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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对，每个人都错
未知
吊起所有的船？
这个问题在经济学界一直都处于激烈争论当中。但总体而言， 现实证据似乎表明，即使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也几乎没有对所涉及人群的工资或就业前景产生负面影响。
争论之所以一直持续，主要是因为想要说清楚这件事往往并不 容易。各国都会限制移民，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更不可能允许移民进入。而移民也会用脚投票，自然倾向于前往有更好选择的国家。在这两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如果我们用城市的本地人工资与城市中移民工资的比例作图，我们会画出一条优美的往上延伸的线：移民越多，工资就越高。对于支持移民的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但这也可能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假象。
想要找岀移民对当地人工资的真正影响，我们需要找到那些并 非直接因为追求城市工资而出现的移民变化。甚至这样还不够，因为本地的居民和企业也会用脚投票。比如，可能是移民的涌入将许多本地工人挤出城市，才让留下来的本地工人的工资没有下降。如果我们只看到那些选择留在移民定居城市的当地人的工资，我们就会完全忽视那些离去者的痛苦。还有一种可能是，新移民吸引企业进驻某座城市，但代价却是牺牲其他城市的利益，我们可能也看不到这些其他城市的工人所付出的代价。
戴维•卡德(David Card) 对“马列尔偷渡事件”的研究是试图 回答这些问题的一次巧妙尝试。 “1980 年 4 月 20 H, 菲德尔•卡斯特罗 (Fidel Castro) 出人意料地发表了一次讲话，放开对马列尔港的控制，允许国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离开古巴。演讲之后，人们反应迅速，从 4 月底开始就有人离开。从 4 月到 9 月期间，共有 12.5 万名古巴人抵达美国的迈阿密，其中大部分人没有或只接受过极少的教育。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永久定居在迈阿密，导致迈阿密的劳动力增长了 7%o
那么工资出现了什么变化呢？为了找出答案，卡德采取了一种 被称为“双差法”的分析方法。他将移民到达前后迈阿密原有居民的工资和就业率的变化情况，与美国其他4 个“相似”城市(亚特兰大、休斯敦、洛杉矶和坦帕)居民的变化轨迹进行了对比。他希望了解，当“马列尔人”出现时，迈阿密原有居民的工资和工作机会的增加是否落后于其他 4 个城市的居民。
卡德发现，不论是在移民到达后不久，还是几年后，这一对比 都没有什么不同。“马列尔人”的到来没有影响当地人的工资水平。卡德还特地研究了在“马列尔偷渡事件”之前就来到美国的古巴移民的工资。他们和新来的古巴移民最为相似，因此也最有可能受到移民涌入的影响，但其结果仍然没有差异。
这项研究对于找到移民会带来何种影响这个问题的明确答案非 常重要。迈阿密被移民选中，不是因为就业机会，而只是因为这里是离古巴人最近的登陆点。偷渡事件是突发的意外，迈阿密的工人和企业在短期内都没有机会对此做出反应（工人离开，企业进入）。不论是方法还是结论，卡德的研究都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他第一次证明了供需模型无法直接适用于移民问题。
毫无疑问，这项研究也饱受争议，经历了多轮的驳斥和对反驳的 反驳。恐怕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关于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能够引发这么多轮的交锋和热切关注。乔治•鲍尔斯（George Boijas ）长期对“马列尔偷渡事件”的研究持批评态度，他是一位直言不讳地支持排斥低技能移民政策的经济学家。鲍尔斯重新分析了 “马列尔偷渡事件”的经过，包括选择更多城市进行比较，并特别关注非西班牙裔的高中辍学男性，因为他们是我们最应该关心的群体。"鲍尔斯发现在这个人群样本中，相比其他对照城市，在偷渡者抵达后，迈阿密的工资水平急剧下降。但之后的重新分析显示，当纳入西班牙裔高中辍学者（看上去应该是最能与古巴移民进行比较的人，却出于某种原因被鲍尔斯忽略了）和妇女（同样在没有明确原因的情况下被鲍尔斯忽略了）的数据后，鲍尔斯的研究结果被推翻了。"此外，通过和在偷渡事件发生前，与迈阿密拥有相似的工资和就业情况的其他城市对比，研究发现工资或就业并没有受到移民的影响。 'I 尽管如此,鲍尔斯仍然坚持己见，围绕“马列尔偷渡事件”的争论仍在继续。22
