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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腐败的执念
的美国慈善组织在经营这些学校的过程中，竟然卷入了一桩令人震惊的性虐待丑闻。"由此可见，灵丹妙药是不存在的。
对腐败的执念
对政府持怀疑态度的部分根源是人们对政府腐败的执念，这种 情况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或许是因为政府官员靠纳税人的钱过着舒适的生活，从而冒犯了纳税人，因此，腐败常常成为政治竞选的核心话题。一种假设认为，如果有足够的政治意愿，腐败或将消失。这种假设自然有其真实之处，毕竟，当政府的头头脑脑们自己都忙着发财时，你怎么能指望腐败消失呢？
但那种认为只需政治决心就能根除腐败的观点忽视了腐败的根 源和我们控制腐败的能力。正因为政府做了市场不愿做的事情，他们才容易受到腐败的影响。以污染罚款为例。造成污染的人很乐意付一部分罚款给污染控制办公室的官员，以便消除造成污染的证据。但如果让一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营企业去管理污染，并收取罚款，情况会有所改善吗？很可能不会，因为他们至少和你一样喜欢钱。此外，私人征税（即“包税制”①）的历史告诉我们，鼓励代理人去征税（或收取罚款）有可能会敲诈那些原本不需要缴税的人。
而最好的公立学校的名额也是个问题。对于一名学校官员来说， 接受一笔贿金为一个有钱却不合格的学生打开一扇门是很诱人的。但这与政府本身无关，而是与名额分配有关。每当一种商品被定量分配时，人们就会强烈地希望以某种方式购买。这一点在2019 年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等私立精英大学的录取丑闻中得到了充分证明。有些父母虽然比较富裕，但财力还不足以为其子女支付走后门的全部费用（比如，给大学捐建一栋楼），这样一来，他们就会选择与这个大学的某个顾问合作，这名顾问能把这些父母引向一个成本较低的后门（比如行贿大学的某个体育教练）。
更广泛的观点是，我们的社会目标常常促使我们不去遵循市场 的指令。征收罚款没有纯粹的市场化解决方案；公立的中小学收费之所以很低，私立大学之所以不会根据市场能够承受的最高价格去收学费，是因为我们希望那些贫穷却有才华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
① 包税制（tax farming ）,指国家将政府的征税活动承包给出价最高的投标者，后 者只需要事前付给国家某个定额的租金就可以保留多余的税收收入。——译者注的机会。但无论何时，只要有人试图干预市场，就会存在作弊的诱惑。由于政府的工作性质是在市场面前进行干预，所以政府的反腐败斗争尽管初衷是好的，但必将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
此外，打击腐败绝非没有代价。在意大利，一个名为Consip 的 政府性联盟组织应运而生，以应对接二连三的腐败丑闻。它的工作是代表政府部门采购物资。它所采购的东西不时地发生变化，因此，有时政府部门不得不自己采购某些东西；而在其他时候，他们依赖于 Consip 组织。如果政府部门可以使用这个平台去采购物资，那么他们大部分情况下都会使用它，但这个平台采购的产品往往要耗费更多的政府资金，因为市场上通常存在一个更便宜的替代品。换句话说，各部门本来可以按照更便宜的价格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只要可以通过 Consip 组织采购，他们就决定不行使这一选择权。因此，总体而言，这个组织是在浪费政府资金。有鉴于此，相信政府官员，不给他们施加各种限制，让他们放手去做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或许不失为一个更好的方法。19
为什么几乎每个人明明知道可以通过其他渠道买到更便宜的产 品，却偏偏通过Consip 组织花更多钱去采购呢？或许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可以让自己免受腐败指控。政府官员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们也希望尽力避免麻烦。比如，美国的医生建议病人接受过多的检查以避免医疗事故诉讼。再比如，有些大公司仅仅指定一家旅行社为所有员工提供差旅服务，这虽然有助于降低员工虚报账目的风险，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大公司最终会在大部分机票上付出更多的成本，因为员工为了避免麻烦而根本不会去寻求最佳交易。
