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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公平录取的学生与哈佛大学
年开始，德里的精英私立学校被要求为贫困学生提供入学名额。为了研究这一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巧妙的实验。他们随机挑选出孩子，让这些孩子负责选择接力比赛的队友。"在这些孩子之中，有些人上的学校已经接收了穷人家庭的孩子入学，有些人上的学校还没有。然后，在学校内部，一些孩子和穷人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学习小组（根据名字里第一个字母来分组），而另一些则没有。为了帮助他们决定在比赛中与谁搭档，他们都有机会观察其他人进行测试赛。然而，这里有一个陷阱。无论挑选谁来当队友，都必须同意和被挑选的孩子相约一起玩耍。研究发现，来自富裕家庭、在学校里没有接触过贫困学生的孩子，会避免挑选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以免与他们相处，即使他们跑得更快。但是，由于这项新政策，那些在学校里和不太富裕家庭的孩子有过一定接触的富裕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选择跑得最快的孩子，即使这个孩子来自贫困家庭，因为相约一起玩耍看上去不再那么可怕。那些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同在一个研究小组的孩子，甚至更有可能邀请贫困孩子和他们一起跑步和玩耍。熟悉发挥了它的魔力。
争取公平录取的学生与哈佛大学
这一证据的一个含义是，教育机构学生群体的多样性，其本身 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会持续地影响偏好。美国的平权行动最初的设想，一部分是作为对历史不公的补偿，一部分是将白人和其他种族之间的竞争环境拉回到平等的水平，因为白人拥有几代人的高等教育优势。但实际上平权行动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这些范围。关于接触对宽容影响的27 项随机对照试验表明，这种融合是我们让社会变得更宽容、更包容最有力的工具之一。问题是，平权行动本身现在就是一个两极分化的想法。
2018年春天，纽约市在重新设计精英公立学校的招生系统时遇 到了困难。这些精英学校当下的招生系统是基于一项考试，而录取的拉美裔和非洲裔美国人非常少。与此同时，亚裔美国人以歧视为由起诉哈佛大学以实现多元化为由，人为地限制亚裔美国学生的录取人数。此外，特朗普政府一直敦促学校停止在做出录取决定时将种族因素列人考量范围。到目前为止，美国最高法院顶住了各方的压力禁止任何种族歧视，但不清楚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
在印度，争论则主要围绕历史上受歧视的种姓在教育机构和政 府工作中的实际配额展开。高等种姓对这种配额制度强烈不满，尤其是初看时感到它保留的名额因为分配比例失当，使得低等种姓获得了更多的特权。而在高等种姓看来，低等种姓不那么需要这些名额。（低等种姓被诗意地称为“奶油层”。）为此，高等种姓频繁地发起抗议活动和法律诉讼，挑战配额制相关法律的有效性。印度法院系统一直对这种抱怨抱以同情，并将获得配额的资格同收入条件挂钩：你必须足够贫穷才能获得资格。与此同时，其他社会团体一直在游说，希望政府将它们纳入配额。这将最终产生稀释配额的效应。结果，围绕是否保留这一制度的争斗在这个国家的某个地方一直不断地上演，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价值”在这场争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争论的核心是，考试分 数提供了一种客观标准衡量价值，也是一种衡量候选人是否适合这份工作或大学入学资格的标准。因此，平权行动是对“有价值的”候选人的歧视，正如他们在印度的称呼一样。考虑到我们在本章已经看到的全部内容，这似乎是一个非常不可能的命题。自我歧视会破坏自信和测试表现。就因为你刚好来自一个特殊的群体，从小到大被学校老师和工作主管轻视、俯视、无视、鄙视的经历让你更加难以达到目标。再者，我们都知道，家里堆满了书籍，餐桌上的话题经常围绕着数学或哲学的要点问题，不管你是否一直喜欢，当你写大学论文时，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就成为一个明显的优势。一个低等种姓候选人，高中毕业考试的表现和阿比吉特一样优秀，必须经历更多的磨难才能获得那个政府的工作职位或大学入学资格。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候选人可能拥有更高的天赋。
两位一流实证经济学家，戴维•卡德和彼得•阿西迪亚科诺 (Peter Arcidiacono ), 在学生争取公平录取对哈佛大学一案中，被诉讼双方聘请作为各自一方的证人。他们之间争论的本质，是价值观念的模糊不清。站在原告一方，阿西迪亚科诺认为，亚裔肯定受到了歧视，因为被录取的亚裔在学习成绩和考试分数上的表现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加优秀。换句话说，同样的考试分数，亚裔学生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可能性低于白人学生(或非裔美国人)。
站在哈佛大学一方，卡德对阿西迪亚科诺的分析提出了很多异 议，强调保持学生父母背景和专业选择多元化的目标是合理合法的。但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卡德和阿西迪亚科诺对“人格评分”的解释。人格评分旨在表现申请人的领导品质和正直品格。亚裔学生人格评分较低，但在学业和课外活动方面的评分较高。一旦将评分加总，我们会发现,亚裔学生被录取的可能性并不比白人学生低。
对于卡德来说，这证明哈佛大学没有歧视。阿西迪亚科诺则主 张，这种人格评分正是哈佛大学歧视亚裔的方式。在这场辩论中，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与历史相似之处没有被忽视。20 世纪 20 年代，时任哈佛大学校长阿博特•劳伦斯•洛厄尔( Abbott LawrenceLowell) 试图引入配额制度，以限制犹太人入学。这一招失败了，但他建立了 “整体”录取制度，重视个人品质而不是分数，以此来限制犹太学生的数量。争取公平入学的学生想要证明，这种情况正在再次发生。
这场辩论说明了对价值观念本质上的背叛，以及构成品质的主 张是什么样的。一方面，“个人品质”可能反映的是(也许是无意中)属于哪个有着秘密握手仪式的俱乐部，而普通的公立学校则未曾教授这些。人格评分可能确实是一种不那么值得称道的方式，可以将某一类学生拒之门外，并确保精英地位在两代人之间顺利延续。另一方面，在申请人当中，非洲裔美国人的人格评分系统性地高过白人或亚裔，这一点很可能反映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因为哈佛大学招生要求优秀的学业成绩，那么只能这样认为，一个来自弱势背景的孩子可能拥有非比寻常的个人能力，尤其是因为这个孩子可能不得不在更糟糕的学校或者更有挑战性的家庭环境下挣扎求存。
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解决办法。作为培养下一代领导人的旗舰 院校，哈佛大学显然需要找到地方安置来自各个社会群体的学生。而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相较于该群体在总体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如果拥有过多的代表，那么既不可能是民主制度的期望，也可能会引发政治问题。但我们需要就平权行动的设计展开更透明的社会对话。当下，平权政策的落实是规避种族概念，而不是直接面对，这可能远远谈不上完美。哈佛大学的挑战既是不可避免的，也可能是值得的，它让社会直面自身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