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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社会福利计划
我们认为，资助和关注之间的失衡应该是社会政策设计者考虑 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当前的辩论中，有些人站到了一个极端，认为对于市场经济中的那些失败者，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给他们一些钱，放开他们，任由其寻找自己的生存之路。有些人却站到了另一个极端，几乎不相信穷人有能力照顾好自己，因此主张或者让他们听天由命，或者深度介入他们的生活，限制他们的选择，惩罚那些不顺从者。站在前一个极端的人表现得好像公共福利计划受益者的自尊不是问题，站在后一个极端的人却要么不在乎，要么认为如果穷人需要公众帮助，丧失尊严就是他们需要付出的代价。然而，很多干预穷人生活的公共福利计划并没有考虑到穷人也渴望获得尊重。因此，即便那些需要社会干预自己生活的穷人也不支持这类社会计划，很多这类政策走向失败的一个原因，或许正是没有考虑到穷人的尊严。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探讨这种特殊视角对社会政策设计的影响。
设计社会福利计划
目前，至少在社会福利计划中，没有哪个计划的设计者数量能 够超出“全民基本收入”计划（UBI） 了。这个计划看似简洁优雅,起源于 20 世纪中叶，属于现代社会的福利计划，深受硅谷企业家、媒体专家、某些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古怪政客的欢迎。该计划设想政府不管每个人的需求如何，都派发一笔可观的基本收入保障 （ 美国曾经提出每月给每个公民派发 1 000 美元 ）0 这对比尔•盖茨来说无非是一小笔零花钱，但对那些失业者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如果他们真的失业了，那么他们就算一辈子不工作，也能每个月固定领钱。硅谷之所以喜欢这个计划，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科技创新可能会造成大量失业，这个计划可以为失业者兜底，不至于造成社会混乱。本欲取代弗朗索瓦•奥朗德 (Francois Hollande ) 出任法国总统的社会党候选人伯努瓦•哈蒙 (Benoit Hamon ) 曾试图利用这一点来重振他的竞选活动，最后以失败告终；希拉里•克林顿( Hilary Clinton ) 偶尔提到此事(她最终也输了)；瑞士对此进行了公投(但只有 1/4 的选民投了赞成票)；在印度，它最近出现在财政部的一份官方文件中，而且参加选举的两个最大政党都在各自的平台上提出了某种形式的“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事实上，财政部和竞选政党提出的方案，都不是普遍性的，不会把福利金派发给每一个人 )o
许多经济学家一至少可以追溯到米尔顿•弗里德曼，都赞 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不应干涉受益者的生活。正如我们所讨论的那样，许多经济学家已经习惯性地认为人们最了解什么对自己有利，认为没有理由相信政府官员更了解受益者的真实需求。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把现金交给受益者显然是正确的做法，因为受益者知道这笔钱怎么花才算最好。如果买食物有意义，他们就会买食物；如果买衣服更有用，他们也有权做出决定。像美国的“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NAP ) 这样的项目，只能花在食品上，则显得政府之手伸得过长了，对受益者的干涉太多。同样地，如同墨西哥“进步”计划及其诸多效仿者实施的“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那样，虽然派发现金名义上是奖励受益者的“良好行为”，但其实只不过是让人们为了这个目的俯首帖耳。如果某个行为真的是“良好行为”，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去做，反之，如果人们不认同，不去做，那么人们的选择更可能比政府还正确。 2019 年，左倾的墨西哥政府宣布计划用“无条件转移支付”计划取代“有条件转移支付”的 Prospera 计划，并指出如果要求妇女必须参加健康研讨会和接受医学检查（以及履行其他义务）才能获得社会福利，那么这些事情会成为妇女的负担。1
如果一个社会福利计划是面向所有人，而不刻意瞄准和监控受 益者，那就真是具有一大吸引力。大多数社会福利计划都有复杂的筛选和监控规则，以确保福利发放给正确的人。要确定受益人是否在儿童教育、健康检查等方面满足接受福利救济的条件，成本并不低。在墨西哥，将100 比索转移到一个家庭，成本大约是 10 比索。在这 10 比索中， 34% 用于确定受益人， 25% 用于确保受益人符合获得“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罗列出来的条件。2
有些社会福利计划的申请规则纷繁复杂，导致很多条件合适的 申请者很难提出申请，这可能会导致实际受益者远远没有预期中的普遍。在摩洛哥，埃斯特•迪弗洛研究了一个存在这种情况的社会福利计划。该计划的初衷是为贫困家庭提供补贴贷款，帮助他们在家里接通市政自来水管道的项目。3 当埃斯特首次访问这个项目覆盖的社区，评估法国自来水服务公司威立雅公司实施这个计划的效率时，该公司自豪地向她展示了一辆“威立雅巴士”，从一个社区开到另一个社区，向市民提供有关这个福利计划的信息。但奇怪的是，宣传车里面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埃斯特挨家挨户地走访，结果发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人们通常对这个福利计划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但并不知道怎样提出申请。事实证明，这个申请过程并不算简单。符合条件的潜在申请人在宣传车上无法直接申请，必须带着一些证明自己住所和产权的文件去市政厅申请，还必须亲自填写一份申请表，几周之后再去市政厅看看是否获批了。埃斯特及其同事提供了一项简单的服务：派人到居民家里，把所需材料复印一份，帮居民填好申请表，然后一并送到市政厅。这非常有效：申请率增加了 7 倍。
