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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仅仅通过比较国家来对贸易问题做出任何决定性的结论，是很 困难的。因为增长和不平等都取决于很多不同的因素，贸易只是这些因素之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尽管如此，已经出现的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针对国家内部的研究，确实动摇了人们对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信念。
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考察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可以明显减少潜在因素的数量。这 些潜在因素如果同时发生作用，会掩盖贸易的影响。在一个国家内部，通常只有一个单一的政策制度、一段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政治纲领，这些让对比变得更有说服力。问题在于，贸易理论最主要的预测，就其本质而言，包含了一个经济体中的每一个市场和地区，而不仅仅是那些进口和出口商品的具体市场和地区。
在施托尔珀-萨缪尔森理论的世界里，每一个拥有同样技能的 工人能拿到的工资都只有同一个标准。一个工人能拿到多少工资，不是取决于他所在的部门或地区，只取决于他能够做岀多大的贡献。这是因为，在宾夕法尼亚的钢铁工人，如果因为外国竞争而失去工作，应该立即搬到任何能找到工作的地方，比如蒙大拿或密苏里，从事电镀或是去工厂制造鱼尾板。经过短暂的过渡后，所有具有相同技能的工人将获得相同的工资。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了解贸易影响的唯一合理的比较对象就是 整个经济体。把宾夕法尼亚州的工人与密苏里州或蒙大拿州的工人进行比较，我们不会有任何发现，因为他们的工资都是一样的。
因此，十分矛盾的是，如果人们相信理论的假设，几乎不可能 对其进行检验，因为人们所观察到的唯一影响是国家层面的影响，而我们刚刚论证了跨国比较和国家案例研究的许多缺陷。
然而，正如我们在移民问题上所看到的，劳动力市场倾向于保 持不变。即使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会带来压力，人们也不会搬家，因此工资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不会自动平衡。实际上，在同一个国家内部有许多子经济体，只要影响这些子经济体的贸易政策变化不完全相同，就有可能通过比较它们发现很多东西。
一位名叫佩蒂娅•托帕洛娃(Petia Topalova) 的年轻经济学家, 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的时候，决定认真研究这个想法。她为自己的研究设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即人们可能会被困在一个地方或者贸易流程中的一个环节。在一篇重要的论文中，她研究了印度在 1991 年大规模贸易自由化后的相关情况。”结果显示，虽然我们认为 “E 卩度开始了自由化”，但是影响印度不同地区的贸易政策变化却十分不同。这是因为，尽管所有的关税最终都降至或多或少相同的水平，但由于有些行业一开始就比其他行业受到更多的保护，因此印度贸易改革后这些行业的关税降幅要大得多。此外，印度有 600 多个行政区域，各个区域占主导的企业类型差别巨大。有些主要是农业，其他主要是钢铁厂或纺织厂。由于不同行业的经营情况差异巨大，导致不同地区关税的降低幅度也差别很大。托帕洛娃为每个印度地区建立了一个指标，以衡量其受自由化影响的程度。例如，如果一个地区主要生产钢铁和其他工业制造产品，关税从近 100% 下降到 40%, 那么托帕洛娃认为，这个地区受自由化的影响非常巨大。如果另一个地区只是种植谷物、出产油籽，它们的关税基本上没有变化，于是该地区则几乎不受影响。
通过这种方法，托帕洛娃研究了印度在1991 年前后的情况。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印度全国的贫困率迅速下降，从 1991 年的 35% 下降到 2012 年的 15%o
19 但是，在这种美好的大背景映衬下，更多的领域直面贸易自由化冲击，明显减缓了脱贫的进程。和施托尔珀-萨缪尔森理论告诉我们的相反，一个特定地区的贸易开放程度越高，该地区的脱贫速度就越缓慢。在随后的一项研究中，托帕洛娃发现，与其他地区相比，在受贸易影响更大的地区，童工减少的概率要更低。20
对她的研究发现，经济学界的反应岀乎意料地粗暴。托帕洛娃 接二连三地遭到非常不友好的评论。这些评论暗示，即使她的研究方法正确，但她的答案是错误的。贸易怎么会实际助长贫困？过去的理论告诉我们，贸易对贫穷国家的贫困人口是有益的，因此她的数据肯定是错误的。由于学术精英的排斥，托帕洛娃最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相对于学术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一开始就在推动大规模贸易自由化，因此对托帕洛娃研究的态度更加开明：这多少有点讽刺。
顶级的经济学术期刊也拒绝发表托帕洛娃的论文，尽管这篇论 文最终促使她完成了一本专注于这场辩论的著作。现在很多研究论文将托帕洛娃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其他背景下的研究。而且顺带提一下，这些论文在哥伦比亚、巴西发现了同样的结果。而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提到，最终在美国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