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1.4 乡村衰败下的合作社
人才计划六期 汪维行[1]
参加乡建的工作已经有七年多的时间了，但在内心深知，参加乡建绝对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它不仅承载着短短几年中数不清的酸甜苦辣和悲欢离合，而且更是自己内心对乡村生活记忆的延续，让自己在这个乡村快速衰败的时代，还能够感觉到自己是没有离开生我养我的乡村和土地，还在与乡村发生着丝丝缕缕的联系。“乡村建设”有时候会被人表述为一份社会事业，一份对乡村进行重新改造和建设的社会事业；有时候也被表述为一个机构或者一种派系，大意是指他们这一类人都有某种共同的特点，拥有某种特定的观点，并做着这一类的事情。
但是对于这些年一直参与其中的我来说，参与工作的年限越来越长、经历过的人与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渴望去回顾自己在这样的乡建脉络中发生了哪些事，又是怎样发生的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探讨的问题似乎更倾向于我在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自己的成长，那这些与乡建的关系呢？与社会的关系呢？所以我总想把自己参加乡建的前后梳理清楚，尝试将自己的成长、乡建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变化融合在一起，共同来展现一个青年人在当下的成长生活路径。
躁动与启蒙
生命中总有些东西似乎就在前面等着你，就比如乡建，当然她会为你遇见她做一系列的铺垫，只为你遇见她的时候能够百般投入和倾心。
大学时期的我是班上最不“安分守己”的学生之一。在大学的校园里，拥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就是不知道把这时间花在哪儿；拥有着无限的潜能和活力，可就是找不到该去努力的方向。面对枯燥乏味的专业和课本，听着老师在讲台上“喋喋不休”地讲着陌生的化学公式，还要应对毫无意义的考试，那时候的我开始在想：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我要去哪里？我觉得非常的迷茫和困惑，但内心总有声音告诉自己：一定有很精彩的世界在等着我。
于是我开始选择逃课，让自己走出课堂、走出校园。我参加各种活动，去寻找自己想做的事情，包括利用假期去食堂、饭店当临时工；在学校广场上大声练英语、练习演讲；学习成功学，梦想自己要成为成功人士；骑自行车横跨太行山，游览黄土高坡的宏伟壮丽景色……尽管这么使劲地折腾，可是内心深处却总觉得没有真正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做这些事似乎只是纯粹用来打发校园里大把的时间和用不完的精力，在闲下来的时候也会问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喜欢什么？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在哪里？什么才算成功呢？
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共同疯狂过的伙伴介绍我去参加学校社团组织的支农下乡活动。当然报名参加这类活动的人不是很多，在学校里对农村的一些议题感兴趣的同学本来也不多。当时我是抱着体验的感觉去的，很荣幸被当时的支农队录取了。
接下来我就是开始参与支农队的一系列准备活动：早起拉练学习、朝话、晚上讨论学习，学习什么是三农问题，它是怎么来的。同时还要结合自己家乡的变化来讨论农村和农业；一起学习农村调研、访谈技巧，最为重要的是在这里也讨论人生价值如何实现。紧接着就是组成队伍下乡，按照计划我们要在村里开展文艺、调研和支教三项活动，除了这些工作，七天的下乡活动期间还发生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团队之间的互帮互助，集体做饭，集体讨论学习，共同分享在活动开展期间所遇到的困难和思考；同时大家开诚布公地做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表扬与自我表扬；有时候也会吵架，可就是觉得怎么吵都不会影响伙伴之间的感情。村民们也非常热情，总是给我们送一些自家种的蔬菜和面粉，有些人还送来烙饼。在我们的下乡纪律中有一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但是有时候因为村民们太热情，有些村民还悄悄地把菜和食物放在我们门口，我们也不好意思拒绝。就因为这个事情，伙伴们还专门开会讨论，互相辩论，到底该不该拿村民送来的东西。最后，我们集体想出办法，村民送东西来的时候，不能拒绝的可以收下，第二天派出两位代表给人家干半天活。什么活都可以，扫地、挑水、锄地、给孩子补课……总之要付出相应的劳动来换取，这叫“劳动换食宿”。
