的全面的组织性，因而农村人口几乎百分之百是综合农协的组合员，综合农协通过其“金字塔式的三段式结构”自上而下对下层农协进行指导和监督。也可以说，农村人口是一个综合农协通过其高度的组织结构而被组织起来的一个群体。而一个被组织起来的群体对政党来说意味着较低的政治交易成本。因此，作为战后“一党独大”的自民党，与在农村形成垄断地位的综合农协的密切关系，是其一直能够执政的很重要的基础，而作为回报，自民党则实施各种国家支付成本的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作为“交易的手段”。[307]
综合农协通过其在农村成为唯一垄断组织的高度的“统治性”，得以打着维护农民利益的“旗帜”获取政策优惠，使组合员普遍认为综合农协是在维护成员自身的权益，从而形成巨大的凝聚力，使得无论哪个政党要想在选举中获得胜利都必须在自己的政党宣言中将惠及农协的农业政策放在很高的位置，并且在执政的过程中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农村的政策，以此来保证自身的选票数量和执政地位。而自民党长期的执政地位使得自民党与综合农协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综合农协与职业官僚及农林族议员三者在紧密联系的同时，也逐步形成了共同利益，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铁三角结构”。综合农协也借此转化为日本利益集团中保守性和垄断性最强的团体之一，并频频以“代表农民利益的强大利益集团”的面貌示人。[308]
（四）政府维持高米价与保持综合农协组合员数量的紧密关联
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通过对农地的改革，消灭了支配农村的地主阶层，综合农协在成立之初，形成了以生产米麦为中心，以自耕农层为核心的组织基础。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发展，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使得农业劳动力逐渐外流，依靠非农收入的兼业农户比例开始增加，综合农协的正组合员开始分化为专业农户、持有土地的工薪阶层农户（第二种兼业农户）、处在前两者之间的兼业农户（第一种兼业农户）。从图19-3可以看出与蔬菜、水果、奶酪畜产业等农户类型相比，种植大米的专业农户只占到38%，62%的农户多是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兼业农户，并且这些农户的种植面积分散、规模较小。
正常情况下，生产成本的增加必然会使兼业农户放弃大米种植，但是高价格的大米使得兼业农户即使在高生产成本的情况下仍然继续种植大米，一方面用于自家消费，另一方面国家财政还有补贴。于是分散的兼业农户进行分散的种植导致了农地无法向少数专业农户集中，无法规模化地进行生产种植，因此也无法降低生产成本。而这种经济上丧失竞争力的现状的形成，不得不说是综合农协所“期待”的。因为一方面如果土地规模化向少数农户集中则会造成综合农协收入的降低，也会形成随着专业农户的成长，专业农户脱离综合农协自主经营的情况出现（通过图19-3可以看出在蔬菜、水果以及奶酪畜牧业等领域的农户多为专业农户），这样一来会降低农户在综合农协的利用率，另一方面随着农户的减少，综合农协其他方面的事业项目收益同时会受到损害。
图19-3 2011年主要农产品的农户类型占比
来源：农林水产省：《平成22年度食料·農業·農村白書》（2011）。
图19-4显示了生产不同农产品农户的收入来源构成，相比其他农产品，生产大米的农户的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收入和养老金收入。也就是综合农协的组合员当中，以非农收入和养老金收入为主的生产大米的小规模兼业农户数量占据了主要地位。
由于政治上综合农协的优势地位，日本政府一直以来重视农业政策，采用高关税和不惜支出大量的财政对农业进行补贴。对于政党来说，无疑是想在选举中能够更多地得到农村的选票，而如果想得到农村的选票就必须使得综合农协具备更多的组合员数量。而对于综合农协来说，组合员数量越多则越有利于自身获取更多的收益和巩固自身的垄断地位。因此保证组合员数量的不减少是综合农协和政党共同的需求。而通过各种政策维持高米价则成为了稳定组合员数量不减少，特别是维持种植大米的小规模兼业农户数量不减少的重要手段。
上文已经提到，从图19-4中已经看出种植大米的农户更多的是以非农收入和养老金收入为主的兼业农户，这些农户的特点大多是平日正常上班、周末进行务农的工薪阶层以及年龄在60岁以上的靠领取养老金生活的人。而大米种植相对于其他农产品种植来说比较简单，适合于平日忙于工作的工薪阶层以及年龄较大的人。同时，高米价的政策对于购买大米来说自己种植更划算，加上各种政策补贴“吸引着”大量的小规模兼业农户停留在大米种植上。
图19-4 2012年生产不同农产品农户的收入来源构成（单位：千日元）
来源：农林水产省：《農業経営統計調査——営農類型別経営統計（個別経営）総合編》（2012）。
为了维持小规模兼业农户数量的不减少以达到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也正是由于面对分散的兼业农户而造成了综合农协在农业方面收支上的亏损，但因综合农协的综合事业兼营，使其能够通过金融和保险事业进行获利，又可以保证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即使是需要极少的生产资料的农户或者是其他服务项目综合农协也必须进行服务，综合农协的“综合性”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内部的循环机制维持着综合农协的经营。
本文在此以农林水产省2013年的统计为中心，对综合农协各事业部门进行一个概括性的分析。从表19-3可以看出在各项事业收支中，除了信用和保险事业（5）外，涉及农业生产和生活的事业利益均为赤字，总计达到了165414581000日元，[309]而信用和保险两项的收益为370846267000日元，于是，信用和保险的收益填补了其他各项事业的亏损，使得综合农协整体处于获利状态，2013年的事业利益达到了205431482000日元。
表19-3 2013年度综合农协各事业部门损益收支表（单位：千日元）
