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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少年白飞返乡记
人才计划六期 白飞[2]
编者按：早在2009年就结识了白飞，后来一起参加农村可持续发展人才计划项目，便更为熟悉。白飞是一个“90后”1991年出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受姐姐的影响，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参与了乡建工作，算是一个“老乡建”。那时觉得他挺能折腾事情，不管是在中心工作，还是返乡之后，总能看到他的各种尝试。他的思维也特别活跃，总会有很多灵感和思考。
实践启蒙
2006年8月，刚刚初中毕业的白飞，由于二姐白亚丽在北京梁漱溟乡建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工作，便来到了北京。当时中心正在组织第四届大学生支农调研培训，本是想来北京游玩的白飞便机缘巧合地加入其中，成为当时支农队中最小的一员。
“那时候下乡的内容和手法就是‘三板斧’：妇女文艺队和老年人协会、支农调研和支教。那年我们去河北易县，下乡的时间是半个月，在那个地方做了老年人协会，我参与了整个成立的过程，比如动员、选带头人，还有民主投票，选出来监事会、理事会。”白飞的这次下乡每天都在筹划老年人协会，从寻找村里有威望的老年人，到寻找活动场地，再到筹划选举，请村里的老年人来开会，选出德高望重的领导班子和老年人协会的会长。
自从那次下乡之后，在白飞的印象里，支农下乡就是为了做这些事，他对农村也特别感兴趣。当时中心有一套下乡工作“红宝书”，其中介绍了老年人协会的作用：让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妇女文艺队能缓解农村的矛盾；合作社是统购统销，可以降低生产和生活成本。因为最初听到这些最朴实的理念后白飞很认同，就想着要把这些事情带到自己的村里去做，这可能就是后来白飞选择返乡的一颗种子。但是当时并没有什么返乡的概念，按照“红宝书”的标准，要在村里找一个有威望的带头人，于是，在大家眼里看起来还是个小孩的白飞，就在自己的村里——河南省漯河市白庄村，到处留心村里的“带头人”，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暂时就把这个事情放弃了。但之后他在高中求学的日子里，几乎每个寒暑假都会跟随中心的支农队伍下乡，乡村建设这件事就和白飞联系上了。
“折腾”合作社
在接触了乡村建设之后，白飞开始了他的“折腾”岁月，一方面继续受中心的影响，到处下乡支农，另一方面自己村里原本很平常的事、平常的生活，因为他想着在村里开展乡建工作而发生了一些改变。
2009年，白飞高中毕业之后的那个假期，村里一位与白飞同姓的叔叔看到新闻联播上说：国家要提倡新农村建设，对成立合作社有一些政策支持，于是他便在村里开始动员并召集村民开会，宣传这一新的趋势，把土地集中起来成立合作社申请国家补贴。虽然那时候他还不怎么了解合作社，但是对政府的合作社补贴政策却比较敏感。
这个消息被一直在寻找村庄带头人的白飞听到了，很自然地就去找他，跟他讲合作社是什么、要做什么。当然，白飞知道他最关心的是什么，但是还是想着能够鼓励村里的骨干先做起来。“当时他最关心的是做合作社要不要注册资金，需要多少钱以及有没有费用支持。我为了鼓励他们先做起来，一开始就说没什么费用。”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合作社进入了动员、注册的阶段。
当时白飞和中心负责支农下乡的工作人员还一直保持着联系，第一次合作社动员是在2010年的寒假，联系了河南农业大学的三农社团来村里开展支教、文艺活动，开始做合作社动员。“2010年就开始准备注册合作社，动员了80多户农民开会。学习‘红宝书’上的如何注册、需要准备哪些文件，那个春节几乎都在忙这个事情。因为要准备各种文件，就得挨家挨户地收集户口本。还需要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捺手印，每家光捺手印就要按五次，于是就要跑五遍，那个寒假跑到脚软。最后我们浩浩荡荡地拿着80多户的户口本、一叠文件去工商局注册，注册人员当时都被吓着了，对我们说：‘别人都是5户的，你们咋弄了80多户呢？’正月二十前后，我们的合作社注册下来了，取名叫河南漯河田垦种植专业合作社。”
