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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起所有的船？
不幸的是，很少有人给予经济学家足够的信任，愿意认真倾听 经济学家给出的忠告。就在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前夕，我们的英国同行拼了命想要提醒公众，英国脱欧将造成巨大的损失。但他们感到自己的警告没有起到作用。结果证明他们是对的。没有人对他们的警告给予太多关注。2017 年初，舆观调查网（ YouGov） 在英国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问题如下：“当下列几种人就自己的专业领域发表言论时，你最相信哪种人的意见？”护士排在第一位， 84% 的人投票信任护士。政客排在最后，得票率只有 5% （尽管地区议会成员被信赖的程度高一点，得票率有 20% ）o 经济学家的排名仅仅比政客高一位，得票率在 25%O 天气预报员的信任度是经济学家的两倍。‘ 2018 年秋天，我们在美国做了同样的调查（加上了其他几个关于经济议题的问题，其结果被我们用来支持本书中的各种观点），访问了 1 万名美国人。①结果再次显示，只有 25% 的人相信经济学家在其专业领域的见解，而政客的排名则比英国更低。
这种信任赤字和另一种现象互为镜像，那就是经济学家的专业 共识（当它存在时）往往和普通民众的意见截然不同。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会定期向大约40 名学院派经济学家（被公认为各自专业
① 这项调查是与斯蒂芬妮-斯坦切娃（Stefanie Stancheva） 合作完成的。阿比吉 特•班纳吉（ Abhijit Banerjee ）、埃斯特•迪弗洛（ Esther Duflo ）与斯蒂芬妮•斯坦切娃合著的《我和其他所有人：人们会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吗？ MMecmdEveryone Else: Do People Think Like Economists? ） 对这项调查进行了描述。带头人）询问有关经济的核心问题，在本书中我们将之称为 IGM 布斯咨询小组答案。我们挑选了 10 个 IGM 布斯咨询小组接受的问题摆到我们的普通受访者面前。在大部分问题上，经济学家和受访者的回答完全不同。例如，所有 IGM 布斯商学院咨询小组的成员都不同意“美国对钢铁和铝新增关税将改善美国人民的福祉”； 7 而调查受访者当中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的人持同样的观点。
总的来说，我们的调查受访者比经济学家更悲观：40% 的经济 学家赞同“自 2015 年夏天开始涌入德国的难民将在未来 10 年为德国带来经济利益”这一主张，其余人对此持不确定态度，或没有发表意见（只有一人不同意）□ 8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有 25% 的调查受访者对这一主张表示赞同，而 35% 的受访者持反对意见。相比经济学家，我们的调查受访者更倾向相信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兴起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基本不认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会创造足够多的新财富来弥补那些被淘汰的人。°
造成这种观念差异的原因，不是因为经济学家总是比世界上的 其他人更加支持自由放任政策。早前曾有一•项研究,邀请经济学家和1 000 名普通美国人回答相同的 20 个问题，然后比较两者的差异。10 研究发现，经济学家（很大程度上）更加支持提高联邦税（ 97.4% 的经济学家赞成，相比之下 66% 的普通美国人赞成）。相比公众，经济学家对美国政府在 2008 年危机之后所采取的政策（银行救助、刺激措施等）也更有信心。另一方面， 67% 的普通美国人认为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薪资过高，而经济学家中仅有 39% 的人持同样观点。这项研究的重要发现是，总体而言，典型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和普通美国人的思考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在所有 20 个问题中，针对某一特定说法，持肯定态度的经济学家的人数和持同样态度的普通美国人的人数相差 35 个百分点，反映出两个群体之间存在巨大分歧。
此外，即使将著名经济学家对所提问题的看法告知普通受访者, 也不能改变他们的观点。对专家和公众明显存在分歧的三个问题,研究人员采用了不同的提问方式。对一部分受访者，研究人员会在正式提问之前以“几乎所有专家都同意这一点……”为开场白，对另外一些人则直接提出问题。最终研究人员得到的答案没有任何区另!I 。例如，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否增加了普通人的福利（ 95% 的经济学家回答“是”）， 51% 的受访者在被告知经济学家观点的情况下回答“是”，没有被告知的情况下则有 46% 的受访者回答“是”。这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很小的差异。由此可以看出，似乎很大一部分公众已经彻底拒绝听取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的观点。