如果你拿不准该如何看待这些事，没关系，你并不孤单。坦白 地说，争论双方没人因此改变看法，而且他们的想法似乎和政治立场紧密相关。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将移民政策的未来和30 年前发生在一个城市的事件挂钩都是不合理的。
幸运的是，受卡德研究的启发，许多学者试图发现类似的场景, 即移民或难民在没有任何提前警告，也没有限制目的地的情况下前往某方。一项研究分析了 1962 年阿尔及利亚从法国独立后，将拥有欧洲血统的阿尔及利亚人遣返法国的情况。23 另一项研究则着眼于苏联在 1990 年取消移民限制后，在 4 年内令以色列的人口增长了 12% 所造成的影响。"还有一项研究则考察了大迁徙时代（ 1910—1930 年）,欧洲移民大量涌入美国所造成的影响。25 在所有这些大规模移民事件中，研究人员都没有发现当地人口受到了负面影响。实际上，有些时候移民的影响是正面的。例如，欧洲移民抵达美国后，提升了本地人的总体就业水平，使本地人有更多机会成为领班或经理，同时促进了工业生产。
最近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涌入西欧，这也提供了一些证据来说 明移民对当地人口的影响。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将丹麦作为对象。26 从许多方面来讲，丹麦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其中之一是丹麦保存了该国所有人的详细记录。从历史上看，难民常常被送往不同的城市，他们的个人喜好或者找工作的能力很少被考虑。需要考虑的只是公共住房是否足够，还有行政能力是否能够帮助难民安顿下来。1994—1998 年，来自波斯尼亚、阿富汗、索马里、伊拉克、伊朗、越南、斯里兰卡和黎巴嫩等国家的大量移民涌入丹麦，分布在丹麦各地。随着 1998 年行政安置政策的废止，移民最常前往的便是其同族人居住的地方，比如首批伊拉克移民多少出于偶然选定的定居处，成了伊拉克新移民的目的地。丹麦的一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接收了更多移民，究其原因，无非是在 1994—1998 年，这些地区有余力安置移民。
这项研究与历史上的其他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将这些城市 中受突发移民潮影响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本地人的工资和就业变化，与其他城市的相比，并没有发现任何移艮造成负面影响的证据。
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低技术移民通常不会损害本地人的工资 和就业。但是目前的政治辩论极其热衷使用夸张的辞藻，也不管真实情况是否支持其论点，让人很难了解辩论参与者的政治观点。那么，在哪里可以听到平和理性的声音呢？如果读者对于在经济学界建立共识的技巧感兴趣，不妨阅读（免费的）美国国家科学院（该机构称得上是美国最受尊敬的学术机构）编撰的有关移民影响报告的第267 页。彳?美国国家科学院会不时召集专家小组，就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并得出科学的共识。在有关移民影响报告的专家小组里，有一些人是移民政策的支持者，也有一些人是怀疑者（乔治•鲍尔斯也是其中一员） 0 他们需要确保报告的内容包括好的、坏的和难听的内容，他们的表述往往不是那么直接，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你能够从一群经济学家身上得到的最明确的那种：
“最近几十年的实证研究表明，当以10 年以上的时间来度 量时，总体而言，移民对本地人工资的影响非常小，这与新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 1997 年的发现基本上是一致的。”