在注册之前，这批合作社骨干对前景都有非常美好的想象，想着合作社注册下来，自然而然地就会有国家补贴下来，就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是，注册完之后的合作社并没有拿到国家的项目和资金，只是拿了一个合作社的牌子，大家都开始从原来的激情澎湃一下子变得情绪低落。此时白飞因要去北京上大学了，合作社的理事、监事也因为过完年要出去打工了，村里的合作社一个人都没了，就这样，合作社成立之后停顿了半年……这令白飞开始思考：“合作社到底要做什么？接下来的合作社该如何发展？现在一切只是开头，以后要做成什么样不知道，但是在心里却总是觉得这个事要去做。”
联合购销的失败与反思
2010年，白飞参加了中心第六期人才培养计划，在中心培训的时候就接触到了大量的合作社案例，其中以妇女文艺队起家的山西永济蒲韩乡村合作社[3]对白飞的影响特别大。同时，温铁军老师总结的合作社二十四字经验“文艺活动，收益最大；联合购销，风险最小；资金互助，制度重要”，也让他铭记于心。
白飞开始思考在村里建文艺队。恰巧在2010年暑假，白飞负责北京高校联合下乡，于是便组织了一支支农队伍来到白庄，唯一的任务就是建立妇女文艺队，还在村里举办了一场文艺联欢会。文艺联欢会主要是宣传合作社，以合作社的名义设置了有奖抢答环节，问题非常简单，如：“我们村合作社的名字是什么？”“合作社是干啥的？”一个节目表演完就开始进行抢答，农民答对了，主持人再重复一遍，然后给发一个盆，或者发一个碗。那时候就是为了让大家记住合作。
尽管妇女文艺队的工作在大学生的带动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遇到了新的瓶颈。合作社成立后不能总是唱唱跳跳的，还需要发展一些经济项目。于是白飞开始考虑探索一些能够帮助社员提高收入的项目。在乡建中心经验的影响和熏陶下，白飞想到在合作社发展初期，如果没有太多的经济条件，风险最小最容易入手的就是联合购销。在2011年的时候，合作社做了第一次联合购销。
“那时候我没在家，就引导合作社的骨干来做。我就说我们成立了合作社得给社员做一些服务，现在各家各户散买化肥价格较高，我们能否统一购买大家需要的化肥，这样能为社员省下一些钱。”合作社的几个骨干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进行尝试。事情进行得还行，那一次的化肥完全是几个骨干拉回来的，送到社员家门口，一袋化肥省了15元钱。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全村的好多人都说，他们几个合作社的骨干没少在里面挣钱。合作社的几个骨干为这件事没少操心，负责这件事的合作社带头人还贴饭钱，结果却听到这样的话，最后都失去了信心。他们觉得为农民服务根本行不通，自己不仅没赚，还搭进去精力、搭了时间、贴了钱。后来白飞又反思：“这个联合购销没盈利行不行？其实合作社挣钱，天经地义。无论是你给农民免费拉到家，还是免费做联合购销，农民都不会觉得你有这么好，世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人？后来我就发现与其不挣钱，还不如你堂堂正正地来挣钱，一袋化肥就是要挣你多少钱，那农民就接受了。所以说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启发，那就是要做经营，而且要有挣钱的经营。”
当然，这也是从山西永济蒲韩合作社郑冰那里得到的启发。郑冰以前是从农资店做起的，但是农资店在开始的时候不是合伙干的，而是她自己的一家农资店。后来做起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她才让合作社承担一些公共服务功能。“所以后来我就反思，前期的成本必须有人愿意来承担，后期还要愿意做成一个公共事业，那么这个合作社的事情就有戏。首先因为利益诉求不一样，其次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不一样，多方的各自利益诉求再加上本身起步就是最难的。”因此，联合购销的失败，让白飞有了足够的教训，去思考合作社怎么办？农村怎么办？自己怎么办？