来源：农林水产省：《総合農協統計表——部門損益計算書（総括版）》（2013）。
五、改革：TPP谈判引发的日本农协改革及日本农业政策
（一）TPP与综合农协
文章一开始已经讲述了TPP中日本和美国之间关于大米的谈判，知道维持国内高米价是日本政府抵制增加进口额度的重要原因，其背后涉及政府的执政地位以及综合农协的利益。据日本《朝日新闻》2015年4月17日的报道，在2009—2013年的5年间，政府的储备米每向市场销售1万吨的大米就会损失接近25亿日元，假设日本同意接受增加10万吨的进口大米，也就意味着日本将损失250亿日元的财政支出（参见表19-4）。
表19-4 日本政府储备米销售收支表
注：▼为损失。
来源：《朝日新闻》：米価維持へ年100億円超の国民負担も対米輸入枠（2015-04-17）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H4J4G73H4JULZU004.html？iref=reca，2015-05-01引用。
而上表数据还不包括政府储备大米所产生的管理费用，这无疑给政府财政以及日本国民造成了严重的税费负担。但是，综合农协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使得日本政府在面对TPP谈判时显得极为矛盾。为了在美国服务于金融全球化的自由贸易战略推进中继续占有“搭便车”的国家利益，日本大米市场一般会有两种选择：要么大幅度消减关税，要么扩大“MA大米”的进口数量。诚然，前者需要从根本上改革日本的农业政策导致执政党失去老“票仓”，后者则意味着国家财政要拿出更多的补贴。[310]与大多数西方国家对外政策往往被内因决定一样，日本在财政赤字与政权稳定两者之间，当然会倾向于后者。
（二）“安倍经济学”中的农协改革
据2014年5月22日，日本在“规制改革会议”[311]中做出的关于对农协的改革意见中可以看出，安倍政权做出了削弱农协势力的改革方案，对于农协的改革主要有4方面比较关键的内容：
1.中央会制度的废止。所谓中央会制度其实就是废除“JA全中”对下层农协的指导、监督权力，以达到各基层农协能够结合地域优势形成具有独立性的组织，能够自主地发展地域农业。这意味着安倍政权有意地在对综合农协进行“去中央化”，从而加强地方农协的独立性。
2.“全农”的股份公司化。“JA全农”作为农村领域涉及农业生产的全国组织，对农产品的销售以及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购买具有垄断性的地位，在面对今后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试图通过对“JA全农”的股份公司化改革加大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3.基层农协的专门化。当提及日本农协时，更多的是说综合农协，而日本综合农协与专业农协最直接的区别就在于综合农协可以经营信用事业，专业农协禁止经营信用事业。而这次的改革意见中，建议将基层农协的信用事业全部移交到“农林中金”，基层农协只作为“农林中金”的代理窗口存在。同样，保险事业也提出了和信用事业一样的改革意见。
4.准组合员业务。如果从日本综合农协作为农业合作组织的角度出发，组合员当中非农住民的准组合员数量远超农民的组合员数量这一现象显得很异常，但是大量的准组合员的存在是综合农协金融与保险事业得以更加壮大的基础。因此，改革意见中指出建议准组合员的事业利用不允许超过正组合员的1/2。
以上改革意见的关键是在政府惠农政策力度不减、基本上维护JA垄断地位的条件下，做了组织关系的结构性调整。形式上与1993—2003年中国的供销社组织结构调整类似。从中还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其实无法摆脱东方原住民农业的约束条件而进退维谷。一方面在面对美国规模化的殖民地农业配合其全球战略的压力下必须做出让步；另一方面，亚洲原住民被资源约束而长期形成的兼业化小农经济无论怎样调整，也不可能全面纳入美国实际掌控的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
总之，日本如果不对农协的垄断控制进行改革，会影响整个国家搭上TPP便车的好处，但如果真要放弃农协对农村经济的垄断控制，则会威胁自民党的执政地位。
本文认为：从以上4项涉及“关键部位”的改革意见可以看出，日本的农业以及农协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在面对美国、澳大利亚等殖民地才有的规模化大农业国家的竞争下，日本在TPP进程中提出的“安倍经济学”指导下的农业改革是否能打破长期以来的农业界“铁三角结构”，将是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六、结语：农协垄断与国家综合安全直接相关
本文通过高米价对日本综合农协的分析，提出日本的综合农协是农村中具有经济、社会和政治多重功能的垄断性组织的观点。若超脱国内那些把日本农协仅作为合作社来研究的理论局限来进一步分析，则可知：这种综合性全方位的垄断组织不仅在其他国家很难看到，而且也比日本城市经济和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六大财阀具有更高的、唯一性的垄断地位。客观地看，其针对农业这个弱势产业和针对农村弱势群体的普惠作用，与维护国家安全及自民党长期执政的基础性作用，确实是相辅相成的。
这种相辅相成，表现在维护国家综合安全方面，已经达到唇齿相依的地步：一方面综合农协通过高米价维持组合员数量的不减少，使得综合农协具有了很强的“集票能力”，由此影响着执政党的选票，进而使政府通过高关税以及各种农业政策维持着高米价，以达到小规模兼业农户作为综合农协的组合员停留在种植大米以及相关具有“吸引力”的农业生产上，另一方面，因种植大米的农户多为工薪阶级的兼业农户与领取养老金的高龄者，这些人群因不具有专业农户那样的购买和销售渠道，所以只有依存于综合农协，失去综合农协的“服务”农业将无法进行，这反过来又使农协在维护国家农业安全和基层政治稳定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
综上所述，被称为“安倍经济学”重要内容的日本农协改革，因涉及执政党自身的政治利益，只能舍本逐末。没有这种组织结构和制度基础的国内政策界，需要对此做认真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