短短七天的下乡活动很快就结束了，在心里埋下了种子或者说是让原本埋的种子开始发芽。首先是在情感和心灵上找到了归属。我们在中学时代就被老师和父母教育，要走出农村，不要务农，所以一直向前走，走得越来越远，到了大学的时候开始追求更广阔的世界。可是却从没有回头再看看生我养我的乡村和土地，那种脱离了土地和乡村的感觉让人有些不知所措。所以当第一天到村子里的时候，自己感觉有一种莫名的轻松和愉快。脚踏着土地那才叫踏实，一眼望去是田间的各种苗木、花卉和蔬菜那才叫醒目，呼吸一口村里的新鲜空气那才叫气爽。所有在孩提时期熟悉的场景一下被我感受到，让我全身都放松下来。我想这也许就是自己参与乡村建设工作至今最为核心的部分，乡村是一个可以净化心灵的地方，让你找到踏实的感觉。
其次这次下乡活动也影响了自己内在的价值和视野，所有的活动时刻都是在强调集体与互帮互助，学习的内容也以关注社会和弱势群体为主。它打破了我原来那种狭隘的关注自我成长的空间，让我通过关注和参与社会议题来提升自己的思考和能力；在人际关系上，我体会到一种人回归集体的温暖；同样在理想上不仅仅肤浅地追求经济上的腰缠万贯与身价百万，而是对于社会美好愿望的一种寄托。
在第一期下乡之后，在往后大学的生活中我便开始更加关注三农与乡建，经常和支农社团的前辈开始在村里“走街串巷”，只要碰到地里干活的农民就去聊天，聊生活、生产、教育……尽管那个时候我对于系统的调研方法以及访谈技巧都很缺乏，也没有做一些详细的记录，但是很享受那个过程，我不仅能够欣赏和感受到农村的田园风光，而且可以和在土地里劳动的人聊天，才是一种真正的学习。
最后，对于大学期间的下乡活动用一位让人尊敬的老师——刘老石的话语来结束：“我决心把青年人更多地带到农村去，让他们在对农村的关注中学习和体会自己的责任，让青年人在对社会的关注中超越狭隘的自我关注，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和农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以此达到升华。”
失败的联合购销试验
因为参加支农调研结缘乡村建设，或者说大学时代的支农调研本身就是乡建体系的一部分，个人在其中深受影响。毕业之后，参加乡建工作也成为可以选择的一个去向。对于自己一直都参与的下乡工作总是放不下，也总想看看往下走到底会是怎么样？经过矛盾、犹豫和比较之后，我决定还是继续往前走走看看会发生什么。2010年毕业季通过学校支农社团的推荐我参加了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梁中心）的全国大学生培训：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终于可以到“延安”来学习了（当时梁中心在很多支农同学的心里就是这个分量）。在这里的每一天信息量都非常大，不断有新的知识需要去理解和吸收。和1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同吃、同住、同学习，几乎每时每刻都处于学习和交流之中。当然最兴奋的就是平时在书中看到的老师终于见到真人了：钱理群、温铁军、李昌平、何慧丽等，在大学时代就是看着他们的文字、听着他们的故事成长的，现在能够见到这些真人能不激动嘛！另外梁中心也介绍了在全国各地建立的红红火火的乡村建设试验区，在村里组建的文艺队、老年协会、合作社……这些试验区原先就是由大学生支农作为第一支力量去动员，现在也急需青年人投入，共同参与建设。
在参加该培训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梁中心正在招募农村方面的实习生：农村可持续发展人才计划（简称“人才计划”），到2010年8月已经开展五期了，准备招募第六期的学员。我毅然决定参加第六期人才计划。尽管当时的学员补贴非常低，只提供500元/月的生活补贴。当时我的脑海中就只有一个想法：到这些新农村建设事业红红火火的地方去体验和学习，去看看这些开展乡村建设的地方到底和普通的农村有什么不同。
人才计划的一年是需要全年待在农村试验点的。我被分配到了苏北地区盐城市阜宁县的一个乡镇：硕集镇。接待我的是一个当地的合作社和普法协会的成员。这是一个陌生的地区，好在年轻气盛，也确实想去重新认识乡村，认识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到了之后被当地的合作社安排住在了一位张姓大叔的家里，在这里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几乎快成为他们家的一员了。那时候在农村的实习没有什么太多繁杂的任务，有大把的空余时间去体验农村各种活动：赶大集、观摩村庄选举、参加婚礼、葬礼、孩子百日等。这些大型的村庄活动让我切身感受到，即使是没落的乡村，依旧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社会。在大集上你可以看见大叔、大妈们为了我们平时看不起的五毛钱差价而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我想，他们讨价还价的过程应该远比最后的结果“享受”；参加隆重的“封建”葬礼，你可以联想和追溯到千百年农业社会遗留下来的那种对“孝道”的重视。当然和他们一起劳动也是家常便饭了：冒着雨抢收、顶着太阳喷洒农药、早起锄地……只有下地劳动，才能明白以前课本和文章中提到的中国人多地少到底是怎么个人多地少，农业的内卷化到底能够承受多少农业劳动力，更重要的是让我感受到农民身上那种耐劳和韧性。
