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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加关税，那要怎么做？
对美国来说，贸易战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种世界末日。虽然美 国可能会保住钢铁行业的一些工作岗位，但也有可能对其他行业造成新的重大伤害。美国经济将会很好，但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不会生活得更好。
如果不加关税，那要怎么做？
贸易的主要问题在于，因之而产生的失败者远高于施托尔珀-萨 缪尔森理论给出的数量。因此，似乎任何解决方案都应该提供两种方式，要么帮助失败者搬家或换工作以限制失败者的数量，要么找到一种更好的补偿方式。
贸易的负面影响如此集中，从好的方面看的确有一个好处，我 们可以确切地知道上哪儿能找到受害者。那么为什么不向那些出局的行业的工人提供帮助呢？事实上，这就是贸易调整援助计划背后的想法。TAA 为工人支付培训费用（每年高达 1 万美元），而受过培训的工人可以领取最多 3 年的失业救济金。这些恰恰给了他们一定的时间谋求自立。唯一的问题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项计划的范围仍然太小。
遗憾的是，TAA 的规模一直无法扩大，并不是因为 TAA 作为 一个概念非常低效，而是因为资金严重不足。为了获取资格申请 TAA, 工人必须向劳工部提交相关文件。申请文件会被分派给一位社工，由他进行审核并判定申请者是否符合条件。判定的依据则是工人之前所在的企业工作岗位消失的原因是否符合如下几种：进口产品的竞争、业务外包，或者是其他与之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受贸易冲击陷入困境进而引发连锁反应。
做出这个决定涉及一个复杂的判断，而某些社工会比其他人更 倾向于做出有利于工人的裁决，然后向他们提供援助。一项研究提出，将一份申请分派给特定的社工，而由此产生的最终判断或多或少有随机性。72 为了证明这一点，研究人员从一个包含30 万个申请人的数据库中挑选案例进行比对。一类申请人的申请被分派给心肠更软的社工，另一类则被分派给心肠更硬的社工。通过对比发现,被分派给心肠更软的社工的申请人更有可能获得 TAA, 由此更有可能接受培训、更换部门、挣到更多的钱。总体来看，获得 TAA 的工人一开始必须放弃 1 万美元的收入（因为他们在接受培训期间无法工作），由政府为他们支付培训的费用。但在接下来的 10 年里，接受再培训的工人比未接受培训的工人要多挣 5 万美元。经过再培训的工人和未经培训的工人的工资水平想要回到同一水平线则需要 10 年的时间。因此，尽管很难以培训为理由从银行那里获得贷款，没有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也难以承受，对工人来说， TAA 仍然是一项物有所值的投资。
那么,为什么像TAA 这样效果显著的项目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 持，使用率也不足呢？部分原因是，直到最近的这项研究结果发布之前，不论政策制定者还是公众都不知道这个项目是有效的。这可能也反映了贸易经济学家对这类政策缺乏兴趣。经济学家也不喜欢过于依赖主观判断的项目，担心项目被滥用的潜在可能性。而在政治层面上，把大笔资金花在贸易调整上，会让公众更清晰地认识到，贸易调整的成本实际上非常巨大，而这可能会造成民意的反弹。
一个摆在眼前的做法是扩大像TAA 这样的项目，对个人更大 方，让申请也更容易获批。例如，可以效仿《退伍军人权利法》（ GIBill） 对 TAA 进行修订，向那些因贸易冲击而“退出现役”的工人支付足够的费用，让他们可以重新开始接受教育。《退伍军人权利法》规定，退伍军人可以获得最高达 36 个月的教育补助，可以支付公立学校的全额学费；全日制学生可以获得最高 1 994 美元的学费补助（在职课程则按一定比例发放）；最后还有住房补贴。了彳新的 TAA 可以照方抓药，再加上延长在校期间的失业保险。我们知道，贸易中断会对当地市场产生强烈的影响。因此，在众所周知的受贸易冲击影响特别大的地区， TAA 可以更慷慨一些，以避免受影响的劳动力市场陷入恶性循环。
从更普遍的情况来看，贸易造成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员和 资源的不流动有关。商品的跨境自由流动与国内流动不相匹配。我们在第二章末尾讨论的所有鼓励国内迁移的解决方案，以及迁移者之间的无缝整合（补贴、住房、保险、托儿方面的帮助等），都将有助于适应贸易冲击。
但同样明显的是，无论TAA 劝导与否，流动性并不是所有工 人的理想解决方案。某些人可能不想或者没有能力接受再培训；另一些人可能不想换工作，特别是新工作需要搬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对那些年纪大的工人来说，情况可能尤为如此。在他们看来，再培训会很困难，就算完成了再培训，也不会比年轻人更容易找到新工作。事实上，一项研究发现，在大规模裁员之后，年纪大的员工很难找到新工作。 55 岁时遭遇大规模裁员的男性和女性，在两到四年后仍然处于失业状态的概率，和那些躲过大裁员的同龄人失业的概率相比，要高岀至少 20 个百分点。这种失业对较年轻的工人也会产生永久性的影响，但影响远没有这么大。75
被解雇的老员工往往也是那些长期职业生涯里一直从事某项特 定工作的人。对他们来说，他们从事的工作提供了一种自豪感和认同感，并决定了他们在社区中的地位。让他们接受培训去做一些完全不同的工作，很难补偿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损失。
