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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个杠杆25
考虑到上述所有理由，索洛慎重地提出了对于不同国家平衡增 长率差异背后驱动因素的看法。他简单地假设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率是一种神秘力量的产物，这种力量与国家、文化、政策的性质等都没有任何关系。这意味着，一旦资本积累过程结束，资本回报率变得足够低，那么，索洛认为，对于长期性的经济增长，我们几乎做不了什么。索洛模型被其他很多经济学家称为“外生性增长模型”，其中“外生性” 一词意味着受外部影响或力量的驱动，这种模型认为我们对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无能为力。简而言之，索洛认为，我们无法控制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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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穷国的经济没有实现增长，而且索洛模型无法就如何影响 长期经济增长给出有用的解释，这两点结合在一起，最终让经济学家把目光转向了别处。他们迫切希望能够就如何帮助国家发展提供一些建议。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 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反对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芝加哥学派的老前辈。他于 1985 年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发表演讲时的那篇文章被广泛引用。在演讲中，他提出：“印度政府是否能采取某些行动使印度的经济像印度尼西亚和埃及那样增长？如果能，那么应该采取哪些政策呢？如果不能，到底是哪些’印度特性'使其无法这么做呢？这些问题对于人类福祉的影响非常之大：一旦我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就发现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了。”26
但卢卡斯为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愿望。他还认为我们错过 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印度贫穷的原因不可能都归结于缺乏技能和资本。他认识到，印度的资本和技能比美国少，这或许可以归咎于它的殖民历史或种姓制度。但如果仅仅从资源匮乏的角度去解释美国和印度巨大的人均GDP 差异，那么这些资源必须是极其稀少的，才能造成这种后果。如果某种资源如此稀少，那它应该是非常宝贵的。比如，数以千计的人去耕种数百块土地，却只有一台拖拉机可用，那么这台拖拉机的租金将会非常高。基于这个逻辑，卢卡斯计算出，如果根据资源的稀缺性去解释美国和印度的 GDP 差异，而忽略其他任何因素，那么同一种资源在印度的价格必须达到在美国价格的 58 倍（这个价格是支付给这种资源所有者的）□彳?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禁问：为什么美国的这种资源不会转移到印度呢？由于显然没有发生这种资源转移，他便得出结论，认为这种资源在印度的价格实际上不可能那么高。换句话说，印度内部的资本生产率肯定比美国低，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印度资本明显匮乏，而印度资本却无法获得卢卡斯计算出来的那种天文数字般的回报。或者借用索洛的话说，就是印度的全要素生产率肯定要低得多。
卢卡斯对于市场的作用过于乐观，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我们 现在知道，我们生活在黏性经济中，没有任何东西变化得很快，当然资源也不可能从美国快速移动到印度。尽管如此，他的一些基本见解已经被许多其他不断遇到全要素增长率难题的人重新发现。比如,如果你仅仅试图从资源存量角度去解释不同国家之间的GDP 差异，你很快就会意识到，即使贫穷国家确实在技术和资本方面比较匮乏，但这种匮乏程度还远不至于导致他们的人均 GDP 水平如此之低。 2* 换句话说，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没有很好地利用它们所拥有的资源，甚至一些贫穷国家在拥有同样资源的情况下也不会比其他国家发展得好。这样一来，卢卡斯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局面呢？
卢卡斯的博士生保罗•罗默(Paul Romer) 是深受卢卡斯启发的 人之一，他对卢卡斯充满激情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我们必须探索出更好的方式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动因。这种探索之所以具有挑战性,是因为它试图颠覆索洛给出的答案，而索洛的答案又是以经济学中两个最基本的理念为基础的。第一，资本家投资是为了追求高回报,当回报下降时，资本积累也会下降。第二，当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资本，资本的生产力就会降低，因为没有足够的工人与之合作。在经济学中，这被称为“资本收益递减”。这个理念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 1767 年，法国经济学家阿内•罗伯特•雅克•杜尔哥( 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就曾在其著作中提到过这个理念。杜尔哥曾短暂担任过法国财政部长，并且试图阻止法国经济堕入混乱的深渊，但其努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反而加速了法国大革命的到来。29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 也把它作为自己经济思想的一个前提，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资本主义注定灭亡的原因:资产阶级拥有贪得无厌的欲望，追求越来越多的资本，将推动资本回报率下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这叫作“利润率下降”),并最终引发埋葬资本主义的危机。®