因为接待的机构是一个信访的协会，这里会涌现出很多上访的农民精英。他们不断地向上级政府反映乡镇上各种“苛捐杂税”，县里不行就去市里，去省政府甚至跑到北京来上访。在和他们接触的日子里，我明白农村的上访维权不仅仅是维护权益这么简单，很有可能会涉及农村的基层选举、村庄灰色势力以及历史遗留问题。
因为矛盾激烈的原因，在人才计划的下半年我就被调离了苏北，来到河北保定市顺平县的一个小山村——柴各庄村。刚去柴各庄村的时候是1月份，天寒地冻，这里靠山，风又特别大。寒冷的天气就给了我们这些没有生活经验的人一个教训，如何度过这个寒冬成了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在村里租了一栋村民不住的房子，位置还不是很好，是西厢房（坐西朝东），晚上能够降到零下15—20摄氏度。这里没有煤气，做饭、烧炕都用烧煤的地灶，关键是烧炕。刚开始的时候，一夜要起来好几次添煤，天太冷也不愿起来，头一天晚上添的煤第二天基本都灭了，又得重新烧，弄得整个房间都是烟。在几次尝试之后终于学会了如何添煤、添多少煤才能够烧一个晚上，第二天刚好早上用；特别是学会了如何封炕，不能封得太严实，要留一个口子可以通气，这绝对是个技术活。有时候想想，如果我们连这些生活的基本技能都丧失了，我们还能做什么？
在顺平柴各庄村的半年有各种的酸甜苦辣，有被人关怀的感动，也有工作的失落和挫败。印象特别深的是送桃子那件事。柴各庄村因为靠近山区，昼夜温差比较大，这里种出来的水果特别甜，尤其是桃子。夏季是桃子成熟的季节，村民们天不亮就到地里去摘桃子了，一直到晚上天黑得看不见了才回来。在这期间，我们就会经常收到惊喜，一筐鲜红的桃子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摆在家门口，关键是桃子还特别大、特别熟。顿时我们心里充满感动，是谁送过来的桃子呢？是昨天遇到的大婶还是前天给帮忙摘桃的贾大哥……在乡村最好的、熟透的桃子反而卖不出去，因为不利于运输，老板都是选用一些有点儿红，但不是全红的那种桃子去卖。所以一般熟透的桃子都是自己吃或者是送给熟人、朋友吃。除了桃子，还有苹果、蔬菜、腊肉等，现在想想其实在乡村工作的人比一般人更有条件接触到最好的农产品，还有人间那份最真挚的感动。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合作社发起人于大娘和大爷会在寒冬的大早上架上牛车送我们到村里的路口来坐车；康关的赵叔和婶儿会做好一大桌子非常可口的菜为我们改善伙食……至今，我和他们还保持着联系，有时候还能吃上于大娘送来的小米、赵叔和婶儿在山上散养的鸡生的柴鸡蛋。
农民有可爱的一面，也有让人揪心的时候。2009年在顺平建立试验区，联合五家合作社成立联合社，开展一些合作联合的业务，特别是在农资统购上。梁中心作为发起人参与协调甚至投入钱和合作社一起来创办。我们作为实习生也参与了其中的很多工作。第一年尝试的时候都不错，每个合作社都有一些剩余，也能给社员一些分红。第二年就出现状况了：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间因为农资货物协调的问题（运输的远近、提前付款还是后来付款）开始出现一些矛盾。
事情总有变故，联合起来取得的收益总是抵不住相应的风险，无论是合作社本身还是外界参与的青年志愿者都不愿意看到联合购销解散的局面，但最终还是不得不面临解散的局面。一方面着实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投入资金维持运行。另外，其联合购销产生的收益并不大，但是仍要花费大量的成本、精力来协调各合作社之间经营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还需要面对其他农资经销商的竞争、打压。为数不多的1万元利润因为某个合作社领导家庭变故而挪用了这部分钱。内忧外患，合作社联合社因此开始解散。解散过程是痛苦的，因为涉及挪用的账目。因为自己当时不理解这些复杂的事情，总觉得真理在自己这边，所以理直气壮地去要账，甚至还和他争吵，然而事情并没有顺利地解决，至今也没有很好地解决。
在处理完这件事之后自己特别失望，原本好好的试验区为什么就做不下去了呢？这些合作社都说要联合起来一起发展，但是碰到实际问题的时候却又互相猜疑、斤斤计较。难怪都说农民宜分不宜合，心里也曾怪过他们是一群扶不上墙的烂泥。我心里对农民合作这件事开始打退堂鼓，农民真正的合作社之路在哪里？这些只有小农组织成的合作社真的很难发展起来吗？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对农村合作社感兴趣，农民到底该如何合作起来——农户在面对强大的市场环境时，是迫切需要合作和联合起来发展的，合作的需求也很强烈。但是在现实中，不管是合作社的内部社员发展还是外部市场开拓依旧是困难重重。在面对农民需要合作而又难合作的时候，农民寄希望于通过组建合作社来解决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金、人才的短缺及避免市场的风险，但是农民组建的合作社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样也面临着资金、人才的短缺及市场的风险。那么组建合作社还有什么意义？需要突破的关键点在于合作社把农民的哪一方面合作和组织起来了，谁有这个能力来协调和做这些事？在这个市场竞争很激烈的社会中，有哪一块利润空间可以放开让农民来做，又有谁会在这个低收益的农业领域在乎农村的发展？这些很实际的问题都摆在农民合作社的面前。在后来四五年的工作过程中，作为一位协助者，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从这个过程中逐渐找到了自己工作的定位。