返乡与不理解
2011年夏天，白飞大学快毕业了，得考虑毕业后的选择。“我是学金融的，那时候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学校安排的银行实习，这样就有机会留在北京的银行工作；还有一个就是留在乡建中心，继续做大学生支农下乡的工作。”
起初白飞没有考虑自己要返乡，而是希望自己在外面理念引导，由合作社的骨干来执行，但是却行不通。“其实还是有一个责任在里面，已经挑起了这个事，然后你撒手不管了，那村里这群人怎么办？而且在农村就是这样，这个事要么就做下去，还要做得好，否则你会永远背这个黑锅。我如果不回来，这个合作社就要解散了，因为没有一个人负责。”考虑来考虑去，白飞自己又不想放弃，觉得必须自己亲自去做，此时白飞已经决定返乡了，因为“前期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就跟自己的孩子差不多，任谁都会觉得舍不得的”。
在决定要返乡时，白飞并不是一下子就回到村里的，而是一边在郑州工作，一边为村里开展一些小额项目，给了自己一个缓冲。“2012年的时候，何慧丽[4]老师打算在郑州推动有机农产品超市，正缺人手，我六期结业之后，就过去了，大概持续了半年。那就是个缓冲嘛！我在郑州可以经常回家，隔三岔五回来做合作社。村里人就会问：现在在哪儿工作呢？我说在郑州，在一个超市里当店长。那时候爸妈也以为是我在郑州工作的原因，才经常回来。”
在这期间，白飞还向滋根[5]申请了一个建设文化广场的项目。项目是2012年春节期间做的，虽然钱不是很多，但在白飞和妇女文艺队的努力下，在村中修起了一个可以跳舞的文化广场，还有几间房子作为乡村图书室提供给小孩看书。“滋根支持的这个项目起到很大的作用，我那时候刚毕业，如果空手回家来，肯定是得不到大家认可的。当把文化广场做起来之后，村里人就认为我这个人很了不起，这会让村里人看到，我返乡回来在外面是有人支持的，是有外部资源来支持我的。这个事做好之后，村里人对我的工作能力，还有对合作社，都有了认可，对于我之后实际返乡算是开了一个好头。”
2012年9月，此时白飞刚满21岁，郑州的有机农产品超市由于种种原因经营不下去了，他不能再在城乡两头继续跑了，于是就考虑返乡扎根了。“当时，知道我的想法时，爸妈都蒙了，他们说这孩子想干吗？到底要干吗？当然，爸妈的压力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村里都说闲话，村里人给他们压力，他们再给我压力；二是爸妈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对我前面的路一抹黑，也看不清楚。所以说他们的压力就在这儿。”
“2012年到2013年真的是要崩溃的一年，太难熬了，所有人都不看好我，然后我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因为当时我已经跟所有机构都脱离了，就赤裸裸地站在那儿，没有任何工作可言。村里都说我是找不着工作，没能耐、没出息，又回来了。村里人几乎都看不起我，这种状态几乎持续了一年。”
以前在乡建中心的时候认为自己就是神，要拯救农民于水深火热当中；回来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才是别人眼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但白飞有信仰，相信前途总是光明的。就如他所说的：“别人瞧不起我，但是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认可，我的事业和环境会有转变的时候。至于什么时候转变，我不知道；怎么转变，我也不知道，这个信心就是来自我的信仰。当前面没有路的时候，就是靠着自己的信仰坚持下来的，所以每一次在别人讲各种闲话的时候，也是靠信仰来度过的。因为信仰里有这样的教导：不要为自己辩驳，不要辩驳，自然有一天水落石出，不辩驳就是最好的辩驳，事情终究会过去。”