移民有什么特殊性？
为什么经典的供需理论（你拥有的东西越多，价格越低）不适 用于移民？深入探究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哪怕低技术工人的工资明显不受移民影响，但除非我们知道其中的原因，否则我们总是会怀疑这些情况或数据只是特例。
事实证明，许多因素是彼此相关的，而基本的供需关系潜藏其 中。第一个原因，一批新工人的涌入通常会使需求曲线向右移动,这将有助于抵消需求下滑的趋势。新移民需要消费，他们要吃饭、理发、购物。这些需求创造了就业，并且大部分的工作适合低技术的人群。如图2-2 所示，这倾向于增加他们的工资，或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平衡了劳动力供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图2-2 重绘餐巾纸上的经济学。为什么更多移民不一定导致工资下降？
实际上，有证据表明，如果需求渠道关闭，移民确实可能对当 地人产生“预期的”负面影响。有很短一段时间，捷克工人被允许越过边境去德国工作。最高峰时，德国边境城镇多达10% 的劳动力来自捷克。此时，当地人的工资变化很小，但就业却大大减少。原因在于，与我们上面讨论的情况不同，捷克人在挣到钱以后，选择返回家乡进行消费。因此，德国的劳动力需求并没有出现连锁反应。除非将挣到的钱花在当地，否则移民可能无法为新社区带来经济增长。如果这些钱被汇回本国，东道国将无法获得移民所创造的经济利益。”这时，我们就回到了图 2_1 所描述的情况，沿着向下倾斜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移动,却没有劳动力需求的变化进行补偿。
低技术移民可能会增加劳动力需求的第二个原因是，低技术移 民减缓了机械化进程。低薪工人的稳定来源，降低了节省劳动力技术的吸引力。1964 年 12 月，在农场打短工的墨西哥移民被逐出加利福尼亚，因为他们被指压低了加利福尼亚本地居民的工资。但他们的离开对当地人没有任何帮助：工资和就业都没有增长。”原因是，墨西哥的短工被赶走以后，过去曾经严重依赖他们的各地农场立即着手干了两件事：首先，将生产机械化。以番茄为例， 20 世纪 50 年代就有了可以将每个工人的生产效率提升一倍的收割机，但其推广使用非常缓慢。 1964 年，也就是墨西哥短工被赶走的那一年，收割机在加州的使用率还是 0, 而到 1967 年，收割机的使用率就变成了 100%o 而在没有受到墨西哥短工影响的俄亥俄州，收割机的使用率在那几年则没有任何变化。其次，农场放弃了那些无法机械化生产的农作物。加利福尼亚就是这样，至少是暂时地放弃了芦笋、草莓、生菜、芹菜以及腌黄瓜这些美味食材。
第三个原因是，雇主可能会希望通过重新组织生产方式，提升 新工人的效率，这样可以为本地的低技术人口找到新的定位。以丹麦移民为例，丹麦的低技术工人最终受益于移民的涌入，其部分原因是移民使他们能够改变自己原有的职业。30 在有大量移民的地方，更多的本地低技术工人的工作从体力劳动提升为非体力劳动，并更换了雇主。同时，他们也开始从事更复杂、需要更多交流和技术的工作；这与移民刚到丹麦时因为不会说丹麦语而无法与当地人竞争此类工作的情况一致。在19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欧洲人大规模迁徙到美国期间，也发生了同样的职业升级。
更广泛地说，这说明低技术的本地人不必和移民直接竞争。他 们可以从事不同的工作，移民主要从事不太需要沟通的工作，本地人则从事其他工作。实际上，移民的存在可能会鼓励企业雇用更多工人。移民从事较为简单的工作，而本地人则转向辅助性的、回报更高的工作。
第四个原因，移民愿意从事本地人不愿从事的工作，这是移民 与本地劳动力是补充关系而非竞争关系的另一种表现。移民修剪草坪，制作汉堡，照顾婴儿或病人。当更多移民涌入时，这些服务的价格往往会下降，这便有助于本地人"削减生活成本，并将他们从过去的低端工作中解脱出来，以便从事其他工作。当本地存在很多移民时，掌握高技能的女性将更愿意外出工作。32 高技能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反过来又增加了其家庭或其所在企业对低技术劳动力的需求（育儿、餐饮、清洁）。
很关键的一点是，移民的影响取决于其自身的素质。那些有志 向的人可能会创办企业，并为当地人创造就业机会。而素质极差的移民可能只能成为无法划分的群体中的一员，并与本地的低技术工人产生竞争。