当然，发生在这个村庄里的故事非常多，也非常复杂，至今有些还在延续：有合作社骨干与骨干之间的“拉帮结派”和互助合作，有农民和学生志愿者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各种碰撞，也有年轻志愿者之间的各种恩恩怨怨……在乡村工作，即使很多知识和道理、方法能够通过前辈和老师分享给你，但是在农村生活和工作的那种复杂与巅峰的体验却是无法言说的，甚至有时候只能独自享受。
从合作社培训与分享入手
在人才计划的下半年，梁中心也正在全面推广农民合作社的培训，当时由于我在顺平离北京近的原因，几乎每两个月就会回北京参加一次培训，而且前辈在培训过程中，也有意地培养我在组织培训方面的能力，有意让我来带领参加培训的农民做一些活动及主持等，这些为我在人才计划结业之后从事合作社的推广培训工作提前做了一些准备。同样，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与推进，我们发现农村社会越来越复杂，自己对于乡建工作者自身思考的定位和能力，也需要不断地加深与提升。
做一名合格的培训协作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更不要说做到优秀和专业了，首先要克服协作现场的紧张感，能够外出来参加培训的农民都是不简单的，我这样一个毛头小伙子怎么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呢？依然还记得有一次是在西安杨凌培训的组织现场，自己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当时真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幸好当时一位老师出来救场，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解释和介绍，才让这个培训班继续下去。后面靠着前辈和同事们的不断鼓励和支持，每一次培训也算是能依葫芦画瓢地安排下来，但是对于其中很多课程的协调以及参与式的把握还做得很不到位。
随着工作的深入，我慢慢学会一些参与式的方法，也让培训的农民参与其中，在课间安排一些小的互动来增加课堂的活跃性，有很多方法都是在实践过程中摸索的。后来我开始接触参与式的培训，更加系统地了解如何协助，如何开展一次培训。对于我们每一次培训的定位也逐渐有了自己的理解。
在开始的时候，只是认为通过培训能让来参与的农民学到更多的经验和知识，能够对他们在实践过程中解决困难提供一些帮助。所以在培训课程中总会邀请很多著名的老师来分享自己的研究，分享当前的政策趋势，现场农民听得很带劲，可是回去之后呢，如何转化为行动？说实话，很难有哪个方面的政策或是理论能够给农民在实践中提供过多的帮助。很多农民在反馈的时候也提到这些政策或理论只能提供一些发展方向，对于当下的行动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农民的问题还需要他们自己来解决，同伴之间的经验分享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更有效的。所以在往后的培训中我们更多地加入了实践者或是培训学员的交流与互动，让他们通过培训建立联系，即使培训结束之后还能互相联系和贡献经验。越到后面越发现，培训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和经验的传递，一个好的培训或是协助者更应该传递一种力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要想别人能够获得力量，首先自己得有力量；要想别人从中感受到爱，自己得有爱的源泉，同样新的生活方式也要让人能看见。在乡村实践中，很多问题我们都没有办法给出直接的答案，但是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将大家会聚在一起，共同学习培训，努力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模式和理念，虽然时间短，仍然希望能够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我们在乡村中所面临的困难，也许出路不止一条。我想，这是自己未来要去寻找的，也是自己作为一位协助者要去做的：让大家能够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扩展更多的可能，出路不只是发展主义或是现代化，其实还有更多的可能。这些可能性其实就隐藏在我们广阔的乡土上，隐藏在勤劳、朴实的农民同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