白飞也经常在反思，“村民为什么会瞧不起我？为什么会瞧不起一个回到乡村的小伙子呢？”在农村待久了，后来白飞放下了在乡建中心要作为神去解救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想法，而是站在农民的角度去理解。“其实他们不是在瞧不起我，他们是瞧不起‘农民’这两个字，也就是在瞧不起自己，瞧不起农民这个群体。因为他们觉得我上完学，就有出路了，手里拿着那块文凭的砖头，就可以砸开由农村向城里跳跃的那个门了。但是我又回来了，又回来种地了，也就成为他们瞧不起的农民。”
返乡，不仅面临着心理上的挣扎，还有家人、亲友的不理解，以及乡亲们的冷嘲热讽。但不管有再多的压力和不适应，已经返乡回家的白飞还得继续在村里生活下去，还要继续探索如何在乡村经营。
从粮食收购再出发
白飞返乡真正开始出现好转是从收粮食这个事情开始的。2013年6月，白飞也开始在村里收粮食，而且从农民那里收购粮食是直接付现金的，这个在村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按当地农村传统的做法，一般是先赊账从农民手里收来粮食，卖出去之后再给农民钱。当地人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当时刚刚开始收购粮食（小麦）的时候没有什么资金，是从老金[6]那里借的，因为第一次贷的那1万元钱，后来我如期还上了，之后又跟他借了5万元、10万元。老金不是相信我，他是相信中心培养出来的人不会不还钱，后来确实如期地还上了，所以说那时候中心也是一个资源嘛。后来我又去跟他讲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怎么做、缺多少钱，他又贷给我，先贷1万元，又贷5万元，然后又贷了10万元，之后就开始收粮食，收了几十万斤。”
对于白飞来说，收购粮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收购粮食的过程正是他逐渐在乡村扎根的过程，也可以看到一个新型的返乡主体，逐渐被纳入原有的乡村体系中，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第一年在经营的利润上，如果扣除爸妈和自己的劳动力成本，是不赚钱的，不赚不赔，但我觉得赚了，因为我赚了经验。第一年没什么经验，粮食拉到哪儿去卖都不知道，然后凑巧的是以前参加过下乡调研活动，在南街村[7]调研的时候认识了南街村公司的一位经理，他认识附近面粉厂的一个厂长，那位厂长刚好有一个粮库，那一年所有粮食都卖给他了。收粮食不是收上来就行了，收粮食之后，找什么车去拉，我连司机的电话都没有。所以第一年就是积累经验，后来司机的电话有了，卖粮食的地方找到了，质量如何来把握也有数了。当然还有人脉，因为了解到了乡村各种各样的人：知道有哪些卖粮食的农民容易斤斤计较，还会暗中把一些没有晒干的麦子给你；知道如何和运送粮食的大卡车司机谈判，谈价格；还学到了如何和面粉厂的老板议价，多少钱一斤，最低是多少。”
在开始做第一批粮食生意的时候，白飞的父母特别担心，因为白飞拿的都是现钱，害怕万一亏本了怎么办。那时村里收购粮食的人很多，白飞和他们一样，但又不一样。“很多人说你收粮食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说一样啊，我也是个二道贩子，我不会把自己说得那么高尚，为农民服务[8]!服务啥呀？没啥服务的。唯一不一样的是别人压秤，我不压秤。还有就是在对麦子质量的把握上，我比较心软，有一次村里一个上了年纪的大爷，满满地拉了一车麦子来卖，特别辛苦，又是大夏天的，但是麦子还没有太干，我也没有让他拉回去就直接给他过秤了。后来因为这事，爸妈还说过我呢。”
正是因为不赊账，直接拿现金收购粮食，也不压秤，服务也比较好，白飞渐渐开始融入了村庄，村里的人对白飞的态度也开始转变了。首先粮食收购给白飞的经济条件带来了改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为村里销售粮食带来了便利。经过两年的探索，收购粮食逐渐成为白飞的主要收入来源，白飞已经可以在村里立足了。现在村里的人慢慢开始认可和信任白飞，也有村民提议要他去竞选村长，但白飞不愿意介入村里的选举纷争，以至于每次村里换届选举的时候，白飞都要离开村子去外面“出差”一段时间。