移民需要跨越的门槛通常决定了哪些人能够选择移民。当特朗 普总统将来自海地、萨尔瓦多和一些非洲国家（被特朗普贬称为“屎坑国家”）的移民与来自挪威的优秀移民进行比较时，他恐怕不知道很久以前，艾玛•拉扎勒斯（Emma Lazarus ）还在诗中将挪威移民视为“群氓”中的一部分。33
针对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大规模移民时代来到美国的挪威移民， 曾有过一项研究。"当时，除了船票的价格，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移民。该研究将移民家庭与没有移民的家庭进行了比较，发现移民往往来自最为贫穷的家庭，这些人的父辈的贫困程度远低于平均水平。因此，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很愿意以此为讥讽，因为那个时代的挪威移民正是特朗普本希望敬而远之的那类人。在当时那个时代，这些挪威移民正是他眼中的“屎坑里的人”。
相反，如今从贫穷国家移民出来的人，除了要有钱来负担交通 费用，通常还需要有勇气(或者高学历)面对为他们量身定做的移民控制系统。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具有非凡的技术、抱负、耐心和韧性，帮助他们成为能够创造就业的人，或者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这样的人。美国创业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Entrepreneurship ) 的一份报告显示， 2017 年，《财富》 500 强中的美国企业， 43% 是由移民或移民后代创立或共同创立的。此外，前 25 强企业中由移民创办的占 52%, 前 35 强中占 57%, 13 个最有价值品牌中有 9 个是由移民创立的。35 亨利•福特( Henry Ford) 是爱尔兰移民的儿子，史蒂夫•乔布斯( Steve Jobs) 的亲生父亲来自叙利亚，谢尔盖•布林( SergeyBrin) 岀生于俄罗斯，杰夫•贝佐斯 (Jeff Bezos) 的名字来自他的继父、古巴移民迈克•贝佐斯 (Mike Bezos )o
甚至那些一开始并不特别的人，面对移民到异国的现实，想要 致富却缺少社会关系，一心一意追求前程却面临种种限制，反而激发了他们想去尝试新鲜事物。阿比吉特认识许多跟他一样的孟加拉国中产阶级男性，在离家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自己洗过盘子。但是，等到他们在英国或美国的某个小镇上手头拮据，又有大把时间的时候，最终会做在本地餐馆传菜的工作。而且他们发现，比起想象中的白领工作，原来自己更喜欢做动手的工作。也许发生在那些原本要做渔民的冰岛人身上的事正好相反，当他们被抛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有更多人会进入大学的地方，他们会觉得上学也是不错的选择。36
因此，将供需分析应用于移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移民的涌入 不仅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同时也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是当存在更多移民时，工资并不会下降的原因之一。劳动力市场从本质上讲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供需关系并非描述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情况的最佳选择。
工人和西瓜
当漫步在清晨的达卡（孟加拉国）、德里（印度）或达喀尔（塞 内加尔），有时你会看到几拨人蹲守在主要路口的人行道上，其中大部分是男人。他们都是求职者，等着那些需要他们工作的人把他们带走，而这些工作往往都在建筑工地。
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令人震惊的是这样的体力劳动力市场非 常稀缺。考虑到大德里地区有近2 000 万人口，人们很容易认为在每个街角都会看到这样的人群。但实际上，如果不专门去找，你是看不到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