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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超级基本收入”计划
美元。一项研究比较了斯莫基山地区符合条件和不符合条件的家庭在领取补助金之前和之后的情况，发现补助金对家庭的工作时长没有影响，但对改善青少年教育却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39
“全民超级基本收入”计划
因此，没有证据表明“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会削弱人们 的工作积极性。这对我们设计福利政策有什么启示呢？要知道，发达国家拥有相对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免费的急诊室、收留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以及向穷人免费发放食品的“食物银行”，这个体系虽然不尽完善，但它毕竟是存在的。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个体系根本不存在，很多人时常面临着贫困造成的种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诸如“全民基本收入”之类的“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就给他们提供了一种兜底方案，让他们更有能力去应对不幸事件，更容易去尝试新事物。因此，这类福利计划对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具有重要价值。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人们保护自己免受收入风险影响的最常见 方式之一是持有土地。我们在第二章讨论到这些拥有土地的人往往不愿意迁徙，因为一旦迁徙，就会面临丧失土地权益的风险。但有趣的是，对于今天印度大多数拥有土地的农村家庭而言，大部分收入来自农业以外的行业，尽管如此，土地所有权仍然对他们很有价值，它意味着这样一种保障：如果其他谋生手段都失败了，他们依然可以靠种地谋生。
这种局面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小农户数量太多的地区往往难以 实现工业化。部分原因在于土地改革的设计方式：当穷人被赋予土地权利时，土地通常可继承，而不可出售。不仅如此，农民群体内部也存在反对土地买卖的强烈倾向。在印度西孟加拉邦，印度共产党在1977 年赢得选举并上台执政后，首要任务是赋予佃农在自己耕种的土地的永久权利。这项权利可以继承，但不可出售。 30 年后，依然在该邦执政的共产党政府意识到自己邦的工业发展不足，试图收购农民（包括佃农）的土地，却遭到了强烈的抵制，不得不搁置计划，最后被迫下台。
西孟加拉邦的农民想要的补偿之一，是一份作为稳定收入来源 的工作。或许，如果有某种类似于“全民基本收入”的“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来提供这种收入，政府征地的阻力可能会小得多，把耕地转变为工业用地可能会更容易。在第五章中，我们提到了土地使用不当是印度分配失衡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可能是造成经济增长严重受限的原因之一。如果实施了 “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削弱了农民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土地的需求，将有助于弱化这种错误的土地分配方式带来的影响。这种计划还可能让土地所有者更易于接受出售土地的观念，并搬到就业机遇更好的地方。
然而，印度目前还没有“全民基本收入”这样的制度。政府目 前提出的福利方案仅仅适用于农民群体，而且根本无法维持农民的生计。反对派提出的最低收入保障更类似于负所得税计划，面向穷人，并随着收入的增长而逐步开始征税。事实上，很少国家实施了诸如“全民基本收入”这样一种能够为每个居民提供一笔资金保障，而且无须纳税的制度。如果有的话，也无非是针对穷人的有条件或无条件的转移支付。但要在发展中国家找到条件合适的申请者，往往特别困难，因为大多数人从事农业或在小公司工作，政府几乎不可能知道他们赚了多少钱，这使得政府很难遴选出贫困人群，并为他们提供额外收入。"
由于政府无法按照某个标准去遴选目标人群，那么一种替代方 案就是设置一个标准，让人们主动查看自己是否符合这个标准。印度《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NREGA ）就属于此类，而且是适用范围最大的方案之一（也许是美国提出的联邦就业保障法案的某种变体）□每个农村家庭每年都有权在长达 100 天的工作时间内享受官方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且这个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大多数地方之前的实际工资水平。至于哪些人符合受益标准，无须经过官方的筛选，只要他们的工作符合该法案关于工作类型的规定。那些在建筑工地工作的人通常符合标准，因为他们每天站在太阳下工作八个小时，如果工作条件稍微好一些，则不在受益者之列。
这个法案很受穷人的欢迎，以至于莫迪政府在赢得2014 年印 度大选后决定不与该法案发生正面对抗（他之前在竞选中曾声称反对该法案）。诸如印度《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这类福利计划的一个优点是，在那些无法实施最低工资标准的地方，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的最低工资水平。工人们可以利用该法案规定的工资标准与私营部门的雇主讨价还价，而且有证据表明他们的确是这样做的。"此外，雇主们之前串通一气压低工资，实际上是在减少工作岗位的数量，或许这是因为一些人无法或不愿为很少的钱工作。但如今，一项研究发现，尽管最低工资水平提高了，私营部门雇用的人数实则不降反升。
所有工作福利计划面临的主要症结在于，必须有人创造出数 百万个就业岗位。在印度，这个职责往往落在了村级自治组织（被称作“潘查雅特”)身上，但中央政府和村级自治组织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信任感，双方常常出于某种原因指责对方腐败。其结果是,当过于强调反腐败时，往往会出现官僚作风和效率低下。一个项目从提出到获批再到落实，往往需要数月之久，还需要村级自治组织付出相当大的努力。这意味着这些项目无法有效应对需求的突然变化，比如突如其来的干旱。这也意味着，如果某个村的自治组织觉得这个项目太麻烦，那么这个村里人的运气就不好了。在印度最贫穷的比哈尔邦，希望通过该法案同雇主讨价还价的人里面，成功者还不到一半。42