我们从来都不认为，当经济学家和公众的看法不同时，经济学 家就一定是正确的。我们经济学家经常太过沉湎于自己的模型和方法，有时会忘记科学有其局限，思想体系有其伊始。我们回答政策问题时始终以假设为基础，这种方式对我们来说已成为第二天性，因为这些假设是我们建立经济模型的基本要素，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总是正确的。然而，我们同样掌握其他人所没有的专业知识。本书的目标（保守而言）是向公众传授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并就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和最具分歧性的话题重新开启对话。
为此，我们需要了解是什么破坏了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信任。部 分原因是普通民众周遭充斥着大量糟糕的经济学。那些代表“经济学家”出现在公共场合发表公开言论的人，通常和IGM 布斯咨询小组的成员不是同一批人。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那些在电视或媒体上自封的经济学家——通常顶着 X 银行或 Y 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头衔，本质上都是其所在机构经济利益的代言人，经常随意忽略证据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们更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对市场做出乐观主义预测，而这正是普通公众大致上能与经济学家取得一致的地方。
不幸的是，从外表（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或说话的方式（夹 杂着许多专业术语），以及电视上谈话时的面部特写看，你很难将他们和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区别开来。两者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可能在于这些电视经济学家更加愿意发表意见和预测，而不幸的是这让他们在公众眼里更具权威性。但事实上他们的预测工作做得很糟糕，一部分原因是预测未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大多数学院派经济学家对未来学都敬而远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的一项工作是预测近期世界经济的增长率。这里请容我们多说一句，尽管该组织拥有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团队，但基本上他们的预测从来没有成功过。《经济学人》杂志曾经计算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0-2014 年的预测误差的平均值。"从预测时间开始的两年（比如 2012 年预测的 2014 年增长率），平均预测误差为 2.8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做出的预测，比每年随便从 -2% 到 10% 之间挑出一个数字要稍微准确一点。如果只是将连续增长假设为 4%, 那么两者误差程度则不相上下。我们怀疑这事极大地助长了公众对经济学的普遍怀疑。
另一个造成信任差距的重要因素是，学院派经济学家从未花时 间来解释他们那些更加微妙的结论背后通常极为复杂的推理过程。他们是怎样分析这些存在多种解读可能的证据的？他们如何将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证据关联起来，从而得出最合理的答案？得出合理答案的程度有多高？是值得我们据此采取行动，还是应该拭目以待？当今的媒体文化天然地排斥这类微妙或长篇大论的解释。我们两个人都曾不得不与电视主持人反复争辩，才能完整地讲述我们的观点（但通常在实际播出时会被剪辑掉），因此我们认识到学院派经济学家通常不愿承担责任向公众发声的原因。向普通民众准确地传达观点，需要花费巨大努力，并且伴随各种风险，比如普通民众会认为你的观点听来非常愚蠢，或者你小心谨慎选择的措辞被媒体操弄，让公众误解成截然不同的意思。
当然有些人会站出来发声，但除了重大例外，这些人往往观点 极端，且对现代经济学最优秀成果全无耐心加以研读。其中有一部分人过于崇拜某些正统观点，对任何与之不相符的事实视而不见,像念咒语般地反复宣扬旧的思想，即使这些思想早已被证伪。另外一部分人则对主流经济学不屑一顾，当然有些时候这是主流经济学应得的；但这通常意味着鄙视主流经济学的人不太可能代表当今经济学最杰出的研究。
我们的感觉是，最好的经济学往往是最不刺耳的。世界充满着 复杂和不确定，经济学家必须与民众分享的最宝贵的东西往往不是他们的结论，而是他们为了得出结论而选择的道一他们所知道的事实，他们解释这些事实的方式，他们采取的推理步骤，他们仍然不确定的其他信息。这是因为经济学家不是物理学家那种意义上的科学家，他们往往无法给出绝对意义上的确定性。看过喜剧《生活大爆炸》的人都知道物理学家瞧不起工程师。物理学家思考深奥的理论，而工程师则摆弄各种材料，试图在现实中证明这些理论（至少在这部剧里是这样呈现的）o 假如有一部调侃经济学家的电视剧，我们怀疑经济学家的地位会比工程师还要低上好几等，或者顶多也就和制造火箭的工程师相当。与工程师（或者至少是《生活大爆炸》里的那些人）不同，我们没法依靠物理学家来准确地告诉我们火箭脱离地球引力需要的条件。经济学家更像是水管工，我们将基于科学的直觉、基于经验的猜测，以及一连串纯粹的反复试错结合起来以解决问题。
这意味着经济学家经常会犯错。毫无疑问，我们在这本书中也 会犯很多错误。不仅是预测增长率这种本身就毫无希望的动作，还有一些更有限的问题，比如征收碳税对气候变化有多大帮助，如果大幅提高税收对首席执行官的薪水有何影响，或者全民基本收入(UBI) 会对就业结构产生什么影响。但经济学家并不是唯一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犯错误并不危险，危险的是过于迷信某个人的观点而置基本的事实于不顾。为了取得进步，我们必须不断回归事实，承认我们的错误，并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