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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税率和文化改变
丹麦问题的一种回答可能是，金融在英国和美国比在欧洲大陆上 更具统治力，对于这些国家的精英毕业生来说，或许也是更具吸引力的选择。①与此相关的是，股票期权(更普遍地说，是与股票市场相关的补偿)更可能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中使用，因为那里有更多熟悉股票市场的人和更多进行股票交易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司。
高税率和文化改变
正如托马斯•皮凯蒂所说，低税率也可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当最高收入者的税率达到或超过70% 时，企业更有可能认为支付高额工资是浪费他们的钱，从而削减最高工资。在这种税率下，董事会面临一个严峻的权衡：当面临 70% 的边际税率时，是给经理人 1 美元的薪水，而他最终到手的只有 30 美分，还是给企业留下 1 美元的收入？这令首席执行官的薪水大打折扣，而董事会可以选择以其他更便宜的“货币”向首席执行官支付薪水，如允许他推进自己想做的项目。可能这并不总是股东想要的(他们希望获得更高的利润，而不是企业规模)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经济学家一直在关注管理者建立帝国的想法，但对工人或整个世界可能会更好。例如，首席执行官可以优先考虑发展公司，和员工搞好关系，
① 沙尔夫斯泰因(Scharfstein) 和格林伍德( Greenwood) 的研究表明，在欧洲 大陆的大多数国家，金融业在经济中所占份额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没有增长多少，甚至有所下降。具体请参考二人合著的《金融的增长》一文，该文索引信息如下： "The Growth of Finance,n Journal of EconomicPerspectives 27,no. 2 (2013): 3-2& 或研发一些对世界有益，对股价未必有利的新产品。为了让他们的首席执行官满意，股东可以容忍这些。甚至这可以部分解释，当执行最高税率时，员工的工资依然上涨的原因。
因此，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极高的最高税率（仅适用于 极高的收入）的意义不在于“剥夺富人”，而是“消除”最高收入。几乎没有人最终支付需要按最高税费扣税的收入，因为那些非常高的收入几乎都消失了。"而当最高税率降至 30% 时，超高薪水才再次变得具有吸引力。
换句话说，较高的最高税率实际上不仅可以减少税后的不平等, 而且可以减少税前的不平等。这很重要，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讨论的那样，近十年来欧美之间的不平等差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税前的不平等。还有一些证据表明，最高税率的下降可能与下述情况有关:从1970 年至今，在国家层面上，最高税率削减幅度与不平等加剧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最高边际税率一直居高不下的德国、瑞典、西班牙、丹麦和瑞士，但其国内的最高收入占比并没有急剧增加。相比之下，美国、爱尔兰、加拿大、英国、挪威和葡萄牙大幅降低了最高税率，同时最高收入占比出现了大幅增加。57
但是，除了税率以外，也可能是文化变革创造了可以接受高薪 的美国社会。毕竟，如果我们对他们主要靠租金获得收入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金融界人士该如何说服他们的股东和全世界，他们可以因为自己的服务获得如此高的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