印度《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在实施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腐败, 因为负责监督项目的人可以利用权力阻止工资支付并索贿。减少参与监督该计划的官僚机构的层级，使全国就业保障领域的工作人员的财富中位数减少了 14% 。"此外，即使人们找到了工作，通常也要几个月才能拿到工资。
所有这些都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有非常好的理由考虑实施 “全民基本收入”计划。问题当然是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需要提高税收，但这种改变不会很快实现。最初，大部分资金将来自其他福利计划的终止，包括一些大规模的、受欢迎的计划，比如电力补贴计划。削减福利计划数量的潜在好处是可以将有限的政府能力集中起来。印度政府有数百个这样的福利计划，其中许多计划基本上没有资金，却拥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和一些基本不作为的工作人员。德里的副首席部长马尼什•西索迪亚(ManishSisodia) 曾开玩笑说，他上台后，发现政府预算中有一个购买鸦片的计划，原来这是一项早已终止的计划的余留部分，该计划原本旨在帮助那些从阿富汗迁徙到德里定居的难民中的瘾君子。
穷国政府能够负担得起的任何“全民基本收入”计划都是极 其基本的，我们不妨将这种计划称为“全民超级基本收入”计划（Universal Ultra Basic Income ）o 《印度经济调查报告》（ EconomicSurvey of India） 在 2017 年提出了类似的建议。按照报告的估计,如果每年向印度 75% 的人口每人转移支付 7 620 卢比（按购买力平价约合 430 美元），那么，除了印度的绝对贫困人口外，将使得其他所有人都能超过 2011—2012 年的贫困线。虽然以印度的标准来衡量， 7 620 卢比非常少（几个经济学家建议的印度“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提供的最低收入保障水平也高于这个数字），但或许足够维持穷人的基本生计。调查显示，这项计划的成本占印度 GDP 的 4.9%O 2014—2015 年，印度主要的化肥、石油和食品补贴占 GDP 的 2.07%, 而十大核心福利计划的成本为 1.38%, 所以完全削减这些现有项目，将为“全民超级基本收入”的 2/3 买单。"
该建议认为将25% 的人排除在该项目之外是相当容易的,确实 有可能引入一套温和的“自我遴选”法。比如，要求每个受益人每周无论是否取钱，都要前往自动取款机，输入一遍自己的生物识别信息。这种要求具有双重优势：一方面，可以排除条件不合适的申请者；另一方面，稍微富有的人觉得这样做太麻烦，从而打消申请这项福利的想法。与此同时，制度设计者应该考虑到一些备选方案，比如允许残疾人拿到钱，或者在出现技术故障的情况下也能让申请者拿到钱（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特别是对于体力劳动者来说，他们的指纹会在工作中被磨掉，从而无法有效输入个人指纹信息）。一旦建立了正确的大框架（“在穷人迫切需要时，就可以申请一些额外的钱”），一种温和的要求（比如每周去自动柜员机输入自己的生物识别信息）至少会促使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那 25% 人口嫌麻烦而主动放弃申请,同时确保真正急需额外资金的人依然会不厌其烦地提出申请。
虽然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支持“全民超级基本收入”计划， 但是目前还没有关于其长期影响的数据。我们的大多数证据来自相对短暂的干预措施。我们无法确定永久的基本收入保障会导致受益者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当额外收入的新鲜感逐渐消失时，他们会重新感到气馁、减少工作，还是会有更高的追求、更加努力呢？如果他们的家庭获得了收入保障，长期的影响会是什么？阿比吉特在肯尼亚对一项大规模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开展了随机对照实验,就是希望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在44 个村庄，每个成年人在 12 年里每天可以得到 0.75 美元。在另外 80 个村庄，每个成年人将接受为期两年的现金资助。在另外 71 个村庄，每个成年人将一次性获得 500 美元的补助。最后，在另外 100 个村庄，没有人获得任何收入保障，但定期收集有关他们的数据。总共有近 15 000 个家庭参与了这项实验。我们将在 2020 年初看到效果。
然而，我们可以从几个国家实施多年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 计划中发现一些长期性的证据。这些计划始于20 世纪 90 年代，当时的儿童现在已经成年了。这些计划似乎对他们的福利产生了持久的积极影响。比如， 2007 年，印度尼西亚政府推出了 “家庭希望”计划（ PKH ） , 这是一项“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涵盖该国 438 个城区（从 736 个城区中随机抽取）的 70 万个家庭。该计划具有大多数“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的标准特征：参与家庭每个月收到一笔福利金的前提是要送孩子入学，并使孩子获得预防保健服务。在 2007 年加入该计划的村庄直到今天仍继续获得福利，但由于官僚机构的惰性，政府从未将该计划扩大到之前作为对照组的那些村庄。经过对比发现，那些获得福利的家庭在卫生和教育方面取得了一些巨大的持续进步，由专业卫生人员照料的新生儿数量急剧增加，失学儿童数量减半。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计划也增加了人力资本的存量，发育不良儿童的数量减少了 23%, 完成学业的人数显著增加。然而，尽管人力资本存量和转移支付规模都有所增加，家庭财富却没有显著增加。这是对单纯现金转移支付的长期影响发出的一个严重警告。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一种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能够负担得起的钱太少，在提高家庭收入方面影响非常有限（大规模转移支付对一个经济体造成的负担确实太重）□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