这说明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目前打击腐败的方式是提高透明 度，即政府的工作应该接受外部人士的监督，比如独立的公共审计机构、媒体和公众。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许多情况下，提高透明度有助于反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让最终受益人知道自己有权获得什么，从而能让他们发现应得与实际所得之间的差异，堪称打击腐败的有力工具。”然而，正如Consip 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一味强调透明度也存在一个不足。监督工作往往依赖于外部人员，而这些人员理解大局的能力有限，或无法评估总体社会目标的实现情况，他们能做的最多就是核实是否遵循了正当程序。反过来，这意味着官僚们往往会耗费大量精力去思考怎样做才算正确，才能避免引起关注和避免麻烦。这催生了一种特别注重遵循条条框框的刻板倾向，即使这些条条框框的精神有悖于经济原则，也在所不惜。
将官僚和政客们描绘成笨拙的白痴或腐败的无赖（对此，经济 学家可能要负部分责任），是极具破坏性的。
首先，它引发了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即使在政府部门明显需要 扩张的时候，相关提议依旧招致反对，今天的美国就存在这个现象。在我们对美国受访者的调查中，对官僚的信任程度和对经济学家的信任程度一样低：只有26% 的受访者对公务员怀有“几分”或者“许多”信任感。"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很少人认为政府能够成功解决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
其次，它还影响人们为政府效力的意愿。政府要实现良好运作， 吸引合格人才至关重要。但对于一个很有才华的美国年轻人来说,考虑到政府的名声欠佳，从政对他而言是没有吸引力的。从来没有一个即将拿到毕业证的大学生告诉我们他打算到政府部门工作。把政府归入名声不佳的行列可能会演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只要那些能力较差的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名声越来越不佳，这更容易导致人才不愿意加入政府。然而,在法国则是另一番景象，为政府工作是有声誉的事情，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愿意跻身政府。
政府的形象也影响到为其效力者的诚信度。印度的一项研究复 制了我们在第四章中讨论的针对瑞士银行家的实验，22 印度的参与者（这次是大学生）被要求在一种私密状态下掷色子 42 次，并记录每次掷出的数字，不同数字会带来不同的奖励：如果掷岀的数字是 1, 则可获得 0.5 卢比的奖励；如果掷出的数字是 2, 则可获得 1 卢比的奖励；如果掷出的数字是 3, 则可获得 1.5 卢比的奖励，以此类推。学生们享有充分的自由空间,使他们能够自由地对掷出的数字撒谎，结果撒谎人数的比例与瑞士那次针对银行家的实验大致相同。正如那些被提醒自己的身份是银行家的人在实验中更容易作弊一样，那些在印度打算为政府工作的学生也更容易作弊。”相比之下，当这项研究被复制到丹麦时（丹麦对于本国政府部门的清廉非常自豪），研究人员发现了与印度截然相反的结果:那些打算加入政府部门的人作弊的可能性要小得多。24
再次，如果政府中的大多数人不是贪腐就是懒政（或者两者兼 具），那么他们无异于在剥夺整个社会的创造力，驱逐具有创造力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剥夺这些官员的全部决策权是有道理的。这直接影响到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在最近于巴基斯坦进行的一项实验中，给医院和学校的采购人员提供更多的灵活空间，给他们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来购买基本用品，大大提高了他们通过谈判获得低价的能力，从而为政府省下了一大笔钱。25
在最需要人才的时候，给政府官员和政府合同设置太多的限制 会打击人才的积极性。尽管美国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没有一家大型科技公司愿意竞标为奥巴马医改建立配套设施的计算机系统。原因很明显，做政府承包商受制于太多的条条框框，以至很少有公司愿意这么做。《美国联邦采购条例》多达1 800 页。因此，为了赢得一份政府合同，擅长文书工作比胜任这份工作更重要。"在经济开发领域，那些有系统地竞标并赢得美国国际开发署合同的承包商被称为“环城路强盗”①，其他组织即便拥有实地开发的相关经验，也很难从这种政府采购合同中分一杯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