① 引自卡尔•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汉堡：冯•奥托•梅斯纳出版社，1867 年)。 正如索洛所指出的那样，当资本回报率下降时，资本积累速度也会下降。因此,当储蓄资金的做法带来的回报逐渐下降时，除非资本家愿意开始更多地储蓄资金，否则资本积累的速度最终会放缓，利润率也会停止下降。
收益递减的假设符合人们的直觉。如果没有工人操作新机器 （或没有新工程师为其编写程序，或没有销售人员销售产品），购买新机器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也存在一些收益递增的情况。比如，亚马逊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是通过提高销量来削减成本的。如果市场上没有对该公司所售产品的持续需求，那么它建立的一套著名的仓储和配送体系就毫无意义了，而为了建立这套体系，它还需要大量融资。亚马逊如果缩减为当前规模的1%, 就不可能赚钱。事实上，亚马逊在发展壮大之前几乎没有盈利，后来利润飙升。 2018 年 7 月，亚马逊的利润达到 25 亿美元。®
索洛那一代的很多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收益递增的可能性，这 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规模越大越好”的观点（亚马逊目前正是靠规模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增加回报的一个明显含义是，最大的公司应该是最赚钱的，能够以最低的价格把其他公司挤出市场，从而使自己占据最佳地位。这样的市场最终注定要发生垄断现象。在线零售行业目前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我们确实看到在一些行业中存在少数大公司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社交网站和五金行业都存在这种情况），但一些最重要的市场（比如汽车、服装和巧克力市场），则往往同时存在许多公司，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们往往回避那些过于依赖“资本收益递增”的理论。
罗默坚持认为企业仍然受制于“资本收益递减”法则，但他提出 了一个深刻见解，即我们如果要推翻索洛的理论，就必须证实这样
①2018 年 7 月 26 0, 《卫报》发表朱莉娅-卡丽所写的《广告及云业务助推亚马逊 实现 25 亿美元利润，打破历史纪录》一文。部分利润来自亚马逊销售的云存储。但云存储本身就是过剩的云计算能力的副产品。亚马逊知道自己必须构建云计算，以保持市场主导地位，因此，亚马逊的云业务是其庞大规模的一部分。一个假设：从整体来看，一个拥有更多资本的经济体，其资本存量的生产率也会更高。即使每个企业面临资本收益递减的情况，而且每个企业都没有占据垄断地位的趋势，这种情况依然可能变成现实。为了解释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罗默请我们思考诸如硅谷这样的地方是如何产生新思想的（其实，他写论文的时候，硅谷还没有取得其标志性地位）。"硅谷的公司和索洛研究的公司非常相似，但一个重要的方面除外：硅谷的公司较少使用我们通常认为的资本（比如机器和建筑），而更多地使用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力资本，即不同种类的专门技能。许多硅谷公司投资于聪明的人，希望他们能想出一些聪明的、符合市场需求的好点子，有时候这种投资确实会奏效。
这些公司通常也存在收益递减的现象。它们拥有太多喜怒无常 的天才，又没有足够多的人愿意劳心费力地去做资金管理之类的苦工，无法确保工作时间打游戏的现象受到控制，结果公司就会面临一场灾难。罗默认为，硅谷公司与其他公司的不同之处在于整体环境。在咖啡馆和酒吧，在派对和公共交通工具上，到处都可以听到各种新奇的想法。某个与你仅有一面之缘的人漫不经心地表达的一个新奇想法，可能会催生另一个新奇想法，所有这些想法汇集在一起，能够重塑我们这个世界。真正重要的事情不在于你和多少聪明人一起工作，而是你在和多少聪明的人竞争，或者你恰好位于硅谷这个大环境下。在罗默的理论世界中，硅谷之所以能够呈现出今天的繁荣景象，是因为它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汇集在了同一个环境中，使他们能够相互交流。这里的回报递增是在行业、城市甚至地区层面。即使每家公司都面临收益递减的问题，硅谷的高技能人才数量增加一倍，依然能大幅提高它们的生产率。
罗默认为所有成功的工业化城市都是如此，比如18 世纪中叶 的曼彻斯特、不同金融创新时期的纽约和伦敦、如今的深圳和旧金山湾区。他声称，在所有这些地方，土地和劳动力的稀缺性导致公司面临资本收益递减的问题（劳动力变得稀缺的部分原因在于土地是稀缺的，因此在这些地方生活的成本变得非常昂贵），但幸好这些地方汇集了大量具有创新思维的人，这些人精力充沛，能够互相学习，并不断提出新想法。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技能人才走到一起，即使没有索洛所谓的那种神秘的、外生性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高增长态势也能长期维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