更糟糕的是，那些被复杂注册过程吓到的人往往是最需要帮助 的。在德里，生活困难的寡妇和离异妇女有权每月申请1 500 卢比补助（考虑到购买力平价和生活成本，约合 85 美元）。对于这些女性而言，这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申请率很低：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符合条件的女性里面，有 2/3 没有申请这个项目。"原因之一可能在于申请程序涉及一套复杂的规则，大多数女性无法理解，或者不知道怎么游刃有余地处理。
为了了解申请规则本身或者人们对申请规则的理解究竟在多大 程度上妨碍了申请率，有人专门开展了一项研究，将1 200 名符合条件的印度女性随机分为四组。'一组为对照组；一组收到了有关福利计划的信息；一组在申请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信息和协助；最后一组不仅得到了福利计划的信息和协助，还在当地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陪同下到办公室去申请。结果表明，如果仅仅提供相关信息，而不帮助这些女性完成申请流程，则只是增加了申请的妇女人数，却没有显著增加最终完成申请程序的妇女人数。如果除了提供信息，还在申请过程中提供协助，则会促使更多的妇女完成申请程序。在申请过程中获得帮助的女性完成所有步骤的概率要高出 6 个百分点，被带到办公室的女性提出申请的概率要高出 11 个百分点，几乎是基本概率的两倍。重要的是，那些最弱势的妇女（不识字，完全不关心政治）从干预中获益最多，而如果没有这些协助，这些人恰恰最可能被复杂的申请过程吓得望而却步。但即使有了这些帮助，真正完成申请并拿到福利补贴的人数只有 26% （ 这些福利基本上是无条件发放的）。成功率之所以这么低，可能是因为这些女性对政府的履约能力缺乏信心，看不到自己辛辛苦苦走完申请程序的价值何在。
美国也是如此。从2008 年到 2014 年，美国政府决定，贫困家 庭的孩子入学后，将自动获得学校的免费午餐，无须父母提岀申请。事实上，早在 2004 年，这些贫困学生就有资格享用免费午餐，但必须先由家长提出申请，结果太多家长没有申请。°
美国的“营养补充援助”计划也存在类似问题。在3 万名符合 申请条件却没有申请的老年人中，随机选取一组人，告知他们符合条件；然后，随机选取第二组人，告知他们符合条件，并为其提供相关信息；最后，随机选取第三组人，不仅告知他们符合条件，提供相关信息，还为他们提供申请过程的切实协助。 9 个月后，第一组只有 6% 的人完成申请，获得相关信息的第二组老人的申请率上升到 11%, 而在那些得到切实协助的第三组老人里面，这一比例上升到了 18%o 7
在美国，被认定为穷人是一件有损名誉的事情，这种刻板观念 妨碍了符合条件的穷人去申请福利计划。人们相信任何人都能成功，对贫穷的污名化就是这种信念的产物，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方面的证据。因此，许多人拒绝向自己或他人承认自己很穷或者应该得到帮助。我们在加州研究低收入工人时就遇到了一个跟这种观点有关的案例。可以想象，人们之所以不愿意让别人给自己贴上“领取食品券”的标签，或许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历史上，工人的工资是用各种券支付的。但如今，各种福利券的受益人可以选择换一种形式，不再领取各种有形的券，而是接受政府发行的“电子津贴转账卡”，这种卡可以像借记卡一样在结账台刷卡，避免了递交各种券带来的尴尬，或者说羞辱感。但并非所有有资格参与“营养补充援助”计划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于是，布洛克税务公司(H&RBlock) 就在自己办公室里开展了一项实验。
大多数在1 月份拜访这些办公室的人都是低收入的工人，他们 期望获得退税。在一些由抽签选出的办公室里(未被选中的办公室的访客被视为“对照组”)，那些可能有资格加入“营养补充援助”计划的人收到了由一家公关公司设计的小册子。册子中将当地的“电子津贴转账卡”( EBT )描述为“金州优惠卡”( Golden StateAdvantage Card), 宣称这种卡可以帮人们在杂货店买到更多东西，并强调工薪家庭符合申请条件。对照组的成员则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食品券”福利计划，并得到一本小册子，以人们之前熟悉的措辞介绍该计划。无论是对照组所在的办公室，还是被选中的那一组所在的办公室，都拉起宣传横幅，以各自的措辞强化这些信息。我们发现，如果去除了 “食品券”这一标签，客户对“营养补充援助”计划的兴趣明显更大。8
相反，觉得自己会被不公平地排除的想法，则会阻止那些最需 要福利救济的人生出申请的念头。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旨在帮助极端贫困人群的组织反复强调必须确保福利服务惠及每一个条件合适的人。当无家可归的法国人蒂埃里•劳克(Thierry Rauch) 听说法国政府将帮助 30% 的穷人摆脱贫困时，他的第一反应却是“显然，我和我的家人不会在那个数字里”。他继续说：“如果服务不是面向每一个人，我肯定会被踢出去。”在“被社会抛弃” 了半辈子之后，他对自己能够被福利计划选中完全不抱任何信心 o 9
像这种降低福利计划效率的悲观情绪也出现在摩洛哥的社会福 利工作中。埃斯特和她的同事比较了 Tayssir 计划和“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的效果。 Tayssir 计划是一种传统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目的是解决贫困儿童上学问题。埃斯特实地走访了一个没有参加该计划的贫困家庭，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参加该计划。这家人有三个正在上学的孩子，年龄都符合该计划的申请条件。这位父亲解释说，他经常整天外出做工，甚至连续做好几天，不能确保他的孩子们按时上学，担心孩子们会过于频繁地旷课，最终导致他们失去该计划的福利救济，并导致他看起来像个糟糕的家长。