依托中心资源做生态农业
在2012年辞掉城市里所有的工作之前的一个月，白飞已经开始在村里包地做生态农业了。“当时不敢直接和父母说要回家做生态农业，于是编了一个理由：就是说要做试验，我看看不上化肥、不打农药能不能种出东西来。当时全村的人都在看我的笑话，包括租给我地的人。”白飞承包的是村里租金最低，但随时都会被河水淹没的河滩地，种植的小麦、黄豆这些大田作物，杜绝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用有机肥替代化肥和复合肥，有病虫害时就用烟叶水、沼液来防治。因为不用除草剂，地里的草经常长得比庄稼还高，只能人工除草。开始的时候白飞的爸妈也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自己家的孩子还是得帮，就忍着别人嘲笑的话语，躲着别人异样的眼光，弯下本该休息的腰，两人一前一后地走进没有用化肥农药的麦田里，一棵棵地把杂草拔除。
2014年，是白飞返乡的第三年，当地爆发了大规模的蚜虫疫情，危害着正在成熟的麦子，村民不得不喷洒更多的农药。而白飞的地经过三年的养护，已经形成了一个好的生态系统，麦穗上的食蚜蝇逐渐增多，七星瓢虫也飞来飞去。为了保护这些小虫子，白飞停止了喷洒烟叶水和沼液，隔壁田里的同类也逃离那些水深火热的地方，远道而来在此定居，小麦并没有因不防治害虫而减产，反而增加了些。此时村里人开始渐渐理解白飞的做法，从最初看笑话的态度，逐渐开始相信白飞的生态农业，和白飞有些合作了。
因为接受过最理想化的生态农业理念的教育，白飞一直觉得应该用最传统的种子，才会是最理想的生态农业。但是周边基本上都是在市场上购买的种子，于是白飞凭借自己前几年在乡建中心认识的很多做生态农业的农友，比如广西的梁湄雨、四川的袁勇、河北一墩青的成鹏飞，引进他们当地的老品种来试种。白飞想通过引进其他地方的老品种，在当地种植，形成种子库，为以后合作社社员开展有机种植提供可靠的种子。
“2014年，我从广西引进了一个老品种的黄豆，却不适应我们当地环境，光长苗不开花。我种的那块地就在村里去地里干活的路边，每次村里人上地干活的时候，都会顺便拐到我的地里来看一眼，看上去他们比我还着急：‘咦！怎么还没开花啊！这种子是不是不中啊！’后来开花了，村里人终于松了口气，但还是比别人晚了一个月，其他人的黄豆都收了，小麦都快要种上了，我的豆子才刚刚结豆角。”因为黄豆生长的速度比别人的都慢，为了挽回损失，白飞把黄豆当作毛豆来收，并通过友田社把毛豆卖到了郑州，很受郑州的消费者欢迎。当然，白飞也留了一些作为来年的种子，让自己真正做到“返乡有种”。
在销售方面，最初的时候白飞和郑州友田社的姚卫华合作，将生态产品卖到郑州的消费者手中。因为白庄距离郑州还有3个多小时的车程，他们就选择了种小麦、黄豆这些耐储存、适合运输的大田作物。
“其实和几位合作伙伴（郑州友田社、广东沃土工坊、成都绿心田）并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都是长期的合作伙伴。绿心田的许程程[9]经常来这边考察，我们就像朋友一样，遇到产量高一点的时候，价格就会便宜些；产量低一些的时候，价格相应地就会高一些。一次，运输途中面粉受潮，她没有简单粗暴地处理，而是和我一起商量，最后决定把这些受潮的面粉想办法做成各种手工糕点，降低大家的损失。”现在的白飞，已成为绿心田忠实的合作农友，也有很多全国各地的市集和平台都在销售他的产品。
现在白飞生产的东西都很好销售，只要种出来就供不应求，而且价格也比普通的产品要高，村民渐渐开始信服了这个还没结婚的毛头小伙子。“当然我现在的生态农业经营状况很好，很多人都劝我扩大规模，其实这个不是我想要的。这是一个心态问题，因为销售得更多，可以改变更多的土地，所以我需要扩大规模。如果有一天不销售了，我完全可以种两亩地自己吃，自给自足，也就是说需要做多大就做多大。”
除了生产和销售，白飞对生态农业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做生态农业之后的好处，就是自己不再浮躁了，因为人只要在土地上工作，那个踏实感真的很强。比如说我在外面开会，一个星期、半个月的，我回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要去地里踩几下、转几圈，看看庄稼的生长情况，因为我觉得那样做能给人很踏实的感觉。”