那么，为什么不向那些受到贸易负面影响的企业（尤其是那些 位于受影响最严重地区的企业）提供补贴，只要它们继续雇用老员工？拉里•萨默斯（2009 年至 2012 年担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 ） 和爱德华•格莱泽（ Edward Glaeser） 最近主张在某些特定领域削减工资税。然而，如果一家企业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减税可能还不足以说服企业保留员工。进一步明确部门和领域，并将减税限定在 55 岁至 62 岁之间（可以申请社保和退休的年龄）的已就业工人身上，这样就能够在每个人身上花更多的钱。必要的时候，对公司的补偿甚至可能超过雇用一个全职工人的成本。当然，不是每一家企业都能获救，但在最紧要的领域会有大量工作岗位被保留下来。这样，社区不会分崩离析，这些企业也能熬过必要的漫长转型期，找到新的发展道路。实现这一切最合理的方式是利用一般税收收入。鉴于我们所有人从贸易中受益的程度，我们理应共同承受相应的代价。让农业工人失业的做法，正好让钢铁工人可以保住自己的工作，但这样做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但这恰好是征收关税会达到的效果。
当然，这项建议并非没有实际困难。受影响的企业需要鉴别， 那么就一定会有企业开展游说，试图规避规则。这项提议还可能被视作一种贸易保护形式，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但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关于如何鉴别遭受贸易冲击的企业，TAA 计划已经认可了一套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一套机制来裁决企业的主张。为了避免被怀疑是贸易保护，这一条款的适用范围可以延伸到因技术中断而失去的工作岗位。
当我们需要做出改变，搬离家乡，失去我们理解的美好生活和 工作，这对我们来说很痛苦。而首要问题是我们需要正视并积极应对这种痛苦。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被公众强烈反对自由贸易搞得措手不及。尽管他们早就知道，作为一个群体，工人在富裕的国家里可能因为贸易而蒙受苦难，在贫穷的国家则会从中受益。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觉得工人可以换工作或居住地，或两者兼而有之是理所应当的。如果工人们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这种看法影响了社会政策，并在“失败者”和其他人之间制造冲突。如今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情况正是如此。
---第四章---
喜欢、想要和需要
越来越多地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不同种族、不同宗教、 不同民族甚至不同性别的敌意，已经成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领导人的主要活动。从美国到匈牙利，从意大利到印度，有的政治领导人要么干脆打起种族主义的旗帜，要么煽动偏见，要么两者兼而有之，并以此作为政治纲领。这样的领导人正在成为本国政治版图里举足轻重的角色，自下而上深刻影响到选举结果和政策制定。2016 年的美国，要预测一个共和党人是否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最有效的因素之一是内心深处对白人身份的认同程度，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因素，比如说经济焦虑。1
我们的领导人每天挂在嘴边的恶意语言，让某些观点的公开表 达变得正当化了。可能某些人很早已经抱有这些观点，但很少会大声说出来或付诸行动。有一个事例反映了日常生活里的种族主义。美国一位白人妇女在超市打电话报警，怀疑--位黑人妇女正试图出售食品券，而这一切只是她无意中听到对方的一段电话而做出的推测。在报警的过程中，这位白人妇女几乎直白地高喊道：“我们要建起那堵墙。”从字面上看，这句话毫无意义：被指控者是一名美国公民，和她的白人批评者都处在这堵假想“墙”的同一边。
当然我们都明白她的意思。她借用特朗普总统比喻的“墙”将 种族隔离开来以打造她偏爱的社会，这样社会上就没有一个和她不同的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墙”会成为美国政治的一个热点，一种一方梦想而另一方恐惧的形象。
在某种程度上，偏好就代表它们本身。经济学家对偏好和信念 做出了鲜明的区分。偏好反映的是，在已经掌握可能需要的一切信息——而不是在不知道各自优点，并可能因此被信息动摇的时候，我们更喜欢的是蛋糕还是饼干，是海滩还是高山，是棕色人种还是白色人种。人们可能有错误的信念，但他们不会有错误的偏好一一那位超市里的女士可以坚持认为她没有讲道理的义务。然而，在我们陷入更深的种族主义泥潭之前，试图理解人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观点是值得的。特别是，如果不解决这些偏好代表了什么、从何而来的问题，就不可能思考我们在本书中将面临的政策选择。当我们讨论经济增长的极限、不平等的痛苦，或者环境保护的成本和收益时，我们无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区分个人需要和愿望，以及整个社会应该如何重视这些欲望的问题。
不幸的是，传统经济学在这方面缺乏研究，因此帮不上什么忙。 主流经济学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容忍人们的观点和意见：我们的观点和意见可以不同，但我们谁能做出评判呢？我们可以大声说出事实，让人们获得正确的信息，但只有他们才能决定自己喜欢什么。此外，人们往往希望市场能够解决偏见的问题。那些碰巧有狭隘偏好的人理应在市场上消失，因为宽容是一种良好的商业行为。举例来说，一位不愿为同性婚礼烤蛋糕的面包师，将失去所有同性婚礼的销售收入，而这些收入将被其他面包师们收入囊中。其他面包师会赚到钱，但他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