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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去伪寻真：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国家
我们找的真问题是什么？第一个先得把伪问题识别掉，西方式的现代化对中国来说是伪问题，因此所有源于西方现代化经验过程的这些所谓的“科学”，对我们来说都需要重新认识。
必须讲清楚的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是从今天开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做过，为什么那时候做了，今天还要做？为什么中国人要搞乡村建设运动，而且为什么在大陆搞？
就是因为中国不过是个超大型的农民国家，而不是地大物博。“地大”不假，“物”却不“博”，只有百分之二十几的耕地面积。跟我们国土规模几乎差不多的国家，像美国、巴西，它们的耕地占国土面积的比重非常大，而农民人口占的比重非常小，因此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无论谈美国经验、巴西经验，任何其他国家的经验对中国可能都不适用，因为中国过去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至今仍然是，户籍登记73%的人口是农民，大约有8亿9000多万，但是按照居住地的统计是64%左右，中间有10个百分点的差，拿去跟中国的总人口一比，就比出了1亿3000多万，那就是1亿3000多万人实际上并不居住在农村，已经进了城。这是一个工业化资本在20年中急剧扩张的阶段，其间仅吸纳了1亿多人。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很容易地画出一个曲线，工业化的扩张速度和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之间，仍然是一个喇叭口。
我们当然知道，西方的工业化伴随着殖民扩张，欧洲转移出去1/4的人口，大英帝国（“日不落帝国”）转移出去1/3的人口，而这些转移出去的人口，基本上是过去的农民、贫民、罪犯，是那些在这个国家造成不稳定的因素。我们能这样做吗？大家都知道不可能，那我们怎么做？20世纪20年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产生了一批改良主义者，像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这些人，他们要去进行乡村建设运动？因为当时的人们就已经看清楚了，你走不下去，你想走人家也不会让你去走，那怎么办呢？必须考虑到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部分人口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农业生产领域之中，停留在传统的农村社区之中，仍然是小农经济，不可能随着我们憧憬的那个“墙上的画饼”——现代化，去实现它，不可能把大量的过剩人口转移进城市。中国现在仅仅4亿左右的人在城里生活，就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城市病——大规模的污染。至少在我们这代人可见的将来，大概是在2030年前后，中国人口是增长的，还不会下降。而这个人口的增长就靠城市化来吸纳。到16亿人、18亿人的时候，就算实现了50%、60%的城市化，还会有7亿到9亿的人生活在农村，仍然是小农经济，只不过土地更少，资源更紧张。
中长期看，假如这个问题不能解决，那么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就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所以我说，2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今天没有被我们很好地认识。其实当年发生乡村建设运动的宏观前提是：第一，“一战”以后中国不能参与世界势力范围的重新瓜分，内部矛盾开始激化；第二，恰恰是那个十年——民国史叫“黄金经建十年”——工业飞速发展，经济急剧地增长，十年的经济高增长期间，出现了中国大陆自追求现代化以来的第一次乡村建设运动。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绝对不比我们傻，他们早就发现了，早就投身其中了，而且比我们更有奉献精神。像晏阳初先生，美国博士，回来以后能够举家迁入河北定县，在那里搞平民教育，搞乡村建设，这种精神我们有吗？不光是我们没有，我们担心我们的下一代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