合作社资金互助风波
2014年年底，合作社发生的事情，让白飞不得不重新考虑合作社到底是什么？怎样才算是一个合作社？刚回到村里做合作社的时候，白飞按照温铁军老师讲的合作社发展的经验“资金互助，制度重要”，在合作社下面成立了资金互助社，并在镇上开了门店。
“当时为了动员农户入股，就联系了中心，中心派了口皓（人才计划八期学员）跟我一块拉了不少人入股。我拉一笔存款要给他们讲两个小时：我是干什么的，我在哪儿毕业的，中央一号文件里怎么写的，中央怎么支持的，然后我们是怎么干的，然后他才放心，才在你这儿存1万元钱。如果他有5万元钱，不会全放在这儿，他要先放1万元，有时候没有到期他还要试试，看能不能取出来。那时候我就说：你存一年的定期，没有到期我也要给你取，然后还给你送到家，你要存钱的话我去你家拿钱，给你开票据，服务到家。其实那时候他们想贷不存，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那会儿就有人趾高气扬地往我这儿放钱，还要先说下：你这么小年纪，完全是给你爸妈面子。那我就得忍辱负重了，然后还要装出很感激的样子，合作社的资金量就是这样上来的。
“其实合作社的资金互助社一直都没有挣钱，根据政策的要求，为了防范风险，资金互助社要买软件、买设备，还要按照银行的要求装修门店，还要买票据，光票据买下来就花了1万多元；还有店面的房租，还要给柜台的人开工资……在合作社不赚钱的时候，社员和骨干们都闲着，该出去打工的出去打工，该下地的就下地，做成做不成都与他们无关；但是一旦听说要盈利了，他们只管向我要钱。其实那时候只是我自己收粮食有些盈利，但由于我长期在村里做合作社，和合作社是融为一体的，这些合作社的骨干会觉得我赚钱就是合作社赚钱，才不管是从哪儿赚的钱。所以说当时很无奈，跟他们又没办法解释。你要让他们来入股共同经营，他们也不会，因为做这些事情很明显是没有在外打工的收入高的。他们的愿望其实就是你挣钱了，给我们分红就行了。那么作为我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要从外面贷钱来收购粮食，所有的风险和成本都是我来承担了，对我来讲这不符合经济人理性的选择。
“后来，原先的合作社骨干给我压力，他们几个提前商量好，在下面开完私会了，然后来找我说：要么我们集体退出资金互助社，要么你就给我们说说，挣多少钱？该怎么分就怎么分。开始他们以为我会顶不住，我就干脆直接一些，所有原先买票据的这些成本，我一个人承担了，你们该出去就出去，合作社挣的钱（主要是资金互助社的存贷款利息差），全部给你们分红。最后彻底分清是2015年3月，1万元钱两年分了1200多元，退出股金加起来也有五六万元钱。其实那时候大部分存款都是我亲戚的，也没全退，但还是得有一个合作社的平台，以前的田垦合作社理事长、监事长都不是我，章程里面写的我只不过是资金互助社的总经理，后来就重新注册了一个合作社——迦南合作社。他们刚退出去的时候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会给新合作社散布负面消息，煽风点火，说你这不好那不好，一年多都缓不过来劲儿。刚好2015年中心又派来了久菊（马久菊，人才计划九期学员），在我这里待了一年，帮合作社做老年人集体生日，还有妇女文艺活动，这些活动给合作社带来了很多正面的影响，慢慢地合作社也在村里站稳了脚跟。”
在经过这样的一番“较量”之后，白飞在自己新成立的合作社中开始探索，这也让他开始重新思考到底如何来看待合作社和农民组织。
返乡的意义
白飞是一位特别具有反思和思考能力的人，在经过每一阶段的历练或者痛苦之后，都会有一些特别有意思和深度的思考。谈到自己的未来，白飞说：“对于自己而言，返乡的意义其实就是得活着，还要活得很好，即使是返乡种地也能活得很好，这就是意义。你的意义并不是脱离了主流社会你就活不下去，你还存在着，存在着就是意义。至于你要让所有人都认同你，这不可能，也不要做那样的影响，只要有这个状态就行了。”
（口述：白飞；撰稿：汪维行；修订：刘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